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精短的篇幅，讲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与人交往的技巧。书中语言机智、诙谐，使得本书既富教育性，又具实用性，必定会令每一位读者受益良多。无论你是商业会谈和谈判桌上的商人和管理人士，还是政府官员，无论你是大学教师还是中学老师，甚至对那些渴望增进交流质量的家庭来说，本书都将是一个有益的指南。

20世纪40年代，莫提默.J.艾德勒完成了其经典名著《如何阅读一本书》。此书一经问世，立刻洛阳纸贵，成为畅销书，迄今为止，其全球销售量已超过七百万册。后来，艾德勒先生又为我们献上了其姊妹篇《如何听如何说》，读者将会发现，这本书与《如何阅读一本书》一样，思想深刻，引人入胜。在本书中，艾德勒以很精短的篇幅，讲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与人交往的技巧；再加上机智、诙谐的语言，使得本书既富教育性，又具实用性，必定会令每一位读者受益良多：无论你是商业会谈和谈判桌上的商人和管理人士，还是政府官员，无论你是大学教师还是中学老师，甚至对那些渴望增进交流质量的家庭来说，《如何听如何说》都是一个有益的指南。

第一篇 前言

第一章 学校里不曾传授的技巧

第二章 个体与群体

第二篇 连贯的发言

第三章 “少来哗众取宠这一套！”

第四章 “买卖话儿”，及其他形式的说服性发言

第五章 讲课，及其他形式的教育性发言

第六章 发言的准备和付诸实践

第三篇 不出声的听

第七章 用心去听

第八章 边听边记，及事后整理

第四篇 双向交流

第九章 问答环节：讨论

第十章 对话方式面面观

第十一章 如何让对话更有益、更愉快

第十二章 精神的沟通，心灵的交会

第十三章 研讨课：讨论中的教与学

第五篇 尾声

第十四章 对话与人生

附  录

附录一 哈维·库欣纪念演讲

附录二 阿斯本高级讲座课十二讲综述

附录三 青年研讨课——基础教育的根本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不久，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就召集成立了一个世界宪章起草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有两位性格迥异的名人——一位是芝加哥大学意大利文学教授兼著名诗人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杰塞，另一位是端庄稳重、慢条斯理的哈佛法学院院长詹姆斯·兰迪斯。

有一次开会我也在场，博尔杰塞教授向众人侃侃而谈，谈着他最关心的一个话题。渐人佳境之后，他的声调变得铿锵起伏，双眼放光，越讲越有文采，既富于激情，又充满诗情画意，一下子把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打动了——当然，只有一个人例外。在演说结束后的一片肃静中，兰迪斯院长冷冷地盯着博尔杰塞，低声地说：“简直是哗众取宠，一派胡言！少来这一套！”博尔杰塞也气愤极了，冷冷地用手指对着兰迪斯指点着说：“下次你再说这句话时，给我们笑一个，行不行？”

兰迪斯院长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到底想说什么呢？

他当然不是说博尔杰塞的发言在文法、逻辑上狗屁不通，除了华丽夸张的噱头以外，一无所，虽说英语语并不是博尔杰塞教授的母语，可是，他却是位精通英语的大家。我曾经多次与他交锋，完全可以证明，他有着超常的逻辑分析能力和中肯的思辨力。他特别擅长运用语言，句子总是形象生动、妙趣横生、急缓有节、掷地有声，令人如痴如醉、心领神会。

总之，他有一副出色的口才；相比之下，哈佛法学院院长的发言虽然也同样字斟句酌、有理有据，却总是赶不上。为什么兰迪斯院长要如此反对意大利同行的这种演说风格呢？这样的风格有何不妥之处吗？也许，他是故意克制自己，不要像博尔杰塞教授那样说得过于天花乱坠；不过，他们二人迥异的气质与风格并不证明，他认为博尔杰塞“哗众取宠”的看法就是对的。

其实，兰迪斯院长对博尔杰塞教授的不满之处，并不在于博尔杰塞的发言纯粹是噱头，而在于他使用的那些过于华丽的词藻，实在有些不合时宜，小题大做，故弄玄虚。

博尔杰塞当时发言的情形是，他并不是站在宣讲台上，也没有台下座无虚席的陌生听众，等着对他一呼百应。当时，他只是和同行们一起围坐在桌子旁，共同讨论着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题。那天讨论的目的，是全面审视各种各样相关的事实，并且斟酌正、反两边方方面面的轻重缓急。

