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乃历代疑古辨伪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反对崇拜带有深厚儒家色彩的历史传统，而且也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实用主义。从一开始就受到维护中国史学正统人士的批评。虽然顾颉刚采用的某些方法和结论值得商权，但是无庸置疑，他的理论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的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任何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人所无法回避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近年来的“走出疑古时代”的提倡者对于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攻击最为猛烈。

本书为《大家国学》丛书之顾颉刚卷，收入顾颉刚的代表作《〈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中国古书和古史漫谈》等13篇。

“大家国学”者，前辈大师的国学修为，今日大众的国学养分也。

在“国学热”经由电视讲坛进入百姓视野、传统文化过度娱乐化，而国学常识却明显匮乏的当下，听听昨天的大师怎么说，是一种补课，更是一种参照。

总序

前言

经书研究

 《盘庚》中篇今译

 《禹贡》评注(节录)

 《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

 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古史与故事研究

 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

 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古史中地域的扩张

 孟姜女故事的转变

概述与漫谈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

 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

 周汉风俗和传说琐拾

 中国古书和古史漫谈

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这原是他们的变法论。战国、秦、汉间一班道家最喜尊古贱今，以为愈古则愈康乐。《淮南子》中虽也有此种议论，但在这一段里则一反此说，以为愈到后世则器用愈完备。这是一个极锐利、极真切的观察。作《系辞传》的人肯不把所有的制作一起送给伏羲，而连说“后世圣人易之”，这也不能不说是进步的思想；但他把制作的原因一起归功于《易》象，而八卦为伏羲所创造，后世圣人的制作只是从伏羲的八卦中演绎出来的，还是一种迷信古初的见解。所以如此之故，只为他讲的是《易》，总想把《易》推尊起来：他把神农、黄帝一班人拉进《易》的境域为的是抬高《易》的地位，他把民生日用的东西归功于圣人的观象制作也为的是抬高《易》的地位。《淮南子》中这一段话是要证明“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而他这一段话乃是证明了“伏羲之法度无移易”。那么，八卦是伏羲画的，观象也是由伏羲起的，他尽可自己观自己所画的卦象而制作了神农、黄帝们所制作的东西，为什么他只做得网罟便停了手呢？为什么他把这许多眼前的功业都让给了“后世圣人”呢？所以，《淮南子》这一段话是一气贯注地陈说下去的，是一种健全的议论；而《系辞传》这一段话则迟回瞻顾，既欲说伏羲的了不得，又欲表示后世圣人的有进步。此无他，《系辞传》袭用《淮南子》之文而改变其议论的中心，故这一段话里遂包容了两个论点耳。

以上所说的，只是观象制器的故事的出现的时代问题，而不是这件故事的可否成立问题。依我看来，这件故事简直不能成立。创造一件东西，固然是要观象，但这个象乃是自然界之象而非八卦之象。例如看了一块木头浮在水面，从此想下去，自然可以想出造船；至于卦象，则仅木在水上耳，并没有表示其不沉的德性，如何可以想出造船来呢？如《系辞传》所言，看了“巽(木)上坎(水)下”的《涣》会造出木头船，为什么看了“乾(金)上坎(水)下”的《讼》想不出造铁甲船？为什么看了“离(火)上坎(水)下”的《未济》想不出造汽船？又为什么看了“离(电)上坤(地)一：真真的《晋》想不出造无线电？为什么看了“坤(地)上震(雷)下”的《复》想不出造地雷？汽船、无线电……既已制作矣，这班发明家观的是什么象？观《易》象的圣人造不出这种器物来，造出这种器物的又不去观《易》象，那么，这种神圣的故事不亦太可怜乎？因为这样，所以在《系辞传》以前没有人说过观象制器的话，在《系辞传》以后也不曾有人做出观象制器的事；结果，徒然使得伪古史中添了一大笔虚账。这个虚账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新制作说，第二部分是新五帝说。新制作说战胜了旧制作说，所以宋衷的《世本注》里把作网的句芒算做伏羲臣，把作耒耜的垂算做神农臣，把作杵臼的雍父算做黄帝字(一本作黄帝臣)，把作矢的牟夷和作舟的共鼓算做黄帝臣。新五帝说战胜了旧五帝说。所以伏羲、神农遂为后世言古史者的不祧之祖，不像《吕氏春秋》、《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的只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了。(后人无法处置这两个不同的系统，只得把伏羲、神农升到三皇里去。但三皇在秦是天皇、地皇、泰皇，在西汉后也是天皇、地皇、人皇，总没有伏羲、神农们。没有法子，就把天皇、地皇们牺牲了。倘使没有《系辞传》的这番称扬，伏羲、神农的地位至多只能和有巢氏、燧人氏们一样，决不会像现在这样地有坚实的地盘的。此问题非数语所可尽，当于另作《三皇五帝考》一文中详论之。)《系辞传》之与伪古史，其关系盖如此。

于是我们对于《周易》的经传可以作大体的估量了。

作卦辞、爻辞时流行的几件大故事是后来消失了的，作《易传》对流行的几件大故事是作卦辞、爻辞时所想不到的：从这些故事的有与没有上，可以约略地推定卦辞、爻辞的著作时代。它里边提起的故事，两件是商的，三件是商末周初的，我们可以说，它的著作时代当在西周的初叶。著作人无考，当出于那时掌卜筮的官(即《巽》爻辞所谓“用史巫纷若”的史巫)。著作地点当在西周的都邑中，一来是卜筮之官所在；二来因其言“岐山”，言“缶”，都是西方的色彩。(《离》九三：“不鼓缶而歌”；李斯上秦王书曰：“击瓮扣缶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杨恽报孙会宗书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可见缶是秦地的主要乐器，秦地于西周时则王畿也。)这一部书原来只供卜筮之用，所以在《国语》(包《左传》)所记占卜的事中引用了好多次；但那时的筮法和筮辞不止《周易》一种，故《国语》所记亦多不同。此书初不为儒家及他家所注意，故战国时人的书中不见称引。到战国末年，才见于荀子书，比了《春秋》的初见于孟子书还要后。《春秋》与《易》的所以加入“《诗》、《书》、《礼》、《乐》”的组合而成为《六经》的缘故，当由于儒者的要求经典范围的扩大。

