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中期社会，以山清水碧的江南为中心，产生了一个新的知识群落——山人诗人群。他们终身为布衣，能诗善文，虽然自标山人，却不愿如山林樵子伐木丁丁，老死山中，更不愿意放弃他们在俗世间的恣意享乐与人生快意，而是频频出没，穿梭在都市与山林草野之间，既纵游着天下的山水名胜，享受着青山绿水的赏心怡情，又进出达官显贵的门下，靠打秋风获取钱财的馈赠，隐人迹之山市，食人间之烟火。

本书期望通过对山人诗人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对这么一个由时代造就，又不被时代所重，曾经在文化史上存在，也做出了特殊贡献，却鲜被后世子孙提及的落寞的文化群体，还原出其历史的面目，为他们做出一个更客观的，更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评价。

本书分别从纵、横两个角度，既在总体上讨论了明清山人群落的生成，探讨了山人群落打秋风与其谋生的关系，分析了山人群落与历代隐逸之异同，辨析了山人们形形色色、各各不同的人格，阐释了山人们诗意的生活追求、对中国文化史的贡献，又以个案的观察，选择其中影响卓著者如孙一元、谢榛、徐渭、王穉登、陈继儒、李渔六人，次第论列，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山人们人生及心路的历程。

内容提示

小引

上篇 徘徊在城市山林之间

山人不在山中住

岂亦心隐乎

总为稻粱谋

难以一节名

诗意地栖居

下篇 生命是一道河流

丘也东西南北人

百年一流寓

茅屋老畸人

在清浊之间

闲人不是等闲人

阿谁不知湖上翁

尾声

附录：共同走进一个特殊的群体

后记

在这种风气之下，士人的不再固执于皓首穷经，不再执著于科举功名，放弃衣冠，或为山人，寻求现世的享乐，也就不难理解了。山人中，如王樨登，其自撰墓志铭《广长庵主生圹志》谓：“平生好奇画，喜谈剑术……少尤好肉，娈童季女不去左右：山人黄白仲，“惯游秣陵，以诗自负，僦大第以居。鲜衣盛服。乘大轿，往来显者之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十二）：雪窦山人、魏耕，“于酒色有沉癖，一日之间，非酒不甘，非妓不寝。礼法之士深恶之”（全祖望《雪窦山人坟版文》，《鲒崎亭集》卷八），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受老庄及佛、道教思想的影响，倡自然之学，是明代中期以后．山人群落崛起的另一个原因。

好道而喜自然，在山人中非常普遍。如丁戊山人傅汝周，才智文采足以得意于仕进，独舍去不好”（王慎中《遵岩集丁戊山人诗集序》），“中岁好神仙方外学”（何乔远《名山藏高道记》）。郑善夫就说他“其道江湖林壑，神仙隐逸，直臻其要妙。盖风尘表人也”（《前丘生行己外篇序》）。山人王宠，在《赠曲岩山人蔡师古》诗中说：“当时山人辈，金策相支撑。”而自谓：笑我晚学道，碧山许藏名。”又其《奉同东桥顾丈夜宴赏菊之作》中说：“中岁无所成，飘摇慕长生。未谙炼玉法，采菊餐其英。”（《石仓历代诗选》卷五。四）

关于山人对自然山水的特殊爱好，例子很多，如太白山人孙一元，西人华山，南入衡山，东登泰山，南到吴会，晚年卜筑吴兴之南坦；昆仑山人张诗，北渡滹沱河，攀太行山，广览黄河素汾，遍游雒川、伊阙，南游金陵，上金山、焦山，历吴会，探禹穴。所居一亩之宫，择隙地种竹，风雪飘萧，欣然相对，兴至则跨一蹇驴，信其所往，必穷极佳山水而后返；吴山人扩，喜谈、其游武夷、匡庐、台宕诸胜地之事，并诵其所作纪游诗篇，尝入都门，游边塞，历太行群山，初夏抵辽阳，始见桃花，以为奇事。暮年远涉，带干粮，蹑岭峤，风沙中日行百里，如壮夫，嘉靖中避倭乱，居金陵，爱秦淮风物，造长吟阁居之；郭山人第．隐于焦山，有遍游五岳之愿，自号五游；岳山人岱，于阳山辟草堂，花木翳然，修竹万挺，结隐其中，中年出游恒、岱诸岳，泛大江，览金陵名胜。渡涛江，访丰南禺于四明，历览天“隐居草莽，无局促之忧；好历名山，尽逍遥之乐，词贵省洁。意尚真古”；十岳山人王寅，北游大梁，南历海隅，北走沙漠。周游吴、楚、闽、越名山；鹅池山人宋登春，年三十，弃家远游，留博陵二年，往游京师，再游齐、鲁，还居长白山废寺，再去而浮淮河、渡长江、涉吴会，又走徐、青，出居庸关，循太行山而西，穷关、陕、泽、潞诸边塞，再由栈道入西川，游峨眉。溯巫、巴，下荆、鄂，绕云梦而北走大梁，再自宛涉襄，过京山。不胜枚举。孙一元《吴兴北亭与邦直别》（《太白山人漫稿》卷二）中云：“群情贵苟合，难以保厥真。”而在自然山水中放任其真性，寻找其失落的本真，或许正是他们性好自然的根本原因。

