内藤湖南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顶级学者之一，在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他的思想和学术遗产还被列入“日本经典名著”和“日本思想家”的行列。

本书译自《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三卷(筑摩书房1973年初版发行本)，该书是内藤湖南关于中国绘画史的论述集成，译本选择了该书的大部分文章。根据原著的介绍，《中国绘画史讲座》的内容是根据内藤湖南在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系所做的特别讲座的笔记整理而成的。

《中国绘画史》是日本中国学著名学者内藤湖南先生关于中国绘画史的论述集成，译自《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三卷（筑摩书房，1973年），其中《中国绘画史讲座》部分涉及汉至明前期的绘画，是他在京都帝国大学讲演的笔记，其他散论包括元末四大家、清朝绘画史等方面内容。

中国绘画史讲座

 一 汉代以前的绘画

 二 六朝时代的绘画

 三 唐朝的绘画(上)

 四 唐朝的绘画(下)

 五 五代的绘画

 六 北宋的画家以及画论

 七 南宋的绘画以及画论

 八 元代的绘画

 九 明代的绘画(初期)

清朝的绘画

元末四大家

四王吴恽

清朝绘画小史

南画小论——论中国艺术的国际地位

关于高句丽古墓的壁画

插图目录

译者后记

中国绘画史讲座

汉代以前的绘画

中国最早关于绘画的记载是描述服饰的花纹，见于《尚书》中最可信的部分《今文尚书》。《皋陶谟》(古文称为《益稷》)中记述称：

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缔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关于这段文章的意思，古汉语学者和现代汉语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内容并未确定。不过文章大意讲述的是以五彩丝线刺绣出各种物象，这一点无可置疑。一般称之为“虞书十二章”，出自舜执政时代，但是该时代的故事主要是经传说流传于世，文字记载大多都是战国以后，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图案就是当时服装上的花纹。由文字可以推测出那些物象包含天地、动物、植物等，大概类似于我们今天见到的青铜器花纹。换句话说这只是花纹，有关花纹以外的实物，《左传·宣公三年》中记述了夏朝的文物：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杜预注解“远方图物”是“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铸鼎象物”是“象所图物，铸之于鼎”，而所谓“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则解释为“图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备之”。据此，似乎可以认为当时已经有图画，不过《左传》讲述的是发生在春秋时代的事，但是其中的记载是根据战国时代的传说，因此很难确定哪些是史实。

《史记·殷本记》中记述了伊尹为成汤讲述素王和九主的故事，注释中记载说图画其形，这也只不过是战国时代的杂说。《尚书·说命》讲殷高宗梦中获得神人教诲，醒后绘画出其人的图像，并在国内遍访寻找。目前所见到的《说命》只是伪古文，古人早就怀疑其中的史实价值，也就是说这仅是古时的传说，并不能证明当时已经存在绘画。不过，在殷代，人们已经在青铜器、骨器、陶器上雕刻各种图案，其中不乏动植物等，所以即使不能确定当时是否有纯粹的绘画，但是可以肯定已经存在类似绘画之物。青铜器上的文字中也记述了类似绘画之物。

《周礼·秋官·大司寇》中记述周代的情形时说：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

此文意思是正月伊始，官吏将刑罚的场面描画成绘画，悬挂在城门楼上，使百姓畏惧刑罚，不敢犯法。在古代，向百姓出示刑罚的图画从而预防犯罪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无论《周礼》的真实性如何，上述的情景应是发生在周代初期的史实。《孔子家语·观周篇》中记载，孔子在周朝的明堂曾经亲眼见过四面墙壁上悬挂着尧舜和桀纣的画像。另外还记述说有一张画上描绘的是周公辅助成王当朝执政，背对斧扆(朝廷大厅的屏风，上面描绘着板斧的图形)面朝南。不过，现在的《孔子家语》据说是三国时期王肃所作的伪书，尽管书中的内容取自古书，但是仍然不能完全相信。不过，孔子在世的年代应该有独立的壁画。《楚辞》中有关于壁画的记载，据汉代王逸的《章句》介绍，楚国的宗庙中描绘着许多古代的图画，即天地山川神灵。《楚辞·天问》就是作者以向这些图画发问的形式写成的。不过，这也是后汉壁画兴盛时期撰写的《章句》中的说法，究竟在楚国的时代是否有此史实，则未必可信。但是，《庄子·田子方》曾记述画史，《韩非子·外储说》中讲画狗马难而画鬼神易，由此可知战国时期已经有专司绘画的画家。不过，《庄子》和《韩非子》的内容是否全部是当时所作并不十分清楚，特别是像《田子方》那样的文章更是如此。相比之下，《韩非子》则比较可信，也就是说在战国时代绘画就已经相当发达。《史记·田单传》中记载田单将火牛用于战争，其中有描绘五彩龙纹的记述，这段文字近似史实。《穆天子传》中有一个画家名叫“封膜”，该书可以说是描述战国时代的小说。总之，从战国时代起，就已经有专门画家负责制作绘画。

