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布鲁克斯最为知名的文学理论著作，也是美国“新批评”理论的经典之作。本书精心选择了多部名诗加以详细剖析，鲜明地强调了文学批评中文本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布鲁克斯在这里精彩展示的文本细读与分析法，也代表了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种强有力的趋势。

《精致的瓮》是布鲁克斯最为知名的文学理论著作，也是美国“新批评”理论的经典之作。在本书中，布鲁克斯精心选择了邓恩的《成圣》、格雷的《墓畔哀歌》、华兹华斯的《不朽颂》、济慈的《希腊占瓮颂》、叶芝的《在学童中间》等十首诗，以专章的篇幅用悖论、反讽、含混、意象等理论视角加以详细剖析，从而得出了影响甚广的结论：分析一首诗应该以“结构”为本体，而不是以“内容”或“题材”为本体，这样就十分鲜明地强调了文学批评中文本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布鲁克斯在这里精彩展示的文本细读与分析法，也代表了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种强有力的趋势。

序言

第一章 悖论的语言

第二章 赤裸的婴儿与男子的斗篷

第三章 《快乐的人一幽思的人》中光的象征意义

第四章 诗歌要传达什么？

第五章 阿拉贝拉小姐个案

第六章 格雷的瓮碑

第七章 华兹华斯和想像的悖论

第八章 济慈的田园史学家：没有注脚的历史

第九章 丁尼生悲叹的动因

第十章 叶芝的花繁根深之树

第十一章 释义异说

附录一 批评、历史和批评相对主义

附录二 观念问题和认知问题

附录三 诗歌原文及参考译文

译后记

我敢说，这两段不是最重要的，尽管这些话句句都出自麦克白之口，并在剧中最关键的时候讲出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理由用这两段话来说明莎士比亚不愿尽其所能来写作。况且，无论我们喜不喜欢，这个意象都是莎士比亚文风成熟时相当典型的例子。那些倾心于莎士比亚作品的人，在寻找“崇高简朴的文风”时，也会对这两段文字感到不知所措。这样的文字并不简朴，却可以说明另外一种诗意，另一种形式的意象，哪怕它明显是暴虐混染的，莎士比亚也能把它吸收到整个剧作的结构中去。

我再说一遍，莎士比亚不是邓恩——而是比邓恩更伟大的诗人；然而他处理意象的典型例证还不能用来攻击邓恩的意象——因为就上面提出的这两段文字而言，不管怎样，第二段的牵强之处毫不亚于邓恩的意象。

可是我认为，莎士比亚写的罩着血腥短裤的刀可以当诗歌来看，是莎士比亚式的诗歌。而且，对我来说，这一段和有关新生儿那段，根本不是赘疣，也不只是细节的恣意夸张：我认为，每一段都饱含着本剧的中心象征，如果我们想了解每一段落或整部剧本就必须明白这些象征。

如果的确属实，那么引用的几行文字就不只是作为台词的意义了。(这些只能算是更大结构中的细节，当然可以在演出时删掉，而不会严重破坏悲剧的整体效果——尽管这种说法显然要从两方面来看。整个场面，众所公认的好场面，也可以删掉——实际上已经被删掉过——而不严重破坏悲剧的整体结构。)整个问题韵关键在于莎士比亚的意象与剧作的整体结构之间的关系。

我愿意以这些段落作为适当进入本剧更宏大象征的切入点。它们之所以适当，是因为即使我们判断出错了，它们也能体现这些象征如何萦绕着莎士比亚——可以表明这些有意(无意)的象征会占据莎士比亚的内心。

倘若我们明白了这些段落如何同这些象征息息相关，又如何关系到整部悲剧，就把握了主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明白了这点以后仍想“删去这些段落”，那当然是我们的特权。同时，我们可能已经学到莎士比亚的某些方法——不仅是刻画隐喻的方法——而且是如何建构更大意义的方法。

斯博金女士(Miss Spurgeon)在论莎士比亚意象时发现了((麦克白》中“旧衣服的意象”，这是最令人惊奇的事情之一。她指出：“这样一个念头不断浮现：那些新的荣誉不适合麦克白，就像是属于别人的一件宽松而不合身的长袍。”她一段接一段地引用表现这一想法的文字。虽然我们都受惠于她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斯博金女士还是没有揭示出其发现的全部深意。或许她对戏剧意象的分类和编目感兴趣，而掩盖了某些更宏大、更重要的联系。不管怎样，由于下面一些原因，她仅仅指出了自己发现的一部分意义。