兰迪斯教授认为，对待这种讨论，必须靠冷静严谨的分析，要紧紧扣住切中要害的实质问题，并且要避免一切无关紧要的题外话，否则，只会造成讨论在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而却没有实际的进展。因此，他才会不客气地对博尔杰塞说：“别废话连篇了。”

说它是废话，是因为它在这一个特定场合显得有些过分呢？还是说它根本就多余呢？肯定不是后一种情况，否则，岂不成了说话只求文法、逻辑正确，而不求效果了吗？只顾文法、逻辑而不顾效果的发言，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一个人之所以讲话，总是期望引起听众的兴趣，期望听众能真正理解你的意图。

文法、逻辑与修辞，是通过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三种艺术手段。如果只是写下一个人的思想和感情，把它作为供将来参照的私人记录的话，那么，有前两种就够用了。通常，单是自言自语，或者是给自己留下书面笔记，是不需要修辞方面的技巧的，因为根本用不着打动自己，用不着自己对自己说“我的思想很重要，该引起重视”；或者“我的感情很实在，该引起共鸣”。可是，如果我们真需要说服自己是走对了路，那么，在自言自语或者作笔记中，如果只有文法和逻辑性，也是不够的；我们也还要再做点什么，以赢得自己对所作出的结论的信心，以及对所投人情感的信心。俗语说，我们得“让自己心动”。这就需要修辞。

尽管在自言自语的时候，很难得会用到修辞，可是，在对别人说话的时候，却很难离得开它。原因很明白：我们不但总是要说服别人听得进我们的话，而且还要让别人同意我们的话，并且能积极响应我们，对我们心领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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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校里不曾传授的技巧

1

你知道如何才能与他人沟通吗？而对方又是怎样回应你的呢？

哭泣、脸部表情、手势，或者其他肢体信号，有时候这些就足够了。可是，说到底，语言才是最常用到的办法——表达的一方靠了说和写，接收的一方是靠了听和读。

语言的这四种功用，形成两对平行组合：读和写是一组；相应地，听和说是一组。显而易见，每一对中的双方是互补关系。要是没有人读，写下的文章就一无用处；而要是没人听你说话，那你说来说去岂不成了对牛弹琴？

所有人都得承认，总是有些人要比别人更会写；不管是天生如此，还是后天训练得来，又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总之，这些人写起来就是比别人略胜一筹。可是，就算是再会写的人，如果碰上个不会读的人，那么也是枉然。我们都明白，读的能力要靠后天训练；我们也都同意，有些人就是要比别人更会读。

听和说的道理与此相同。也许有些人天生禀赋过人，就是比别人更擅长于口头表达；不过，要想使这种天赋得到充分发挥，就必须要得到后天训练。同样，要想在听的方面有过人本领，要么靠天分，要么必得靠后天训练才能获得。

这四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态，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思想交流的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而要想把这种交流的过程进行得顺畅，就需要全面培养好这四种能力，缺一不可。那么，你上学的时候，老师到底教过你其中的哪几种能力呢？现在，你的孩子在学校里又学过几种呢？

你也许毫不迟疑就能给出答案：老师教过你如何读和写；同样，你的孩子们也在学习如何读和写。你会马上又补充一句：虽然学校中提供的这些训练远不能尽如人意，但是至少在小学里，对读和写的相应指导还是有的。

对写的指导甚至还持续到基础教育阶段以上：一直到高中，甚至到大学一二年级，还会有写作方面的课程。可是，对读的指导，则基本上随着小学阶段的结束也停止了。当然，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小学阶段所学到的那些读的能力，是根本不够的，是远远达不到深入理解优秀著作所需要的阅读水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四十年前就写了《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样的书，目的就是为了给提高阅读能力，提供一些初级水平以上的指导——也就是开设一门在我们的中学和大学里都学不到的课程。

