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马识途根据烈士何功伟、刘惠馨为原型写成的，而刘惠馨正是他亲爱的妻子。两位烈士都是上个世纪30年代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怀着推翻旧中国，建立新社会的理想来到清江河畔的鄂西恩施地区，开展秘密的地下党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最终遭到敌人杀害。刘惠馨被捕时刚生孩子不久，她经受着地狱之火，表现出最伟大的母爱。在走向刑场时更是临危不乱，将婴儿巧妙地置于路边的草丛中，使孩子逃脱大劫。一对普通百姓收养了这孩子，亲生父亲任远（也就是马识途）20多年后才终于找回。这些故事既是小说，也是历史真实，感动过60年代的中国读者，更感动了清江两岸的人民，是清江人永远的精神滋养。

九十高龄的马识途，是一位才思敏捷，笔耕不辍，创作成就卓著的著名作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白色恐怖、刀光剑影的险恶环境，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同时也使他与文学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70年来他在投身革命、从事繁忙的领导工作的同时，在文学创作上辛勤耕耘，创作出版了大量的小说、纪实文学、散文、随笔、诗词等作品，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创作，以生动的形象、跌宕的情节、通俗的语言，表现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的生活，行文简朴老辣而又生动鲜活，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犀利或幽默，是一个人民作家良知与个性的真实显现。《清江壮歌》的壮怀激烈，展现出中国人民美好、善良的心灵，升华着读者情感与审美的境界。

序 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尾  章

后  记

任远才跨进伍忠良的家门，抬头一看，暗地叫道：“果然是他们。”他三步当做两步跨进屋里，就叫起来：

“伍大哥，伍大嫂，你们好。”

伍忠良和他的妻子汪贞听到这个声音，也觉得在哪里听过，抬头看去，也似乎在哪里见过。伍忠良把眼睛眨巴两下，忽然想起来了。他走向前去，紧紧握住任远的手，叫道：“啊，原来你就是伍先生呀。”

“是的，那个时候是伍先生，现在我叫任远。”任远也紧紧握住伍忠良的手，欢喜地叫道。

“哦，我说是谁呢，原来是你。”汪贞也高兴地叫了起来。

任远走过去又握住汪贞的手，说：“好嫂子！”又回头抓住伍忠良的手，不住地摇动。原来他在路上准备好了的、热情而得体的感谢话，忽然全都从他的脑子里跑掉了，一句也没有说出来，只老是说一句话：“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似乎除开这一句话以外，他再也没有别的话好说了。

伍忠良和汪贞也是一样激动，不知道要说什么话才好。

还是燕侠来打破这个僵局，笑着说：“好了，大家都坐下吧，坐下来你们两家亲人叙谈叙谈吧。”

“哦，好，好，请坐，请坐。”伍忠良似乎才找到了话头。

“你看我，连茶沏好了也忘了倒。”汪贞也自我责备，在小桌边倒茶给任远。

任远现在心情才平静了一些，对伍忠良和汪贞说：“大哥，大嫂，幸喜得你们救了这个孩子。二十年来，我总在想，这个孩子在哪里呢？没有想到是你们收养了。这二十年也多亏了你们了。”

伍忠良听到任远这样说，反倒抱歉起来，说道：“真是对不起，那个时候，柳大姐牺牲了，后来听说你也牺牲了，春兰……哦，就是……这孩子成了无父无母的可怜孤儿，烈士后代，我就……却不知道你还健在，害得你找了这二十年。我在解放后入党的时候，曾经向党交代过这个孩子的来历，当时党组织告诉我说：既然她的父母都已经牺牲了，你就代替党把这个孩子养大吧。我就把她当做我的亲生女儿养起来了。我一想起柳一清在监狱里领导我们进行斗争，我一想起柳一清最后和贺国威、章霞三个同志那样英勇坚决地走上刑场，我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孩子教养成为一个好接班人，要对得起党，对得起柳大姐……”

伍忠良感觉到自己的喉头里塞上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说不下去了。任远急忙劝住：“伍大哥，不要难过了，你很对得起党，对得起柳一清同志。”

