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梁漱溟的传记。梁漱溟一生不断追求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对人生问题的追求，他出入佛家、儒家，出版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一系列论著，并成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对中国问题的追求，他投身辛亥革命，从事乡村建设，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成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无论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还是政治史上，他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伴随着西方学术界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重新重视，当代新儒家的问题才为世界所普遍关注。因为新儒家早在民国初年，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就大声疾呼发扬儒家的传统美德了。当时中国的文化界反封建、反专制、反迷信的最终结果导致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民族传统的根本否定；同时进行的学习西方的运动，使西学狂风暴雨般的涌人中国，造成中国的“全盘西化”的思想潮流。在这根本否定的两股劲风的夹击下，中国学术界涌出一小批学者，他们犹如异军突起，挺身而出维护中国传统的“大生命”和儒家思想的真价值，对全局性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运动进行了直接的回应。他们树起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鲜明旗帜，强调中西文化各有其产生、发展的规律；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更有其存在的合理因质，不能乱加否定。力图重振中国文化，创造性地重建中国传统。这少数学者的艰难起步，便是新儒家筚路蓝缕的开端，而新儒家的首创山林者便是本书的传主梁漱溟，他是扬名世界的新儒家的第一个先驱人物。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之一，新儒家的开创者，也是颇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的独特思想和学识，特立独行的坎坷人生经历，一生坚持讲真话、表里如一的品格，是同时代许多知名人士所不能企及的。

引言

第一章 儒学末流

 一 传统儒学的危机与转化

 二 一个末世儒门的悲壮史

第二章 受教育于新旧转换的年代

 一 从《地球韵言》开蒙

 二 启蒙学堂和《启蒙画报》

 三 激流奔涌的中学时代

第三章 上下求索

 一 加入京津同盟会

 二 对社会主义的朦胧思考

 三 冀救众生苦研佛学

第四章 归宗儒家

 一 北大七年痛苦的转变

 二 新儒家的人类生活方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1.对“全盘西化”等文化思潮的回应

2.东西文化“三路向”的提出

3.“三路向”文化观的哲学诠解

4.孔子“人生哲学”的阐发

5.东西方人今后应取的文化态度

6.对本书反映出的文化哲学思想的评估

 三 梁漱溟与胡适诸人

第五章 乡村建设——儒家生活的现代实践

 一 唤回乡村的新生命

 二 曹州办学与北京朝会

 三 开办广东乡治讲习所

 四 去河南村治学院的前前后后

 五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六 笔者简识

第六章 八方奔走呼吁抗战

 一 面见蒋介石陈述抗日主张

 二 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

 三 参加国民参政会

 四 六省战地巡历

第七章 党派问题

 一 党派见解

 二 为“统一建国同志会”而努力

 三 “皖南事变”交涉过程中的活动

 四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之初的活动

 五 赴香港创办《光明报》的前后

 六 险境所想——新儒家人生终极目标的再次表述

第八章 参加重庆“政协”与国共谈判的前前后后

 一 民盟一大的召开

 二 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三 再访延安

 四 参加调查国民党暗杀李闻案

 五 参与国共谈判

第九章 “为往圣继绝学”

 一 北碚讲学

 二 又一部新儒家的理论著作——《中国文化要义》

1.关于“集团性”问题

2.关于“伦理本位”问题

3.关于阶级对立与“职业分途”问题

4.关于人类文化“早熟”问题

 三 继续为和平呼吁

第十章 思想转变与抵触

 一 与毛泽东多次长谈

 二 多年来的思想转变

 三 思想差异与抵触

第十一章 与毛泽东的一桩历史公案

 一 如何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二 梁漱溟的闭门省思

 三 笔者浅识

第十二章 新儒家文化观的发挥与阶级斗争的困扰

 一 “八大”报告何以令他惊喜

 二 平安度过恶浪翻滚的“反右派”运动

 三 新儒家思想和文化观的发挥

第十三章 在十年动乱之中

 一 “文革”风暴初起时的反应

 二 受到了红卫兵的“洗礼”

