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尘封了近20年的书稿。1980年3月至9月，四位年轻的新华社记者深入被饥饿的阴霾笼罩，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的西北地区，在那里，他们亲眼目睹了在过去几十年中因乱指挥，“共产风”、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导致的民不聊生的情景。记者们拿起沉重的笔，记录下这真实的一幕，以内参的形式上报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本书是四位记者根据自己的采访笔记整理而成，全景式展现西北黄土高原农村社会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记者的《西行漫记》。书中那深沉的话语，渗透着他们对事业的忠诚，蕴含着他们对改革的希望。

一部中国记者的《西行漫记》。为能了解农村真实情况，他们跨越四省(自治区)39个县，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历时半年，行程万里。这次采访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书中那深沉的话题，渗透着他们对事业的忠诚，蕴涵着他们对改革的希望。

一部全景式展现西北黄土高原农村社会历史的纪实著作。它告诉历史，也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为了追求理想中的幸福，中国人民曾经走过怎样曲折的艰难道路，曾经承受多么巨大的民族磨难。

一部20世纪80年代的新华社中青年记者根据采访笔记写成的书籍，其中大部分内容曾写成“内参”，对党中央推进农村改革起过重要作用。它尘封18年后第一次公开出版，充分反映出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和艰难。

序言 真话的历程

第一章 愿饥饿的岁月从此结束

 一 太原街头的吉兆

 二 收容所何时关门

 三 王家湾的今昔

 四 在民族英雄谢子长的家乡

 五 访《东方红》歌手李有源老家

 六 “难兄难弟”都有了希望

 七 在贫困的死亡线上

 八 挽救失去的忠诚

第二章 徘徊在黄土高原的阴影

 一 在遥远的地质年代

 二 黄土的来历与性格

 三 大自然的报复

 四 干旱的“珠穆朗玛峰”

 五 咚咚炮声话冰雹

 六 三十年的建设与破坏

 七 多灾多难的子午岭

第三章 要使农业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事业

 一 没有主人的事业

 二 戈色令的遭遇引起的联想

 三 中国的农民就吃这一套吗

 四 一个做了大好事的人为什么要自杀

第四章 这里需要更多的有志者

 一 从一位给人们带来信心的县委书记说起

 二 “群众生活好了才算好干部”

 三 “不断革命”的后果

 四 要支持有识之士施展雄才

第五章 要努力提高文化科技水平

 一 黄土高原需要千万个薛振声

 二 人才为什么流失

 三 看这里的学校穷到何等地步

 四 “智力开发”刻不容缓

第六章 绿色在于顽强的生命

 一 为什么不让多种“摇钱树”

 二 “自留山，可美着哩”

 三 困难面前出英雄

 四 访种树三兄弟

第七章 今后向何处去

 一 大讨论带来的新方针

 二 必须打破自然经济的束缚

 三 农田基建不能再这样“大搞”了

 四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五 “退耕”不能光喊在嘴上

 六 不能只要铁牛丢掉黄牛

 七 要使流通渠道畅通起来

第八章 “独木桥”连着“阳关道”

 一 “王魁包山”的启示

 二 改革的冲突

 三 孟家坪的创举

 四 西北农民的呼声

 五 王一宁的“政见”

 六 张易公社并未翻船

 七 大得民心的措施

第九章 一份关于报告的报告

后记 十八年后的回忆

 胡国华：往事当回首

 冯东书：敢问路在何方

 戴国强：匆匆已过十八年

 傅上伦：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我们在延安访问期间，地委正在开北部七县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加快改变穷社面貌问题。

这里普遍都穷。为何又单独提出“穷社”问题？他们所指的“穷社”是什么概念？经过介绍，才知道1979年全地区人均收入在四十元以下、人均口粮在三百斤以下的队，百分之九十左右集中在北部的吴旗、志丹、安塞、延安、子长、延长、延川等七个县。在这七个县的一百零四个公社中，又有三十六个公社(吴旗五个，志丹五个，安塞六个，子长七个，延川五个，延安六个，延长二个)，共二干四百五十三个队、二十七万七千多人，从合作化以来基本没有过过好日子，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了二十来年。这次的县委书记会，重点就是研究这三十六个“穷中之穷”的问题。