到《周易》进了“经”的境域，于是儒者有替它作传的需要。在作传的时候，尧、舜禅让的故事，汤、武征诛的故事早流行了，就是黄帝、神农、伏羲诸古帝王也逐渐出来而习熟于当时人的口耳之间了，所以《易传》里统统收了进去，请他们作了《周易》的护法。这时候(汉初)，正值道家极发达的当儿，一般的儒者也受了道家的影响，所以《易传》里很多道家意味的说话(详见《燕京学报》第二期中许地山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两篇论文)。这时候，《世本》出来了，《淮南子》也出来了，作《系辞传》的人就取了《世本》中的古人创作的一义和《淮南子》中的“因其患则造其备”的一义，杜造了观象制器的一大段故事，以见《易》的效用之大。《易》本来只是一部卜筮之书，经他们用了道家的哲理，圣王的制作和道统的故事一一点染上去，它就成了一部最古的、最玄妙的、和圣道关系最密切的书了。于是它从《六经》之末跳到《六经》之顶！

现在呢，我们要把这时代意识不同，古史观念不同的两部书——《周易》和《易传》——分开来了。我们要谢谢它们，从它们的乖异上使我们得到一个估计西周和秦、汉间的文籍的尺度。

P57-59

《大家国学》这套丛书，是在“国学热”持续升温的氛围中问世的。承编者要我写几句话，考虑了一下，想有这样几点可说。

第一，我要讲的是，“国学”并不是“一阵风”式暂时流行的话题。

“国学”和“国学热”，现在已经成为媒体习见的热门名词。上海的《学术月刊》与《文汇读书周报》，曾将国学评选为“2005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6》，在历史学部分专设“国学热的挑战”一节，描述国学怎样“得到学者和媒体的强烈关注，引发了如何重新评价传统学术文化和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及作用，当代中国是否需要‘重振国学’、‘重振国学’是要‘接续文脉’还是‘复辟返古’等问题的争论”。刚刚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7》，又设有“国学热的反响”一节，于叙说“国学热仍在持续，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之余，着重介绍了一些论作对这一潮流的批评讨论。不难预料，明年的《发展报告》还会把国学列为重点内容。

国学之所以热，决不是出于偶然，也非少数人炒作能致，应该说，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一种体现。中国的振兴，正在国内外造成强烈的震撼。身历祖国由积弱转趋盛强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反躬省察自己的文化传统，希望以其精华贡献于世界。外国人面对崛起的中国，也一定会更加关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求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而这又增加了中国人探讨研究传统文化即国学的责任。这样看来，国学之热当前仅仅是开始，其高潮尚远在后面。

第二，我想说，“国学”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范畴。

现在有了成熟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学科，为什么还要谈什么“国学”？这样的问题，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过了。前些时，我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光明日报》国学版合编的《年度国学2006》写了一篇题为《国学的存立》的小文，涉及这个问题。

我在那篇短文里提到，一九一一年初，王国维先生给《国学丛刊》撰序，主张“学无中西”，他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到上世纪二十年代，钱穆先生在江南授课，其讲义《国学概论》弁言也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需要指出王国维讲“学无中西”，其“学”是“专以知言”，即具体的知识，不能说中西的文化学术彼此一样，钱穆的“学术本无国界”，也应作如是观。

不仅文史，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样。二○○五年，我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上说过：科学作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本身确无所谓中西，但作为科学产生和发展背景的社会、文化是无法摆脱地域或民族色彩的。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中，科学的形成、发展有着不一样的途径和过程，在社会、文化中科学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中国的学术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独特之处，从而“国学”终不可废。

第三，我还想建议，大家通过学术史的角度来认识国学。

“国学”一词，本由与“西学”区别而出现，通行既久，其涵义似乎人人明白。然而如果像北京话说的“较起真来”，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的内涵、外延如何，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争论。今天要求一下子讲清楚，实际是做不到的事。

经常有朋友、同学问我，要了解国学，初识门径，应该从哪些书人手，我总是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一本便是上面提到过的钱穆《国学概论》。章书从小学谈到经、史、子、集，是横的分类介绍，钱书自孔子下及民国，是纵的历史叙述。两书体例不同，但和其他类似著作一样，贯穿着作者本人的见解。如欲比较全面地知道国学的范围与内容，特别是学者各家的异同，还必须博览种种重要论著，即所谓原典。

当然，国学历代论著浩如烟海，绝非有限时间所能涉猎，这便需要选择与我们最关紧要的优先阅读。前辈学者为我们树有典范，重视学术史的研究，尤其是上一世代学术史的研究。例如梁启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引导促进当时学术进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民国前期的学术文化是直接从清代延续变革而来。我们距离清朝已远，要接触学术文化传统，自然首先是二十世纪的国学诸家。认识国学，最好先来阅读二十世纪诸家的作品。

《大家国学》丛书，正是为此设计的。编者就二十世纪名家学者，“选择其关于国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学术等概论性、常识性的文字成一选本”，“以便于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把握学者最基本的国学修养与学术思想”，这确是便利一般读者的创意。相信这套书会继续编印下去，对国学的普及和中国优秀文化的阐扬，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学勤

二○○七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