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历尽十几年的磨难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特别是后两部，作者的心中自是感慨万千。书里面记录的是他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和感悟。

这就是生活，它如梦魇一样跟随在他的记忆里，让他时时感觉到它就在他们的身后，摆脱不了它，又分不清哪些是梦境哪些是现实，而作为个体生命的他们，又不得不把自己融人这时代的潮流中，用他们的顿悟来解释这变幻的梦境……

我试图通过这三部书来表现我在幼小的年龄里所看到的时代和我正目睹的这个时代的流变过程，我不知道我的愿望和效果相差多远。面对书中所描写的社会现实，我周围的一些人常常向我发出诘问，我只能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引用在这里：“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对巫保义来说，现在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他的小蜜藏起来，让她顺利地为自己生下一个儿子，然后再设法转送给自己的老婆。这对于身为副县长的巫保义来说应该不算一件难事，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他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唯一可靠的办法是把小蜜送到老家，让父亲把她藏起来，等生了孩子以后再想办法。想到父亲，巫保义立刻就想起了母亲，要是母亲在世该多好，母亲会帮他把这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的。可母亲死了，现在最可信赖的只有父亲，尽管有诸多不便，但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几年前，已近四十岁的巫三狗——不，该叫巫保义，这是他的大号，再说他现在已经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双河县副县长了——因为那场传奇的婚姻，娶了县五金厂厂长赖青林的独生女儿赖玉珍。尽管这赖玉珍是一个侏儒，然而正是这场婚姻，改变了巫三狗的命运，使他成为颇具风度的副县长巫保义。

在他们七兄弟中，巫保义是有名的窝囊废，所以父母亲对他最为担心。他的婚事也是父母亲最为发愁的事，甚至于在七兄弟都打光棍的情况下，母亲多次想方设法想先给他娶个媳妇，尽管最后仍是一场空。他在县城拉脚时出其不意地娶了大厂长的千金，这让父亲巫全贵激动不已，尽管娶回家里的是一个侏儒，巫全贵为此忆起了五十多年前那段咒语般的往事，然而巫保义毕竟结婚了，有了老婆，这让父亲巫全贵也稍稍有点安慰。

为了避开乡亲们的议论和嘲笑，巫保义结婚没有几天就跟随妻子赖玉珍搬到了县城。

玉珍虽是侏儒，但父不嫌女丑，赖青林仍然把她视为掌上明珠，他绝对不容许自己的女儿、女婿受苦，于是巫三狗，对，是巫保义，便很快成了一名五金厂的正式工人。由于巫保义的窝囊老实(在当今社会，窝囊老实有时也被视作一种品质)，更由于当地主娃时培养成的忍让和助人为乐，使他在工人中有了很好的评价，在改革逐步深入的形势下，他居然被民主选举为一个车间的副主任。这偶然的成功，勾起了赖青林要为女婿谋个一官半职的想法，因为结婚以后，巫保义一直是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地对待女儿，对赖青林夫妇也特别孝顺。赖青林已经将近六十，快到退休的年龄，而女婿才三十八九岁，正值青壮年，为了女儿，赖青林决心想尽一切办法为女婿巫保义搭桥铺路，时时处处让巫保义有所表现。从车间副主任到主任到生产科长，几年后，当赖青林从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时，巫保义已经成了副厂长。这一方面由于巫保义的老实忍让，更重要的是岳父赖青林的多方打点。

当上副厂长的巫保义，自然在工作上是加倍努力，加之于岳父赖青林为他保驾护航，成绩十分明显。一段时间后，巫保义就成了厂长，这一切当然都是他的岳父一步一步地安排的。在改革逐步深入的年代，需要成千上万的开拓者，也需要一批懂经营的人才走向领导岗位，巫保义正值年富力强，且又把个几百人的五金厂搞得井井有条，经济效益十分显著(这其中自然有老厂长赖青林的筹划)，于是在一次选拔干部时，巫保义被推上了副县长的宝座。

刚进城时，巫保义与赖青林夫妇住在一起，后来厂里给他分了一间房，巫保义就和妻子赖玉珍搬了出来，不过还是到岳父那里吃饭。巫保义当选为车间副主任后，厂里盖了几幢家属楼，赖青林作为退下来的老厂长，自然分到一套，这样一家四口又住在了一起。巫保义当厂长后，厂里给他分了一套房子，他就和妻子搬出来住。这时的巫保义已经今非昔比，岳父赖青林虽然仍然摆着老太爷的架势，但岳母已经彻底地围着他转了，为了女儿，她甚至还要看女婿的眼色行事。  早在巫保义当车间主任的时候，一天晚上上床睡觉时，赖玉珍忽然用那两条又短又粗的胳膊钩住巫保义的脖子，非常甜蜜地说：“保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猜猜是什么？”

