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作为文学家,他既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又是杰出的散文家,中国现代杂文的开拓者,也是卓有成就的诗人、文史家和翻译家。鲁迅的文学作品中所蕴藏的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的、文化的、文学的内涵和启示实在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本书是鲁迅的随笔选。所选作品,不包括《野草》和《朝花夕拾》中的篇目,也不包括鲁迅上世纪30年代写下的大量文艺论战名篇,内容上以社会、思想、文化、生活见闻方面的随笔为主,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偏向于“准风月谈”的那一类文字。这些作品基本上按照发表时间的顺序排列。其中1918-1919的“新青年”时期、1924-1925的“语丝”时期、1933-1934的“申报·自由谈”时期可以说是鲁迅随笔创作的三个高峰期。
在人们的心目中,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是以其小说、杂文、散文为主要创作标志的。本书是鲁迅的随笔选。所选作品,不包括《野草》和《朝花夕拾》中的篇目,也不包括鲁迅上世纪30年代写下的大量文艺论战名篇,内容上以社会、思想、文化、生活见闻方面的随笔为主,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偏向于“准风月谈”的那一类文字。这些作品基本上按照发表时间的顺序排列。其中1918-1919的“新青年”时期、1924-1925的“语丝”时期、1933-1934的“申报·自由谈”时期可以说是鲁迅随笔创作的三个高峰期。
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
一面圆径不过二寸,很厚重,背面满刻蒲陶,还有跳跃的鼯鼠,沿边是一圈小飞禽。古董店家都称为“海马葡萄镜”。但我的一面并无海马,其实和名称不相当。记得曾见过别一面,是有海马的,但贵极,没有买。这些都是汉代的镜子;后来也有模造或翻沙者,花纹可造粗拙得多了。汉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马蒲萄,大概当时是视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装饰。古时,于外来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红花,海棠之类。海即现在之所谓洋,海马译成今文,当然就是洋马。镜鼻是一个虾蟆,则因为镜如满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汉事不相干了。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在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不知道是没有如此大胆的艺术家;还是虽有而民众都加迫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缩,死掉了?
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竞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不知道南宋比现今如何,但对外敌,却明明已经称臣,惟独在国内特多繁文缛节以及唠叨的碎话。正如倒霉人物,偏多忌讳一般,豁达闳大之风消歇净尽了。直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大变化。我曾在占物陈列所所陈列的古画上看见一颗印文,是几个罗马字母。但那是所谓“我圣祖仁皇帝”的印,是征服了汉族的主人,所以他敢;汉族的奴才是不敢的。便是现在,便是艺术家,可有敢用洋文的印的么?
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痛哭流涕来劾洋人汤若望的偏是汉人杨光先。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教他做钦天监正去,则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辞。不准辞,则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说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也学不好的。但他竟论了大辟,可是没有杀,放归,死于途中了。汤若望人中国还在明崇祯初,其法终未见用;后来阮元论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统寝疏,开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讫未施行。圣朝定鼎,以其法造时宪书,颁行天下。彼十余年辩论翻译之劳,若以备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我国家圣圣相传,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设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见如天之度量矣!”(《畴人传》四十五)
现在流传的古镜们,出自冢中者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面日用镜,薄而且大,规抚汉制,也许是唐代的东西。那证据是:一,镜鼻已多磨损;二,镜面的沙眼都用别的铜来补好了。当时在妆阁中,曾照唐人的额黄和眉绿,现在却监禁在我的衣箱里,它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罢。
但铜镜的供用,大约道光咸丰时候还与玻璃镜并行;至于穷乡僻壤,也许至今还用着。我们那里,则除了婚丧仪式之外,全被玻璃镜驱逐了。然而也还有余烈可寻,倘街头遇见一位老翁,肩了长凳似的东西,上面缚着一块猪肝色石和一块青色石,试伫听他的叫喊,就是“磨镜,磨剪刀!”
