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1300万字，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卷为补编、年表和人名索引等，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

本书为第17卷，收录了1968年以及1969年两年的日记。

竺可桢(1890-1974)，中国现代气象学、地理学的一代宗师，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在气象学与气象事业、地理学与自然资源考察、科学史、科学普及、科学教育、科研管理和诸多科学文化领域皆有杰出贡献。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1300万字，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卷为补编、年表和人名索引等，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

《竺可桢全集》遵奉“存真”原则，力求如实展现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生道路，折射现代中国的政治面貌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

前言

关于竺可桢日记

日记编例

第19卷说明

1968年

日记

杂记

1969年

日记

杂记

剪报

附录一 第19卷人名简释表

附录二 竺可桢家系人物表

附录三 张侠魂家系人物表

附录四 陈汲家系人物表

附录五 竺可桢日记中常见略语符号表

1月1日 星期一 元旦晨7h30’晴，-4°．4，室内16°，42％ R．H．，76l mm，NNW风力3级。下午13h30’晴，+9°，室内16°．5，36％，758 mm，WSW风力3—4级。

上午陈怡、阿六夫妇(乃珏、梁丽丽)来，在寓中膳。下午杏仙来，士俊、竺碚、竺西来。

晨六点三刻起。作太极拳十分钟。早餐后，阅科技大学编(’67年11月)的《探索者》副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国外评论我核导弹及国防科学技术”。卷首有国防科委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序，说1958年毛主席明确地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战斗在国防科学技术战线上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最最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斗志昂扬地投人了尖端科学技术的攻坚战……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封锁、破坏，没有现成的技术资料和仪器设备，没有工厂和实验室，绝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是刚出校的年轻人，连原子弹是什么样都没有见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以无比坚定的信心作出了响亮的回答：从战争学习战争，从设计制造原子弹中学习掌握原子弹……贯彻了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正确方针，为迅速突破尖端技术打了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为了尽快地突破核技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毛主席一声令下，工、农、兵、学、商千军万马立即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1964．年10月16日，令人难忘的时刻到来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下午二点，我乘13路车到北海后门，人北海登白塔山顶，然后从南门出，乘5路车。北海全冰，冰上行人数千人，少数在溜冰。溜冰场只开上午8h30’—11h00’，下午5h00’一8h00’。今日上午彬彬去溜了冰，三点半回。适士俊和碚、西二孙来。又杏仙来，她现在专案组工作。中午问梁丽丽，她在冶金部地质所工作，她已和阿六结婚。

自英镑(变)[贬]值函引起美国缩[减]国外投资(五十亿元)，及英国将于1971年完全撤出远东(香港除外)和波斯湾驻军，也是大英帝国的末日。

P3

本卷收录1968—1969年的竺可桢日记。

关于“文革”时期竺可桢日记的总体情况，请参见《第18卷说明》。

在1968、1969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中，与竺可桢晚年生活关联度最高的，是自1967年底开始且持续了两年多的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1968年4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这也是当时“清队”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

就竺可桢本人而言，他在历史上曾被诱迫加入国民党，后又被列名为中央委员。1949年以前，长期与之保持密切关系的社会各界名流中，也不乏国民党高层人士。因此，他在“清队”运动的高潮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日怀惶恐而夜有惊梦。当中科院革命委员会发布清理阶级队伍《通告》，勒令参加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等类人员限期登记时，他曾疑惑过自己是否属于其中。经反复查阅日记和有关资料，直到认为自己在7年前写的《自传》中已经完全交代清楚而无任何遗漏时才稍略放下心来。不过，由此而带来的压力始终存在着，甚至影响到了小女儿的婚姻。

就社会而言，“清队”的开展，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的“内查外调”。由于竺可桢平生的活动舞台大、交往人脉广，又身在北京，因此也就成了外调工作人员的优选目标。在两年多的时间中，应对各地各单位的“外调”，成了竺可桢的主要工作内容。他耗费大量时间，在多年保留下来的日记中纵寻横索，根据当年所记文字，认真而辛苦地写出大量证明材料，有些为人提供了洗污辨冤的可靠依据，有些则提出可供进一步调查的线索。据1969年6月对院办公室收文的统计，竺可桢提供的证明材料约占院部有关此类材料总件数的十分之一，可以想见其工作量之大。

当时的竺可桢，无法按简单的逻辑判断自己的社会角色。原院领导班子已被夺权，但他曾奉召以副院长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被列名于新成立的院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中，却又不被通知参加革委会会议；他是党员，却不知道如何与党组织联系。然而，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最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底，他从《参考资料》上发现关于钓鱼岛附近采集有孔虫和双壳贝化石的报道之后，一直密切关注日本方面的动向。在查阅多种文献之后，于1969年11月致函周恩来总理，以其地理学家的眼光和学识，明确指出有关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1969年春，竺可桢因病住院53天，此后始终为肺气肿所困扰。

这两年的日记原本各有两册，半年为一册，皆为北京市文化用品公司出品，36开本。1968年两册日记簿印有“塑料白求恩日记”；1969年上册为“塑料雷锋日记”，下册为“精装白求恩日记”。各册日记文字保存完整。

1968年日记由刘元明负责编订，1969年日记由竺松和李志黎负责编订，竺安、曾闻问、樊谦参与校审。人名简释表由樊洪业编制，家系人物表和略语表由竺安编制。竺安侧重审订外文内容。全卷由樊洪业通审定稿。

本书依“存真”宗旨，力求保存竺可桢文稿历史原貌，有关编订规则之大要，详见《日记编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