巫保义猜了半天也没有猜到，最后赖玉珍对着他的耳朵说：“我怀孕了。”

巫保义一听连问几声：“什么？什么？”

在他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她这么小的一个身子，怎么也会怀孕呢？莫不是她编出来骗自己的吧？巫保义在一阵晕眩之后，把手放在赖玉珍小小的肚子上。

赖玉珍赶忙用她那双小手抓住他的大手说：“你不相信？我保证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巫保义闻听，仿佛被蝎子蜇了一下似的，心里猛然一紧：她这么小的身子，会给自己生个大胖小子？

打巫保义和赖玉珍结婚，巫保义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她为自己生孩子。当赖青林把他和赖玉珍关在一个屋里时，巫保义最初的感觉是害怕，但看看赖玉珍一家和善的面孔，觉得这家人并没有什么恶意，让他们结婚大概是真的。自己整天想的不就是女人？她虽然个子小一点，但也是女人。于是，巫保义就问：“你真的愿意嫁给我？”

赖玉珍点点头。

“那你过来。”

赖玉珍便扭了过去，一耸身子就坐在了床上。

巫保义看看门关着，又走过去拉一下，外面锁着，出不去，他浑身的血开始沸腾起来。这是他第一次真正面对一个女人，第一次把自己男人的东西派上用场。巫保义慢慢走到赖玉珍身边，赖玉珍低头含笑，巫保义猛地把她按倒在床上，解剖小动物似的扒光了赖玉珍的衣服，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这才喘着粗气把自己的衣服甩掉压了上去……

巫保义感觉浑身好像有一团火在燃烧，他已经不复存在了，那压在他身下的好像就是另一团火，他们融化在一起了……

过了好久，巫保义完事后摸摸这个女人，心想：她可真是太小了，压在身下就像是抱了一个小猪仔似的，但那种感觉却是舒心的——巫保义没有接触过女人，他唯一的一次奸污李会明的尸体时，是惶恐中夹杂着一丝侥幸，但未及高潮就被大哥在屁股上捅了几叉子——然而今天，他无忧无虑地拥有一个女人(尽管心中还有一点余悸)，这女人是他的，他可以尽情享用，于是那一夜便成了他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时刻。

P1-3

(一)

那是一个梦，一个种植在我幼小心灵里的梦，她伴着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一直到今天，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童年的记忆种植在荒芜的田埂上，来不及品味就已经消失。

少年最温馨的记忆就是晚上和伙伴们一起躺在生产队的麦场里看麦子：把自己平放在麦场上，仰脸看着天上的星星，一阵轻风吹来，让人忘掉白天的一切烦恼。更有意思的是后半夜在大伙伴的带领下去偷邻村的黄瓜。当一群人享受着战利品，说着刚才在玉米地里爬行的情景，那种笑是舒心的。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我是因为我四叔的缘故没能去考高中才流落到农村跟在大人身后干活的。那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我家是贫农，叔父却因为冤案被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于是上访便成了他生活的重要部分。我为此曾和当时驻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姓戴的干部吵了起来(他穿着军装，是当时县武装部的第四副政委，在当时的农村，就是在住队干部中他也是最牛的)。他声称我替“四类分子”翻案，要召开批斗会批判我。我顶撞说他才是替“四类分子”翻案，只要他批判我，我就当众揭发他，吓得他让同他一块儿驻队的一个年轻人找我谈话，并最终套出了我所说的他的过错。他认错后要我当生产队的民兵排长，最终因为我年龄太小作罢。后来，我在表姐的帮助下去巩县木工厂当学徒工。就在那一年，高考制度恢复了。我和我的几个好友参加了考试，并且都超过了录取分数线。然而，第一年还要看政治鉴定，最终还是因我四叔的缘故，王广德、刘长西和我都没有被录取。直到第二年高考不再看政治鉴定，我们才走进大学校门。

(二)

身处那时的现实之中，即便是一个旁观者，其感受也是刻骨铭心的，更何况一颗天真的童心要去面对。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在“贫宣队”的带领下去参加一个批判“四类分子”的批斗会。那一夜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人们把两只尾巴绑在一起的猫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批斗会成了我童年、少年心中最深刻的记忆——虽然我家是贫农，任何时候我都敢挺起腰杆说话，甚至于连县里来的驻队干部也敢顶撞，但每天看到那些“四类分子”子弟整天小心翼翼的样子，心中就充满着困惑：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有的还是我的好朋友。

