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0年代，高本汉（1889—1978）就因其在中国方言和语言史领域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而蜚声国际，他凭借雄厚的语言科学功底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断代的研究成果，也属于他的伟大科学研究成果。马悦然是高本汉的得意门生，他在本书里描写了自己的老师始于1904年的辉煌科学研究生涯——从上中学开始，延续了七十多年。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一位勤奋科学家背后的、生活中的高本汉。

马悦然是高本汉的得意门生，他在这部回忆录里描写了自己的老师在延雪平度过的青少年时代、始于1904年的辉煌科学研究生涯——从上中学开始，延续了七十多年。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一位勤奋科学家背后的、生活中的高本汉。

序言

第一章　在延雪平的青少年时代（1889—1907）

　维特恩（Vattem）湖畔之城

　家世

　庄园主拉士和他的两个儿子

　牧师女儿艾拉·哈塞尔贝和她的家族

　中学

　又善良又忠实的仆人

　艰难岁月

　知音诗人与翻译家

　年轻的戏剧家

　“母语之友”

　学术生涯之第一步

　高考

第二章 自由自在的学生（1907-1909）

　乌普萨拉岁月

　俄罗斯之冬

第三章　伟大的历险（1910—1911）

　与炸药同船

　太原大学堂

　勤奋的方言研究者

　彷徨

　碑林之宝

　海外记者

第四章　彷徨的战略家（1912—1914）

　逗留伦敦

　在巴黎的沙畹和伯希和门下

　第五章勤奋的写信人

　博览群书

　大问题

　自省

第六章　科学突破

　留在乌普萨拉还是去巴黎？

　论文答辩

　好斗的副教授

　为养家糊口奔波劳碌

　鸿鹄之志

第七章　哥德堡岁月（1918-1939）

第八章　他使遥不可及的语言变得近在咫尺

第九章　斯德哥尔摩（1939-1959）：传奇大师

第十章　高本汉，退休荣誉教授（1959-1978）

附录　高本汉作品年表

译后记

艾拉·卡尔格伦1935年3月18日逝世，享年80岁。作为一大群子女的养育者，她的自我牺牲精神结出了累累硕果，她会含笑九泉的。1935年3月21日，艾拉被安葬在陵园里。她的女婿阿图尔·雍松教长在该陵园的小教堂举行的安葬仪式上致悼词，概述了逝者的主要特征，这也正是了解高本汉突出的多重性矛盾性格的钥匙。他说：