“是呀，”伍忠良用手无意识地揩一下眼睛，说道，“现在好了，这个孩子算是无病无痛地长大了，也还算有出息。现在我的责任算是完成了，你们父女也该团圆了，我祝贺你们。你就把孩子带回去吧。名字……”

“不，不，不！……”任远急得不知道一连串说了多少个不字，又不停地摇手：“不！亲爱的伍忠良同志，汪贞同志，我的好大哥好大嫂，我虽然生了她，你们却养了她，你们费了多少心血，冒了多少风险，吃了多少苦头，担了多少惊怕，才把她养大，并且把她教养成人呀！你们是她的重生父母。我已经再三考虑过，今天就是来向你们郑重声明的，你们原来的关系一概不变，名字也不要改，还是叫伍春兰，她仍然是你们的孩子，永远是你们的孩子。”

“那怎么行呢？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嘛。”

“不，伍大哥，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一定明白，我现在知道她还活着，并且很好地成长起来，不愧为柳一清同志的后代，能做一个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就心满意足了。她是党的女儿，人民的女儿。我的确很希望到北京去看看她。但是我是想去告诉她，她有一个怎样的妈妈，她的妈妈和无数先烈曾经为了这个新社会流血牺牲，她应该怎样热爱我们这个新社会，应该怎样保住我们的人民江山，应该怎样去为建设共产主义而献身。”

“是呀，这也是她的亲生妈妈的愿望。”伍忠良说着，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个皮夹子，打开了皮夹子，抽出一个小纸卷，那纸卷用油纸结结实实地包裹起来，捆上麻绳。伍忠良一面打开这个纸卷，一面说道：“我把小女儿抱回来的时候，还在她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小纸卷，没有落款，但是我想一定是柳一清烈士写的。”

“什么？什么？”任远吃惊地说，站了起来，“什么小纸卷，让我看看。”

P12-14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我进入文坛以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清江壮歌》。一九六○年的五月，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一件使我终生难忘的事，那就是我找到了我那散失了达二十年之久的女儿。一九四一年年初，我的女儿在湖北的恩施生下来才一个月，就随她妈妈刘惠馨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这年的冬天，她妈妈牺牲了，孩子下落不明。我找了二十年，没有找到，多亏党的关怀和公安部门的努力，组成专案组，找了一年半，几乎跑遍全国，才在武汉找到我的女儿。她是被一对好心的工人夫妇捡回去收养了，才活出来的。她现名吴翠兰，在北京工业学院学习。我好不容易找到女儿的事，在四川传为美谈，也特富于传奇色彩。沙汀等文学界的同志极力鼓动我就此事作为引子写部长篇小说；我的朋友和家人也鼓励我，把当时地下斗争中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和烈士们在狱中英勇战斗、慷慨牺牲的事迹写出来。无疑，这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大有好处的。于是，我在沙汀的具体指导下，真的写起长篇小说来。这就是解放后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但《清江壮歌》却是我一生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一九四二年我在西南联大时写的描述抗战生活的《第一年》，王士菁曾经帮我修改过，可惜后来在流亡中散失了。

我那时正担负着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不可能脱产写作品。而且害怕受到“追名求利，不务正业”的批评。事实上，我已经听到“马识途在搞自留地，搞小自由”的窃窃私语。那个时候，这种话的含义就是在搞“资本主义自发”，这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一种危险的罪名。我真的有些害怕，不想写了。可是，我已经从感情上“进入角色”，那些一块儿战斗过的烈士，特别是我尊敬的何功伟和我的爱人刘惠馨烈士在呼唤我，要把他们的事迹写出来。我们常常在梦中相见，他们和我谈笑风生。一种感情、一种责任感在催促我，欲罢不能。就是冒受讥讽、受批评的危险，我也要义不容辞地拿起笔写下去。因此可以说，我是在偷偷摸摸的状态中来写这本书的，也可以说是怀着一种悲愤的情怀来写这本书的。

