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词典》集录了湖南汨罗县马桥人日常用语，计一百一十五个词条。他以这些词条为引子，讲述了古往今来一个个丰富生动的故事，引人入胜、回味无穷。

这部长篇小说，没有采取传统的创作手法，而是巧妙地糅合了文化人类学、语言社会学、思想随笔、经典小说等诸种写作方式，用词典构造了马桥的历史文化，使读者享受到小说巨大魅力时，领略到每个词条后面的历史、贫困、奋斗和文明，看到了中国的“马桥”、世界的中国。小说主体从历史走到当代，从精神走到物质，从丰富走到单调，无不向人们揭示出深邃的思想内涵。

这是一次大胆、成功的创作实践尝试，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收获。

本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本书是该系列丛书的其中一本，供读者阅读赏析。

自序

编撰者说明

主要人物

词条首字笔画索引

江△

罗江△

蛮子(以及“罗家蛮”)△

三月三▲

马桥弓△

老表△

甜△

碘酊▲

乡气△

同锅△

放锅△

小哥(以及其他)△

神仙府(以及“烂杆子”)▲

科学▲

醒△

觉△

发歌△

撞红△

觉觉佬△

哩咯啷△

龙△

龙(续)△

枫鬼▲

肯△

贵生△

贱△

梦婆△

嬲△

下(以及“穿山镜”)△

公地(以及“母田”)△

月口△

九袋△

散发△

流逝△

马疤子(以及“一九四八年”)▲

打醮△

打起发△

马疤子(续)△

荆界瓜△

一九四八年(续)△

军头蚊△

公家△

台湾▲

浆△

汉奸▲

冤头△

红娘子△

渠△

道学△

黄皮▲

晕街△

颜茶△

夷边△

话份△

满天红▲

格△

煞△

豺猛子△

宝气△

宝气(续)△

双狮滚绣球△

洪老板▲

三毛▲

挂栏△

清明雨△

不和气△

神△

不和气(续)△

背钉△

根△

打车子▲

呀哇嘴巴△

马同意▲

走鬼亲△

火焰△

红花爹爹▲

你老人家(以及其他)△

茹饭(春天的用法)△

模范(晴天的用法)△

打玄讲△

现△

嘴煞(以及“翻脚板的”)△

结草箍△

问书△

黑相公△

黑相公(续)▲

磨咒△

三秒▲

莴玮△

放藤△

津巴佬△

破脑(以及其他)▲

怜相△

朱牙土△

罢园△

飘魂△

懈△

黄茅瘴△

压字△

懒(男人的用法)△

泡皮(以及其他)△

民主仓(囚犯的用法)△

天安门△

狠△

怪器△

放转生△

栀子花，茉莉花△

亏元▲

开眼▲

企尸△

嗯△

隔锅兄弟△

归元(归完)△

白话△

官路△

后记

附录：关于《马桥词典》的对话

比起“莲匪”之乱，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动乱则发生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在陕西拉竿子造反，屡次与官军中的湖南杀手“钯头军”相遇，伤亡颇重，迁恨于所有的湖南人，后来数次率军人湘，杀人无数，被人们叫作“张不问”——即杀人不问来由和姓名的意思。当时他们的马鞍下总是挂着人头，士兵的腰间总是一串串的人耳，作为计功邀赏的凭据。

“十万赣人填湘”，就是这一血案后的景观。据说就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湖南人后来把江西人一律叫作“老表”，显得很亲近。

湘赣之间没有太大的地理阻隔，人口往来不难。湘人至少也有一次填赣的浪潮，则是在本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我初到马桥时，在地上干活，蛮人们除了谈女人，最喜欢谈的就是吃。说到“吃”字，总是用最大强度的发音，用上古的qia(恰)音，而不用中古的qi(噢)，不用近代以来的chi。这个“恰”作去声，以奔放浩大的开口音节，配上斩决干脆的去声调，最能表现言者的激情。吃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狗肉鱼肉，还有肉——这是对猪肉的简称。吃包子馒头油饼油糕面条米粉糍粑，当然还有饭，就是米饭。他们谈得津津有味，不厌其烦，不厌其详也不厌其旧，常谈常新常谈常乐，一直谈得手舞足蹈，面生红光，振振有词，一个个字都在充盈的口水里浸泡得湿漉漉的，才被舌头恶狠狠弹出口外，在阳光下爆炸得余音袅袅。