那些地方到底穷到了什么地步？眼前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决定挑几个看一看。

第一个目标是安塞县的王家湾公社。所以选中它，是因为这个公社的所在地——王家湾大队，曾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在1947年率领“昆仑纵队”(中央机关的代号)转战陕北途中，除米脂县杨家沟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4月13日到6月9日，一共住了五十八天。过去，我们曾听几位当年“昆仑纵队”四大队——新华社的_T作班子——的队员讲起过，著名的蟠龙战役，就是毛主席在王家湾的一个窑洞里运筹指挥的，周恩来同志曾在那儿向西北局发过指示；战争岁月中仍然要注意减轻人民负担……

我们从延安驱车出发，沿着延河旁的公路北行不到一小时，就到了安塞县城真武洞。由此往北，延河河谷渐渐狭窄起来，两旁悬崖壁立，怪石嶙峋，公路就在悬崖的半腰中盘来盘去。约摸又过了一小时，汽车顺着延河的一条支流往右手一拐，迎面就是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山。当汽车吃力地从沟底爬上山顶时，放眼望去，只见万千群山，一座挨一座，无穷无尽，恰似黄海上层层叠叠的浪涛。司机同志说，这就是当年刘志丹、谢子长带领农民“闹红”的横山。从刚才经过的山脚下的坪桥公社到王家湾，过去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通，来回一趟，至少要四天。脚底下的这条土公路，是1974年才修通的，不过一下雨，还是走不成。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当年毛主席、党中央转战来到此地该是多么的艰辛，而这地方对于打“蘑菇战”又是多么的有利，难怪胡宗南手下的刘戡一到此地就被拖得晕头转向了。没有人民的支持和保护，谁能在这千山万壑中立脚呢！

在群山的峰巅上千旋百转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王家湾。从一个城堡似的红石山头往下眺望，只见三座山峰脚下夹着一块在这一带难得找见的几亩地大小的谷地。一条名叫双羊河的小河从谷地中间穿过，河边长着两排老柳树，细长的枝条轻拂着水面。河岸两边，各有几排瓦房，围墙雪白耀眼——这是新盖的公社粮库和公社机关。公社背后的山坡上，错错落落现出上下几层窑洞。粗粗一看，王家湾不失为一个秀丽的山村。

然而，听了公社副书记雷步升的介绍，我们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在毛主席离开这里三十三年后的今天，这里竟然是这样的贫困：1979年，全社五千一百八十九人，平均每人只从集体分到口粮三百一十五斤，收入三十二元六角九分，人均现金才一元六角一分。当年毛主席居住过的王家湾村，现在分作上、下两队。上队去年人均口粮三百七十斤，收入三十四元：下队人均口粮三百三十八斤，收入二十九元三角。据他们说，这还是近十年来最好的光景。

午后1点，正是社员吃晌午饭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了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经七十二岁，老伴已去世，全家现有十一口，四代同堂，有儿子、儿媳，三个孙子、二个孙媳，三个重孙子，分了两家。我们先看了看他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但是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部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公社副书记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老汉，已卧病不起多时了。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还算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其余也就一无所有了。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还是高老汉首先开口，问我们从何处来。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老雷在一旁代为叙述：最困难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几年，一口人一百来斤口粮，不到过年早就光了，靠糠和谷壳，麸子对付到开春。苦菜刚一露头，就挖来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本舍不得喂牲口。苜蓿吃光了，就只得打树叶充饥，槐树花叶、柠条花、枸杞叶子、臭椿叶子都摘来煮着吃。有的社员实在饿得不行了，只好去偷荞麦叶子。家里凡能变卖的东西，都换了粮吃，好多人家还经常断盐。差不多人人面黄肌瘦，吃了树叶，拉的屎带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

这些情景，实在太惨了。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汉，我们赶紧改变话题，问起当年毛主席来到王家湾的情景。这一问。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接着，他慢慢拉开话匣，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三百来人。俺那会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粮没麻达(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罗大队长(后来才知道他是罗青长同志)的说：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们自己解决。后来，部队一住住了五十八天。头二十多天，部队就吃自己带来的一点米和俺们筹的粮，等到5月初蟠龙镇打下了，大部队才送来了洋面。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俺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