P31-32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曾经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过，但是，在这里我依然要把它呈现给读者。摆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一部庞杂的文集，而是一本书，一本有着明确目标和审慎计划的书。我力图采取一种普通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英国诗歌中的名篇佳作，并以编年史的方式加以排列，所涉及的诗歌从伊丽莎白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方法是否真的是一种普遍性的研究方法，这种审视是否能够揭示出“诗歌拥有一些共同的结构特性”这一事实，所有这些都需要读者来作出评判。在最后一章，我试图对诗歌的结构特性及其典型结构予以概括和总结。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作些交代，因为这里所展示的具体例证构成了最后一章所概括的内容的基础。如果这一过程确实是增强说服力的一种策略，那么我要指出它同时也是一种检验的途径，是对最后一章所作概括的某种检验。我甚至期望，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对诗歌结构本身的解释遭到拒斥，书中的一些例子还可以作为与所涉及诗歌相关的独立材料而幸免于难。不管怎样，这些解读都展示了一种为贴近诗歌特定文本而进行的可靠尝试。

然而，即使前面的具体例子会起到一些缓解作用，但是对于一部分读者来说，最后一章似乎仍然抽象到了令人不快的地步。对此我深感歉疚。诗歌是一种“自然的”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它不应该让人感到费解，对这一观点我非常赞同。但是，我还要指出，恰恰是人类最基本的关注点这一问题——和语言那些必不可少的术语一样——却是最难界定的。在某些层面上，对诗歌作品的常识性看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一旦涉及要探究诗歌的本质，这些看法就毫无裨益——它所引发的问题远远要比能够解决的问题多得多。不过，我决定把这些技术性更强的部分放到附录中来加以探讨，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也希望这样能尽可能地减少对本书正文部分的影响。

在对本书计划的反对意见中，更难应对的大概是指责我对所探讨的诗歌作品的历史背景考虑不够。这本书本身将对这种质疑提供充分的回答，但是我想在这里预先消除人们的某些误解。如果后面的章节对文学史强调不够，那也绝不是因为我低估了其重要性，抑或我根本没有予以考虑。相反，当我们把诗歌放在其文化基质(matrix)中进行考查时，我对于由此产生的后遗影响(residuum)——如果真有这种影响的话——深感焦虑。

我们时代的特征具有强烈的相对性。在阅读诗歌时，我们已经习惯于必须从历史的语境出发，而且这种阅读方法传承已久，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已经把它当成了惟一可行的阅读方法。我们会倾向于每一首诗都是其时代的表述，我们对诗歌的探究要符合其时代的要求，我们必须根据其时代的准则对诗歌作出判断。我们会认为，任何一种从永恒的角度(sub specie aeternitatis)审视诗歌的尝试都将导致错误的观念(：illusion)。

也许必须如此。但是，如果诗歌要在任何富于意义的层面上作为诗歌而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这样的尝试。否则过去的诗歌将仅仅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意义，而现在的诗歌也只能仅仅作为政治、宗教或者道德的工具而存在。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文学讲授的典型实践，考察一下某些颇受欢迎的批评家——尤其是战时批评家——的行为，我们就会为上述论断的真实性找到大量的论据。

整个问题肯定与被大肆宣扬的人文学科的衰微(demise of theHumanities)有关。本书并不宣称要对飞速发展的文学作出任何特殊贡献，文学不仅需要人文学科的复兴，并且指出了如何才能实现人文学科的复兴。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批评家是否能够作出标准化的判断，在于与此相关的问题：诗歌能否超越表达其时代特殊价值观的局限，进而表现出更加普遍的东西。

显然，本书中所涉及的诗人们认为，他们能够超越其自身所处时代的局限。正如其中一位诗人写道：

或者有谁能阻止(时间)对美的摧残?

哦，没有人拥有这样的力量，

除非我的笔可以创造奇迹，

我那用墨水写就的爱依然会色彩斑斓。我们生活在一个怀疑任何一种奇迹的时代，包括诗人所说的那种奇迹。实证主义者倾向于把这种奇迹解释为一种普通的简约过程，而这一过程几乎要把“诗歌”简化成墨迹。但是，正如一位语言学者在一本近著中所写的，“交流的奇迹”依旧存在。我们最好不要对此视而不见，或者试图把它“简约”到几近歪曲的程度。我们最好以这种奇迹为出发点，通过对诗作为诗所传达的信息作出尽可能贴切的考察，来完成我们要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