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日本中国学家木山英雄所著有关中国作家的一部传记，也是一本以日中交涉史上极其微妙的部分为主题的著作。

众所周知，周作人是一个复杂而多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动荡的近现代史中他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人生抉择，如清末赴日留学，五四时期参与文学革命并倡导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1920年代以后决心专注于现代散文(小品文)的创作，与现实政治拉开距离而积极从事文明批评的工作，1930年代从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到回归“原始儒家”，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等等。这些重大的人生、思想抉择不仅塑造了作为历史人物的“周作人”之品格和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构成了一个个社会性“事件”，是今天的研究者和知识人依然关注的对象。然而，以上任何一次抉择，都没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的一系列选择其影响更为重大和深远。从决意滞留沦陷下的北京到出任傀儡政权要职最后受到国民政府的审判，在历史脱出直线发展的轨道而发生“转弯”的关头，周作人一步步远离了浴血抗战的中国和主流知识分子群体，而走进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那个阶段。

本书以思想传记的形式考察1937年到1945年期间周作人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演变。除了依据大量取自台湾、香港和大陆的文献资料外，还通过咨询和走访当时活动于沦陷区北京的一些日本人当事者，获取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为分折周作人抗战时期从一步步“落水”到与占领者既合作又抵抗的复杂过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依据。同时，作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导致周作人悲剧的日本国民，木山英雄本着反省本民族历史的态度，采取了从史实和材料人手尽量客观公正地描述周作人思想经历的实证方法，力图对那段复杂的历史做出基于研究者学术道义和良心的解释与判断。这样的学术立场和方法构成了本书的最大特征，也是其独特的学术价值所在。

致中文版读者

缘起

一 对日和战问题

二 日本研究

三 滞留北京

四 非议与沉默

五 “流水斜阳太有情”

六 狙击事件

七 出任“伪职”

八 “中国人的思想”

九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十 文献一束

十一 审判

十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尾声

后记(1978年)

新版后记(2004年)

附录：知堂狱中杂诗抄(1990年)

译者后记

七 出任 “伪职”

在周作人出任“北大”前后，出现了占领当局机构的改编即建立兴亚院并设置联络部的动向。“事变”的扩大使包括以“资源开发”为目的的国策公司进出大陆等经济掠夺方面的占领事务，不得不向多个方面扩展。而作为日本国内设置的中央统一指导机关，兴亚院的设立是在1938年12月。中国当地的联络部分别设在华北、蒙疆、华中、厦门四地，掌管临时政府管辖区域的华北联络部于1939年3月成立。当初，“对支那中央机关”设立问题在日本政府内部没有得到有效的协调，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是个悬案。当地机关的权限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特别是行政机关行使占领地军司令部所属的权限乃是对统率权的干涉，这一现地占领军的主张没有得到中央的采纳(《武藤章回想录》)，故最终协调的结果是“‘对支院’(即后来的兴亚院——引用者)现地机关与其设置同时在所主管事务即政治、经济和文化之全部，故军特务部及其他机关在上述现地机关被设置的同时，其事务一并移转给对支院”(1939年10月1日《阁议谅解事项》)。然而，通过人事安排及其他措施，现地军部的权限实质上得到了保存。例如，让喜多诚一(中将，原方面军特务部长)担任华北联络部长官职位，由根本博(大佐，原方面军副参谋长)代理副长官等，在特务部被吸收到方面军中去的同时，方面军参谋部新设了第四课，由此，与从前一样的军部执政务机关牛耳的体制得以确立。正如包括第二届联络部长森冈皋(就任时为少将，原天津特务机关长)等回忆，对上了政治瘾的第四课参谋等常常越过兴亚院行事表示不满，其实际情况是“联络部用尽全力所做的工作就是根据东京本部的计划获得资金财源，再取得北京方面军对计划的认可，最后交给临时政府，并以政府的名义予以实行”(《防卫厅战史室所藏回想录》)。

