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只意味着一种精神自由，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着精神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使人接近神。如此而已。

本文集收入了韩少功的一些主要作品，分为三辑《演讲》、《访谈》、《对话》。收录作品《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大题小作——韩少功、王尧对话录》、《冷战后：文学写作新的处境》等。

这套文集收入了韩少功的主要作品，占发表总量的七八成左右。借此次结集出版机会，作者对其中部分作品做了修订。

所涉及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恢复性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内地的出版审查尺度有一个逐步放宽的过程，作者自主权一开始并不是很充分。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文学解冻初期，有些报刊编辑出于某种顾忌，经常强求作者大删大改，甚至越俎代庖地直接动手——还不包括版面不够时的偶然剪裁。这些作品发表时的七折八扣并非作者所愿，在今天看来更属历史遗憾，理应得到可能的原貌恢复。

二是解释性的。中国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带来公共语境的频繁更易。有些时隔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常用语，如“四类分子”“生产队”“公社”“工分”“家庭成分”等，现在已让很多人费解。“大哥大”“的确良”一类特定时期的俗称，如继续保留也会造成后人的阅读障碍。为了方便代际沟通，对某些过时用语给予了适当的变更，或者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略加解释性文字。

三是修补性的。

自序

演讲

 进步的回退

 冷战后：文学写作新的处境

 现代汉语再认识

 超越民族主义

 怎么赚钱

 文学：梦游与苏醒

 情感的飞行

 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

访谈

 胡思乱想——答《北美华侨日报》记者夏瑜

 鸟的传人——答台湾作家施叔青

 世俗化及其他——答《芙蓉》杂志主编、评论家萧元

 穿行在海岛和山乡之间——答《深圳商报》记者、评论家王樽

对话

 大题小作——韩少功、王尧对话录

革命追问

个人解放

社会重建

文化透镜

语言拼图

历史重达

文体开放

当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民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时候，我算是一个逆行者，两年前开始阶段性地离开城市，大半时间定居中国南方一个偏僻山区——我在上一个世纪六十年代当知识青年的地方，曾经进入过我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及其他作品。我在那里栽树、种菜、喂鸡，收获的瓜果和鸡蛋如果吃不完，就用来馈赠城市里的亲戚和朋友。这是一种中国古代读书人“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有一位报纸记者跑到这个地方找我，对我的选择表示了怀疑：你这是不是回避现实？我说什么是现实？难道只有都市的高楼里才有“现实”？而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九的农民和占中国土地百分之九十五的乡村就不是“现实”？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你这是不是要对抗现代化？我说什么是现代化？我在这里比你在都市呼吸着更清新的空气，饮用更洁净的水，吃着品质更优良的粮食和瓜果，还享受着更多的闲适和自由，为什么这不是“现代化”，而你被废气、脏水以及某些有害食品困扰并且在都市的大楼、地铁、公寓里一天天公式化的疲于奔命倒成了“现代化”？

问题很明显：这里有对“现代化”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回顾我们刚刚告别的二十世纪，从欧洲推向全球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浪潮，都以“现代化”为目标，甚至都曾用经济和技术的指标，甚至单纯用GDP的数量，来衡量一个地区所谓“现代化”的程度。可惜的是，经济和技术只是我们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事实上，经济和技术的活动也并不都体现为GDP，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谈到过的家务劳动等等。在我这两年中的乡下生活里，优质的阳光、空气、水，这些生命体最重要的三大基本元素都不构成GDP。自产自给的各种绿色食品因为不进入市场交换，也无法进入GDP的统计。我所得到的心境的宁静、劳动的乐趣、人际关系的和睦、时间的自由安排等等，与GDP更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在我那位记者朋友看来，我是一个GDP竞赛中的落后者，一定生活得很痛苦，甚至已经脱离了“现实”。在中国当代主流媒体的话语中，一个作家是不应该这样自绝于“现实”的，而“现实”“幸福”“发展”“文明”等等，都是繁华都市的代名词，仅仅与车水马龙和灯红酒绿相联系。显而易见，“现代”在这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发达经济和发达技术的代用符号。于是很多人以美国的曼哈顿为“现代”的图标，而把仅仅离都市十公里或二十公里之外的生活排除在“现代”之外，通常是耸耸肩，将这些明明是现代的事物、明明就存在于他们身边的事物，斥之为“传统”或者“古老”，并且在思想视野里予以完全的删除。