在艾拉·卡尔格伦的生命中，就像其他很多善良者的生命

一样，有着很多看起来极为矛盾的品质：轻松自由和胸怀坦

荡，然而绝对拘谨；明知自己具有少见的天赋和才能，但同时

内心又谦虚和稍有自卑。既深信上帝的无比高贵和尊严，可在

与上帝交流时又显得幼稚和口无遮拦。她的言行举止是那么纯

洁、透明和理性，但也对负罪和欠缺痛心疾首。她文笔流畅，

有取之不尽的词汇和丰富的想象力，很多年以前，她曾经写过

《倒映在湖水里的白桦》的文章：它挺拔、洁白，把树冠高高

伸向蓝天。但是它自己看不到这一点。它只能看见自己在镜面

一样的湖水里往下生长，深深地，深深地，往下生长。

在葬礼上，艾拉的儿媳妇麦扎，即安东的妻子，在悼词中讲了下边的话：

艾拉·卡尔格伦不管是从父系还是从母系来看，都属于古

老的西耶特兰牧师家族，她是富有天才的哈塞尔贝的子女之一，

他们在尤城（Hjo）郊外的名为格列夫柏克（Grevb菹ck）的古

老教长公馆长大，那里有着美丽的田园风光。在美好的书的世

界里，哥哥们的家庭教师、年轻的学士约翰纳斯·卡尔格伦是

她在家里的第一个引路人，后来成为她终生的引路人。结婚使

她来到延雪平，她的丈夫、优秀的古典语言学者与那里的中学

结缘终生，在那里不仅给她施展自己的实际才能而且给她的学

术兴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尽管要照看一大帮成长中的孩子，

她还是抽出时间用精神的炽热保持自己心灵的健康和关注时代

的重大问题。丈夫的突然去世，使她孤单地与大部分未成年的

一群孩子在一起，对她来说无异晴天霹雳；但是那些从近处关

注艾拉·卡尔格伦的人可以证实，她的灵魂力量在与挫折抗争

中逐渐强大起来，她不仅是自己孩子的抚养者，而且是他们坚

强意志和热爱生活的教育者。

我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作品译完，因为我不是语言学家，缺乏语言学方面足够的知识，特别是音韵学方面的专业知识。高本汉是汉学家，他的主要贡献在音韵学方面。人们知道，高本汉开创性作品《中国音韵学研究》是用法文写的，由罗常培、赵元任和李方桂三位语言学家译成中文，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当然有日本侵华战争因素）。马悦然教授写的这部传记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作为一个门外汉，我用三年时间译它也就不足为怪了。为了译好这部作品，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些准备。首先，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部瑞汉词典。当然，如果有也不会收录语言学方面的专业词汇。为了掌握中文语言学词汇，我买了两本古汉语知识辞典，从头到尾读了几遍，甚至把一些词背下来，如语言学、语音学、文字学、音韵学、韵律学、形态学、语义学、词符学、句法学、比较语言学、共时性语言学、历时性语言学；音位、音素、等、撮、开口、合口等等。看到原文时，再接号入座。我现在担心的是，这种“按号入座”是否入对了。第二，我是学文科的，自认为有一定的国学基础，但是翻译过程中应验了那句“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格言，我只好把“四书”“五经”买回家再读一读。因为作品中多处提到和引用这几部经典著作。对于古文经学派和今文经学派的争论我也很模糊。第三，国际汉学是我很陌生的一个领域，经常把汉学家与会讲中文的外国人等同起来。书中提到近五百人名，其中有很多是汉学家，他们一般都有中文名字，一些人的作品还译成中文。为了进入这个领域，我买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几大本《国际汉学》和阎纯德先生主编的《汉学研究》。第四，马悦然教授直接引用了大量的英文、法文、德文和部分丹麦文、挪威文与拉丁文资料，对于瑞典读者来说这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中译本不可能直接抄录这些外语引语，因此，它们构成了我翻译过程中的层层障碍。幸运的是，马教授帮助我把它们译成了瑞典语。

把这部原文有七百页、专业性很强的书译成中文，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对我的能力、耐心、勇气的考验。我所以有这样的决心，有两个原因。第一，高本汉先生是20世纪西方世界最杰出、最有创造性的语言学家和汉学家之一。胡适先生曾经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工夫研究《切韵》，把260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了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为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考，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著名语言学家、直接参与翻译《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罗常培先生说：“这部书不但在外国人研究中国音韵学的论著里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就是在我们自己所作的音韵学通论中也算是一部空前的伟著……照比较语言学的眼光来看，这种构拟的价值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对于高氏所得的成果，一方面要认清他是用可靠的科学方法构拟出来的；同时也得承认这种构拟的读音，对于研究中国语史学有很大帮助。”第二，本书的作者马悦然教授是高本汉的高足、学术事业直接的继承者。读者从作品里可以感受到他对恩师深深的感激之情和由衷的尊敬。然而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高本汉的学生尊敬他、热爱他，但是不愚忠于他。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对高本汉的各种观点不断提出质疑和更正，我想这也许是九泉之下的高本汉所希望的。当我第一次阅读这部传记时，为一句引语深深地打动了：“一个人的传记应该由一个诚实的敌人来写。”作者接着说：“我猜想，这句话的用意在于提醒那些传记作家，切记不要过多地美化他们描写的对象。我在写作时，把这句话牢记心中。”他在作品中真实地介绍了高本汉年轻时争强好胜和自以为是的性格。当20岁的高本汉吹嘘自己怎么样利用别人为自己谋好处时，遭到母亲的严厉批评。作者还详细描写了高本汉害怕竞争对手进入自己的研究领域的心理活动。这是一部传记，不是小说，但是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高本汉。他有血有肉，既是勤奋、执着的国际著名的语言学家，也是丈夫、父亲和祖父；既有青年人的忌妒，也有深深的同情心。一句话，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马悦然教授青年时代与高本汉一起进行研究工作，受过中国古汉语和语音分析方面的严格训练。1948一1950年，在中国四川收集材料，研究那里的方言。作品有《西部官话语音研究》和《四川方言造句结构的限制形式》。随后他对《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毂梁传》进行注释，发表《公羊传与毂梁传注之研究》（I-Ⅲ）。