《知堂回想录》作者本人，对自称是“在伪组织任职的起头”的出马“北大”后的公务实况，做过非常简单的记述：

我还是终日住在家里，领着干薪，图书馆的事由北大秘书长代我办理，后来文学院则由秘书代理，我只是一星期偶然去看一下罢了。

接着便又抬出一贯的不辩解主义来，而对有关“伪职”的事情根本不想触及。诚然，那些事情后世的人感到兴趣就随便怎么考察好了，然而能调查得到的亦不过浮泛的事实而已。查周作人任职“北大”最初一年的日记，也正如《知堂回想录》所记，并没有专心致力于公务的影子。不过，到底是不能连文学院成立之际的学生招生选拔和教员人事安排也不管的。围绕“文院人事，，就与钱稻孙、罗子余谈过三次，这在日记中有记录。仅就教员而言，包括临时代课讲师和助手，五系(哲、史、国文、日文、西文)就有百人以上，而从留平人员当中选拔教职，围绕“伪职，’的各种想法和严峻的生计问题，毫无疑问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仅就与周作人有关系的来讲，尤炳圻、方纪生、张我军、洪炎秋等等，以往与周作人较近的留学日本者或台湾长大的年轻人几乎都被吸收进来了。我们听听其中之一的日文系I临时教员洪炎秋于战后的说法吧，他在事变之前便在农学院教过日语。

国立各校撤出北平，我被任为农学院留平财产保管委员，于是奉命沦陷；在沦陷期间，为要维持全家八口的生活，不得不在伪北大和伪师大教书，……他们(周作人、钱稻孙——引用者)当了伪要人，除曾拉我去教书以外，从不诱引我去当伪官，更不叫我去替日本人做任何事情……(《未读其书先知其人》，《传记文学》9卷3期)

这里所说的“留平财产保管委员”与周作人等“留平教授”是怎样一种关系不甚明了，总之，包括这种事例以及周作人自己的家属等，的确周围有着不少的系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被卷入狙击事件的沈启无得到了国文系主任的位置。从大学秘书钱稻孙和前北大外文系教授分别担任日本系和西文系主任来看，周作人兼任国文系主任应该是正合适的，但他却只做了普通的教授而把主任的位置让给了沈启无。这样处理明显的是周作人下面这样的考虑起了作用，即在偿还狙击事件的债，同时也试图减轻自己的负担。以上的诠释好像有些絮烦，不过，这与后来的纠纷有关，所以就点到为止吧。

如此这般，“北大”方面起草的人事方案，要送到兴亚院联络部获得认可。不过，据从军特务部直接转到联络部任调查官的武田熙和这一年春以“特别任用”形式来联络部文化局的志智嘉九郎的说法，日本方面对不怎么知名的人物根本不了解，因此，一般对人事方案只好原样批复。

有关教员的人事安排，还有一个任用日本人的问题。这与审判时的起诉书第一项“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秉承敌伪意旨，聘用日人为教授”有关，这一条仿佛是出任“北大”的指控中唯一具有实质性内容的罪状。而在被告申辩中，周作人则提出日本人教授的招聘皆为“北大”当局所为的反论(《被审判的汪政权》)。称他聘用日人为教授，也好像的确不够准确。6个学院各设一位名誉教授(文学院为宇野哲人)和一定数量的教员位置(文学院教授5人、副教授3人)给日本人，作为讴歌“日华合作”的“北大”制度上的前提，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的。而且，关于日人教员每个具体的招聘手续，也不过是先由名誉教授提案，交给“院长”“商议”，之后“经教育部上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援引自原一郎报告书《关于国立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权限之备忘录》)而已。

另外，这些日人教员的作用，从占领当局的角度来讲，“完全交由中国人则弄不明白他们会搞怎样的教育，因此，实质上是要监视而表面上称为交流，以由文部省向临时政府推荐的形式派过去。日本人称此为派遣教官，但辅仁大学奥野信太郎那样的人则是通过个人关系进去的教员，被视为不合法的”(武田熙直接告知笔者)，虽说如此，大学里的实际情况则仿佛并非日本人可以横冲直入的。当初在文学院史学系任副教授的日本史专业的冈本坚次，曾这样介绍其概要情况：“我是东京帝大的恩师把我推荐给宇野名誉教授，经过文部省的选拔，又以临时政府聘任的形式到北京大学任职的。中小学方面的日人教师的确是日本政府直接派遣的，而且其权限也仿佛真正得到了发挥。但我们这些大学教师则与中国人教员没有什么特别的权限区分。因此，到了战后也没有成为政府工薪支付的对象，我们与当局进行了各种交涉，最后总算改为按政府派遣来对待了，因此，也解决了任职履历上的空白。北大的教授会形式上由日中双方的教员构成，但我们这些人完全不懂中国话，所以没有人出席教授会的。故会议完全由中国人操作，我们于大学的经营方面没有任何干系。”而持有特殊权限的名誉教授如宇野哲人等，也只是在文学院筹备开设的阶段直接担当责任，完了之后便回到日本，其事务工作由其他人代理的。至于事务工作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总之“北大”实质上的经营运作几乎都是由中国人来做的，这样观之当不会有错。

