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随笔散文之书。作者精选已撰之文，选辑记叙生活经历、学术交往等文，并配集有关照片、书信。

我虽然写了一些书，但总是想为学术界做些实事。我希望多做些实在的事，这不但在自己写作的时候是这样，在所从事的编辑工作中，我总也力求组织一些切实有用的书稿，使我们的学术工作有一个丰厚的基础。

去年10月，我应邀在浙东慈溪参加当地所编关于坎墩新志的学术讨论会，会晤从北京赶来的祝勇同志。祝勇同志受北方文艺出版社之托，向我组稿，约我就已撰之文，选辑记叙生活经历、学术交往等文，并配集有关照片、书信，编一部随笔散文之书。祝勇同志对文艺创作、出版，极有创新之见与眷怀之情，我甚有所感，遂据他与出版社的要求，编此一书。

我所拟之书名为《书林漫笔》，是与我的经历有关。我自195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仅三年，于1958年春即分配于商务印书馆，同年夏叉移调于中华书局，至今已历时五十年。长期的编辑生涯，有一特点，即在审稿、组稿中，与学术界多有交往。作为古典文学、古典文献爱好者、工作者，我与前辈学者钱钟书、启功、夏承焘、吕淑湘、林庚、程个中、王世襄、黄苗子、马茂元等先生，甚有学术情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历任中华书局副总编、总编期间，与学界交往更多。特别是1982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后，我一直参与会务工作，1992年还忝为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与中青年学者接触更多。当然，出版社工作，杂务甚多，但我不忘于治学，同时，我总有一个心愿，即1999年7月应张世林同志编纂《学林春秋》之约，撰写《我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一文，文前题署二句：“我最大的心愿是为学术界办一些实事，我最大的快慰是得到学界友人的信知。”我自信，这本《书林漫笔》，是能体现我这意愿的，这也是我自慰之情。

序

{壹} 卷一学术情谊

 陈寅恪史事新证

 洒扫封尘启迪来者

 缅怀钱钟书先生

 记钱钟书先生的几封信

 一件难忘的小事——缅怀夏承焘先生

 想起一则“附记”

 启示——读顾颉刚一封论《尚书》今译的信

 学术理性的启示

 记叶圣陶先生为中华书局所办两件事

 文德重扬桃李滋荣——林庚师对后学关怀琐忆

 齐燕铭与古籍整理出版二三事

 学术情谊永志不忘——记美籍华裔学者李珍华教授

{贰} 卷二品味书香

 《万历十五年》出版记事

 读《汪辟疆文集》所想到的

 读冷僻书

 会心处不必在远——读王世襄《说葫芦》

 奇文共赏疑义相析——《柳如是别传》怎样读

 文化交流一范例——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序

{叁} 卷三文化漫谈

 “壶中天地”的悲哀——文化史研究小议

 唐代长安与东亚文化

 文学编年史的设想

 王粲作《英雄记》志疑

 《滕王阁诗序》一句解——王勃事迹辨

 横空出世清逸自如——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中的李白

 宋人绝句艺术谈

 卢文昭和《四库全书》

 热中求冷

 《学林漫录》(第一集)题记

 《唐代科举与文学》重印题记

 《唐才子传校笺》编余随札

 《唐翰林学士传沦(晚唐卷)》写作记

 编辑与学界的情谊——编辑工作掇忆

 我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洒扫封尘启迪来者

陈寅恪是一位史学家，但是他的成就的意义和影响并不限于历史学界。如果我们要探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思想史，要研究自清末特别自“五四”以后，一部分上层知识界人士怎样企求将传统的治学格局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以开拓一条新的学术途径，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模式，那么，陈寅恪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代表人物。

陈寅恪的研究，在“文革”及“文革”以前的十几年中，似乎是一个禁区。近些年来，他的著作陆续出版和重印，受到学术和读书界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这几年来我们文化学术界健康发展和开放精神的反映。

1988年下半年，中山大学曾举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陈寅恪学术讨论会。使人高兴的是，继这次会议之后，由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发起，邀集大陆和港台约三十多位专家撰文，编辑了一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六篇，记述陈寅恪的事迹，研讨其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第二部分二十七篇，大致是就陈寅恪生平曾经涉及过的领域，分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几方面，进行专题探讨。这种用论文集的形式纪念某一位有造诣有影响的学者，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方式，因为这不仅可以让人们了解这位学者的治学轮廓，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使后学者知道，我们应当怎样在前人已经修建的道路上再往前延伸，让后来者有这样一种信念：任何大师的成就都是可以突破的，我们要铺设我们将要行经的那一段路程。