当时我的工作虽然很忙，我仍然白天照样上班，工作量一点也不减，只有晚上回去开夜车。每晚上我几乎都熬到半夜以后。我那时的老伴王放一直支持我写，却又可怜我这么伤神。她虽然也是一直做地下工作的，且是大学毕业生，可是在写作上，却无力帮助我，她只好陪我熬夜。她把孩子们安排睡觉后，便来陪我。她的工作也很忙，而且身体不好，营养又差，她坐在一旁，不断打盹。猛然醒来，便来给我的茶杯添水，有时给我煮两个荷包蛋来提精神。须知那个时期，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连饭都吃不饱，每人一个月十九斤粮食，还得多照顾三个孩子，两个鸡蛋岂是容易的事？夏天晚上蚊子很多，那时的房子没有纱窗，把我叮咬得受不了，妨碍思路。我老伴便为我安一张小桌在床上，挂上电灯，放下帐子，让我坐在帐子里写作。但是帐子里闷热，又为我安一个小电扇，这样总算有了一个开夜车写文章的环境。不过那时电扇的质量不好，那嗡嗡的叫声也怪烦人的，我不想用。这就给我的老伴添了麻烦，她不时进帐来给我扇扇子，真难为她了。我就这样一连开了一百八十多个夜车，加上所有的节假日，才算是拉出了初稿。有时真是筋疲力尽，到晚上一见到摆在桌面前的方格稿纸，头就痛起来。然而我终于在英烈们的精神感召下，坚持写了出来。而且写完后感到从来没有的痛快，真是如释重负。

沙汀把初稿拿去看了一下，觉得不错，决定马上在《四川文学》上连载，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同时，成都市委书记决定在《成都晚报》上连载，那影响就更大了。据说《成都晚报》因此增加了发行量。我认识的四川大学教授告诉我，他每天一到晚饭前，就是去拿晚报，看我的连载《清江壮歌》，他说许多教师和同学都如此。后来《武汉晚报》也开始连载，据总编写信告诉我，因为故事发生在湖北，写的又是湖北的烈士，一连载就引起轰动，反应强烈。因此之故，我就进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视野。

据说自从《清江壮歌》在报刊上连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开始注意。不久，四川人民出版社印成征求意见本后，他们找我要去了一本，经过审读，有意出版。尤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韦君宜，特别关注。一则是抗战初期，她和我一块儿在黄安党训班学习过，算是老相识了。她和《清江壮歌》中的女主人公的原型刘惠馨烈士，又是在那个训练班里同学，和她也熟。因此她对这部稿子更有兴趣。她通读以后，情有独钟，更为书中的革命英雄人物所感动。在这以前，她早已认可我的写作能力，曾在《文艺报》上写文章，评介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所以，虽然四川人民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清江壮歌》，她还是力主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派了王仰晨同志到成都来，找了沙汀和我，提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意愿。我想，由全国最有权威的文学出版社出版，当然更好，沙汀也赞成。于是，由沙汀出面和四川人民出版社交涉，最后达成了由两个出版社同时出版的协议，稿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修改和审定。事情就这么定了。

此前，这部文稿，已经由沙汀同志在四川省作协组织过两次讨论会。大家一致肯定这部作品，以为不仅歌颂了革命英雄主义，而且着力表现了“父子之情、夫妻之情、母女之情”，很有人情味，令人感动。结构上悬念迭起，扣人心弦。语言上不乏幽默讽刺，耐人寻味。当然大家也谈到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问题，我决定好好改一改。王仰晨这位老编辑很有眼光，当着沙汀的面，向我传达了他们社里的审读意见和韦君宜的看法，我才知道问题还不少。有两章需砍掉，有两章需改写。前后如何贯通，如何收尾，特别是悲惨牺牲的结尾的调子如何处理，还要斟酌。果然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乏高手，提的修改意见很中肯。同时曾在南方局直接领导鄂西特委的钱瑛同志看了初稿，要我更加强第一主人公何功伟的分量。因此我决定准备用一年时间，从头改写一遍。韦君宜要我抓紧改完，他们等着出版。