这种谈话多是回忆，比方回忆某次刻骨铭心的寿宴或丧宴。谈着谈着就会变成假设和吹嘘。刚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三斤饭，马上就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二十个包子。这不算什么，更有强中强哼了一声，断言自己一次可以吃下十斤猪板油外加两斤面条等等。为此当然会发生争吵，发生探讨和研究。有人不信，有人要打赌，有人志愿出任裁判，有人提议比赛规则，有人机警地防止参赛者作弊，比方防止他把猪板油煎成油渣子再吃，如此等等。这种差不多千篇一律的热闹，总是在离吃饭早得很的时候就超前出现。

在这种时候，本地人也常常说起“办食堂”那一年，这是他们对“大跃进”的俗称和代指——他们总是用胃来回忆以往的，使往事变得有真切的口感和味觉。正像他们用“吃粮”代指当兵，用“吃国家粮”代指进城当干部或当工人，用“上回吃狗肉”代指村里的某次干部会议，用“吃新米”代指初秋时节，用“打粑粑”或“杀年猪”代指年关，用“来了三四桌人”代指某次集体活动时的人数统计。

他们说起“办食堂”，那时吃不饱饭，一个个饿得眼珠发绿，还要踏着冰雪去修水库，连妇女也被迫光着上身，奶子吊吊地担土，配合着红旗、锣鼓、标语牌以示不畏严寒的革命干劲。继三爹(我没有见过的人)一口气没接上，就栽倒在工地上死了。更多的青壮年则不堪其苦，逃窜江西，一去就是多年。

我后来碰见过一位从江西回马桥探亲的人，叫本仁，约摸四十来岁。他给我敬纸烟，对我“老表”相称。在我好奇地打听之下，他说他当年跑江西就是因为一罐包谷浆(参见词条“浆”)——他从集体食堂领回一罐包谷浆，是全家人的晚饭，等着老婆从地上回来，等着两个娃崽从学校里回来。他太饿，忍不住把自己的一份先吃了。听到村口有了自己娃崽的声音，便兴冲冲往碗里分浆，一揭盖子才发现，罐里已经空了。他急得眼睛发黑。刚才一罐包谷浆到哪里去了？莫非是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已经一口口吃光了？

他不相信，慌慌地在屋里找了一遍，到处都没有浆，所有的碗里、盆里、锅里都是空的。在这个年头，也不会有狗和猫来偷食，甚至地上的蚯蚓和蝗虫也早被人们吃光了。

娃崽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从来没有这么可怕的声音。

他觉得自己无脸面见人，更无法向婆娘交代，慌慌跑到屋后的坡上，躲进了草丛里。

他隐隐听到了家里的哭泣，听到婆娘四处喊他的名字。他不敢回答，不敢哭出自己的声音，他再也没有进自己的家门。他说，他现在在赣南的一个峒里砍树、烧炭，当然……现在十多年已经过去啦，他在那里有了新的一窝娃崽。

他原来的婆娘也已经改嫁，而且不怪罪他，这次还接他去家里吃了一顿肉饭。只是两个娃崽认生，在岭上耍，天黑了还没有回来。

我问他还打不打算回迁。

我说完以后就知道自己问得很蠢。

他浅笑了一下，摇摇头。

他说一样的，在那边过日子也是一样的。他说在那边可望转为林场的正式工。他还说他和另外几个从马桥去的人，在那边结伙而居，村名也叫“马桥”。那边的人把湖南人也叫作“老表”。

过了两天，他回江西去了。走那天下着小雨，他走在前面，他原来的婆娘跟在后面，相隔约十来步，大概是送他一程。他们只有一把伞，拿在女人手里，却没有撑开。过一条沟的时候，他拉了女人一把，很快又分隔十来步远，一前一后冒着霏霏雨雾往前走。

