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L.邓肯最为出名的作品是他的惊险悬念小说，尤其是以远东为背景、牵涉重大和危急国际事件并反映文化冲突的故事。本书是他于1988年写成并由美国戴尔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部小说。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伴随着主人公们的奋斗、爱情、离别、死亡，你将走进一幅以“二战”前后为背景的中、美、日三国广阔、深刻、悲壮、动人的生活长卷。

本书虽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法国巴黎，但它很快就会把你带回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上海。

你会遇到为逃避卖身到上海谋生的日本姑娘尤吉、刚从哈佛毕业即前往上海赴任的美国外交官山姆，以及在上海供职的日本青年武官伊藤。偶然的和历史的机缘，使他们相遇、相聚、相爱、相离。当然，你还会遇到出生在那战火纷飞的上海的“拂晓”……

伴随着主人公们的奋斗、爱情、离别、死亡，你将走进一幅以“二战”前后为背景的中、美、日三国广阔、深刻、悲壮、动人的生活长卷。

巴黎——1981年10月

作为巴黎的一名房地产代理，雅克·佛顿早就学会了谨慎二字。他从来不与人谈起他的客户（即便是他好奇的妻子），也从来不对客户任何指示的目的提出疑问，除非是要弄清楚指示本身。

佛顿还从来没有为艾米勒·瑞宝伯爵代管过任何交易，但他知道这个人。自从去年卖掉了报纸生意和所剩的时装股权后，艾米勒伯爵就不做生意了，现在住在其家族在巴黎郊外拥有的地产上。当伯爵授权佛顿在蒙玛特尔寻找并租一栋房子时，除了豪华外，他的首要条件是绝对隐蔽。佛顿几乎立即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一栋在路易十四时期建造的房子，而且是完全恢复了原样的。伯爵要求其中一间要有高大的窗户，因为要用来做工作间。伯爵还要求整栋房子要有明亮和通风的感觉，而这栋房子绝对明亮和通风。它有十二问屋子，一间会客室，三间起居室，一个有玻璃围墙的天井，还有能供得上若干大小餐厅的厨房设施。

但是最为奇怪的是为使用这栋房子所做的安排。开始说10月初有一些服务人员要进来，但后来这些工作人员拿了工资后又被解雇了，说是因为新房客要带自己的服务人员，而且新房客正式住进来的时间是10日凌晨。在指定时刻，佛顿用一把超大的铸铁钥匙打开了那巨大的门，请进了两位日本女子。一位裹着御寒的黑貂皮，另一位则穿着绒鼠皮。她们显然是母女，年纪大的有六十多岁，年轻的有四十多岁，是个美人。佛顿看得出，女儿是位欧亚混血儿，大概是欧洲人和东方人的混合，一副异乎寻常的尊贵样子。佛顿觉得她是伯爵的情人（如果传闻是真的话），伯爵的审美力可真不一般啊！

佛顿被告知，两位夫人姓小佐野，到巴黎来度假，带着随身侍从。但他肯定，那姓和来访原因都是假的。不过他没有过问，打开了灯，领着她们巡视了整栋房屋。

看了一圈后，佛顿带着夫人们走进会客室，那里已准备了茶和小三明治。“伯爵指示我配置一部大型轿车和司机为你们随时使用。当然啦，这儿有一个车库，也有司机的住处。”

“一部黑色的罗斯就行了。”年轻的女子说道，“司机要一个谨慎的。你可告诉他，我们至少需要他开一个月的车，而且他得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内随时准备出车。如果他确实可靠，我们会给他一笔可观的奖金。”

“您太慷慨了，夫人。”

“我们还想雇用保安服务。”

“伯爵已经通知我了，夫人。保安服务明天就开始。”

代理人走了后，尤吉走进了那摆满了书的书房，虽然在看着那些精美的皮质装帧，心里却在想着她到底应该告诉女儿拂晓和她的会计濑川多少。尽管时辰已晚，还有那打乱了她的生物钟的时差，但还有工作要做。早晚她们得准备好应付来自哪个预想不到的方面的麻烦。

但她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只有她在东京的有多年关系的银行的警告。她听到外面有车的声音，然后是开门关门的声音。濑川和雇员们到了。她重新回到女儿那边。拂晓正坐在一张桌旁看着一份日程。她抬起头来望着母亲说：“母亲，您为什么不去睡觉？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的。”