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工作的确很忙，我在西南局宣传部和科委担着两份差事，更担任着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的重任，具体事务很多，忙得不可开交。要是只利用业余时间，一年内改写一遍，几乎是不可能的。韦君宜知道这个情况后，她趁我在北京开会时，带我去见了周扬。韦君宜为我说明这个情况，提出请周扬给西南局常务书记李大章打个招呼，给我修改这部作品的时间。周扬慨然同意，他大概真的在中央的什么会上见到李大章，向他打了招呼。李大章回来，在西南局办公会上对我说了，允许我每天只上半天班，抽时间修改《清江壮歌》。但是他知道第一书记会有看法，所以加了一句：“工作任务不减，还要完成。”这无非是要我多流点汗水，挤时间办事，我也同意了。但就是这样，还招来有的人不满意，认为我写作是不务正业，干私活。不管他，李大章同意了就行。我就马上把修改的任务紧紧抓住，利用下午和晚上，一章一章地重写，搞了大概一年，重写了一稿。其实不止写一稿，从我女儿现在保留下来的最后一稿稿本标注的字样看，写的是第五稿了。总之，我终于完成任务，把我的定稿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了。他们大概又做了一些小修改，便交付印刷厂排版，打出了清样。王仰晨亲自把清样送到成都来，交给我。要我把清样最后再看一遍，便最后定稿，上机印刷出书了。这大概是一九六二年的事。  但是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一九六二年，中央在北戴河开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会上揭发出一本歌颂革命烈士刘志丹的书《刘志丹》是反党大毒草，还说毛主席说“以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一下株连了一大批中央要人，被批被斗、撤职查办。像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这样的高级领导人也未能幸免，被搞成了一个西北反党集团，习仲勋就是头脑。这书的作者更是被抓起来投进监狱，整得很惨。出这本书的工人出版社也受株连，出版社的领导坐了监狱。这件事，我已风闻，但知道详情，还是我到北京开会，到我过去的上级、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家里去玩，才得知的。

钱大姐对我说了北戴河会议的情况后，告诫我说：“谁也没有想到，一本歌颂革命烈士刘志丹的书，竟然是反党的大毒草。你写的《清江壮歌》也是歌颂革命烈士的，到底怎么样，你有把握吗？我看还是小心一点的好，不要出版了吧。现在有些事情你是料想不到的，弄到你头上来时，那就悔之晚矣。”她从她的书柜里取出一本小册子来给我，说：“这是我写的一本怀念革命烈士的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已经印出来了，还没有发行，我从北戴河回来以后，马上通知中青社，停止发行，全部销毁。我只留了几本作纪念，这一本是留给你的。”我看了一下，书名叫《俘虏的生还》，翻看一下，我知道这是她怀念她的在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爱人谭寿林的。这样的书对于教育青年一代不是很好吗？我们不是提倡革命传统教育吗？竟然自行销毁，不见天日，实在可惜，也实在不可理解。不理解归不理解，眼前的事实却不能视而不见，悬在我的头顶上的那把看不见的达摩克利斯剑，是可以随时落到我的头上来的。钱大姐一番好意的劝告，我是不能不理的，我答应回去就和出版社商量，起码目前暂时不出版。不过钱大姐说：“你的书虽然还没有出版，但是已经在几个报刊上连载了，影响很大，如果有问题，你也是想跑也跑不脱的了。中央正在进行全面的检查，但愿《清江壮歌》不会有问题。不过你还是要有思想准备。一有风闻，自己争取主动检讨。”我当然接受了老上级的警告。不过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一是害怕祸从天上落，一是．心里不服气：干吗歌颂烈士的书也会是毒草呢？