“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同志那年就住在薛如宪老汉家的大窑里。起先俺们只知道住的是大首长，不知是谁，后来，被俺村薛富荣老汉认出来了。他在瓦窑堡开会时见过毛主席。那会毛主席可操心咋了，每天等鸡叫了他才睡下。他的伙房就设在俺家窑洞里，吃的和俺们一样。周总理还给我们作过报告。春耕时节，部队战士们还帮助俺们犁地。每回打了胜仗，就开联欢会，演‘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母子放哨’，红火红火的。”

从高文秀老汉的回忆中，我们明显地感到，现在的王家湾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第二天，我们冒着蒙蒙细雨，访问了当年跟随中央机关的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等同志住过的地方——王家湾大队高川生产队之后，这种感觉越发强烈了。

高川生产队离王家湾约摸三里地，由于有一点沟台地，在王家湾公社算是最富的队了。我们找到范长江同志当年住的高长生家时，果见比高文秀家要好得多，炕上铺的白毡，被褥、穿着也较干净，吃的饭也好一点。但是高长生老汉一谈起来，还是流露着对老边区生活的无限怀恋。他说：当年俺家一共八口人，有两头牛，三头驴，一百多只羊，两头肥猪一群鸡，一年打五六十石粮食，平均一人二千多斤，咋也吃不完。老范他们来的时候，俺家光余粮就存了三十石(一万多斤)，腌的酸莱四五大缸。养羊多，抓的羊毛也多，除了卖钱，就擀毡、织毛衣、毛裤、毛袜，打毛口袋，缝老羊皮袄，穿得暖烘烘。还时常用粮换布，三升米换一尺老布。肉也多，老历六月六、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九月九，都要宰几头羊，过年时宰的更多，腌猪肉要吃到老历五月。等到六月六，就吃“新麦泡羊肉”了。

一说到眼前，高长生就皱了眉头。他说：1979年，俺家六口人，从队里分到一千八百斤粮，自留地打六百斤，总共二千四百斤，一人四百斤。这算是这几年分得最多的了。羊，被割尾巴割光了，“四人帮”捣乱最厉害的1976年，只剩下了一只，现在虽有六只了，还不及当年一个零头。打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没分到过现钱。他说，比起王家湾，我们日子还算好，要是跟老边区时比，远远比不上。

回到公社，碰见王家湾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今不如昔的对比材料：当年王家湾村家家有一至三头驴，全村有三十六头牛，四百多只羊，现在毛驴死得差不多了，牛剩下了十七头，羊只有二百来只，都比过去少了一半。幸亏去年开始政策放宽了，毛驴下放到户了，其他牲口也包养到了户，不然不得了。

一个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作出过贡献的曾经是丰衣足食的山村，在三十三年后的今天，反而变得一贫如洗，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倒退！看来，王家湾要重新兴旺起来，搞得好，也得三五年，要超过过去，更要花一番努力。但愿在经过这么长一段曲折的道路之后，王家湾能够变得比老边区时更加富裕。不然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来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

P6-11

岁月留痕——《告别饥饿》再版前言

我和朋友们写的《告别饥饿》一书，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即将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再版。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抹去岁月的尘埃，往事却清晰依旧。这本书初版是在十年前，当时也纳入了人民出版社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选题。书的副题是“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