在一般语境之下，“现代”在中国是指十九世纪以后的岁月，在欧洲则是指十六世纪以后的岁月，可见这个概念不过是意指工业化、市场化、科学化乃至西方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带来了经济和技术的长足发展，无疑是人类极其值得自豪的伟大进步。依托这种伟大进步，我在乡下也可以用卫星天线和电脑网络来与外部世界沟通，可以获得抵抗洪水、干旱、野兽、疾病等自然灾害的有效技术手段。这就是说，我的生活和我的写作，都受益于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因此我毫无理由对“进步”心存偏见。需要指出的只是：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在历史上并没有常胜的纪录，曾经“进步”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米诺斯文明就在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间被所谓蛮族摧毁，同样代表着“进步”的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在公元三世纪以后也——被所谓蛮族践踏，包括中国的长城也无法阻挡北方游牧强敌，朝廷一次次南迁乃至覆灭。那时候并没有中国现在的流行说法：“落后就要挨打”，人们惨痛的教训恰恰可说是“进步就要挨打”甚至“进步就要灭亡”。一直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一直到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出现，世界历史的这一法则才得到改写。即便是这样，“进步”仍然只是国家强盛和个人幸福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全部条件。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就充分证明经济的技术的进步仍存在极大局限性：全世界拥有最高GDP的国家仍然无法保护自己三千多位居民的安全。而且如果不消除这个世界很多地区日益严重的贫困、环境破坏、教育危机等等积弊，即便我们有十个或二十个美国，恐怕也无法真正靠高科技战争来铲除恐怖主义，来铲除所有的本·拉登。事情很清楚，就在9·11这一天，就像每一天那样，这个世界的不发达地区有两万多儿童死于贫困下的饥饿和疾病，但没有人为他们点上蜡烛，没有人为他们献上鲜花，更没有人为他们组成国际战争同盟，没收了我们视线的现代传媒甚至使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种死亡的存在。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暴力和恐怖7这种隐形的暴力与恐怖难道不是9·11袭击最为重要的全球性背景？

可以相信，很多不发达地区的这种被传媒漠视的绝望，正在演变成下一颗投向繁华都市的炸弹。一项调查表明，阿富汗极端势力的出现与该国的教育状况有直接联系。由于世俗的、西方化的学校收费太高，大部分青少年无法去这样的学校学习，而只能进入各种免费的伊斯兰宗教学校，接受一些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灌输。这正是本·拉登的重要社会基础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费日益增高从而使贫困家庭子弟无法上学的现象，在阿富汗以外同样广泛存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这些年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某种向美国式教育市场化的“国际惯例”急切接轨，由于很多地方管理部门官员腐败性地“搭车收费”，加上教育、出版等部门疯狂追求垄断性利润，中国的很多社会公益性事业也在受到损害，很多乡村学校的收费在近二十年来也猛增了五十倍左右，迫使很多孩子辍学。在我居住的乡村，初中辍学比例竟一度高达百分之四十。知识的阶层分化正在比经济的阶层分化更为急剧和尖锐地出现。可以想像，如果这种趋向得不到制止和纠正，当这么多青少年被抛出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之外，当他们有朝一日发现自己永远无望分享所谓“现代化”成果，接受各种极端思潮难道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包括恐怖主义袭击在内的各种犯罪难道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吗？当我们谴责本·拉登这种反现代化逆流的时候，那个“现代化”的市场利润狂热追求，那个受益于贫富差距扩大并且由官员、商人、知识精英等等组成的社会主流，是否正在为自己埋下恐怖主义一类的隐患？是否知道一切反现代化的骚动正是所谓“现代化”进程直接或间接的后果？P1-4

