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较之于《我们时代的神经人格》，不仅在理论上有重大的发展，而且达到了早期著作中鲜有的哲学的高度。本书的主旨是为了推动心理分析的发展。它的内容来自于奏折对病人和自身的心理分析的经验总结。讨论了人内心的主要的冲突类型和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分析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倾向，指出了被这些冲突所扰之人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结果怎样导致失败并陷入恶性循环，提出了解决这些冲突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和设想。

本书对致力于提高我们的理论和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工作者有所帮助。

本书讨论了人内心的主要的冲突类型和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分析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倾向，指出了被这些冲突所扰之人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结果怎样导致失败并陷入恶性循环，提出了解决这些冲突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和设想。因此，即使读者已经从作者早期论著如《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初步接触了她的理论，但要真正认识、全面了解作者及其代表的学说，则只有在进一步细读她后期的成熟之作——《我们内心的冲突》之后才能实现。

序言：聆听大师的声音

谢辞

原作者序

第一部 神经症冲突和尝试解决的途径

一 强烈的神经症冲突

二 基本冲突

三 亲近人

四 对抗人

五 回避人

六 理想化意象

七 外化作用

八 伪调和的辅助手段

第二部 冲突未解决的后果

九 恐惧

十 人格萎缩

十一 绝望

十二 施虐倾向

结论：神经症冲突的解决

二 基本冲突

冲突在神经质中的破坏作用比人们想象的严重很多。不过要发现这些冲突并不容易，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主要处于无意识中，更主要的原因是神经质患者往往否认它们的存在。那么，让我们发现神经质存在的端倪到底是什么呢？前一章的例子中，冲突的存在具有非常明显的标志性现象。第一个现象是最终出现的症状：第一个例子是倦怠感，第二个例子是偷窃行为。事实上，每种神经质的症状表现都存在着潜在的冲突每种症状都是冲突作用的结果。我们将慢慢看到未解决的冲突对人的影响，它是怎么产生焦虑、压抑、犹豫、迟钝、孤独等状况。尽管难以揭示根源的本质特点，但是对成因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把注意力从混乱的表现转移到混乱的根源上来。

冲突的另一个表现是自相矛盾。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那个人觉得其他人做的不对，对他不公平，但是他并没有提出异议。第二个例子中，一个重视友谊的人却去偷朋友的钱。患者有时也能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前后矛盾，但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自相矛盾的行为揭示了冲突的存在。正如体温升高表明身体不适一样。下面是一些常见的自相矛盾的例子：一个女子很想结婚，却逃避向她求婚的男子；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却常常忘记孩子的生日；一个对别人慷慨大方的人对自己却非常苛刻；一个人喜欢孤独却讨厌独处；一个人宽于待人却严于律己。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的行为可以帮助我们对冲突的本质进行尝试性地分析。比如，深度抑郁实际上是表明患者正处于两难的困境中。而如果一个看起来溺爱孩子的母亲忘记了孩子的生日，我们可以认为她更重视好母亲的理想形象而不是孩子本身。我们甚至还可以接续推测进一步可能性：她既希望成为好母亲，又具有无意识的虐待倾向，让孩子体会到挫折和失望，而这两者是彼此矛盾的。

有时，冲突会浮于表面。也就是说，人们能够意识到冲突的存在。这似乎与前面的关于神经质冲突是无意识的相矛盾。实际上，浮于表面的冲突仅仅是真实冲突的变形或扭曲。于是，当一个人完美地使用回避这一一贯伎俩后，他还是要做出重大的决策，这时他就是处于有意识的冲突之中了。他无法决定应该和哪个女子结婚，无法选择该去从事哪种工作；无法判断维持还是解散合作关系。于是他经受着巨大的折磨，在对立的两端间反复徘徊，无法做出任何决定。他可能会求助于心理分析师，希望分析师能帮他解开心结，但最终他还是会失望，因为当前的冲突不过是内心燃烧着的炸弹的最终爆炸。只有沿着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追溯冲突的根源，才可能解决他目前面临的痛苦。

在另一个例子中，内心的冲突可能外化并为患者所察觉，具体表现为自身与环境间的矛盾。或者当他发现那些毫无根据的恐惧和压抑妨碍了他的愿望，他或许能意识到内心冲突的根源。