副题道出了这本书出版之不易。这本书初稿成于1980年，距今已近三十年。因历史的原因，此书的问世真可谓一波三折，回想起来至今仍令人十分感慨。

历史总是追随着时间，但它却注定要落在时间的后面，随着时间的前行，变得面目越来越不清。改革开放至今，已经三十年光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时间并不算长。但因这一阶段中国发生了惊心动魄、翻天覆地的变化，缤纷万象使人们已淡忘了往日的记忆。那时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中国历史的破冰之旅是怎样起航的？这两个问题，对年轻一点的人已很难讲清。书刊上对当时情景的一些片段的记载与描写，甚至让有的青年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回忆有时也是靠不住的。时空会折射或阻隔记忆，使之与真实产生差距。更何况因各种原因，有的当事人也会有意或无意偏离甚至歪曲历史，让历史的真相模糊不清。《告别饥饿》十年前出版，距写成初稿时仅十八年，但从书中我们几人分别写的回忆可以看出，大家对当时情况的记忆，已不尽相同。当年我们几个志同道合者尚且如此，那些意见分歧甚至对立者，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吗？联想到最近一些有关名誉权的官司，有些事件当事人的亲属子女硬要追究有些记者损坏当事人名誉的责任，记者竞然输了官司，不禁觉得还历史真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告别饥饿》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确是当年即时留下的真实记录。这本书事先并不在计划中，它的产生纯属偶然。要明了这一点，不能不提当时的时代背景。“四人帮”以紫夺朱的岁月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争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最终战胜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使中国迈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但是要把人们的思想真正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并非易事，如同冰雪消融一般，尚需假以时日。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中最先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饱尝“一大二公”、“平均主义”之苦的贫困地区，率先纠正了“农业学大寨”中的极“左”做法，开始逐步落实农村政策。过去多养几只鸡鸭、多种一点瓜菜就被当“资本主义尾巴”割除的做法被废止，农村集市开始兴旺。

有些地方胆大的基层干部开始怀疑“集体经济为主”的合理性，他们偷偷摸摸在村里实行“包产到户”等联产承包的办法。谁也不曾料到，这一办法使农民的积极性如火山一样喷发出来，粮食产量当年就大幅度增长，但是，这种做法与当时的政策明显是背道而驰的，他们一边做一边捏着一把汗，为了防止被发现，有的地方参与者还一起订了攻守同盟。

后来。有的媒体报道了这些地方的做法。不料却引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激烈争论。有些人觉得，“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搞了这么多年，一直解决不了老百姓吃饱饭的问题，“包产到户”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解决吃饭问题，不妨试一试。但也有人认为，“包产到户”是批判过的资本主义的货色，现在又当作新鲜货来推广，这还了得？一家权威的报纸发表了甘肃一位干部的来信，对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明确指出，这种做法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的行为，是和社会主义道路背道而驰的，实质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全国很多地方的党委机关报转载了这封来信。不少地区开始明令禁止“包产到户”等复辟资本主义的做法，已经搞的也一律限期纠正。一时间如刮过了一场引发倒春寒的冷风，给中国广大农村带来了阵阵寒意。  “包产到户”到底能不能搞？搞“包产到户”是不是等同于复辟资本主义？中国农村究竟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改变现状？这在当时是很多有良知的干部与知识分子都在苦苦思索的问题。正是在此时，新华总社决定抽调记者到中国西部黄土高原地区调查，以掌握真实情况，向中央作如实的反映。其时，我正在新华社甘肃分社当农村记者，有幸成为担当此任的记者之一。与我一起被抽调的记者还有宁夏分社的傅上伦、陕西分社的戴国强，总社的冯东书也从另一路配合调查。

临行前，总社社长穆青同志召见了我们。他开门见山地对我们说：“这次叫你们来，我是反复考虑才决定的。你们都是农村记者，能吃苦，也了解农村实际，相信能不负众望。”我们这才知道，这次采访是由他亲自部署指挥的。

接着，他有些动情地说：“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贫困地区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为中央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极‘左’的农村政策，对农村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现在有些地方自发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有人叫好，也有人视其为洪水猛兽。事实到底怎样？你们要认真采访。除‘包产到户’外，你们还要广泛深入了解各种情况。一定要沉下去，到最底层去调查，倾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心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决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他最后又强调说：“当记者一定要敢于讲真话，写实情。要使自己的作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都是几十年前写的，为什么至今读来依然震撼人心？就因为他们真实反映了当年的社会现实。他们当时发表的新闻，已成为今天的信史。”

