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所创造的东方文明，与同时期的罗马帝国与印度的孔雀王朝同属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其统治时期所确立的社会与蚁治制度，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现在，中国人仍然称呼自己为汉人，其文字系统亦称汉字。

《大汉帝国》即是一部对这段长达四百二十六年的历史进行回顾与反思的作品，该书以独特的视角在解读汉帝国经济问题的同时，力求简明扼要地勾勒出这个伟大帝国的辉煌历程和覆灭真相。作者文笔流畅、观点新颖，对广大历史爱好者来说，这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史学著作。

秦帝国甫一揭幕，就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气质，乃至于其后的历史一直在为这个源自一个识分子的狂热理想而建造的乌托邦支付信贷利息。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帝国的经济政策造就了其后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基零形态。从刘邦开始，汉帝国用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问努力平衡国家与大众的矛盾样，历史才流露出对这个帝国格外青睐的臼光，它很快就把一个巨大的机遇恩赐给掌握这个国家政治权力的平民出身的统治家族。也正因如此，当一抹残阳于古道上独自渲染哀婉与凄艳的情绪时几缕炊烟重又勾勒出这个人问的些许生机，尽管西风漫卷，前路依稀，但风中歌者唱到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时，涛走云飞之中，别有一番豪情逸兴。

一部被专家鼎力推荐观点独特的惊世之作。

《大汉帝国》一书从“经济学”的视角，简要分析了前、后汉帝国426年历史中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得失，对读者熟悉的萧何、王莽等历史人物进行了重新的定位。该书语言新颖，观点独特，在近年来涌现出的众多历史读物中，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引言 新秩序

第一章 火鹿

第二章 豪门暗潮

第三章 长安大佬

第四章 超人

第五章 奔腾年代

第六章 沸点

第七章 新纪

第八章 柔道

第九章 苍天之死

第十章 东京备忘录

第十一章 暗黑破坏神

如果熟悉“挥汗如雨”这个典故，大家就会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地处山东的临淄就是一座“大城市”——尽管今天许多人认为，当时它拥有35万人口是一个浮夸的数字，但其在当时的著名却是无可争辩的。

对齐国人来说，他们的首都不啻于“世界的中心”。

同处山东的鲁国人对此虽然嗤之以鼻，但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齐国人确实生活在一个开放、文明的环境中。

在这样的国家里，即便是市井中的平民，也会和外来的人士随意地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诸多话题——“滥竽充数”这样的典故也足以使我们相信，在这个城市中，想混成一个明星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说不好，这里的国王就具有极为深厚的艺术鉴赏力。

我个人对临淄城里“美女如云”这样的说法抱有相当的怀疑，但我却丝毫不怀疑，在普遍豪放的外表下，山东人的身上蕴藏着极为浪漫的理想主义，我因此相信，追溯这种人文基因去回望历史，临淄在当时的繁华、自由、文化气息浓郁等特征，并非后人的妄想和臆断。

“我在齐国的临淄生活。”

这是一件多么有面子的事情！

优越的人文环境，开放的市场经济，加以必要的声色犬马，你年轻，你热情，你满怀渴望，那你怎么能够抗拒到临淄的冲动？

但你要在公元前221年去临淄追梦的话，我肯定要对你做一个必要的提醒——尽管你正是一个愤怒青年的年龄，基本上认为，世界完全是由冲动和破坏秩序等行为开创的，但由于你花钱购买了本书，作为经济受益者的我就有必要说，在那个年份，你最好安静地待在家里。

因为，秦国人来了。

单单从一个陕西人身上，你很难看出所谓的“西北狼”特征，但如果是一群陕西人出现在你眼前，那么，个体的某些特性就完全被整体的遗传基因所淹没。

这时，陕西人的武装并不限于他们身上的铠甲，当你注意到他们的眼睛，立刻就会被其间闪烁的冷峻所深深震撼，并就此认为，在每一个陕西人身上，都有狼性的血液在支撑他们的思维和行为。

当秦始皇的士兵大踏步走过临淄的街道，连妓女都急忙掩起胸口。

整个城市空前沉寂起来，山东人开始思索自己的命运了，而此前，他们根本不相信，一个边陲地区的“小国”会把军队开进自己的首都。

随着“郡县制”的颁布，山东人知道，“齐国”这个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可他们把茫然的眼光投向所谓的“传统的统治者及其依附的贵族和官员”时，这些人也正为自己的未来而深深悲观。

秦国指派来的官员已经明确表态，前所未有的伟大帝国将“徒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齐国贵族已经不可能留在这座为他们带来无上骄傲和自豪的城市了，“十二万”这个数字虽然是针对所有旧诸侯国的，可是能够达到“豪富”级别的有几家是其他国家的呢？

因此，虽然秦帝国的官员比较客气地对这些齐国的贵族说，伟大的帝国已经在咸阳为他们建造了新的宫殿，但他们仍然悲观地以为自己从此被置于帝国政府的监视之下——他们认定，自己已失去了所有的荣耀。