我们对人的认识越充分，就越能识别神经质的表现、自相矛盾的行为和表面矛盾的诱因。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样可能会使得状况更加复杂。因为矛盾的数量和种类也更加复杂。所以我们不禁会问：在纷繁复杂的冲突下面是否隐藏着一个基本冲突。是它导致了所有冲突的产生？我们能否可以用看待一个危机四伏的婚姻的方法来看待内心冲突的结构？在这样的婚姻中，表面上充斥着看似毫无关系的争吵和矛盾，包括亲友、孩子、费用、三餐、佣人等等，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源于婚姻关系本身存在的基本矛盾。

认为人性中存在基本冲突是一种古老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哲学和宗教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上帝和魔鬼的较量、善与恶的对峙都是这一信念的表现形式。在现代哲学里，弗洛伊德在很多问题上，包括这个问题上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理论研究。他第一个假设了基本冲突的两方面内容。即欲望的无限性和环境的制约性之间的矛盾。家庭和社会在人们幼年的时候就开始控制其欲望，从此超我酝酿出现。

在此讨论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概念不是太合适。因为需要把对力比多理论的争论重新作一番阐述。我们还不如放下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直接理解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于是剩下来的关于原始、利己的驱力与具有约束性的良心之间的对立，这正是我们错综复杂的冲突的根源所在。正如下面将要阐述的那样，我承认这种对立，在神经症结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我认为，尽管这是一个重要的冲突，却是继发性的，是神经症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后面会详述我的理由，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不相信欲望和恐惧之间的冲突能解释神经症病人内心的分裂程度，或者能够解释这样就能摧毁一个人的一生。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精神状态暗示了神经症患者还拥有全身心追求某一目标的能力，只是因为恐惧所引起的阻碍作用阻止他没能成功。而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一心一意追求目标的能力，因为他的欲望本身就是支离破碎的，相互抵触的。这比弗洛伊德想象的情景更为复杂。

尽管我认为基本冲突比弗洛伊德所说的更具有破坏性，但是我对解决冲突的可能性的认识则比他更具建设性。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基本冲突是普遍存在，且从理论上来说是难以解决的，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寻找到某一妥协的方式，或者更好地对它加以控制。据我看来，基本冲突不一定会出现，即使出现也是可以找到合适的方法予以解决。当然患者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承受过程中的艰辛。我与弗洛伊德的差异并不是悲观或者乐观的差异，而是我们两者不同的出发点必然导致结果上的大相径庭。

弗洛伊德后期对基本冲突的解释在哲学上颇具吸引力。如果不考虑他思想中的种种复杂性，他关于“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可归结为人类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力量冲突。例如，他看到了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内驱力却将之解释为性本能和破坏本能的可能性。

用我的理论来解释冲突，必须要引入道德标准。而弗洛伊德认为道德是科学领域的非法入侵者。他按照自己的观点，尽力发展一套不包含道德标准的心理学。我相信，正是这种追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的努力，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治疗方法会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不仅如此，他这种所谓的科学态度，已经造成了他的失败，虽然他在该领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却始终没能认识到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

荣格也非常强调人的冲突倾向。事实上，他对个体的矛盾性有着深刻的感受，因此他认为任何一种因素的存在，都必然存在其对立面，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外柔暗示着内刚；表面的外向意味着深处的内向；外在的思维、推理的优势反映了内在情感上的优势等等。由此，荣格似乎把冲突理解为神经症的根本特点。然而，他接着又说这些对立面并不冲突，而是相互补充，其目的是兼容并蓄，从而达到完美的理想状态。荣格认为，神经症患者是搁浅在片面发展沙滩上的小舟。荣格用互补法则来全面阐述他的思想。我也承认对立倾向包含着互补的因素，在人格的整合中二者缺一不可。但在我看来，它们只是神经症冲突的附属物，患者抱住它们不放，因为他们试图用它们来解决冲突。例如，一个人倾向于自我反思，与世无争、更多地关注于自己的感情、思想或想象。假如这一趋势是他机体的特征并由个人经历而增强了，那这就是他真正的倾向，荣格的推理就是合理的。有效的治疗可以向患者展示“外向型”的心理倾向，并指出两个倾向只偏向某一方都是片面有害的，鼓励他将两种倾向纳入自己的内心，融入自己的生活。假如我们把患者的内倾表现(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的自我孤独)看作他回避冲突的手段。那么，我们的任务就不再是鼓励他外向一点，而是分析这种内倾状态的潜在冲突，只有在这些冲突就得以解决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人格的整合。