宋镜我没有见过好的,什九并无藻饰,只有店号或“正其衣冠”等类的迂铭词,真是“世风日下”。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所以事实上“今不如古”者,正因为有许多唠叨着“今不如古”的诸位先生们之故。现在情形还如此。倘再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沥陈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时候,大概是不劳久待的罢。
但我向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排斥玻璃镜子的人。单知道咸丰年间,汪日桢先生却在他的大著《湖雅》里攻击过的。他加以比较研究之后。终于决定还是铜镜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说,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莫非那时的玻璃镜当真坏到如此,还是因为他老先生又带上了国粹眼镜之故呢?我没有见过古玻璃镜。这一点终于猜不透。
P16-18
在人们的心目中,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是以其小说、杂文、散文为主要创作标志的。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编选这本“鲁迅随笔选”呢?究竟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算作鲁迅的随笔呢?它和鲁迅的杂文、散文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所谓随笔,英文名称essay,在英文中,散文、小品文、随笔、短论,都叫essay。这一文学概念在“五四”时期得到新文学界许多代表人物的大力弘扬,特别是周作人。中国文论中自然也有与essay相应的概念,中国文学史中自然也有可划为essay的创作,比如最早的《容斋随笔》。那么为什么五四先驱们却偏要引入这么一个“洋概念”来做中国的文章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希望通过引进的文学概念来打破传统中国文化中以“载道”为正统的文学观,解放个性,追求心灵与情感的自由抒写。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往往充满着悖论。旧的“载道”文学被打破了,新的“载道”文学又发展起来。这其中的原因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清楚的,即便是鲁迅也不能不自觉地投身于新的“载道”文学——鲁迅称之为“遵命文学”的创作当中。鲁迅的小说、杂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的“遵命文学”;这些创作曾发挥过推动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然而鲁迅本人对于这样的“遵命文学”却总是怀着隐忧,担心普遍的对于“遵命文学”的追求可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比方说他从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教人吃西瓜时不要忘记我们的国家也像这西瓜一样面临着被割碎的危险,他不禁讽刺道:“但倘使我一面这样想,一面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倘若用西瓜作比讲过国耻讲义,却立刻又会高高兴兴的把这西瓜吃下,成为血肉的营养的人,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鲁迅始终对文学的“目的性”抱有警惕,反对从生活中提炼出所谓的“精华”作为人生惟一的价值和意义。他为生活中的平凡和琐碎辩护,认为那些“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的人不过是“盲人摸象”,而且“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归根到底,这种隐忧的实质就是担心本来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之目的而必须的所遵之命、所载之道,反过来却形成对人的新的压抑。
正是因为鲁迅能够超越具体时代与具体任务,始终不忘“人的全面解放”这一所有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根本目标,才使得他的作品和思想具备了超越时代的普遍性。鲁迅不属于这样一类作家和思想家:在某个特定时代,由于他们最好地切合了时代的要求而享有盛誉,但时过境迁,他们已很少被人提起。