我回来以后，马上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给韦君宜写了信。她回信说，《刘志丹》一书的事，他们知道了。他们也奉命清理。她说《清江壮歌》一书，她认为是不会有问题的，他们还将继续出版。不过她叫我再认真地检查一遍，可能犯嫌的地方都加以必要的改写。她提到，最后的被屠杀一的悲惨局面，一定要把调子提高一些，亮色一些。我同意了她的意见。说实在的，我真希望《清江壮歌》还是能出版，我不希望我的第一部长篇中途夭折。就是要担风险，为了纪念我最怀念的革命烈士，我也准备豁出去了。话虽然如此说，可是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家人也为我担心，因此我决定拖后出版。但是我不想告诉出版社这个主意，只对出版社推说，我正在重看重改。我的工作很忙，能抽出的时间不多，所以一时还不能把清样改好送回去。事实上也是真如此，我的确很忙。同时我的确接受韦君宜的意见，把结尾的调子改得高昂一些，设计一场劫狱斗争，整个结尾那几章都要重写过。韦君宜同意我拖后一些时间交清样。不过编辑部还是催我赶快，说新华印刷厂的《清江壮歌》排的铅字版，摆了一屋子，等着打纸板后拆板，占了他们的铅字和屋子，是要加收租钱的。我还是稳起，不理会。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全国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了，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说农村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夺回来。于是在全国调了几十万干部下乡搞“四清”。我本来是决定第二年下去的，却因为我因事开罪了某上司，当年就被下放到川北南充县去做县委副书记，专搞“四清”。这一下我完全被卷入十分紧张的阶级斗争里去了，日夜奔忙，心情又不佳，老伴又得了重病，哪有时间来修改《清江壮歌》？干脆就放下了。在这同时，眼见文艺战线上的问题越来越多，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慢慢地对于出版这本小说丧失信心了。特别是我曾到北京中宣部去开会，亲耳听到陆定一部长在一个小会上说了一句“作家是危险的职业”的话，印象深刻。我何必去从事这个危险的职业呢？《清江壮歌》不出也罢。不过仍然耐不住韦君宜的催促，而我也有敝帚自珍的心理，我还是把清样带下乡去，有时晚上得空，挑灯夜战。真的是挑灯，那些山区里只点土煤油灯。但是，这样一曝十寒，进展自然不大。

这样拖了一年多，又出现新问题。文学界展开批判这个，批判那个，人性论、人情味、中间人物，如此等等，都在被批判之列。沙汀从成都写信来告诉我这件事，特别提醒我，《清江壮歌》里正有这样的问题，既富人情味，又有中间人物，要我考虑修改。他甚至提到，书里许多地方有痛哭流泪的场景，凄凄恻恻的，虽是情之所至，可是也可能犯忌讳，要做适当的打磨。在这同时，韦君宜也一番好心，给我写信，说到同样的问题，要我注意。她沉痛地告诫我：“现在不准流泪，你就暂时不流吧。”于是我就为保安全，遵命不流泪，把那些流泪的描写尽量删去。看看，我的女儿，生下才满一月，就跟着妈妈去坐牢，妈妈牺牲后下落不明，我找了二十年才把她找到，父女一朝相见，自然是涕泪滂沱。我在书稿里写到同样的父女相见的情节，却不准写流泪，这是多么不近人情的事！但是我为了自保，也顾不得了。

《清江壮歌》这部清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催再催，我却一拖再拖，就这么拖了五年，直到一九六六年初，才把清样送回出版社去。他们在文字上再做些修改，马上付印，印了二十万册。一九六六年的初夏，我终于收到了样书。然而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是风雨满楼的架势，而我籍列“阎王殿”，已经成为被他人抛出来为“文化大革命”祭旗的牺牲品了。《清江壮歌》的出版，陡然给我这个罪孽深重的人，增加新的罪孽，多一个被批判的对象。就为这本书的出版，我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所幸的是，因为批斗，这本书竟成为青年们最喜欢偷偷阅读的书。我坐牢时，常常被点名拉出去到这个学校那个工厂斗争，一到那里，成群结队的青年，像看珍奇动物一样来围看“写《清江壮歌》的马识途”。批判会变成展览会。

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终于结束了。一九七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联系，提出重新出版《清江壮歌》的事。韦君宜和我也恢复了联系，告诉我准备重新出版《清江壮歌》，要我把原书再看看，有什么修改没有。我说，没有什么大的修改了，只是把原来不得不做的某些修改又恢复过来，比如那时不准流泪，现在可以让流了。我把原书稍做字句的修改，便给了出版社。他们于一九七八年定稿付印了，还是和第一版一样，开印就是二十万册。据说卖得很快，后来我看到有天津和武汉印刷的版本，不知是不是加印的。一九七九年天津市广播电台把这本小说进行连播，听说反应不错，电台应听众要求，特来采访我，补播了对我的专访和我怎么写《清江壮歌》的讲话稿。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这本小说进行连播，随后四川广播电台和武汉广播电台也作了连播。应该说，我写这部长篇小说所想起的作用，已经如愿以偿。过去为此书的创作所受的一切惊恐和磨难，都算不得什么了。  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