我的观点是，对他人的矛盾心态中可以看到神经症患者的根本冲突。在讨论细节之前，请回忆一下杰克尔博士和海德先生在其小说中对这一矛盾的生动描述。书中的主人公一方面脆弱、敏感、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另一方面又粗暴、无情、自私。当然，我并不是说神经症分裂会如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我只是想说明，在患者对待他人的态度上，往往表现出深刻的矛盾性。

如果要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我们必须重新从“基本焦虑”这一概念入手。这个术语是指孩子认为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他感到自己孤立无助。外界环境的各种不利因素都可能让小孩子产生不安全感。这包括直接或间接的严格管束；冷漠、错误的方式；对个人需要缺乏尊重；缺乏指导；轻视的态度；过度表扬或不予表扬；缺少温暖呵护；父母不和逼迫孩子站在一方反对另一方；给予孩子过多或过少的责任；过度溺爱和保护；过度保护不让与其他孩子玩耍；对孩子不公正、歧视、言行不一、充满敌意的氛围，等等。

我这里要特别说明的唯一一点是：孩子认为环境中充满了虚伪。他觉得父母的爱、宗教慈善活动、诚实慷慨的行为等可能只是伪装而已。应该说，父母的行为中有伪装的成分，但更多的只是他对父母矛盾行为的反应。不过上述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它们或许显而易见，或许深藏不露，所以，分析师只能慢慢认识到这些对孩子成长过程所起的作用。

在这些不安状况的包围下，孩子摸索着生活的道路，寻找应付这个危险世界的方法。尽管他势单力薄，内心充满疑惑和恐惧，他还是无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策略来应对环境中各种发挥作用的力量。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不仅形成了相应的策略，也形成了稳定的个性倾向。这些倾向成为他人格的一部分。我把这些倾向称之为“神经症倾向”。

如果我们想知道冲突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就不能只把目光集中在个别倾向上，而应该全面地观察小孩在这些状况下可能的和实际的发展方向。虽然我们暂时看不到细节，但我们将更清晰地了解孩子应付周围环境所采用的手段。最初可能是一片混乱，但到达某个阶段三条线索就逐渐清晰化：孩子可能亲近人、对抗人或回避人。

P7-11

本书的主旨是为了推动心理分析的发展。它的内容来自于我对病人和自身的心理分析的经验总结。虽然本书提及的理论已经过多年的发展，但直到承担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会主办的一系列讲座之后，我自己的思想才逐渐成型。讲座一，围绕技术方面的问题展开，其题目是《精神分析的技术问题》(1943)。系列讲座之二，涵盖了本书的内容。它于1944举办，其题目是《人格的整合》。其中的一些主题，如“精神分析疗法中的人格整合”、“心理学的分裂”、“施虐狂倾向的含义”，在医学学会以及心理分析促进上报告过了。

我希望本书对致力于提高我们的理论和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工作者有所帮助。同时，我也希望本书不仅仅对他们的患者，同时也能对他们自己的发展有所帮助。只有将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困难纳入其中，并采用强硬的手段，精神分析才可能取得长足的发展。如果我们止步不前、不思进取，我们的理论就会变得空洞、教条。

不过，我坚信，任何论著只要不是只涉及技术本身或抽象的理论，都会有益于那些想认识自己并从未放弃为自己的成长而努力的人。生活在矛盾重重的文化中，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本书所描述的内心冲突，也都需要得到相应的支持和帮助。尽管严重的神经质需要由专家来解决，但我仍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自己的内心冲突。

在这里，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患者，正是由于你们的合作，让我对神经质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同时，我要感谢我的同事，是你们的支持和理解让我能够始终保持对工作的热情。这里既包括年长的同事也包括在所里接受培训的年轻同事，通过你们尖锐的争论，产生出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且卓有成效的结果。

接下来我要提到的三个人，虽然他们不是精神分析工作者，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支持着我的工作。阿尔文·约翰逊博士，在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统治着分析的理论和实践学派的情况下，是他让我把自己的看法提交到新社会研究院。还有，新社会研究院哲学和艺术系的主任克拉拉·迈耶尔，她一直对我的工作表示出兴趣，并鼓励我将分析工作的心得体会提交讨论。接下来要感谢我的出版者，W.W.诺顿先生。他对本书的出版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我还要向米勒特·库恩表示感谢，他帮助我更好地组织材料，从而更清晰地阐明观点。

卡伦·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