山人群落兴起的原因，也决定了该特殊群体的某些本质特征。因为山人们曾经习儒的知识背景。“诗人政治家”的内容，并不因为他们号称山人，就与之彻底剥离净尽。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依附于人的群体特质。也使他们与社会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黄协埙《锄经书舍零墨》卷三谓：“明季最重山人，草野布衣，一技一书，便可与王公抗衡。”黄宗羲《思旧录·陈继儒》载：“陈继儒，字仲醇，华亭人，以诸生有盛名，上自缙绅大夫，下至工贾倡优，经其品题，便声价重于一时……岁戊辰，余入京颂冤，遇之于西湖。画船三只，一顿模被，一见宾客，一载门生故友，见之者云集。陶不退埏谓先生日：‘先生来此近十日，山光水影，当领略遍矣。’先生笑日：‘迎送不休，数日来只看得一条跳板。’……己巳秋，余至云间。先生城外有两精舍，一顽仙庐，一来仪堂，相距里许。余见之来仪堂。侵晨，来见先生者，河下泊船数里。”所谓的重山人．所重者是他们游走达官显贵之门，与王公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吴扩为严嵩门客，谢榛得秦、晋诸王宠爱，沈明臣、徐渭做浙直总督胡宗宪的书记，沈明臣为阁臣徐阶门客，王樨登为阁臣袁炜门客，王叔承为阁臣李春芳门客，陆应阳为阁臣申时行门客等。 

山人们不仅为主人写诗作文，起草文书、青词等，如徐渭。有记载说，在平倭战争中，还曾经数出奇计。而山人乐新炉。传说权宦冯保的被逐，就与他有很大关系。在山人的创作中。也不乏干预社会的作品，如孙一元，他的《边人曲》，用乐府古题创作新曲，写的是戍守边关的将士生活环境的险恶、思乡怀亲的痛苦；《东门行》反映社会动荡、战乱正起、盗贼横行。以及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村落成为丘墟的惨状；《闻开化兵乱问讯吾廷介父子》还写到了浙江开化发生兵乱的情况等。陈继儒则利用他与达官权贵的交往，为民请命，见之于其尺牍中，有多篇专谈江南大水，恳请当道救荒，如《上荆石王相公》、《上徐中丞乞救荒》、《与尤郡丞》、《答韩使君》、《与韩鹏南使君》、《上聂使君》、《复陶太守救荒》、《与友》等。文中陈继儒向当道官员陈述灾情，真实反映着百姓的疾苦，无保留地进呈自己关于救灾的见解，让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位古道热肠，颇有几分侠义情怀的陈眉公形象。

P5-7

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

想好好地做一点江南的书，这个愿望实在是不算短了。

每登清凉山，临紫霞湖，看梅花山的灿烂云锦，听秦淮河的市井喧阗，这种想法就会更加难以抑制；；更不要说在扬州瘦西湖看船娘腰肢轻摇起满湖涟漪、在苏州的网师园听艺人朱唇轻吐一月落乌啼霜满天一，以及在杭州的断桥边遥想许多已风流云散的“一生石上旧精魂”了。这是一片特别容易招惹起闲情、逸致甚至是几分荒凉心的土地，随便一处破败不堪的庭院，也许就是旧时钟鸣鼎食的王谢之家。而山头上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小坟茔。也许深埋的就是曾惊天动地的一泓碧血；；而在江南生活的所有诗性细节之中。最令人消受不起的当然要算是还乡感了。特别是在明月之夜、风雨之夕的时候，偶尔走进一个陌生的水乡小镇，它一定会勾起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生沧桑。在这种心情和景物的诱惑下，一个旅人会很容易陷入到一种美丽的幻觉中，搞不清楚此时此刻的他和刚才还在红尘中劳心苦形的那个自我，谁的存在更真实一些，谁的音容笑貌更亲切温柔一些……