 三 讨论“宪草”时的惊人发言

 四 被迫应战

 五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六 新儒家“尚情无我”人格的流露

第十四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风风雨雨

 一 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认识与态度

 二 对毛主席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态度

 三 因讨论宪法受到的最后一段批判

第十五章 一个美好的结局

 一 历史的公正安排

 二 新时期再谈民主与法制

 三 中国文化的特征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十六章 梁漱溟的晚年著述

 一 儒佛道的比较学——《东方学术概观》

 二 新儒家的“心”之学——《人心与人生》

1.识人心，弭人祸

2.人心“三性”说

3.梁漱溟对人类心理认识的前后变化

4.心向“无对”——东方儒家之学

5.理智与理性之力决定社会礼俗制度

6.实践道德——人心“深静的自觉”

附录 梁漱溟生平大事年表

后记

一 传统儒学的危机与转化

传统儒学遭到最彻底的否定，是20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的事。但是早在明清之际，封建统治阶级推崇的儒家思想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王权统治的动摇，已逐步走上了末路。但富有使命感的传统儒家们，为了复兴中国文化和儒家传统，在巨大的历史变局中又不断更新儒学的研究宗旨和方法，使之发生转化，以适应剧烈变化的形势。

远在明朝末叶，李贽、刘宗周及当时兴起的党社运动，对明朝统治阶级的日趋昏暗和封建制度的腐败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同时对儒家思想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责难儒家经典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指责儒家“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目睹明朝灭亡，亲自参加过抗清斗争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作为传统儒学的代表，曾反省了儒家思想研究的空泛，提出改造儒学价值和研究方法。但是，他们的主张犹如夜空中的流星，一闪即逝。随后涌起的考据学风，将顾炎武等开创的实学之风淹没净尽。当时，具有典型意义的《儒林外史》，把儒家的种种丑行揭露得淋漓尽致，严厉地冲击了儒家传统。

1840年西方侵略者入侵中国后，随着大炮和鸦片烟枪，欧风美雨也铺天盖地而来。在这场劫难之中，近代中国的文化思想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二律背反：一面是强硬地抵抗外来的侵略，以求民族的自救自存；一面却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分精华与糟粕的自我否定。尤其是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一批很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攻击。甚至根本不知中学与西学何由分的中国近代农民大起义，也把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儒家经典和孔孟之道。

自然，儒家思想遭到批判，有着自取其咎的原因。这主要因为封建王朝的腐败，政治黑暗，统治者把他们宣扬的儒家信条搞得臭名昭著；同时，儒林学风日下，毫无实际意义，使之空洞乏味，唯成八股敲门之砖。另一方面，当时资本主义的科技文化、政治思想也的确较中国的传统文化实在而有力量，中国儒家思想的空泛信条在西方国家的文武攻势下毫无抵抗能力。因此，学习西方，“师夷长技”，成了当时中国人最时髦的口号，中国传统文化被轻率地丢到了一边。

然而，中国的儒学传统毕竟是植根极深的东方文化的代表，突如其来的西方文化，虽有其实用性的价值，但是要一下子打倒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自非易事。儒家文化在西方科学的比照下，虽显得迟滞和缺乏挑战性，但是它博大精深的内涵，却是西方文化所远难比拟。只是在挟持着坚船利炮的西方文化的突然袭击下，中国文化暂归黯然失色，危机重重了。