从文学概念上来讲,鲁迅的随笔、杂文、散文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但是从“五四”时期引入随笔这一概念背后的考量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鲁迅的“遵命”色彩浓厚的杂文名篇之外,还有许多很好的文章,直到今天仍然能够让人看了以后会心一笑或者掩卷长思。这些文章取材随意而微末,如国骂“他妈的”,如一般读书人耻谈的“发薪”,如随处可见的世相“揩油”,如“宣传与做成”、“以脚报国”、“吃教”等对某些神圣事物的有意的“曲解”甚至是“恶搞”。和“鲁迅杂文”所包含的特定意味相比,“鲁迅随笔”显得更轻松,更洒脱,更幽默,更随意,自然也更为生活化。如这样一段开头:“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坐起来点灯看《语丝》,不幸就看见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秘谈……”我以为那第一句话简直是妙不可言,真正是在寻常与随意中深入到生活与人性的骨髓里去了。类似的文字还有很多,再如《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对于萧伯纳来访这件许多人笔下的“文化交流盛事”颇为调侃,鲁迅实在是无法发现一个名人来访就怎样造就了伟大的意义,只能是老老实实记流水账,老老实实承认“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但同时鲁迅却如孩子般的耍了个花招——他非常自然地以自己这老实人的老实衬托出许多自以为聪明者的可笑:“第二天的新闻,却比萧的话还要出色得远。在同一的时候,同一的地方,听着同一的话,写了出来的记事,却是各不相同的”。
至于“鲁迅随笔”与“鲁迅散文”的区分,也需要在这里简单说说。钱理群先生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其所作《鲁迅散文全编·序》中对“鲁迅散文”做了如下定义:“我们可以说,鲁迅的小说与杂文是偏于‘为别人’写的,他的散文则是偏于‘为自己’写的,也就是说,他要借散文这样一种更具个人性的文体,来相对真实与深入地来展现其个人存在。”“鲁迅随笔”自然也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但其与“鲁迅散文”的区别则在于它跳脱出个人抒怀与公共叙事之间的对立与差异,重在表现鲁迅作为一个生命体所显现出来的舒展自如的生命姿态。“鲁迅随笔”中的鲁迅形象似乎更外向、更阳光、更活泼一些,或品评世事,或自得自嘲,或“忽然想到”,或道上一段“娘儿们也不行”的道理,历史社会时政内心世界无所不包,自由地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打破了内心世界和外在社会的界限。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鲁迅随笔”仍然有着自己的特质,绝不可庸俗化为“心灵鸡汤”之类的玩意,和坊间流行的“周作人随笔”、“林语堂随笔”等轻松文字相比,更具对生活的穿透力,始终保持着直面真实的精神,从来没有无关痛痒之语。在《“寻开心”》一文中,鲁迅针对有人提议教育部应“设法标榜岳武穆、文天祥、方孝孺等有气节之名臣勇将”,“随笔”到:“或者查查岳武穆们的事实,看究竟是怎样的结果,‘复兴民族’了没有,那你一定会被捉弄得发昏”:但鲁迅并未就此止笔,止于这点小幽默和小智慧;他接着“随”下去,点出了这“发昏”的根源乃是没有认识到中国许多事情的实质乃是“玩玩笑笑,寻开心”,而认真的人一较真自然不免发昏。如果说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随笔好比两个绅士之间的随兴闲聊,那鲁迅的随笔就是在这绅士般的闲聊时,其中一人已于不知不觉中将另一人的衣裳剥得精光,令对方大窘——相比之下,谁更“随”?也正因为此,直到今天,如果我们善于联系现实,就会发现鲁迅的随笔仍然保持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比方说如今许多行业机关都好搞宣誓活动,如今年年初看到的一条新闻——“‘自然微笑迎客,给人以优秀服务形象;岗位礼仪规范,给人以优美服务文化;行业技能精湛,给人以优质服务享受;文明双语接待,给人以优良服务沟通;窗口诚信环境,给人以优等服务互动……’昨天,随着淮海路窗口行业广大员工的声声誓言,淮海路窗口行业‘迎新年阳光、迎奥运、迎世博总动员’主题活动拉开序幕。”看看鲁迅关于这类宣誓的随笔吧:“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摩登,变成宣誓了。”而且鲁迅早已料到自己这样乱说话可能激起的反应,自己就先说了——“说出来么,那就是刻毒”。
基于以上对鲁迅随笔的认识,我们编选了这本鲁迅随笔集。所选作品,不包括《野草》和《朝花夕拾》中的篇目,也不包括鲁迅上世纪30年代写下的大量文艺论战名篇,内容上以社会、思想、文化、生活见闻方面的随笔为主,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偏向于“准风月谈”的那一类文字。这些作品基本上按照发表时间的顺序排列。其中1918-1919的“新青年”时期、1924-1925的“语丝”时期、1933-1934的“申报·自由谈”时期可以说是鲁迅随笔创作的三个高峰期。
希望通过这本选集,使读者看到一个更亲切、更活泼,而又不失智慧和泼辣的鲁迅,能够在轻松一笑中对我们品评当下生活世事不无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