“哪个混蛋出的主意？”山东人议论纷纷。

很快，李斯就成为被整个临淄所唾弃的名字。

李斯本人并没有想到，自己的经济行动会招来这么大的骂名，当通过激烈政治辩论促使秦始皇决定废除“封建制”改行“郡县制”后，他非常乐观地认为，把各国贵族集中在帝国首都后，动用政府津贴给他们提供远比从前丰厚的经济待遇，完全可以让这些人对帝国感恩戴德之余，彻底放弃对旧“国家”的眷恋。

李斯同时认为，通过强制移民，整个帝国的经济就会统一掌握在政府手中。

换句这样的话似乎更为合适：李斯为秦始皇把天下的财富聚敛起来了。

李斯一定为自己带有“史诗性”的决策而深感自豪，至少他没有停止自己改造世界的狂热。

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的是大规模销毁兵器的行动。从各国搜集到的兵器被统一运到咸阳，在那里，这些兵器被铸成钟及12个巨大的金人，据说，每个金人重近29吨，它们都被放置在始皇帝的宫殿中。

同时，全帝国范围夷平城墙及其他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险阻的工作也告展开。

李斯对秦始皇说，开展这样的工作，能够让天下百姓彻底了解皇帝“不再用兵”的良好愿望，也就弥补了迁移旧诸侯国贵族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公元前215年，李斯为秦始皇写了一篇碑文，其中有“初一泰平，堕(毁)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平险阻。”几句，这充分显示了他对自己这一系列措施的自得和骄傲。

但是，甚嚣尘上的全国性活动的成本也是巨大的，伴随这些活动出现的是全国性的经济萧条，不仅仅是临淄，像邯郸等著名的城市也都迅速败落下来。

对此，虽然缺乏准确的历史资料，但公元前213年，皇宫里举办的一次盛宴很说明问题。

盛大的宴会开始后，到场的“御用知识分子”——博士按照惯例“敬祝秦皇长寿”。他们顺带要说的当然是，始皇帝为天下人带来了世代的安宁。

一些人更刻意提出，伟大的始皇帝变原来的列国为郡县这个制度尤其圣明。

这无疑是对李斯的变相恭维。P8-10

13岁的时候，在听完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之后，我决定自己动手写一部《隋唐史》。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我把书包里和家里所有的能够写字的纸当做稿纸来用，而且，我先知般意识到，自己从事的是属于不务正业的“歪门邪道”，因此，创作活动应该在秘密状态下进行。

可再智力超群，当时的我终究不过是个孩子，总是难免在一些带有炫耀色彩的行为中暴露出自己试图“留名青史”的蛛丝马迹，因此，我的创作最终为老师的“法眼”观测到了，还好，她只把那些文字当做“鸦迹”而不是“正史”看待，因此，我受到的嘲笑和指责就不像“非圣人而作易”的扬雄那么多。这个事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我遭到父亲严厉的谴责，几万字的草稿因此被迫销毁。

现在想来，如果教育体制早一些有所改良，到今天可能我已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后来，我格外迷恋崔健，于是又决定，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伟大的摇滚乐。扫兴的是，在整个摇滚过程中，我除了写过几首用词生猛的歌并喝醉过几次外，并没有得到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尽管一头飘洒的长发常使我对着镜子陶醉。

但我的挫折感却并不来自自己组织或参与的“吮”和“哇噻”乐队最终解散，而是在一次轰动大同市的演出之后，一位漂亮的报社女记者在《大同晨报》上发表文章，把我描绘成一个精神颓废、思想堕落的社会败类。更让我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那文章极其程式化和口号化，根本谈不上什么文笔。

这就让我的愤怒感持续了很长时间，并由此对胸大的美女产生了极大的偏见，我当时认为，她们的智慧基本上全部凝固成填充皮肤的脂肪，因此，她们的大脑缺乏思考能力。当然，现在那家报纸早已倒闭，我也早就原谅了那位可能已经人老珠黄、没地方混饭吃的“文艺美眉”。

我还认识到，自己当时的愤怒很有可能纯粹来自生理而没有经过理性的过滤。

这两件“史实”是我前半生比较有趣的经历，现在说来，无非想提醒一下可能对此书感兴趣的读者，我从来是以自己的理解来进行包括写作的各类创作活动的。也正因如此，我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观点被“行里人”嗤之以鼻，而是担心，如果读者没有从我的文本中读出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内涵，那么，我的创作将是一次毫无意义的行为。

当我发现自己已变成一个胖子并且无法再和漂亮的女孩谈论理想时，我唯一希望的就是，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活力与生动，否则，我会因为在妻子的严厉监视下无法从更多的角度欣赏偶遇的美女而觉得生活毫无乐趣。

我深深感觉到，这样的生活最终会导致自己精神崩溃。是的，我因此决心已定。要写历史，就要写“活色生香”的历史。

说得高尚一些就是，我自己经历在漫漫长夜捧着一个放大镜看历史典籍时心灵的苦闷与烦躁，因此，我觉得要继续让历史在现实中流传并使读者有所感悟，就必须搞得轻松一些，至少在文字上。