传统文化的劫数到来，震动了中国儒林。在“天崩地解”的历史变局面前，迫使中国的传统儒家作出回应。他们首先“反思”自己：清代以降，中国的儒学风气日下，导致自取末路，但宋明儒学却是中国儒学的第二个兴盛时期。然而，宋明两代却偏偏为异族所灭。其原因何在？经过反省，认为宋明儒学只重视“内圣”的自修自省功夫，而忽略了“外王”的事功创建。因此，他们打算把儒学的内圣修养转向外王的实际开拓，开发传统儒学“治国平天下”的宗旨，达到“通经致用”之目标。于是，在西方列强的军事入侵和文化冲击面前，中国的传统儒家倡导了“通经致用”的学风，给僵化的经学注入了新的生命。“通经致用”的学风，讲求通晓儒家经学但不离社会实际，崇尚实践价值，以儒家经义为治国根本，有着强烈的抗敌御侮的民族自救意识和学习西方、包容西学的开拓取向。自鸦片战争前后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便开始倡导这一学风，他们扬弃了“道”、“气”的研究，牢牢站在中国的民族自救和文化复兴的立场上，吸取西学的养分，联系国计民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方案。两次鸦片战争后，以曾国藩、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儒学家们，进一步实践了“通经致用”的理论，他们都是当时的一代名儒，但是，他们不尚空谈儒学，而是倡导实务、学习西方，将通晓经学和西方科学密切结合起来，提倡“中体西用”，中西贯通，为中国的传统儒学找到了新的生命价值。而19世纪末年的维新派代表康有为，同样在通晓经学的基础上，引入西方文化和政治内容，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中，着手二者的会通与融摄，最终要求建立起“中西结合式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应该说，康有为是中国传统儒家和新儒家的“过渡人物”，他所具有的许多政治和文化特色都与现代新儒家类似，尤其是他对孔子儒学的保守与留恋，对未来“大同”社会的描绘，同梁漱溟等新儒家具有异曲同工之意义，体现了“文化的保守主义”和“政治的自由主义”的鲜明特点。康有为要求固守儒家道统，加上西方的物质文明，成就其“理想社会”，他的“添加法”很为梁漱溟等新儒家所不屑。但是，康有为的努力也的确为当代新儒家造就了“史前的历史”。

正是近世中西文化大交汇、大撞击的时代，孕育了当代新儒家的先哲名儒梁漱溟的非凡思想。

二 一个末世儒门的悲壮史

梁漱溟出生在一个笃信儒学的仕宦之家。祖先为元朝皇帝的同宗，姓也先帖木耳。元朝灭亡，留居河南汝阳，改汉姓梁，后定居广西桂林。曾祖梁宝书，道光朝进士，历任直隶省、州、县等官，由桂林移居北京。祖父梁承光，出身举人，曾任山西省永宁州知州。父亲梁济，1859年生于北京，8岁时其父病故于永宁州知州任上。在家道中落、经济困迫的情况下，他的嫡母担起了教育梁济的重担，她也是一位诗文皆佳的宦门闺秀，她的父亲是一位进士出身的中级官员。梁济的天资不高，家庭经济困难，幼年丧父靠母亲抚养和教育，所以，直到27岁才考中举人，后来曾两次参加会试皆未及第，终其一生再未高中。由于家境困难，做了十几年的塾馆先生，直至40岁才人仕，做了个品位极低的内阁中书和并无俸禄的候补员外郎。P4-P6

当代新儒家的问题是20世纪后半期开始研究的新课题。它引起了世界多方面的普遍关注。当代新儒家是民国以来的一个文化和哲学学派，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一学派的活动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对他们的研究也刚刚起步。

20世纪中叶以降，西方现代化的飞速发展给欧美社会成就了巨大的物质文明。但同时却出现了人心的动荡、精神的空虚，引发了社会秩序的紊乱不安。“重塑自我”、个性解放、凶杀惨烈、生存恐怖等“现代病”导致了非理性和反文化的恶浪翻涌。人际关系的严重失调、文化衰落的危机蔓延，使学术为之深刻反省。首先在大西洋两岸的学术圈内出现了谴责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所谓“批判理论”。他们激烈地抨击单一的“纯科技”，使西方人失去了完整的理性心态，最后造成了物质巨大丰富，而人的思想却异常贫困。同时，他们四处寻找医治“现代病”的灵丹妙药，从而把眼光移到东方，选择了中国儒家的理性主义。

西方学术界的这种眼光和目标选择，开始时被许多人怀疑。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崛起，成了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1985年在意大利召开的第15届世界财务政策及经济成长研讨会上，根据经济发展速度及政策取向，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工业伦理区”。世界学术跟踪研究的结果认为，亚洲“四小龙”正处在东亚的儒家文化圈内，他们的经济发达和社会的稳定，是儒家文化思想结出的文明果实。因此认为，儒家传统思想不仅具有促进现代化的功能，还是避免和医治“现代病”的最好药方。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他们认定儒家伦理是推动经济走向发达和抵制西方不良观念传入的最合宜的武器。乃于1982年成立了“儒家伦理委员会”，宣布在全国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作为国家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心指导思想。此后，早已被根本否定了的儒家文化思想(尤其在中国大陆)又重受到了重视，成了具有崭新的现代意义的世界性研究课题。

