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介绍了顾公雄、周湘云、叶恭绰、庞莱臣、吴湖帆、张伯驹、罗伯昭、陈梦家等十三位收藏家以及他们的收藏故事。这些大收藏家，有学者，有官员，有企业家，也有世家子弟，他们的人生经历虽各不相同，但都对中国的文化承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弢翁捐献的古玺印中不乏精品，具有极高的鉴赏价值。如战国“王兵戎器”、“左廪桁木”、秦“右司空印”、汉“朱偃”、“阳成婴”，以及迄今发现的文辞最长的汉吉语印“赵诩三十字印”和“辅国司马”、“汜肇六面印”，共计十余方均被收入《中国美术全集》。此外战国古玺“勿正关玺”、“平阿左廪”、秦“思言敬事”和汉魏“曹氏六面印”也都是传世珍稀佳作。

大盂鼎、大克鼎

——从潘祖荫到潘达于

半壁江山过云楼

——顾公雄与沈同樾夫妇的书画收藏

从翁同龢到翁万戈

红顶房老板

——周湘云和他的收藏

庞莱臣：收藏甲东南

仰止亭畔收藏观止

——收藏家叶恭绰

梅景书屋梅花安在

——作为收藏家的吴湖帆

缥函朱榻风过铿然

——自庄严堪主人周叔弢的藏书境界

张伯驹：文人收藏家

罗伯昭和钱币收藏群体

陈梦家：“物我合一”的收藏境界

王己千：文物的聚散与收藏家的悲喜

王世襄：由我得之，由我遣之

顾公雄的子女辗转来到上海，在虹口一日本商人家住了一夜。为安排运回文物，顾贤家的小车进出租界频繁，车中又有日本人，未引起当局注意，当时抗日情绪高涨，但谁也不会知道，这个日本人是假装的。

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顾公雄将这些珍贵字画的一部分，寄放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这是常熟“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父子(济苍、旭初、凤起)的沪上寓所。瞿帮顾家在附近的“爱文里”找了房子。自此，瞿顾两家常有往来。瞿家楼下客厅一时也成了“书画活动中心”。

顾笃球记录了父亲顾公雄这一时期的风貌，老先生当时常与一些朋友在瞿家见面，如冒鹤亭、李拔可、夏剑丞、谭泽阎、杨无恙等人。杨善画花卉，润例第一句为：不卖残山剩水。可见这位爱国诗人对汉奸的憎恶。

对于顾公雄老先生抵沪的消息，日本人已经掌握。但也许是慑于这位著名藏书家、画家的声望，来拜访的几个都较为礼貌和谨慎，也没有探出顾家藏品的虚实。当时的汪伪行政院长梁鸿志，原也是学人，文墨颇佳。做汉奸后，大肆搜刮文物。他的书室题为“三十三宋斋”(藏有三十三件宋代字画)，得知顾公雄老先生的住址后，曾因嫁女儿的由头送来请柬，请老先生赴宴。为此，顾公雄着实为难了一阵，最后还是以送礼不去人的办法应付了事。

为保全“过云楼”藏画，顾公雄在上海度过了漫长的七年，这种如履薄冰的生活，并没有泯灭他的信念和“过云楼”定下的祖训。顾笃球说：“记得当时有人想买一轴文彭(文徵明之子)的山水，父亲为此在瞿家看了近十天，反反复复无法断定真伪，后才发现此画为拼接的，原作一半已缺，后人所续为另一半，疑窦顿释，他很高兴。”

1945年夏，抗战临近胜利时，顾公雄偕沈同樾回苏州居住。顾笃球姐弟等仍继续在沪求学。7月份放暑假，顾笃球遵父命，提一皮箱书画返回苏州，进城门时，不意遭到敌伪的检查，箱中的唐寅的画轴和张渥的九歌图卷，均被当场翻出，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极为紧张。敌伪的一检查人员有些文化涵养，展开唐寅的画，“喔！唐伯虎。”又打开九歌图卷，顾笃球几乎昏厥倒。但不知为什么，对方又有些心不在焉，只将卷首藏经纸那一部分折断，便离去了，顾笃球又惊又恨。所幸的是，这次检查没有酿成大祸，只是虚惊一场。