而对说的指导又是怎样呢？我想，根本没有人记得，在小学里接受读、写训练的同时，也接受过说的训练。也许有些高中和大学里会开设所谓的“公共演说课”，也会设置一些课程，以帮助那些有话语障碍的人；但是，一般来说，根本就没有关于一般说话技巧的课程。

听的情况又如何呢？世界上有哪个人接受过听的训练吗？大家都以为，听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不需要任何训练；这样的看法是多么可笑呵。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教育体制中，开设过帮助人改进听力的课程——也就是最低限度的、听懂别人说话的水平，使人际交流的循环能平衡往复；这样的状况又是多么令人可叹呀！

造成这种既可笑、又可叹状况的原因是，听和说这两样没人传授的技巧，其实要比读和写更难学、也更难教。我完全了解情况为何如此，并马上会为您揭晓答案。

常听到的是，很多人会义愤填膺地抱怨，中学甚至大学毕业生所达到的读、写水平实在是惨不忍睹，却很少听到有人抱怨这些学生的听、说水平。然而，不论这些中学生甚至是大学生的读、写水平如何差，他们的说的水平还要比这差得多，而听的水平则是最差了。  2

在谷滕堡发明印刷机以前的遥远年代里，听和说在一个人一生的教育中，其重要性要远远超过读和写。必得如此，因为那时还没有印刷品，手抄本的书籍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见得到，而这一小部分人都受过某种形式的教育——有些是私塾，有些是古式学堂，也有些是中世纪的大学——他们都必得靠着对老师讲的话洗耳恭听，才学得到知识。

在中世纪的大学里，老师也被称作是“讲师"，但是，与今日所用的“讲师”这个词，意义却大不相同。那时的课堂里，只有老师才拥有一部课本的手抄本，其中记录着要向学生传授的一切知识和理解。从“讲座”这个词的词源可以得知，讲课的形式包括大声朗读一篇课文，同时，还伴有对所念课文的滔滔不绝的讲评。不管学生能够学多、学少，他们的一切所学，都是靠听来的；因此，他们听得越仔细，也就会学得更多。

在牛津、剑桥、巴黎、帕都瓦和科隆的那些中世纪的著名大学里，基础教育必定包括对一些技艺和技巧方面的训练，也即古人所谓“文科七艺”。这些技艺一方面包括语言运用中的各种技巧，另一方面则包括算术运算，以及符号运用的各种方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都认为——而中世纪的那些大学对这两位哲人的理论是深信不疑的——语法、修辞和逻辑这类科目，是学好语言、有效运用听、说、读、写的基础；而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这类课程，则是学会丈量、统计和估价的基础。

以上这七种文科科目，就是中世纪大学生在获得本科学士学位以前，一定要通过的课程。“学士”这个字眼儿，根本和“未成家的男人、对婚姻大事一窍不通的愣头青"这层意思无关，而是代表这些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启蒙，能够从此踏人知识的殿堂，继续完成大学高年级的学业，进修法律、医学或者神学方面的课程了。

这样看来，在古代，学士学位只是一纸“开窍”证书，只是一张通往高深知识殿堂的通行证而已。它不但根本代表不了，学位的持有者已经是学业有成，而且也只是能证明，学位持有者算是具备了一定的学习能力，学会了_些学习技巧——使用语言的技巧，以及使用其他符号的技巧。

今天，也有不少人张口闭口就喜欢谈论“文科七艺”或者“文科教育”，可是，却对其在古代及中世纪教育体制中的基础教育阶段所含的内容和所起的作用，一无所知。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文科教育的传统早已经从学习的过程中，彻底消失了。

要是有谁翻开美国18世纪教学机构中的教学大纲看一看的话，就会发现，其中还包括语法、修辞和逻辑诸科目，因为这些在当时，仍然被视为语言运用中的技巧——即使不包括听，也仍然包括了说、读、写。

可是，等到了19世纪末叶，却只剩语法课还保留了下来，修辞和逻辑课则不再是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了；而到了20世纪，就连语法课也慢慢地销声匿迹了，现在，则只剩下了一些残余遗迹而已。