陈寅恪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卒于1969年的“文革”浩劫中，终年八十岁。这八十年，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代。他的祖、父两代曾是他们那一时代的改革家，热心参与政治，但受到政治的牵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受到革职的处分。父亲散原老人，在后半生以诗文自娱，有盛名于东南，但最终仍逃不脱时代的劫难，一在他晚年移居旧都北平不久，卢沟桥炮声起，日本侵略军进城，老人不胜家国之悲，一气之下，绝食而死。比较起来，陈寅恪倒是走着一条平静的学者道路，长期不太过问政治。即使处于中国人民在与国内外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的激荡年代，他似乎也力争过一种书斋式的生活，搞他的与现实保持相当距离的中古史研究。

但这只是这位学者的表面现象。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恐怕没有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读书人是会真正漠视政治的。我们从陈寅恪留存的旧体诗中，可以真切地感觉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在这位学者心灵上所加的重压。不过对于陈寅恪那样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又长期留学欧美诸国，直接受到过资本主义文化熏陶，具有相当高的中西文化修养的人来说，这种重压表现的，不是直接的呐喊怒吼，而是冷静的、从容的对本土文化的观察和体验，对外来文化追求一种理性的比较和分析。这种学术心态，贯串在他的几乎所有著作中。我认为，我们现在研究陈寅恪，除了研究他所论述过的一个个专题之外，更为重要的，就是要稍稍超脱一点，对他的这种学术心态(包括其长处和弱点)，作一些整体性的探索。

闻一多有一首题为《祈祷》的诗，其中说：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这种热烈而深沉的故国乔木之思正是那一时代不少诗人、学者，以各种不同方式挽救民族于危亡以报效祖国的根本动力。陈寅恪又何尝没有这种爱国的赤子之忱，不过他走着适合自己方式的道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从不同的途径，探讨我们固有文化在自己时代的使命——这将使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陈寅恪，也将更为清晰地使后来者认识和选择新时代文化的正确道路和走向。我想，这或许是我们可以从这本新出版的《学术论文集》中得到一定的启示。P9-11

去年10月，我应邀在浙东慈溪参加当地所编关于坎墩新志的学术讨论会，会晤从北京赶来的祝勇同志。祝勇同志受北方文艺出版社之托，向我组稿，约我就已撰之文，选辑记叙生活经历、学术交往等文，并配集有关照片、书信，编一部随笔散文之书。祝勇同志对文艺创作、出版，极有创新之见与眷怀之情，我甚有所感，遂据他与出版社的要求，编此一书。

我所拟之书名为《书林漫笔》，是与我的经历有关。我自195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仅三年，于1958年春即分配于商务印书馆，同年夏叉移调于中华书局，至今已历时五十年。长期的编辑生涯，有一特点，即在审稿、组稿中，与学术界多有交往。作为古典文学、古典文献爱好者、工作者，我与前辈学者钱钟书、启功、夏承焘、吕淑湘、林庚、程个中、王世襄、黄苗子、马茂元等先生，甚有学术情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历任中华书局副总编、总编期间，与学界交往更多。特别是1982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后，我一直参与会务工作，1992年还忝为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与中青年学者接触更多。当然，出版社工作，杂务甚多，但我不忘于治学，同时，我总有一个心愿，即1999年7月应张世林同志编纂《学林春秋》之约，撰写《我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一文，文前题署二句：“我最大的心愿是为学术界办一些实事，我最大的快慰是得到学界友人的信知。”我自信，这本《书林漫笔》，是能体现我这意愿的，这也是我自慰之情。

我曾为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9年3月上旬，全国政协开会时，韦建桦同志与我同在新闻出版组，他交给我所著的一本学术随笔书《濡沫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并在目录页上写有数行字：“1998年8月3日，忽觉咽肿、胸痛，全身发热。4日，去人民医院诊治，输液。整天卧床，而当晚仍在发烧。5日，再去输液，归途经现代书店，得此书。病中读傅先生文章，如得良药。”韦建桦同志并口头告诉我，他住院治病、输液时，看这本书，痛感好像都没有了。这虽是一件小事，但我总缅怀于心。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有云：“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栽其一乎！”此书编成，写此短序，特录此语，自慰自勉。

2008年春于北京六里桥寓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