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1906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期进入外交领域，29岁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

抗战全面爆发后，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务，在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他在这段时间一度背离蒋介石，为汪精卫“和平运动”秘密奔走，并随汪去上海，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后来又与陶希圣一起逃离上海，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

对“高陶事件”的真相，过去一直众说纷纭。这本回忆录是高宗武离开香港赴美国定居后，在1944年8月完成的英文手稿，题名为“深入虎穴”。在这部手稿中，他详细记述了自己从事对日外交的经历，并介绍分析了当时的日本政局。但书稿封藏六十多年未获出版。此次《高宗武回忆录》在海内外首度公开出版，将有助于澄清“高陶事件”的真相。

抗战爆发后，高宗武接受蒋介石的指派，辞去外交部职务，在香港以日本问题研究所为掩护，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但是在这段时间，他一度背离蒋介石，为江精卫“和平运动”从事秘密外交活动，并追随汪精卫去上海，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后来又与陶希圣一起逃离上海，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

“高陶事件”发生后，外界一直希望从高宗武口中，了解到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真相，虽只言片语，亦必弥足珍贵。但是他始终守口如瓶，对当时的经历避而不谈。这本《高宗武回忆录》是他离开香港赴美国定居后，在1944年8月完成的英文手稿。但是书稿完成后，他很快放弃了出版意愿，以致许多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都不知道有这部书稿存在。直到2005年6月底，这本回忆录的手稿才被意外发现，由陶恒生先生译成中文，并对相关史实做了详细的考订和注释。

代序 从政七年如咯血

译序

前 言

第一章 代表中国政府

第二章 汪精卫飞往河内

第三章 代表汪精卫

第四章 随汪精卫往东京

第五章 偷来的密约

第六章 傀儡付出代价

第七章 “少壮军人”的心态

第八章 东条的崛起：第一阶段

第九章 东条的崛起：第二阶段

第十章 东条的崛起：第三阶段

第十一章 东条在鞍上

第十二章 双鞍马：小矶与米内

第十三章 老虎朝西看

第十四章 在亚洲的野心

第十五章 日本的前途

译者后记

附 录

主要参考数据

索 引

我第一次和日本人打交道是“藏本事件”三个月之后，负起恢复日本占领的满洲与中国邮政交通的沉重谈判责任。

日本于1931年占领满洲之后，中国政府即下令中断两边邮政及通讯。1933年的《塘沽协定》中有一条，即中日代表应通过谈判恢复通邮。日本给予华北中国官员极大压力，逼迫他们早日解决日本提出的各种对日本有利的难题。压力背后永远是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

中国的华北首席官员是黄郛。他处理日本问题的方式受到中国人的批评，说他软弱。黄郛于是要求政府从南京派一名代表来北平处理通邮问题。

1934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工作，我的朋友、中国邮政总局长郭心菘来访。他说，政府已经答应黄郛的请求，决定选派我去担任这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那时我28岁。

我对接受这份差事很犹豫。我知道我很可能被不满意的日本人杀掉，或因仅仅退让一寸，而被那些认为我软弱的中国人杀掉。但是为了延迟日军进一步的军事活动，以便我方做好军事准备，我可能被迫退让得比一寸更多。我提醒郭先生我对邮政一窍不通。他保证将派邮政专家陪同前往。

9月20日，我秘密离开北平(由于中国民众的反对，谈判不得不秘密进行)。我的首要训令是必须在不涉及中国承认傀儡“满洲国”的前提下谈判。这当然是很不正常的，我们一面要说“我们不承认你”，一面又要说“我要跟你讨论重要事情”。不过，想到长久以来不能与在长城以南的兄弟姐妹、朋友亲戚们通信的东北四省同胞，我并不十分在乎这些。

对方名义上的首席代表是“满洲国”邮政局长。但他不是满洲人，而是日本人。事实上，东北四省三千多万人口大多数是汉人，所谓满洲人只有250多万，而他们如今与汉人并没有什么分别。在傀儡政权中所有有实权的官员都是日本人。邮政局长由仪’我大佐和柴山中佐“协助”。凹

我们这边除了几位邮政专家之外，还有北平一沈阳铁路管理局的局长殷同，他因比其他中国人对日本人友善而谋得这个职位。在南京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也答应支持我，他是仅次于委员长的第二号人物。汪兼任外交部长，曾在我离开南京前要我在谈判时直接向他咨询。

日本人在我们第一次会议上的动作是典型的。还没有介绍完毕，他们便拿出三个详细书写的方案：《空中交通方案》、《电信交通方案》、《邮政交通方案》。

我马上说，“我是来磋商邮政交通的。其他事情都在我权限之外。请撤回其他方案。”我接着说，“根据中国不承认‘满洲国’的政策，我们只能讨论邮政技术问题，不触及政治。如果我们达致协议，我们将完成这个协议，但不签名用印，只能以备忘录的形式作为以后的参考。”

日本人自然暴跳如雷。“你不能把‘不承认满洲国的政策’付诸文字，没有签字的文件不具约束力；光谈邮政交通没有用，日本的邮政包括电报和信件，即使航空问题不谈，至少电报的问题要包括在内。”他们的话像机枪子弹。

头一天的谈判陷入僵局，以后几天的讨论也毫无进展。黄郛开始闷闷不乐，要我回南京请示，日本人也要回沈阳军部请示。我坚持日本人在我回南京之前必须接受我的初步条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他们最后答应了。  我回南京向汪精卫和交通部长报告。令我相当意外的是，两人都表示非常满意。他们要我继续和日本人谈，不要怕破裂。他们没有给我妥协的指令，这大大地加强了我个人的身手。