我再没有见过他。

P12-14

我投入文学写作已三十年。回顾身后这些零散足迹，不免常有惶愧之感。以我当年浓厚的理科兴趣和自学成果，当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人生前景。如果不是“文革”造成的命运抛掷，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写作这条路的。我自以为缺乏为文的禀赋，也不大相信文学的神力，拿起笔来不过是别无选择，应运而为，不过是心存某种积郁和隐痛，难舍某种长念和深愿，便口无遮拦地不平则鸣。我把自己的观察、经验、想像、感觉与思考录之以笔，以求叩问和接通他人的灵魂，却常常觉得力不从心，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这种纸上饶舌有何意义。人过中年的我不时羡慕工程师或医生的职业——如果以漫长三十年的光阴来架桥修路或救死扶伤，是否比当一个作家更有坚实的惠人之效？

我从事写作、编辑、翻译的这三十年，正是文学十分艰难和困惑的时期。一是数千年之未有的社会大变局，带来了经济、政治、伦理、习俗、思潮的广泛震荡和深度裂变，失序甚至无名的现实状况常常让人无所适从。二是以电子技术和媒体市场为要点的文化大变局，粉碎了近千年来大体恒稳的传统和常规，文学的内容、形式、功能、受众、批评标准、传播方式等各个环节，都卷入了可逆与不可逆的交织性多重变化，使一个写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机、坚守和迂愚之间，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实现富有活力的选择和反应。身逢其乱，我无法回避这些变局，或者说应该庆幸自己遭遇了这样的变局，就像一个水手总算碰上了值得一搏的狂风巨浪。

积累在这个文集里的作品不过是记录了自己在风浪中的一再挣扎，虽无甚可观，却也许可为后人审思，从中取得一些教训。

精神的彼岸还很遥远，在地平线之下的某个地方。我之所以还在写下去，是因为不愿放弃和背叛，还因为自己已无法回到三十年前，如此而已。

这套文集收入了我的主要作品，占发表总量的七八成左右。借此次结集出版机会，我对其中部分作品做了修订。

所涉及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恢复性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内地的出版审查尺度有一个逐步放宽的过程，作者自主权一开始并不是很充分。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文学解冻初期，有些报刊编辑出于某种顾忌，经常强求作者大删大改，甚至越俎代庖地直接动手——还不包括版面不够时的偶然剪裁。这些作品发表时的七折八扣并非作者所愿，在今天看来更属历史遗憾，理应得到可能的原貌恢复。

二是解释性的。中国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带来公共语境的频繁更易。有些时隔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常用语，如“四类分子”“生产队”“公社”“工分”“家庭成分”等，现在已让很多人费解。“大哥大”“的确良”一类特定时期的俗称，如继续保留也会造成后人的阅读障碍。为了方便代际沟通，我对某些过时用语给予了适当的变更，或者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略加解释性文字。

三是修补性的。翻看自己旧作，我少有满意的时候，常有重写一遍的冲动。但真要这样做，精力与时间不允许，篡改历史轨迹是否正当和必要，也是一个疑问。因此在此次修订过程中，笔者大体保持旧作原貌，只是针对某些刺眼的缺失做一些适当修补。有时写得顺手，写得兴起，使个别旧作出现局部的较大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据说俄国作家老托尔斯泰把《复活》重写了好几遍，变化出短、中、长篇的不同版本。中国作家不常下这种工夫，但如遇到去芜存菁和补旧如新的良机，白白放过也许并不是一种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热情支持这一套文集的出版，感谢文友东超、单正平等多次对拙作给予文字勘误，还应感谢三十年来启发、感动、支持过我的各位亲人、师友以及广大人民。

韩少功

2007年7月

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说话其实很难。

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国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岛。我不会说海南话，而且觉得这种话很难学。有一天，我与朋友到菜市场买菜，见到不知名的鱼，便向本地的卖主打听。他说这是鱼。我说我知道是鱼，请问是什么鱼？他瞪大眼睛说：“海鱼么。”我笑了，我说我知道是海鱼，请问是什、么、海、鱼？对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显得有些不耐烦：“大鱼么！”