正是伴随着西方学术界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重新重视，当代新儒家的问题才为世界所普遍关注。因为新儒家早在民国初年，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就大声疾呼发扬儒家的传统美德了。当时中国的文化界反封建、反专制、反迷信的最终结果导致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民族传统的根本否定；同时进行的学习西方的运动，使西学狂风暴雨般的涌人中国，造成中国的“全盘西化”的思想潮流。在这根本否定的两股劲风的夹击下，中国学术界涌出一小批学者，他们犹如异军突起，挺身而出维护中国传统的“大生命”和儒家思想的真价值，对全局性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运动进行了直接的回应。他们树起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鲜明旗帜，强调中西文化各有其产生、发展的规律；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更有其存在的合理因质，不能乱加否定。力图重振中国文化，创造性地重建中国传统。这少数学者的艰难起步，便是新儒家筚路蓝缕的开端，而新儒家的首创山林者便是本书的传主梁漱溟，他是扬名世界的新儒家的第一个先驱人物。

经过近年的研究，自梁漱溟以后出现的新儒家代表人物仅有张君劢、熊十力、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马浮、方东美等寥寥数人，其中人物有的尚在争议。新儒家们的学术路数虽然各有异处，但作为同一学术流派，最显著的还是他们所共有的特征。其共同特征大抵是：“①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在儒家传统里又特重其心性之学；②以中国历史文化为一精神实体，历史文化之流程即此精神实体之展现；③肯定道统，以道统为立国之本，文化创造之源；④强调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应有敬意和同情；⑤富根源感，因此强调中国文化的独创性或一本性；⑥有很深的文化危机意识，但认为危机的造成主要在国人丧失自信；⑦富宗教情绪，对复兴中国文化有使命感。”这里列举的七点虽并不算少，但也并未概括新儒家的全部特征，何况每个新儒家在这七个特征上的表现深浅亦未尽一致。尽管如此，这些特征的列举总还是标出了新儒家的共性，如第一位新儒家梁漱溟确也大体具备了这些特征。

梁漱溟为什么在五四运动前，在“西方化主张到家”的反传统狂流中，独要弘扬中国民族传统，大讲儒学，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预言西方哲学将来一定要重返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道路？为什么在数十年战乱不断的岁月里，梁漱溟以一介书生之微力，却东西奔走，呼吁“救国、救世”，坚韧不拔，从不休止？为什么他在生死交关之际，心里只想到“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为什么在“批林批孔”的狂风暴雨中，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冒坐牢杀身之危险，大讲“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梁漱溟一生所想、所写、所为的许许多多令常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不用新儒家的思路、特征和性格去解释，就很难说得清楚。

然而，新儒家的题目广博无边，梁漱溟更是一位有着八十余年的活动史、学术史的新儒家代表。因此，笔者虽然用了新儒家的路数去分析他，怕也未能说得清楚。因为当今学术界对新儒家的研究才刚刚开步。何况，新儒家的问题从开始研究的趋势看，就并非只是一个学术问题……

在文化裂变的时代激流中，常被漩流卷着，深感迷茫。似乎是出于要解决自我的困惑，从前几年开始阅读新儒家方面的论著。没想到开卷后即为新儒家们，尤其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使命感和深切的关怀所感动，从而捧卷投入，不能自持，终于又产生了要写点文章的想法。正在咬笔沉吟之际，人民出版社的陈淑梅先生为我下了这个决心。于是，有了这本书稿的诞生。

书是写出来了，但掩卷沉思，又没了拿出去的勇气。因为这本小书确实还欠缺深入评介新儒家的火候。即使如此，也还是在中国大陆、港台及世界许多前辈研究者的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尤其是汪东林先生的著作，为本书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在此，对人民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大连图书馆、辽师大图书馆等有关同志一并表示谢忱。

作者

1992年11月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