重开谈判时，两方都说回去请示没有结果。不过还是有进步，我们只谈技术问题。

P5-7

高宗武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早年留学日本，归国不久即从政，受当道赏识，扶摇直上，别有一番怀抱；然而，处斯乱世，国力未充，内外交迫，受其掣肘，事功有限，后更成为大人物政争中信手调遣的一粒棋子，其命运殊为可叹也。不过，既为小人物，则又有一好处，就是见势不妙，船小好掉头，趋避逃遁，茫如风影，远离人们的视线，我们不打扰他，他更不想打扰我们。即使世道人心，一落千丈，言人人殊，也无动于衷，一副倦鸟归山、英雄失路的样子。高宗武就是这样一个人，三十岁之前，红极一时；之后，则躲得远远的，若复隔世，悄无声息活到了九十岁。当然，大人物中也有仁寿者，我们不去谈他们。

(一)

1931年，高宗武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年二十五岁。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文质彬彬，“非常精明，而且擅长词令”的年轻人。返国后，在首都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日本大学的法学专业，其中包括许多政治课程的内容，这是我在写作《雷震传》时所了解到的。1991年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辞典》，并未提及高宗武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是何种学历。我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亨特·博伊尔的专著中了解到，当年高的“关于中日外交问题博士论文的片断曾在中国好几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也就是说，归国不久，即能在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也可见这个年轻人对政治的某种兴趣。第二年春末，经友人介绍，高宗武决定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就在动身前，日本首相犬养毅在东京首相官邸突然遇刺身亡，这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所为。海军大尉壕野道雄、海军上尉三上卓及其他三位现役海军尉官、八位海军预备役尉官等二十人，不满当时日本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停滞不前的局面，认为是日本政党、财阀、特权阶级相互勾结的结果，遂决定在1932年5月15日刺杀犬养毅等政界人士，袭击政友会本部，企图消灭当时日本政治领袖、有力财团，从而来改变日本的政治现状，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五一五事件”。犬养毅在“九一八”事件后出任日本首相，当年与孙中山私交甚好，“一生支助中国革命”。高宗武自幼留学日本，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形势了解人微，立即针对此事写了一篇约六百字的短文，投给南京《中央日报》。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以日本为战略目标。高的文章短小精悍，见识卓然，引起报社高层的兴趣与关注。他们在刊发此文时加了一个编后语，示意作者到报社来面谈一次。高宗武去了，报社让他与有关编辑人员座谈日本政情，并提出希望参与报社工作：就日本问题每周写两篇专栏、两篇社论，每月支付报酬150元。高宗武认为钱太少，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报社为延揽人才，同时答应再介绍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另有150元。日本首相犬养毅意外之死，打乱了高宗武原本的南下计划，也改变其一生的命运。就这样，高宗武没再去广州，成为《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一时间名声大噪。但高本人实际上并不喜欢这项工作，认为长期这样写短文时评、“了无前途可言”，干了半年就离开了。蒋介石却很欣赏他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高宗武有一好友裴复恒，当时在委员长侍从室任职，推荐其人侍从室工作。蒋介石特予延见长谈，拟委任侍从室上校秘书，为他处理对日问题。不知后来为什么没有去。若干年后，高宗武在美国对好友提及此事，说“如果当时随蒋而不随汪，其后大半生则完全不同了”。……

一、脱离上海揭露密约

(一)离沪前后

1940年1月高宗武离沪赴港前后的经过，与另一当事人陶希圣20多年后写的虽然基本一致，然仍存在一些差异(如日期、船名、对谈等)。后者或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所致。现在乘此机会加以比较订正，以下是高陶离沪前后细节的异同之处。陶希圣《潮流与点滴》：

[民国]29年1月1日，我抱病往愚园路，沿家拜年。璧君主张我在“要纲”上补签。汪以为此刻不必勉强我补签，要等我病愈再补。

我到佛海住宅拜年，稍坐即告辞。出门时佛海说：“你要保重。”我叹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他说：“何必如此。”

次日，宗武到环龙路来问病。他坐在我的卧榻旁边。我告诉他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他说：“走了吧！”我们就脱险赴港之事，大略谈了一下。他告辞而去。

1月4日，我由住宅乘车到大马路国泰饭店前门。我叫司机在门口稍候。我进了前门，直到后门，叫一辆街车，径往黄浦滩码头，走上胡佛号总统轮。

轮船开出了吴淞口，我才打了一通电报给冰如，说：“我已平安出海。”(《潮流与点滴·乱流》)高宗武《高宗武回忆录》：

签约的那天晚上(1939年12月30日)我去看陶希圣。他也住在法租界。虽然我明知要做什么，我还是先问他：“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他反问我：“我们离开？”

“那我们还等什么？”

“1月1号、3号和7号有船离开。我们搭哪一条？”

原来他跟我一样知道船期。……虽然我早已买好他和我的船票，我补充说：“等你决定好了，我去给你买船票。”

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说过，政治是危险的。

第二天，12月31日，陶派他的女儿送来一封信，决定走。……

1月3日上午10时，我离开家直接奔往柯立芝总统号。……(第四章)鉴于《高宗武回忆录》和《潮流与点滴》分别完稿于1944年和1962年，译者倾向相信高的记忆较为正确。从以上看出：高探陶病是12月30日(不是陶记忆的1月2日)；离开上海是1月3日(不是4日)；船名是“柯立芝”(President Coolidge)总统号(不是“胡佛”总统号)；陶曾派女儿送信给高表示愿意一同出走，陶文则没有提及。陶说的“国泰饭店”实乃“华懋饭店”之误。

另外，日本军方把汪精卫一行人从河内载往上海的轮船，大多数中英文文献都称它为“北光丸”(Hokk Maru)，唯独高宗武称之为“北满丸”(Hokuman Maru)，为保存原貌，本文不拟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