1949年春节后，顾榴、顾笃球姐弟，又将部分书画从苏州带到上海。

也是在这一年，生活拮据、心力交瘁的顾公雄老先生在病榻上决定，将“过云楼”所藏的书画存人外滩中国银行的保险箱。

藏品中任何一件，按当时的价值，完全可以供顾家生活数年，也可以付讫高额的银行保管费。但对顾公雄夫妇来说，这是不可宽恕的行为，他们节衣缩食，所承担的仅是守护保管之责。

1951年，顾公雄临终时说出自己的心愿：“还是献出来，把我的书画献给国家。”

“过云楼”书画，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顾氏先辈、后人，以及前文所提或没有提到的朋友，都为这笔中国的珍贵财产呕心沥血，辗转奔走，目睹战争离乱和世态沧桑，目睹日渐繁荣的新中国的景象，顾公雄作出了极为慎重的选择。

遵从丈夫的遗言，沈同樾老太太和她的子女顾笃碹、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球等在该年将“过云楼”书画一部分献给国家。中央文化部发给褒奖状及奖金二千元，他们当即把奖金全部捐献，作为抗美援朝之用。1958年，沈同樾老太太第二次捐献，上海市文化局奖给顾家现金一万元，沈老太太闻知当时里弄里办食堂，意欲捐给居委会。上海博物馆得知此事，即通过有关部门转告老太太，这笔钱同“过云楼”价值连城的藏品相比，实在微不足道，顾家生活并不富裕，望能将这笔钱聊补家用，沈老太太得知后，仍捐出了一部分给里弄。  沈同樾率领子女捐献的情景，至今已无人能说清楚。在一个酷热的夏天，笔者曾到虹口区翔殷路顾笃璋的住所访问。他已经患病多年，卧床不起，语言木讷，已经无法交谈了。只有他的妻子方秀云和我交谈，但她也感到无从谈起，她是在顾家捐献后第二年才与顾笃璋结婚，对捐献的情景一无所知。以后，笔者在常熟又一次和她相遇，也只是作了简短的交谈。直到1959年3月上海博物馆举办《沈同樾先生捐赠过云楼书画展》，她才在这次展出中看到原属顾家的这些书画，第二次捐献一百六十余幅宋元明清书画时，方秀云说她原来“一点不知道家里有这些字画，”她回忆说，“当时家里是还有几幅吴昌硕、张大千的画，这些是顾家上辈的画友，倒是随便地挂着，捐献时婆婆说，这些画就不捐了，实在拿不出手的。”

曾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历史学家杨宽在他的自传《历史激流中心动荡和曲折》一书中略有记载：“这时‘过云楼’的后代分为两支，其中一支的女主人亲自把所有收藏的名贵古代字画，从苏州送到上海来捐献。我们特别为她举办了一个捐献古代书画的展览会，还特别为她召开一次文物保管委员会举行授予奖状的仪式。‘过云楼’的另一支主人顾公硕，也是热情支持我们工作的。我曾率领一个五人小组，前往苏州专程访问他，承蒙他热忱接待，把所藏的名贵字画提供鉴赏，我们访问的目的，是请求他出让著名的苏东坡所写《祭黄几道文卷》，我们依照他提出的出让价格，使这件著名的苏东坡代表作成为上海博物馆的名贵藏品之一。使我感到十分不安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听说顾公硕家被抄，他被迫害而自杀了。”

沈同樾捐献“过云楼”书画时，杨宽任上海市文管会主任秘书，实际上是他在主持这次捐献工作。在历史档案中，笔者还看到为了给潘达于、沈同樾奖励，杨宽签署的调查潘达于、顾榴“二人的成份是否是地主”的调查公文。苏州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回复草草：“查顾榴先生经调查系地主成份，又据来函，潘达于先生居住上海，因此我处实无从调查。”另有一件关于顾氏家庭情况的调查，内容为：“顾氏上辈于苏城开设顾得其酱园，为合族所有，虽有小量田产，公雄本人以卖画为生，惟以身弱多病，生活不甚宽裕，妻沈同樾，子三人，长子已故，次三两子未娶，女三人，均已出嫁，现其妻生活由次子负担，尚可维持，其家藏古物，后人不欲轻易分散，自愿无条件化私为公。”

P3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