“很快就睡，”尤吉回答道，“得把雇员们先安排好。”

拂晓叫着厨师，却发现他已经查看了那巨大的厨房。她让所有的工作间雇员，包括那些跟了她母亲多年的女经理、女店员和女裁缝们到会客室去集中，尤吉正在那里等着她们。

“我很感激你们的耐心和忠诚，”尤吉用日语说，“不走运的是，按日程我们已经晚了。所以你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明天就开始。好了，餐厅里有茶点，经理会告诉你们房间安排的情况的。”

等工作干完了，尤吉会给她们放假的。但是下几个星期里，她们得一天工作二十四个小时。设计都已完成了，但服装得按照走T型台的模特们的尺寸改，舞台布景要在歌剧院里制作，日本乐队要排练，等等。所有这些都得在严格的时间和预算内完成。

“我们有这样的雇员是很幸运的。”尤吉说，一边望着雇员们向餐厅走去。随后，她带头走进了那个有巨大窗户和天窗的大房间，里面已经摆好了一张绘图桌。尤吉对伯爵的周到考虑感到很满意。他已准备好了拂晓在东京所用的各种砚台和毛笔，而且还在房间里摆满了鲜花，欢迎着飞了半个地球后满是疲劳地到达巴黎的她们。

“伯爵是一个考虑很周到的人。”尤吉说。她看着刚从门口探进头的濑川问道：“现在香港是什么时间？”

“上班时间。”他说。

尤吉与濑川一起走进下一个套间，那是一间已经布置好了的办公室。她拿起了电话，开始费劲地拨在香港的工厂，同时望着濑川，这个认真的东京大学毕业生，正在从包装箱里取出电脑来，插进电源插座。

当刘先生接电话时，尤吉能听到线那头说中国话的声音和缝纫机的振颤声。她跟他讲的是汉语。她知道拂晓没有在听，濑川则不懂汉语。

“我们在巴黎。”她说，“一切都在按预定的时间进行吧？”

“我们一切就绪，布料一到就开始。”他说。

“那就是说，你什么料子都还没有收到？”她问道，感到吃惊，但努力没有流露出来。

“没有，”他说，“什么都没有。”

“很抱歉拖延了一些，”她说，“你会很快收到的。”

她挂了电话，接过拂晓递的茶，开始喝着。濑川正对着一些电脑打印件在咕哝着什么，脸上带着烦恼的表情。他正在对付着外面一场价格升级的战斗，并把那当做一场个人的战争在进行着。

“香港那边情况怎么样？”拂晓问。

“刘先生什么布料都没有收到呢！”尤吉说。

“明天早上我来查查。”濑川说。

“不用了，”拂晓说，“我会打电话给阿曼德，那是他的责任。”

“但我们并没有责任去提醒他。”濑川说，“不过，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件事。”

尤吉喝着那绿茶，观察着女儿的脸和她坐着的姿势，那有着闪光的涂成金色的指甲的双手交织着，前额显出一条担心的皱纹。尤吉看得出女儿的心思和与疲劳随之而来的疑虑。

“我想把这件事放到明天再谈。”拂晓说。

“我觉得我们得现在谈。”尤吉说。她认为是告诉他们的时候了，但她愿意先看濑川有什么要说。

“我一直在做着一个非正式的总记录，”濑川认真地说，“目前的开支比我们预计的要高得多。”他看着那高高的天花板，那书架上一层层摩洛哥皮装书以及那些无价的古董家具。“除非伯爵让我们免费使用这栋房子，我得说这笔开支要比我们的预算高出至少两万美元。”

“伯爵并没有提供这些东西，”拂晓说，“我告诉了他我们需要什么，然后他替我们找到罢了。”

“我明天早上与那位代理联系，拿到确切费用的数字。”濑川说。他又看了一下打印件，前额又皱了一下。“我跟负责租赁歌剧院的代理最后通了一次电话，他忘了把属于工会的舞台工人的价格包括进去了。我们得付他们钱，不管我们需要不需要他们。我们也没有把我们自己保安的开支考虑进去，因为我们不是在展览馆里进行表演。”

