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文学史典故，借玛丽·雪莱创造科学怪人的前前后后，书写了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上半期的时代变幻和文人命运，其核心内容是揭示创造者与创造物之间的神秘关系，同时又有爱情、恐怖、不忠、背叛等故事元素，读来令人激动和深思。

六月里的一个夜晚，狂风暴雨肆虐，天气很凉。五位年轻人聚在温暖的狄沃达蒂别墅里，这是一座临着日内瓦湖南岸的避暑山庄，颇为豪华。当中的一位，拜伦勋爵，翻开了一卷译成英文的德国恐怖故事，开始大声朗读起来。除了闪电的光芒偶尔照亮窗子外，给屋里唯一带来亮光的，就是闪动的烛光和壁炉里燃烧的木头了。拜伦喜欢吓唬人，特别是当别人因为户外雷声隆隆狂风呼啸而惊悚万分的时候，他更是乐不可支。故事读完了，拜伦合上书，提议来一场比赛：每个人都来写一个鬼故事。他也许想像不到，他提出的这项挑战会催生一部注定比他自己的作品更有名的小说，也想像不到，玛丽·雪莱会是这部小说的作者……

序

第一章 平等的爱

第二章 “谁也不是，只是爸爸的小女儿”

第三章 爱上爱

第四章 火花四射与不羁之恋

第五章 欧洲最危险的人

第六章 幽黯之夏

第七章 “丑恶的幻影”

第八章 “我将灰飞烟灭……”

第九章 幽灵的复仇

第十章 可怜的波利多里的药方

第十一章 最小的牺牲品

第十二章 仇恨之屋

第十三章 荣耀与死亡

第十四章 玛丽的孤独

假如“激进风格”这个术语在18世纪晚期就已经流行的话，那么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威廉就是它的化身，因为他们是那一代想推翻既存秩序的年轻人的偶像。他们俩都受到过法国大革命的激励，这场革命爆发于1789年，给社会的彻底革新带来了希望。1792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了《女权辩护》一书，震动了英国民众。这本书源自她对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人权宣言》的辩护。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人预先想到用“人”这个词作为“人类”的代名词是一种“性别歧视”；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大胆地为人类的“半边天”发出呼声，要求得到她们的权利。

沃斯通克拉夫特常被称为第一个女权主义者，下面这些刻薄的观点即可见一斑：

我自己的性别，我希望，它能宽恕我自己，如果我以理智的产物来对待它们，而不是陶醉于迷人的优雅，以及认为它们永远处在孩童状态，无法独立……我希望说服女性努力去获取自己的力量，意志的也是身体的；说服她们所谓的温和的措辞、多愁善感以及仪态高雅，几乎都是软弱的同义词，而且那些总是充当被同情的对象的人……很快会成为被轻视的对象。

又比如：“一个错误的教育，一个狭隘的不开化的头脑，以及许多性别偏见，容易使女人比男人更僵化。”又如：“一个不幸福的婚姻是家庭之大幸，而且……一个被忽略的妻子，通常是一个最好的母亲。”最后比如：“冀望于女人拥有美德是徒劳的，除非她们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男人；不但如此，冀望于人性的情感具有力量也是徒劳的，这只会把女人变成贤妻良母。然而当她们完全独立于她们的丈夫时，她们又会变得狡诈、卑贱、完全自我。”

在一个女人还是她们的父亲和丈夫的合法财产的年代，这些言论可谓离经叛道。那位叫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福德伯爵——他另外一个闻名于世的地方是写了第一部哥特小说，声称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个“穿着衬裙的鬣狗”，表明了英国上层阶级对这位女权主义者的看法。