我和朋友事后想起这一段对话，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国最大的海域，有数不尽的渔村，历史悠久的渔业。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关于鱼的词汇量应该说是最大的。真正的渔民，对几百种鱼以及鱼的每个部位和鱼的各种状态，都有特定的语词，都有细致、准确的表达和描述，足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词典。但这些绝大部分无法进入普通话。即使是收集词条最多的《康熙字典》，四万多汉字也离这个海岛太遥远，把这里大量深切而丰富的感受排除在视野之外，排除在学士们御制的笔砚之外。当我同这里的人说起普通话时，当我迫使他们使用他们不大熟悉的语言时，他们就只可能用“海鱼”或“大鱼”来含糊。

我差一点嘲笑他们，差一点以为他们可怜得语言贫乏。我当然错了。对于我来说，他们并不是我见到的他们，并不是我在谈论的他们，他们嘲啾呕哑叽哩哇啦，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我无法进入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他们接受了这种暗夜。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我多年来一直学习普通话。我明白这是必要的，是我被邻居、同事、售货员、警察、官员接受的必需，是我与电视、报纸沟通的必需，是我进入现代的必需。我在菜市场买鱼的经历，只是使我突然震惊：我已经普通话化了。这同时意味着，我记忆中的故乡也普通话化了，正在一天天被异生的语言滤洗——它在这种滤洗之下，正在变成简单的“大鱼”和“海鱼”，简略而粗糙，在译语的沙漠里一点点干枯。

这并不是说故乡不可谈论。不，它还可以用普通话谈论，也可以用越语、粤语、闽语、藏语、维语以及各种外国语谈论，但是用京胡拉出来的《命运交响曲》还是《命运交响曲》吗？一只已经离开土地的苹果，一只已经被蒸熟了腌制了的苹果，还算不算一只苹果？

方言当然不是惟一的语言障碍，地域性也不是语言的惟一属性。在地域性之外，语言起码还有时代性的维度。几天前，我与朋友交谈，感慨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使人类越来越强化了横的联系，越来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进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基本上铲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别，倒是可能扩大和加剧时代差别。地球村的同代人吃着同样的食品，穿着同样的衣服，住着同样的房子，流行着同样的观念，甚至说着同样的语言，但到那个时候，五十年代的人了解三十年代的人，二○二○年出生的人了解二○—○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像现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国人要了解英国文化一样困难。

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在同一种方言内，所谓“代沟”不仅表现在音乐、文学、服装、从业、政治等等方面的观念上，也开始表现在语言上——要一个老子完全听懂儿子的词语，常常得出一把老汗，已成为我们周围常见的事实。“三结合”“豆豉票”“老插”“成分”……一批词汇迅速变成类似古语的东西，并没有沉淀于古籍，没有退出日常生活，仍然在某些特定的交际圈子里流通，就像方言在老乡圈子里流通一样。不是地域而是时代，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正在造就出各种新的语言群落。

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往深里说。即便人们超越了地域和时代的障碍，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呢？有一个语言教授做过一次试验，在课堂上说出一个词，比方“革命”，让学生们说出各自听到这个词时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形象。答案竟然是多种多样的，有红旗，有领袖，有风暴，有父亲，有酒宴，有监狱，有政治课老师，有报纸，有菜市场，有手风琴……学生们用完全不同的个人生命体验，对“革命”这个词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识诠释。当然，他们一旦进入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从权威的规范，比方服从一本大词典。这是个人对社会的妥协，是生命感受对文化规制的妥协。但是谁能肯定，那些在妥协中悄悄遗漏了的一闪而过的形象，不会在意识的暗层里积累成可以随时爆发的语言篡改事件呢？谁能肯定，人们在寻找和运用一种广义普通话的时候，在克服各种语言障碍以求心灵沟通的时候，新的歧音、歧形、歧义、歧规现象就不再层出不穷？一个非普通化或者逆普通化的过程就不再在人们内心中同时推进？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所谓“共同的语言”永远是人类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我们不希望交流成为一种互相抵消和互相磨灭，我们就必须对交流保持警觉和抗拒，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这正是一种良性交流的前提。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

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笔记本里就捕捉和囚禁了这样一些词。我反复端详和揣度、审讯和调查，力图做一个侦探，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于是就有了这一本书。

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一部词典，对于他人来说不具有任何规范的意义。这只是语言学教授试验课里各种各样答案中的一种，人们一旦下课就可以把它忘记。

199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