正是在他这番话的鼓励下，我们在黄土高原坚持连续采访了半年时间，跨越了四省区三十九个县上百个公社，一路跋山涉水，走村串户，行程万里。我们采访了上千名干部群众，认真听取了他们对农村形势的看法和诉求。我们一边赶路一边写稿，陆续写了数十篇内参。这些稿件，对当时中央推进农村改革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们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张易公社采访时，发现这个公社一年前就悄悄实行了“包产到户”，而且当年就实现了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事情暴露后，地委书记明确表示支持，自治区领导却坚决反对，要求尽快纠正。这使得当地基层干部和群众十分迷茫，不知何去何从。我们在内参稿中如实反映了这些情况，也谈了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固原这样的贫困地区只有“包产到户”才是唯一出路。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看到这篇内参后，第二天就带着我们的稿件乘直升机来到位于六盘山下的张易公社。他快人快语，当场就明确肯定了张易公社“包产到户”的做法。因他的肯定，“包产到户”很快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推开，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我们这次采访形成的稿件，大多数都是内参。公开发表的只有一小部分。没有让更多的读者看到我们的作品，对我们来说多少留下了一点遗憾。

1981年初，我被调到北京新华总社筹办《嘹望》杂志。工作之余，我把我们写的内参修改梳理了一遍，形成了一部书稿。因在杂志社工作，与印刷厂的工人熟悉，我便请他们把这部书稿用铅字排了出来，打印了二十多份。我把书稿先后送给了近十个出版社，编辑看了都说好，但是没有一家敢出版。他们一致认为，内容太尖锐真实，在当时出版没有把握。无奈之下，我把打印稿分送给了从事农村报道与关心农村工作的朋友，我们自己也一人留了一份作纪念。

没想到，在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因当年拿到书稿的一位友人的推荐，人民出版社以《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为名，出版了这本书。  此书出版后，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全国有数十家报刊发表或转载了书评。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都是认为这部长篇纪实作品最可贵的是它的真实可信，它是作者当年深入黄土高原的全景式的实录，没有任何虚构和追忆成分。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作者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和对事业的忠诚，也可看到为了追求幸福理想的生活，为了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中国人民走过了怎样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这本书在尘封十八年后终于出版，也看出了我们党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决心和勇气。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这本书得以再版，则说明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回顾历史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在享受今日改革开放成果之时，决不能忘记，这成果是来得多么不易；人们在看到当前社会经济生活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时，一定要想到，与当年相比，这些困难和问题是多么微不足道。如果此书的再版能起到这样一点警醒作用，也可以说是对我们以往努力的一种肯定。

十八年后的回忆

胡国华：往事当回首

我有幸在新华社当了二十多年记者，足迹踏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的大多数省区，亲身体验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沧桑巨变。雄浑深厚的黄土高原的古今变迁，富饶美丽的沿海地区的现代奇迹，历史悠久的中部地区的艰难奋起，辽阔无垠的北国大地的盎然春意，都深深地震撼和感动了我，都激励和鼓舞我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一个记者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回首往事，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得到最深刻教益，留下最难忘印象的，还是在西北工作的那段日子。刚当记者时，“四人帮”以紫夺朱的岁月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硝烟尚在中国上空弥漫。当时，耳闻漂亮动听的革命口号，目睹贫困落后的刺目现实，我的思想极为矛盾，良心常处于受煎熬的状态。“四人帮”一伙把持着舆论工具，常常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农村经济明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他们却说，形势一派大好；群众生活明明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他们却说，人人安居乐业。在那种形势下，我虽然也曾被迫写过一些违心的文章，但现实却驱使我开始认真地调查农村的真实情况。

我先后到了堪称中国贫困之最的甘肃省定两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随后又采访了陕北的延安地区和榆林地区，几年间足迹几乎踏遍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县市。“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我冒着风险，写了不少反映真实情况的内部报道。