“那么我们目前状况如何？”拂晓问道。

“我认为减掉一些花销应是可取的吧。”濑川说。

“减多少？”拂晓问。  “飞涨的价格使我们短缺大约五十万美元。”他从口袋里摸出支烟来，点着了。“我明天将做一个九十天的贷款。如果通过东京做的话，我可能会在利息率上沾点光。”

现在是时候了，尤吉意识到，她不能再拖了。“不幸的是，你在那方面是不会成功的。”她说，“我两天前跟东京的森先生交谈过，他告诉我说我们的信用已经用到极限了。”

“我要是知道这个就好了。”濑川客气地说。

“我当时认为没有必要，”尤吉说，“因为我没有想到会有亏空。”

“还有其他原因吧，母亲？”拂晓说，她看到了母亲脸上担心的神情。

尤吉喝着她的茶。“我认识森先生好多年了，我信任他。他说银行收到了一份开价，有人提出要以比银行在满期后能兑现的高得多的价格购买我们的票据。当然了，森先生拒绝了。”

“是谁开的价？”濑川问道。

“我不知道。不好问，因为森先生反正也不会告诉我。”

拂晓点了一支烟：“一定是伊藤金男。”

“噢，金男。”尤吉说，“我也想到他了。”那一刻，她想到了他的父亲，伊藤将军。她很痛苦地意识到，一代人的爱可以变成下一代如此的恨。

“为什么是金男？”濑川问道。

“过去的恩怨，”尤吉说，“解释起来太长。”

“我觉得我们猜测没有任何意义，”拂晓说，“我想直接跟他对质。”

“还是暂时不管他为好，”尤吉说，“如果是金男，让他以为我们不知道会更好一些，他就不会那么小心。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提高警惕，但我不愿意找麻烦。现在我要去睡觉了，我建议你们也去，头脑清醒了会少出些差错。晚安。”她跟着一位女侍走开了。那女侍一直在走廊里等着，等着领尊敬的中村女士去她的卧室，不管等多久。

尤吉走了后，濑川往椅背上靠去，眼睛还很明亮，人还很灵醒、警觉。拂晓羡慕他如此的年轻和作为日本新一代的自信。很明显，他不会跟她母亲争。但也很明显，他不同意她的意见。他将一口烟吸入肺里，然后把它吹向天花板。“我不是一位艺术家，”他说，“我曾想进入设计专业，但我没有那份才能。我一直在计算和电脑方面比较好，我相信数字。如果你注意看，数字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方向感，那是你在任何别的领域都得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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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在四十多年前就开始了。那是1946年，当时我被美国陆军派驻东京明治饭店担任助理经理。我们安排住在那里的有体育运动队、联合后勤组织的单位以及那些需要有一个谨慎的场所进行其浪漫之事的军官们。

当时的日本还处在被占领初期，大城市还是满目疮痍，人民穷困潦倒。因为巴不得有一份工作，大部分日本人是能找到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明治饭店就积聚了一群很有趣的职员，包括一位前日本驻一东南亚国家的大使、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一位由于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而带着耻辱工作的前日本空军敢死队队员，还有一些可爱的日本女士。那些女士们管理着办公室，做着笔头的和口头的翻译工作等。是她们给我讲了好多故事，包括30年代上海和“满洲国”的生活、俄国的入侵以及被遣返日本的经历。

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有一天我会写这本书，因此我当时就把这些故事记录了下来。我还收集了很多日本战争初期的宣传图片和文章，出席了战争罪行审判，近距离地观看过天皇和他的汽车，而且还经常站在第一大厦外面观望麦克阿瑟将军早上出去的情形，嘴上叼着根雪茄，而不是他那有名的烟斗。所有这些，我都做了记录。

多少年过去了，我跟在那个不可思议的时代里认识的人们都失去了联系，而且在返回远东的若干次旅行中，也未能找到他们。但我想在这里对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当时给予一个急于想了解他们的外国年轻人的许多友好情谊。

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采访了很多人。尽管这部小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但它绝不是一本历史书。

（作者在序的后半部分分别感谢了那些在此书写作过程中曾经给予他帮助的人们，包括他的代理，特别是他的也是一位作家的妻子。作者在此特别指出此书是他们夫妇两人合作的结果。——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