然而，毕竟是青山遮不住逝水，一如江南佳丽总是难免于“一勒春残红颜老”的命运，像这样的一种诗性江南在滚滚红尘中的花果飘零，也仿佛是在前生就已签下的悲哀契约。而对于那些生逢其时的匆匆过客们，那交集的百感也不是诗人一句“欲说还休”就可以了断的。一方面是“夜深还过女墙来”的旧时明月，另一方面却是“重过阊门万事非”的江边看月之人；一方面是街头桂花的叫卖声、桂花酒酿的梆子声声声依旧，另一方面却是少年时代的长干、横塘和南浦却早已不可复闻；一方面是黄梅时节的细雨、青草池塘的蛙鼓依然如约而来，另一方面却是采莲、浣纱和晴耕雨读的人们早已“不知何处去”；一方面是在春秋时序中的莼菜、鲈鱼、荸荠和茨菰仍会历历在目，另一方面在夕阳之后却再也没有了夜唱蔡中郎的嗓音嘶哑的说书艺人，还有那良辰美景中的旧时院落，风雨黄昏中的客舟孤侣，浅斟低唱的小红与萧娘．春天郊原上的颜色与深秋庭院中的画烛，以及在江南大地上所有曾鲜活过的一切有声、有形、有色、有味的事物。如果它们的存在不能上升到永恒，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更值得世人保存呢？对于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万物来说，还是苏东坡的《前赤壁赋》说得好：“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对于一切已经丧失物质躯壳的往昔事物，它们的存在和澄明当然只能依靠语言和声音来维系。用一种现代性的中国话语去建构一个有生命的古典人文江南，就是勉励我们策划“江南话语”并将之付诸实践的最高理念和实践力量。就像东山魁夷在大自然中写生时的情况一样，漫步在美丽的江南大地上，我们也总是会听到一种“快把我表现’出来”的悲哀请求。而有时这种柔弱的请求会严厉得如同一道至高无上的命令，这正是我们必须放弃许多其他事务而首先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根源。  

记得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而美丽的江南无疑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灵魂的乡关。尽管正在人们注目中的这个湿润世界，已经更多地被归人历史的和怀旧的对象，但由于说话人本身是活的、正在呼吸着的生命。因而在他们的叙事中也会有一种在其他话语空间中不易见到的现代人文意义。让江南永远是她自身，让江南在话语之中葬越时光和空间，成为中华民族生活中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江南话语》希望达到的目标和坚持不懈的人文理想。

对明清山人产生兴趣，并萌发出做上一本小书的念头，在我来说，颇有些时日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古汴开封的河南大学。负笈南下，来到了扬子江畔的六朝古都南京，师从南京师范大学陈美林教授，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美林师以研究吴敬梓与《儒林外史》蜚声海内外，作为学生，似乎极自然地，就喜欢上了《儒林外史》，并且投入了相当的关注。这结果，不仅是在几年之后，分别应出版社之约，完成了《儒林外史校注》及《儒林外史评介》，还对《儒林外史》里所涉及到的“山人文化”，也有了一探究竟的想法。

这想法萦绕在心里，始终无法拂去，竟好像成了一个结。2003年春上，偶与友人刘士林教授谈起。士林兄便鼓励我能够早日写出。于是，开始了忙碌的资料收集、构思写作过程。

所面对韵对象，决定了这趟思想之旅的沉重与痛苦．不可能再有往常写作时的那份轻松和愉悦。山人群落里不乏杰出卓特的人物，他们的盖世才情，令人不能不为之倾倒。但作为群体，山人们坎坷屈辱的遭际命运、性格心灵的扭曲畸变．行为的丑陋，还有在写作中不时会萌发的现实联想，都使得我原本并不算脆弱的神经，这时也显得格外地脆弱和敏感。

往事不忘，后世之师；殷鉴不远，可以汲取。在经历了近代的启蒙、“五四”的洗礼以后，明清那封建专制的时代。早已如烟散尽，不复存在了，但封建的幽灵，其残渣馀孽，是否还继续游荡人间，为害作祟？作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又是否真正地履行了自己的角色职能，以及有未因袭了明清山人的某些恶习？想到这里，我终于又感到茫然了，又陷入一种极痛苦而不能自拔的境地之中。

本书英文提要的翻译，承蒙安阳师范学院外语系魏爱玲女士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郭家宏教授帮助，刘士林教授的高足朱逸宁、刘永、孙其芬在该书的配图、丛书统一体例等方面也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本书责编夏楠老师付出了很多的辛苦，谨此致以最诚挚的谢忱。

2004年初冬初稿

2008年初夏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