现在，基础教育中的文科教育早已被单一的英文课所取代。小学里的阅读课、小学和高中里的写作课，都是由那些英文老师来教的。很可惜的是，更高一级的写作课，大多都炫耀自己是属于“专业作家创作学习班”性质的课程，而不是以传递思想——观点、知识或者理解——为目的的一般性写作课。也有些学生上过一些公共演说课，但是，这却远远够不上培养出众口才所需的全面技巧。而正如我前面已指出的那样，根本没有谁接受过听的训练。

3

有些爱发牢骚的人说，我们现在中学、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读、写水平实在是太差了。殊不知，这些发牢骚的人错误地以为，只要改掉了这些不足，就会万事大吉了。他们以为，一个人只要读、写合格了，那么，自然就会听、说合格了。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理由很简单：听、说是与读、写性质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这种不同的性质造成的是，学好听、说，比学好读、写，要难得多。下面，容我将理由一一道来。

表面上看来，听、说是与读、写完全平行的。两组词都涉及语言的运用，涉及一人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另一人，以及另一人对此作出回应。同样的一个意思，假如一个人能写得明明白白，为什么就不能同样说得干脆利落呢？假如一个人能读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就不能做到不听得糊里糊涂呢？

这其中的症结正在于，口头交流具有流动性与流畅性。我们总是可以重温读过的东西，再读第二遍，以达到彻底的理解。阅读理解是可以无休止地改进提高的，只要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就行了。我在日常读名著时，就是这么做的。

写作的时候，我们也总能修改、完善已经落笔的草稿。作家可以做到的是，只要他对作品尚不十分满意，他就可以暂时不发表自己的作品。我在写书或者写其他文章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

无论是读、还是写，其关键要了解的技巧，是关于读、写的提高，而在听、说的过程里，却无所谓提高的问题，因为听、说是像表演艺术那样稍纵即逝、捉摸不定的。读、写却并非如此，而是更像绘画和雕塑的艺术那样，具有永久性。

设想一下我们所熟知的这些表演形式：演戏、跳芭蕾舞、吹、拉、弹、唱，或者指挥乐队。所有这些形式均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一旦一场演出结束了，它就无法改动了。虽然艺术家完全可以在下一场演出中有所改进，但是，他在台上的时候，其表演则是一锤定音。当大幕缓缓落下时，一切就结束了——演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再也无法挽回了。

听、说的情形与此完全相同。说出的话总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能像写下的文章那样，可以改了又改。与写不同，正在说的话是无法补救的。一边说、又一边收回自己的话，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造成更大的困惑，还不如不改口呢。

当然，事先准备好稿子的演讲，在向人宣读之前，是可以改的；那时，演讲稿还只是一篇文章而已。而即兴演说或者临场发言则不在此列。

也许，在下一场演说时，我们可以比上一场发挥得更好，可是，在演讲的那一刻，我们发挥到哪个地步，就是哪个地步了。同样，也无法临场改变听的效果；当时听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作家还可以期望着，自己的读者会花很多时间去理解自己书中的观点，可是，说话的人则无法抱这样的希望了。他必须精心设计自己要说的话，使别人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就能最大限度地理解自己的想法。而听和说的时间是相等的：两者同时开始、同时结束。读和写，却都没有时间的限制。

4

正因为听、说与读、写这两组概念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所以，我在出版了《如何阅读一本书》之后，并没有立刻再写一部教人如何去听的姊妹篇。这一等就是四十年；现在，实在不能再等了，因为我已经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人们在听这方面的缺陷，是多么普遍和常见。

往往，每当人们在提到改进读的同时，势必要同时谈到如何改进写。这也正是我在《如何阅读一本书》中的做法；当然，其中更有一个原因，即，我书中主要谈的，是如何读那些最优秀的名家名著，而这些名著自然都是文采飞扬的。

可是，当我们由写转向口头表述时，情况就不同了。读和写可以是分开来教的；我们在学校里就是分别上阅读课和写作课。在听、说上则做不到这一点，首先，就因为最常见、最重要的听、说方式是谈话或对话，这些都是同时包括说话者和听者的双向活动。

那种不受干扰的演说还是可以单独教的，因为这种表演技巧不需要听的技巧，就可以获得。同样，不出声的听也是可以单独教的，因为它不需要说的训练，就可以实现。可是，要想掌握对话技巧——即谈话或者讨论中的技巧，那么，就必须要同时学习如何听、如何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