马悦然教授不仅是一位语言学家，而且是首屈一指的中国文学翻译家。至今他已经翻译了四十多部中国文学作品，其中古典文学作品有《水浒传》、《西游记》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现代作品有老舍的《普通病房》、《毛泽东诗词》、沈从文的《边城》和《从文自传》、李锐的《厚土》、《北岛顾城诗选》、闻一多的诗歌《死水》和《红烛》以及高行健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和《高行健戏剧十种》等。

如前所述，我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也是我学习的过程。马悦然教授不仅是作者，也是我很好的老师。除了无数次通信请教，我们还在一起愉快地工作了近一个月。没有他的帮助，我无法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李之义

2007年元月20日

1965年秋季的一天，我到高本汉远东博物馆的研究室去拜访他，当时我发现他的书架上放着两套精美的汉学词典书目。我跟他说我到处找这部作品而一直未能找到，他马上拿下一套送给我。在扉页上我发现杰出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所写的赠送给高本汉的字样。我指给他看，他眯缝着眼睛说：“这是用铅笔写的，很容易涂掉！”

高本汉进行学术创作时，都使用一裁三折的22．5×36厘米的黄色对开纸。读完一部作品的最后一次校样以后，他便把漂亮的手稿扔进纸篓里。他自己只保存与国内外学者交流时写的大量书信中的很少一部分。他没有给后人有朝一日为他写回忆录做任何准备。他完全确信，他的作品比他本人更为重要。

一些收信者比高本汉本人对后世有更多的考虑。由他的夫人艾琳（Elin）又称茵娜（Inna）收集、由他的女儿前地方法院法官艾拉·雪勒尔（Ella Kohler）管理的家庭档案，其中包括的书信有：圣彼得堡时期（1909），中国时期（1910—1911），伦敦和巴黎时期（1912—1914）以及日本和中国时期（1922）。这部家庭档案还包括很多其他方面的内容，如高本汉上小学、初中和高中时瑞典语和拉丁语试卷，青少年时代的诗歌习作。  、

约翰·奥古斯特·伦德尔（Johan August I,undell）教授的书信集保存在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的手稿部，包括高本汉写的二十多封信，其中最早的一些信是高本汉还在上高中时写的。一部分重要信件收集在现今存于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的大主教拿旦·绥德尔布鲁姆（Nathan Stiderblom）的书信集里。

与其介绍出处，不如我有选择地直接引用读者无法接触的这类材料的原件。我希望此举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在这部传记里引用的高本汉的亲笔信，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表现出他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多重性格的人物，他本人也意识到了——可能在青年时代就尴尬地意识到了——强烈的反差给他的性格打上了烙印。他是一位勤奋的学者，会毫不留情地赶跑干扰他学术研究的人。他是——更确切地说似乎是——一位冷酷无情的君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点儿都不管别人”；但同时他极富同情心，愿意帮助一切遇到困难的人。在这部传记当中，我无意从心理学角度解释这种反差。

我为我的老师写的这部传记选了副标题“一位学者的肖像”。出于我希望读者会懂的多种原因，我比较详细地描写高本汉的童年和求学时代。因为高本汉早在求学的时候就开始了研究生涯，所以我试图描写20世纪头十年普通高级中学为他营造的学术环境。在勾勒高本汉作为学童、高中生和青年学者时，我毫不犹豫地引用大量的书信中的材料；在我描写高本汉后半生时，我则远离我认为无权涉猎的私人生活领域。

高本汉的学生们尊敬他、爱戴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随时准备愚忠于老师。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对高本汉在近几十年取得的部分研究成果进行批评性探讨。他的几个学生自己也对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质疑，并提出各种可能的解释。

爱泼斯坦（J．Epstein）在一篇题为《文学传记的起源》的文章中引用了威尔斯（H．G．wells）下边的这句话：“一个人的传记应该由一个诚实的敌人来写。”我猜想，这句话的用意在于提醒那些传记作家，切记不要过多地美化他们描写的对象。我在写作时，把这句话牢记心中。

我在写这部传记时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我特别要感谢高本汉的女儿艾拉·雪勒尔，她把自己的档案供我使用，还在其他很多方面帮助我的工作。我还要大大感谢高本汉的侄子汉斯·卡尔格伦（Hans Karlgren）博士，他以书面与口头的方式提供给我很多宝贵的信息，特别是高本汉兄弟姐妹们的情况。  我力求编一部完整的高本汉用英文、德文与法文发表的作品以及翻成中文与日文的著作的一览表。

马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