这本书的第一部汇集了我对那个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因为是“四类分子”子弟，他们被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时时受到人们的“关注”，我的一位富农子弟朋友就因为在修大寨田工地上的学习专栏上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北风呼啸雪花飘，社员赤臂干劲高”两句而受到批判，还是那个戴副政委，他说这是歪曲革命群众，下着雪还要光着背干活。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啊。

那时大人们传说有个地主家庭，因为父母常被批斗，兄弟八个人都未找下媳妇，最后老大竞杀死了大队支书一家。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我以这个故事为原型，把我在那个时代所观察到的人们汇集到这样一个家庭里，我想记录下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做的效果如何。

当第一部书稿完成以后，我的心处在一个时代旋流过后的痛苦之中：他们真的就是这样一群人，在新的时代到来之后，他们该怎样活着？我看到过一些“地主分子”在结束了被压抑的生活后的狂态，也看到大部分人仍然小心翼翼地生活，于是我创作了书的第二部。

第三部书稿创作完成时，正是上个世纪末，“四类分子”的印记在时间的流逝中已经被彻底抹去，我把自己眼前所发生的现实写进了书中。我试图通过这三部书来表现我在幼小的年龄里所看到的时代和我正在目睹的这个时代的流变过程，我不知道我的愿望和效果相差多远。然而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我周围的一些人常常向我发出诘问，我只能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引用在这里：“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可见，读一书者同，议一书者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的读者看到了什么，我真的不敢妄猜。

(三)

按创作的时间讲，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稿的第一卷完成后我送到一家出版社，但很快被编辑介绍给一个广州书商，在经过讨价还价后以一万元的稿费成交。双方说好清样和封面以及内容介绍等需要作者同意并签字方可下厂印刷，然而书商未经我同意就付印了。书的封底赫然写着：“世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人是祸水”。我一下子蒙了，找书商理论，可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为此收回了后两部书也让他出版的承诺，把已经交给他的第二卷书稿又想法要了回来。

这本书遭遇了疯狂的盗版，仅我所生活的小小县城就发现了四种盗版版本，在这种情况下，你找谁说理去？我发誓不再与书商合作，于是这部书一放就是十几年。其间，原来的书商找过我多次，别的书商也找过我，有的书商开出的价码很高，我没有交给他们。

2000年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习时，完成了本书的全部创作，并将全书进行了统一的修改，加进了“楔子”部分。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一些书商(确切地说他们应该叫“书盗”)拎来一大堆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要作家班的学员帮他们“修改”，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改一个字两个字都行，署名也是，怎么署都行。改了以后就付稿费，有三百、四百的，最贵也就五百块钱。有的同学找到我要我参与，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响：原来书就是这样被盗版的？他们竟跑到中国作家的摇篮——鲁迅文学院做这种勾当？！而这些“作家”竟是“书盗”的帮凶！我当即拒绝了他们，并向同学们解释说这是盗版，是违法行为。我的解释自然不会奏效。后来，一位同学告诉我说：这些学员大多都是自费来学习的，有的为了深造，连原来的工作都丢了，甚至连生活都成了问题，这样做也是没办法。

这就是直奔神圣文学殿堂的作家吗？这就是即将活跃于中国文坛，甚至已经开始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作家吗？

我的心在颤抖。

难怪一些文人在“文革”中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后来又说自己怎么怎么与“四人帮”对着干。

难怪历史上有那么多文人被列入奸臣之列。

难怪……

(四)

这本书历尽十几年的磨难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特别是后两部，我的心中自是感慨万千。

书里面记录的是我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和感悟：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曾在我生活的空间里表演，我不想说我爱他(她)们，尽管他(她)们有很多可爱的地方。我所感觉到的是深深的叹息。

这就是生活，它如梦魇一样跟随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时时感觉到它就在我们的身后，我摆脱不了它，又分不清哪些是梦境哪些是现实，而作为个体生命的我们，又不得不把自己融人这时代的潮流中，用我们的顿悟来解释这变幻的梦境……

所以，我不想用那些套话来表达我对周围人们的谢意，我的谢意与感恩永远保留在我的心中，包括那些曾经无辜伤害过我的人，正是他们的行为激起了我生活的勇气；当然，那些关心、帮助和支持过我的人的笑容，将成为我心灵中永远的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