“四人帮”垮台以后，我开始对当时我国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非但了解了国情，而且懂得了关心群众的疾苦，更意识到当记者应该有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胸怀，应该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然而，最初的三年，由于“左”的禁锢尚未完全解除，传统的“革命”思想尚有很大影响，因而各个领域的各项工作也尚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其时已濒临破产的中国农村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广大农村，因“一大二公”的体制尚未突破，“学大寨”的一整套做法尚未摈弃，积冻甚深，难以化解。广大群众也还未看到希望的曙光。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情况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但解冻也颇为不易。正是在这样新旧体制交替的历史关头，1980年春夏之交，新华总社国内部组织了有陕甘宁三省分社记者参加的黄土高原农村情况的调查，我也被抽调到了这个采访调查组。加上原在山西分社的冯东书(此时调到了总社)，已先我们进入黄土高原。使这支采访队伍变成了四人。在这次历时半年的调查中，我们夙兴夜寐，深入到了陕甘宁晋的许多村镇，走访了近千名干部群众，行程总计近万公里，采访之艰辛，受到的教育之深，是我记者生涯中从未有过的。

这次调查，使我真正了解了“左”的思潮和做法的严重危害，也让我看清了当时我国的国情和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及要求。也正因为此，我们在调查中未被某些权威人物的夸夸其谈所迷惑，也未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假象所欺骗。基层的真实情况，使我们感到，作为一个人民的记者，一定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对得起党和人民；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良心。所以，我们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了在黄土高原上的所见所闻，凡属当时有争论的事情，也尽可能客观伞面地进行了反映。

我们这次调查的结果，有的写成了公开报道，而大量的是写成“内参”，供中央决策参考。从中央决策的角度看，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但要将这些内参稿件公开发表，便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许多材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显得过于尖锐，发表出来有“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的嫌疑，为避免底稿遗失，也为了纪念这次的采访，最后我们几个人把这些珍贵的材料，汇集纂写成这部书稿。书稿写成后，我们也曾抱着侥幸的心理，想找家出版社将其作为内部读物出版。但又顾忌其真实尖锐，怕惹麻烦。只将书稿排印了二十来份，分送给参与此事和关心此事的同事朋友。认真看过此稿的人，都认为这部书稿很难得，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农村的现实，是这段历史的可贵纪实作品，不出版很可惜。当时新华社农村老记者杨克现已从河北分社调到北京，成为总社国内部农村组负责人之一，他看过书稿后，了解到我们的处境，半开玩笑却是认真地安慰我们：“现在出版不了没关系，你找个坛子先把它藏起来。我相信不管过多少年，它终究是会出版的。”我们并不知道他在大学时上的是历史系。

想不到他的话竟然变成了事实。这部书稿在被尘封了十八年后，被人民出版社看中出版，我也没料到。而当年劝我珍藏书稿的杨克现同志，竟是这部书稿的举荐人。在此，我们几位作者都应当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他将这部书稿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没有他，这部书稿或许再也没有面世的机会了。

十八年，在人类历史上只能算很短暂的一个瞬间，但在人的一生却是相当长的一段光阴。回首往事，我们都分外感慨。当年，我们这几个人都可以算是责任感较强也较善于思考的记者，人类的命运，祖国的前途，社会的出路，群众的疾苦，这些问题的确常萦回于我们脑际，引起我们深深的思索。应该说，当时我们并没有预料到中国会发生今天这样的变化，我们只是看到和感到，中国再也不能在过去那条极“左”的轨道上走下去了，中国再也不能高喊革命口号却让老百姓生活在贫困之中了，中国再也不能只搞政治运动而不抓经济建设了。可以说，正是在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下，我们忠实记录和反映了这次采访中的所见所闻，以期让人们了解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让人们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历史背景。

与当年相比，如今中国已发生了沧桑巨变。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也从老朋友那里陆续得知，今日黄土高原，即便是条件较差的地方，也已今非昔比。那些生存条件实在太差的地方，政府实行了移民政策，将那里的群众搬迁到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这些年共移民几十万人，使这部分群众告别了贫困。虽然，在脱贫的道路上，一些地方进度快一些。一些地方慢一些，还有一些会成为最后攻坚的堡垒。就总体而言，黄土高原这块中国自然条件最差、群众生活最贫困的地区能有这样的变化，雄辩地说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威力，说明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无比正确。

作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黄土高原采访过的记者，这些年来我们始终在关注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对这里发生的变化，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能重访当年到过的地方。相信那将会是一次十分愉快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