汉代绘画已经相当发达。《史记·留侯世家》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了肖像画。据《汉书·霍光传》记载，武帝命黄门画师描绘周公负成王的画像赐给霍光。《郊祀志》记述说甘泉宫中台室中有绘画，描绘着天地太一诸鬼神等，《景十三王传》记载说广川惠王越的宫殿门上有一幅画，描绘的是一个名叫成庆的勇士身穿短衣大绔，佩戴长剑。这些绘画的题材都取材于古代故事，查阅其他的书籍也可以证实这一特点，可见当时比较流行肖像画以及壁画。《汉书·苏武传》记述了麒麟阁中有功臣像，《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平定匈奴立下战功后，他的画像和霍光等人的一起被悬挂在未央宫中。王充的《论衡·须颂篇》也记述说宣帝在世时曾命人描绘汉代诸多名士的肖像，没有名列其中的人的子孙以此为耻，大概这类画像可能是肖像画，也有可能是壁画之类。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是一篇著名的作品，这是他亲眼见到灵光殿之后撰写的赋，根据其中的内容推测，如同《楚辞·天问》一般，殿中的壁画上描绘着天地山川动物以及古代的帝王形象。赋是后汉时期的作品，宫殿则是前汉时期的建筑，因此这些壁画应该是前汉时期就已经存在。至今中国的民间风俗中仍然有在门上张贴面目狰狞的鬼神画像的习惯，这称为“神荼郁垒”，人们认为用苇索可以抓住鬼。这种风俗在《山海经》中就已经有记载，应劭的《风俗通》说自汉代便有在门上画鬼神避邪的风俗。

后汉光武帝时，人们将当时的功臣称为“云台二十八将”，后来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曾经描绘过这些人的肖像。永平年间明帝还曾赐给王景《禹贡图》，建初六年，章帝还曾赐给东平王刘苍《列仙图》，顺烈梁皇后还曾将刘向《列女传》中的图画放置在左右，引以为鉴。由此可见，当时已经有类似卷轴之类的图画。以往，人们为了证明这类记录，只有使用石刻画像作为实物证据。后汉安帝元初五年(118)建造的嵩岳太室石阙中西阙上有铭文，其四周和东阙的全部图案都刻有人物、动物、建筑以及各种花纹(图1和图2)。P1-4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宫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沉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男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常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本书译自《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三卷(筑摩书房1973年初版发行本)，该书是内藤湖南关于中国绘画史的论述集成，译本选择了该书的大部分文章。根据原著的介绍，《中国绘画史讲座》的内容是根据内藤湖南在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系所做的特别讲座的笔记整理而成的，最初是在1930年代刊登于《佛教美术》杂志上，《清朝的绘画》刊载在《大阪朝日新闻》(1916年8月8日—19日)，《元末四大家》则发表在1920年2月《历史和地理》第五卷第二期上，《四王吴恽》是1918年9月30日发表的《四王吴恽》的序文，《清朝绘画小史》发表在1915年1月《艺文》第六年第一期，《南画小论——论中国艺术的国际地位》是1921年11月在南画院讲演会上的讲演稿，《关于高句丽古墓的壁画》是1919年4月5日在大阪朝日新闻社主办的国华社讲演会的演讲速记讲稿。

内藤湖南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顶级学者之一，1866年出生于秋田县鹿角郡毛马内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本名叫虎次郎，号为湖南。内藤湖南毕业于秋田师范学校，早年曾经做过小学教师，后来前往东京，长期活跃在报界，担任过记者、编辑和评论员。其间，他努力钻研中国历史，深受清朝考证学的学术风格的影响，从而批判日本传统的汉学，提倡考证学。1907年，内藤湖南四十岁时应召担任京都帝国大学历史专业的中国史学讲师，由于他学识渊博，通晓中国史学，尽管没有大学学历，在四十四岁时即被破格提升为教授，和讲授中国哲学和文学的狩野直喜教授一起并称为京都中国学的泰斗。内藤湖南在历史学方面最主要的贡献是对于传统的中国历史提出独自的时代划分，特别是将宋代之后划分为近世的学说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他还推动了甲骨文、目录学、史学史、绘画史等方面的研究，为日本的中国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内藤湖南的观点中有一些从现今的时代来看值得商榷，有些甚至已经被否定，但是正如古人所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内藤湖南的学术思想对于我们还是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启发之处的，同时，书中插图涉及的大部分作品均已流失海外，其中有些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瑰宝，应该让当代的国人铭记在心，这也是译者翻译此书，向广大国内读者推荐的原因所在。

为了忠实原著，译文尽量保持原著的风貌，仅对个别文章略作删节，同时从现今的观点来看，有些观点和用词略有不妥，对此译者并未擅自修改，而是进行了加注说明等技术处理。同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原文，译者对一些事项添加了注释。由于时问仓促以及译者的水平所限，相信译文中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恳请各位有识之士赐教为盼。

最后衷心感谢王晓平先生再次热诚相邀，使译者继南方熊楠《纵谈十二生肖》之后又能有幸参加本系列丛书的翻译工作，同时也感谢中华书局以及马燕编辑和孙文颖编辑对于译者的鼓励和鞭策，使本书能及时问世，以飨广大读者。

2008年暮春栾殿武于日本千叶瀚海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