想想吧，我的朋友，躺在床上，抽一根烟，旁边杯子里是温度适宜的菊花茶，再看上一本语言活泼的历史读物。天，那是件多么惬意的事情！

于我，倘必须为此抛弃所有的烂漫与缤纷，也真的满足，真的无怨。

这本《大汉帝国兴衰史》或许可以成为有趣的一本读物，文本中某些构造独特的句子也许会触动你，也许惹笑你，也许你会思考；而你拉开窗帘，眺望夜色中的城市，或许就能够体会到我写作时的心境。

老实说，我的确热爱生活，证明的方式就是，一旦写作展开，我就感觉到身体中强烈的热情和冲动。

正是这些炽热的情感驱使我和每一个长夜抗争，一篇篇的文字因此而跃然纸上。我不能说，这是世间最完美的表述，但我敢说，我仍然在执行着人文精神必须执行的守则，尽可能用“美的方式”展现历史，充实现在，制造未来。“敝帚自珍”几乎是每个文人对待自己作品的心态，我当然不能例外。

但我并不要求，自己的创作因为符合所谓的“创作规律”而丧失个性与张力。在我个人，我不会用什么“准则”去规矩自己的作品，更不会拿自己的“规矩”去做别人作品的绳墨。

对我而言，任何一种形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它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形式，就必须脱离已有的任何规范，否则，它完全可以不作为独立的形式出现，只要“隐身”在固定的表述格式中就可以了，根本没有必要再去宣称作者本人具有什么“独立人格”。

所以说，本书不是大家熟悉并深谙其法的“史笔”，更不是研究生为应付毕业而攒的论文。它有它自己的表达形式。

如果非要安一个帽子，或者说把它硬归于一个形式中，那就把它归到鲁迅先生所说的“匪笔”一类吧。

这是对我个人的一种尊重。

至于先生是否认可，他不说话，谁也别把自己的舌头安在人家的嘴巴里。

我在本书中没有提供“历史编纂学”津津乐道的“证据”，当年我对“考据”也曾一往情深，但后来觉得，“食古”的目的就是消化，“不化”就不必吃了，不然憋在肚子里，是相当难受的。也可以说，这是我的一次文化反刍，一些不适合我的元素因此被过滤掉了。

如果有人希望看到所谓的“原始资料”，那可以去故纸堆里翻看，无须把我按在B超机前，认真审查我胃里剩的渣滓，从而兴奋地发觉我吃的是什么。

任何类型的写作其实都是个人的事儿，写的东西多了，笔尖就有了惯性，一写起来，自然往自己熟悉的轨道上跑，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风格。

风格是模仿不了的，我写《清官纪事》时，曾模仿孟森先生的行文方式，但过段时间看去，自己就觉得极不满意。

写《天安门断代史》时，我就自由了一些。到写《北戴河风云纪事》时，我觉得应该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述，即使其内容相当严肃拘谨。

有了这样的想法，却忽然觉得很滑稽。为什么呢？那还要再往前说。

照我上面开列的创作标准，我入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来龌龊》是完全符合要求的。遗憾的是，我至今写过的文字最有特色、观点最鲜明的东西却最终被人拿去背着我出版了，几年之后，我不但没有见到样书，而且连底稿也丢失了。

我的意思是，凭借年轻与热情一鼓作气完成的作品，反而可以更长时间地留存在自己的记忆中。

我也就相信，激情是创作的动力，更是保证作品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令我满意的是，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我又重新找到了当初的创作激情。

因此，我对它寄予着一些厚望，希望它最终能够代表我本人的风格并张扬出一个年轻的历史研究者的个性。

我觉得还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一本教科书，更不是史学索引，而是一本知识分子的读书笔记，我只能保证引用的事例和人物的真实性，而不能保证自己作品中呈现的是历史性的、必然性的学术观点。

当然，我在文本中引用了很多别人成熟的观点，就此我的认识是，任何学术观点必须要经过我本人的认真解读和分析，唯有这样，它才有可能为我提供一个新思路。至于说，这种态度受不受“资历深厚”的肯定，那关我鸟事。

我至少怀抱着一颗纯洁、善良的心在写作这条道路上艰苦跋涉，我想着 并渴望着的是，在路上时常遇到温暖的篝火，有朋友微笑着邀请我暂做停 留，我甚至不要求有必要的礼节，只需要一次倾听和一场倾诉罢了。

而现实中，这条路不但遍布荆棘，更可怕的是，最恶毒的诅咒往往来自你认为最亲切的所在。

因此，我不能停止愤怒的同时，也不能停止追逐，即使跑的姿态有时更像逃避。但是，哪怕是仓皇离开，我奔向的地方也只能叫做“前方”。我的哥哥一直劝我，不要在文字中暴露过多个人的情感，但说到这里我还是忍不住。是的，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母亲，74岁的她因为深度肝昏迷在大同市第四医院里昏迷了6天，结果，她又顽强地醒了过来。

这个惊人的奇迹发生时，她喊出的头两个字就是“危危”。那是我的小名。

只是，当时我正在茫茫夜色中赶回北京，并不在她的身边。

因此，如果这本书能在母亲去世前出版，于我，就是给这个用自己全部生命照亮我整个世界的女人献上的唯一礼物。

权以为序。

吴伟

2008年7月31日凌晨4点24分于京东管庄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