《北支那的文教现状》(1939年兴亚院联络部编)的编者志智嘉九郎也曾对笔者回忆说：“中国的伪政府虽然是傀儡的，但大学并非傀儡。”对于大学保持某种程度上的不干涉，似乎保留着“支那通”喜多诚一所谓“参照清朝康熙、乾隆的智慧，让汉族知识人去弄文化最为安全”这一观点的余韵。另外，关于喜多的“喜欢中国人”的态度，志智嘉九郎说，他对于联络部的下属等根本不予搭理，但见到中国人，即使是警卫的差役也殷勤招待，从日常的态度上亦明显地反映出来。前面提到原北京大学文学院的房子被“特设北平宪兵队本部”所占据，这大概也是要通过对教授和学生们进行彻底监视的宪兵之恐怖，来弥补兴亚院方面对大学不怎么干涉的漏洞吧。无法忍受这种状况的青年人悄悄逃走的事情接连不断，这在周作人日记中的某某“南行”的数条记载，也可以反映其一端的。据说宪兵无从知道的逃往抗日地区的管道有很多，也确有一些逃离成功的，但一旦被发觉了当然也不是小事。例如，周作人日记里就记载了这样的事实：有人告密“北大”某图书馆馆员的弟弟正计划“投南”，结果这位馆员被逮捕，为此，通过钱稻孙去运动汤尔和，最后得以释放。战后受审判时，周作人的申辩中就曾举出如何“救出”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和教育学院院长张怀的事例，这无疑便是此种运动[补注一]。

P113-117

这本以日中交涉史上极其微妙的部分为主题的著作，自初版以来经历了近30年的时光而有了刊行中文本的机会，作为作者，我不能不产生一些复杂的感慨。从直接的感想来说，首先便是有些矛盾的心理，通过中文本的出版终于能得到那些不懂日文的朋友们的指教，我在欣喜的同时，又对将如此繁琐的读物呈送于一般读者面前而感到惶惑。

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原本很简单，我的愿望只是想亲自来确认一下使自己平素爱读的那位作家后半生沾满污名的事件真相。然而，与主人公及其事件相关的日中间诸种关系却绝没有那么简单。因此我虽然希望通过写作此书，使自己能够以更为自由的心境来阅读周作人，并借此追问日本人自身的历史和自我认识问题，但执笔的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一天将我个人的思考结果展示在中国人面前。不仅在执笔写作的当时，甚至在两国间学界交流的大门敞开之后，我依然对此书的翻译出版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如果进而说到其理由的话，其实在我的执笔动机里面，还包含着当初阅读周作人一系列“日本研究”文章所获新鲜的感动和惊讶这一经验。那是他面对日军全面侵略的危机，最大限度地去寻找可能取代国家民族问憎恶的理解之道的执着努力，而我则因受到这份执着的努力所惊讶和感动，作为后代日本人的一个回应，试图尽可能贴近他的立场而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以安慰那失败的灵魂。以上虽然是我的真情，但我在思想上却未必能一一认同他，这也是事实。我于是把这个矛盾有意识地在作为日本公民而负有侵略战争之共同责任的立场上承担下来。反过来说，我甚至是依靠日本人没有权力批判周作人这一不成文的限制，勉强把“安魂”的微茫希望贯彻到底的。总之，本书有一言难尽的因由。

当然，中国方面也有其固有的状况。例如一旦触及到该事件，仍然会引发疑问：按照把政治观点和道德观点打成一片的“民族气节”标准，周作人到底是不是“汉奸”？或者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若从抗日战争的沉重历史经验着眼，这种疑问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对于此种关切来说，我这本书恐怕几乎是等于无内容的。还有，长期以来，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涉及到周作人的一节为出典的领袖裁断，保持着超越民国和共和国的法院两度判决的权威。尽管外国人也可以对这一权威是经过抗战、内战以及革命建国的具体历史而形成的事实表示理解和尊重，但到底不能将其作为自己思考的前提，何况问题超出政治责任的范围而触及到个人道德领域的时候。这样，双方都有各自的历史因缘，加之彼此间原本缺乏如“欧洲精神”那样可能超越国界的共通理念，我们暂时不便讨论如此微妙的问题，也是不足为奇的。