我投入文学写作已三十年。回顾身后这些零散足迹，不免常有惶愧之感。以我当年浓厚的理科兴趣和自学成果，当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人生前景。如果不是“文革”造成的命运抛掷，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写作这条路的。我自以为缺乏为文的禀赋，也不大相信文学的神力，拿起笔来不过是别无选择，应运而为，不过是心存某种积郁和隐痛，难舍某种长念和深愿，便口无遮拦地不平则鸣。我把自己的观察、经验、想像、感觉与思考录之以笔，以求叩问和接通他人的灵魂，却常常觉得力不从心，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这种纸上饶舌有何意义。人过中年的我不时羡慕工程师或医生的职业——如果以漫长三十年的光阴来架桥修路或救死扶伤，是否比当一个作家更有坚实的惠人之效？

我从事写作、编辑、翻译的这三十年，正是文学十分艰难和困惑的时期。一是数千年之未有的社会大变局，带来了经济、政治、伦理、习俗、思潮的广泛震荡和深度裂变，失序甚至无名的现实状况常常让人无所适从。二是以电子技术和媒体市场为要点的文化大变局，粉碎了近千年来大体恒稳的传统和常规，文学的内容、形式、功能、受众、批评标准、传播方式等各个环节，都卷入了可逆与不可逆的交织性多重变化，使一个写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机、坚守和迂愚之间，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实现富有活力的选择和反应。身逢其乱，我无法回避这些变局，或者说应该庆幸自己遭遇了这样的变局，就像一个水手总算碰上了值得一搏的狂风巨浪。

积累在这个文集里的作品不过是记录了自己在风浪中的一再挣扎，虽无甚可观，却也许可为后人审思，从中取得一些教训。

精神的彼岸还很遥远，在地平线之下的某个地方。我之所以还在写下去，是因为不愿放弃和背叛，还因为自己已无法回到三十年前，如此而已。

这套文集收入了我的主要作品，占发表总量的七八成左右。借此次结集出版机会，我对其中部分作品做了修订。

所涉及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恢复性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内地的出版审查尺度有一个逐步放宽的过程，作者自主权一开始并不是很充分。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文学解冻初期，有些报刊编辑出于某种顾忌，经常强求作者大删大改，甚至越俎代庖地直接动手——还不包括版面不够时的偶然剪裁。这些作品发表时的七折八扣并非作者所愿，在今天看来更属历史遗憾，理应得到可能的原貌恢复。

二是解释性的。中国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带来公共语境的频繁更易。有些时隔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常用语，如“四类分子”“生产队”“公社”“工分”“家庭成分”等，现在已让很多人费解。“大哥大”“的确良”一类特定时期的俗称，如继续保留也会造成后人的阅读障碍。为了方便代际沟通，我对某些过时用语给予了适当的变更，或者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略加解释性文字。

三是修补性的。翻看自己旧作，我少有满意的时候，常有重写一遍的冲动。但真要这样做，精力与时间不允许，篡改历史轨迹是否正当和必要，也是一个疑问。因此在此次修订过程中，笔者大体保持旧作原貌，只是针对某些刺眼的缺失做一些适当修补。有时写得顺手，写得兴起，使个别旧作出现局部的较大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据说俄国作家老托尔斯泰把《复活》重写了好几遍，变化出短、中、长篇的不同版本。中国作家不常下这种工夫，但如遇到去芜存菁和补旧如新的良机，白白放过也许并不是一种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热情支持这一套文集的出版，感谢文友东超、单正平等多次对拙作给予文字勘误，还应感谢三十年来启发、感动、支持过我的各位亲人、师友以及广大人民。  韩少功

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