沃斯通克拉夫特未来的丈夫葛德文，虽然在人前显得胆怯和内向，但是一写作起来却滔滔不绝。在他最著名的著作《政治正义论》(1793)中，葛德文试图描述一种能让人类趋于至善的社会环境。虽然法国大革命的蔓延已经引起了英国上层阶级的恐慌，但是葛德文断言“君主制是一种不可避免走向腐朽的政体”。但是他走得太远了，越走越远，竟然宣称所有的政体就其本质而言对人类的至善都是一种阻碍。葛德文相信，社会的变革不能通过强制和暴力而只能通过理智的力量来推进。《政治正义论》的出版使他成为当时英国最著名的人物，一时间他被青年人奉为偶像，他对社会改良的洞察推动了青年人的进步。弗洛伊德曾经写到过，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浪漫史”，一个他们对生活中的不同关系进行解释的故事。玛丽·雪莱，作为这两位著名的激进人物的女儿，父母的爱情故事必然会在她心中萦绕，同时她也会将它(以及她自己的生活)作为故事写进她许多的文学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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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的确是一个山雨欲来的漆黑的夜晚。1816年那个寒冷的夏天，恶云席卷天穹，给欧洲和北美的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可怕的雷雨暴风。在年初的时候，天文学家们通过望远镜已经观测到太阳黑子活动有些异常。到6月份，太阳黑子已清晰可见了，人们开始担心它们是世界末日的征兆。在巴黎，一份小册子在四处流传，警告说世界末日来了。在欧洲还有新英格兰的一些地方，7月飘起了雪花。1816年，这个夏之未至的年份，注定会被人们长久记住的。

就在这样一个狂风暴雨肆虐的寒冷的6月的晚上，五位年轻人聚集到了狄沃达蒂别墅——瑞士日内瓦湖南岸的一座豪华避暑山庄。其中的一位，或许已为欧洲或美洲大多数人所熟知了。小伙子们对他那令人难忘的侧面像嫉妒不已，着了迷似的模仿他的穿着和发型；姑娘们对他则芳心暗动，因为据传言(按拜伦曾经的情人卡罗琳·兰姆夫人的说法)拜伦是一个“疯子，坏蛋，千万别招惹的危险分子”。事实上，拜伦逃到这里是为了躲避一个丑闻，人们认为他和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乱伦——这个传言已经导致拜伦年轻的妻子和他离异了。

虽然只有区区二十八岁，但是拜伦已经是那个时代——那个写诗就像现在玩摇滚乐一样流行的时代——最知名的英语诗人了。就在两年前，拜伦像书一样厚的长诗《海盗》，在付印当天就卖出了上万册，在此后几个月内重印七次，对于一部诗集来说，这个纪录恐怕无人企及。

在狄沃达蒂别墅的一伙人当中，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和拜伦有些相似，他们也是诗人，虽然没拜伦那么风光。一个是拜伦的同伴，光彩照人的约翰·波利多里医生。两年前，年纪轻轻只有十九岁的他就从爱丁堡大学的医学院毕业了。波利多里心甘情愿放弃他的医生事业转投诗歌，但是他在诗歌艺术上的努力和热情，遭到了拜伦的冷嘲热讽。别墅里第三个年轻的诗人，却做到了很少有男人做到、女人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在智识上赢得拜伦的惺惺相惜。他就是珀西·比希·雪莱，年仅二十三岁，他的作品只在一个小的文学圈子里为人所知。与阴暗、忧思、愤世嫉俗的拜伦不同，雪莱拥有天使般的脸庞，白皙，略显纤弱。他认定自己能通过词语的力量来改造世界，而全然不顾世界和他已经完全南辕北辙了。

别墅里两位女士都只有十几岁。一位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葛德文，两年前她成为雪莱的情人，完全不顾一个棘手的事实——雪莱已经(而且现在仍然是)与别人结婚了。玛丽的父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威廉·葛德文，是那个时代两位最著名的激进人物，他们将婚姻斥为一种卖淫。然而，当自己十六岁的女儿和雪莱——一个自称是葛德文信徒的人私奔时，葛德文却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为了告慰自己的父亲葛德文，玛丽希望写出一部巨著，证明自己作为子女不仅配得上他，而且也配得上她那位著名的母亲，她在生她的时候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