另一方面，由于以上动机和所取的方法，无论是作为一介文人的个人史，还是作为以沦陷区这一特殊地域为背景的特殊事件史，都是需要重视其纪实性的，也因此，我不能不背负起仅以有限史料写出一部不完整历史的史家那样的遗憾之念。而直到最近，终于得以将出版以来近四分之一世纪之间主要在中国本土公开的史料以补充论文和补注的形式加进去而刊行本书的新版，这不仅是为了完成类似于史家的职责，同时也是想对自己与这个课题漫长的因缘关系有个了结。改版的详细情况如新版后记所示，《北京苦住庵记》本身实乃属于上世纪70年代的历史范围，基本上是不容改动的。不过，为刊行新版重读一过，我注意到有关本书的我个人的意识发生了变化。对此我亦在新版后记中有所言及，即所谓“如果对周作人之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其作为思想之可能性加以认真思考的话”云云者。“作为思想的可能性”这句话的涵义如何，以及“可能性”本身是否存在，在此倒可以不问，我想要说的是，我同时感觉到如今有些条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成熟度，连周作人的这一类思想问题也有可能与中国友人共通讨论了。我所以不只那么感觉，而且事实上在此书中文版的序文里也不惮误会地敢于特地提到此事，是因为我认为我们今天已经开始意识到如下的共通课题：即市场资本主义称霸世界，然而如谁也不再大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样，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替代方案；而我们就要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直面毫不留情的“全球化”趋势与单个国家的民族情绪之排他性高昂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实际上，恰恰就是在这样危机重重的时期里，与中国友人不存隔阂地进行对话的条件得到了难以置信的改善。而想到希望，我则期待从中找到希望的一个方向。周作人的思想(如“东洋人的悲哀”这种负面的亚洲主义等)至少不背离这个方向。

在此之前，曾不辞辛劳编译我的论文集《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赵京华君，在该书刊行新版之际便想到要将其翻译成中文。其后，在正式向我提出此事的理由说明中，他强调做这个包含繁琐补注的麻烦的翻译工作，对于自己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之后重启中断已久的周作人研究，很有意义。听他如此说，我也就不好再一味强调自己的犹豫不决了。其实，如上文所述，在我自己的内心也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思想准备，况且其中也有他起的作用，因为那本论文集中收录了本书“缘起”一文以及其他数篇关于周作人的拙文，不少读者已经有所了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当然由衷感激赵君的辛劳，亦期待他自己的研究不断有新的发展。同时，对据说直接或暗地里鼓励他做这项翻译工作的北京友人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木山英雄

二○○七年十一月于横滨

本书是日本中国学家木山英雄所著有关中国作家的一部传记。众所周知，周作人是一个复杂而多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动荡的近现代史中他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人生抉择，如清末赴日留学，五四时期参与文学革命并倡导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1920年代以后决心专注于现代散文(小品文)的创作，与现实政治拉开距离而积极从事文明批评的工作，1930年代从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到回归“原始儒家”，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等等。这些重大的人生、思想抉择不仅塑造了作为历史人物的“周作人”之品格和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构成了一个个社会性“事件”，是今天的研究者和知识人依然关注的对象。然而，以上任何一次抉择，都没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的一系列选择其影响更为重大和深远。从决意滞留沦陷下的北京到出任傀儡政权要职最后受到国民政府的审判，在历史脱出直线发展的轨道而发生“转弯”的关头，周作人一步步远离了浴血抗战的中国和主流知识分子群体，而走进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那个阶段。这不仅给他个人的命运以决定性的打击，而且如木山英雄所言，也给他的同胞和民族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痕。因此，以1937年到1945年为一个历史单元来记述周作人的传记，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然而，这个历史单元乃是中日关系以至东亚史上最黑暗的一段。其中不仅交织着殖民侵略与被殖民被侵略之间抵抗与屈从的复杂关系，而且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都要面临由国家、民族、文化和个人所构成的关系链条达到紧张极限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之下而有了每个人不同的抉择及其人生命运。木山英雄的这部传记便首先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叙述结构和方法上确定了三个层面。第一，从“事件史”的层面尽可能详细地叙述围绕周作人构成的一系列“事件”，如“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1937)，大后方和抗战地区对其附逆事敌的声讨(1938)，元旦狙击事件(1939)，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1940)，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扫荡反动老作家(1943)，以及战后的汉奸审判(1946)等等，构成了传记的结构主线。第二，在“事件史”的大背景下，从人物传记的层面深入挖掘和梳理传主在一系列“事件”关系中个人言行与抉择的过程，尤其注意每一次抉择后面的深层思想和心理动机，由此呈现出传主此一人生阶段的“精神史”。第三，作为那场侵略战争的加害国国民同时也是一位关心革命中国的日本知识分子，传记作者木山英雄还试图在“事件史”和“精神史”之上，去尝试触及“从中日战争本身的复杂性到日本人与中国人乃至亚洲人之间的相互联带与理解，或者不如说其没有联带和不理解，特别是日本人那种器量能力的问题”(《尾声》)等，由此，也就获得了超越一般道德判断而更侧重经验性史料的实证分析和自然而然的对于人之关怀的立场。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自然也就使本书超出了一般的人物传记性格，而具有了反思战争历史和中日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冷静观察和剖析传主“精神史”的思想评论品格。

1946年国民政府根据“汉奸惩处条例”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0年。这之后，他的名字便从公众社会消失了，甚至遭到了学术界的忘却，直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周作人才又回到人们关注的视线中。这期间，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甚至在1990年代于专业研究领域之外，一时出现了“周作人热”，其作品得到重印并受到广泛的阅读。然而客观地讲，受历史材料和研究者视野的局限，有关战争时期的周作人研究依然不够深入透彻。这不仅影响到我们对周作人全人和全部思想、文学的整体理解，而且妨碍了我们以此为媒介深入观察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中日关系史的视野。而在大众性“周作人热”退去之后，近几年中国研究界又呈现出比较沉寂的局面。我希望通过此书在汉语学术界的翻译出版，能够引起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从而对打破这种沉寂局面起到促进作用。《北京苦住庵记》一方面挖掘收集到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特别是围绕元旦“狙击事件”和周作人出任伪职前后来自日本方面的种种威逼劝诱，还有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前后，日本各路文人、作家与周作人之间发生的种种关系等，作者在1970年代通过大量的史实调查和对日方仍健在的当事人进行走访，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的多数依然是目前中国学者所不知的。另一方面，基于“经验性的考究和自然而然的对于人的关怀”，针对周作人日伪时期一系列言论行动背后“动机”的细致入微之解读，特别是基于国家民族、文化同一性和个体自我的复杂关系对其“精神史”所做鞭辟入里的剖析，足以促使读者重新回到历史现场，设身处地去理解周作人的心路历程。比起一些研究者从民族国家之大义出发居高临下地进行道德判断来，这样的解读反而更能使我们体味到那个战争时代的黑暗和残酷，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内心的苦楚和无奈，从而提升我们对于历史和道德本身的价值判断能力。至于作者在“新版后记”和“致中文版读者”中提出的周作人“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其思想之可能性”问题，则更是一个需要我们从单一的民族国家思维框架中跳出来，面向未来予以认真思考和回应的重大课题。我希望对此中日两国学者能够展开深入的讨论。

本书原由日本筑摩书房出版于1978年，书名为《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后来，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出现和周作人越来越受到中日两国学术界的瞩目，作者木山英雄也在继续关注战争时期的周作人，并写下了一些后续的研究文章。2004年，在改由岩波书店刊行新版之际，则特别增加了“后日编”部分，并以“补注”的方式把20余年来新发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消化于传记之中，而改换了一个长长的新书名《周作人“对日协力”始末——补注(北京苦住庵记>及其后日编》。这次中译以岩波书店新版为底本，同时根据作者的意见，去掉了“后日编”部分，只保留了其中《知堂狱中杂诗抄》一篇。书名依然延用旧版的。另外，书中的“补注”为2004年新版时作者所加，而“注”则是1978年旧版的原注。为保存该书的历史性，这次中译仍保持原样，没有做硬性的统一。

作为译者，我对去掉岩波新版“后日编”的部分，略觉遗憾。这里，仅录存其篇目，以备参考：

一、《有关周作人的新史料问题》

二、《周作人致周恩来书简——翻译及其解说》

三、《周作人狙击事件与“抗日杀奸团”》

四、《读张深切的北京日记(附日记原文)》

五、《知堂狱中杂诗抄》

附录：《晚年的周作人》(文洁若)

最后，由衷感谢木山英雄先生百忙之中审阅了全部译稿，以及对译者我的学术研究方面的殷殷期待。也感谢王得后、高远东两先生的热诚鼓励和在资料方面的贵重指教，同时，还要感谢三联书店叶彤先生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

赵京华

2007年12月 于北京太阳宫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