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思想巨擘的学术小品，告语青年懂得民主和自由的真正内涵。

这本书是我国老一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家潘光旦先生在抗战八年中所写零星文字的一部分，涉及思想、文化、青年、教育、政治各个题目。

这是抗战八年中我所写零星文字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属于人文生物学范围的，已先此辑成一本集子：《优生与抗战》，于三十二年秋印行。如今这一部分是涉及思想、文化、青年、教育、政治各个题目的，凡四十三稿，就其性质部署为五篇：一、《自由导论》，二、《思想各论》，三、《告语青年》，四、《教育刍议》，五、《民主理论的导演》；又比较次要的四稿，列作《附录》。抗战期间，印刷困难，各稿初次发表的时候，一切注释、西文名词、以至一部分的标点，皆从简省，如今全部补入，并随文添附注七十余条。。

这四十几篇文稿，不用说，都是一度在刊物上登载过的，计定期刊物有《今日评论》、《自由论坛》、《民主周刊》、《生活导报》、《评论报》、《大国民周报》、《国风》、《当代评论》、和《清华校友通讯》，日报有重庆《大公报》、昆明《益世报》、《扫荡报》、《云南日报》、《中央日报》、和《民国日报》。

第一篇 自由导论

 一 类型与自由(一九四四)

 二 散漫、放纵与“自由”(一九四三)

 三 说“文以载道”(一九四三)

 四 自由、民主与教育(一九四四)

 五 政治与教育(书评) (一九四四)

 六 外人评论与我之自省(一九四四)

 七 沉着与自由(一九四五)——英美人性格的一斑

第二篇 思想各论

 八 论青年与社会思想(一九三九)

 九 再论青年与社会思想(一九三九)

 一○ 一个思想习惯的改正(一九四三)

 一一 德苏妥协的思想与其它背景(一九三九)

 一二 异哉所谓教师的思想问题(一九四○)

 一三 刊物与潮流风尚(一九四二)

 一四 悠忽的罪过(一九四三)

 一五 所谓“历史的巨轮” (一九四三)

 一六 标准时间及其它(一九四五)

 一七 从一个考题说起(一九四四)

 一八 说同乡会(一九三九)

第三篇 告语青年

 一九 青年志虑的问题——与他教(一九四一)

 二○ 青年志虑的问题——与自教(一九四一)

 二一 三论青年志虑的问题(一九四一)

 二二 学生自治与学生自治会(一九三九)

 二三 学生参加政党问题(一九四○)

 二四 说有为有守(一九四三)

 二五 论知识青年从军(一九四四)

第四篇 教育刍议

 二六 论品格教育(一九四○)

 二七 说训教合一(一九四一)

 二八 说工读兼营(一九四一)

 二九 宣传不是教育(一九四○)

 三○ 再论宣传不是教育(一九四○)

 三一 读二十七年度统一招生报告(一九三九)

 三二 教师节的两篇文告(一九三九)

 三三 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一九四三)

 三四 谈中国的社会学(一九四二)

第五篇 民主理论的导演

 三五 民主政治与先秦思想(一九四四)

 三六 民主的先决理论(一九四五)

 三七 个人、社会与民治(一九四四)

 三八 民主政治与民族健康(一九四四)

 三九 一种精神两般适用(一九四五)

 四○ 多党政治与团结的学习(一九四五)

 四一 隐遁新解(一九四四)

 四二 说学人论政(一九四四)

 四三 说为政不在多言(一九三九)

附录

 一 论大学设训导长(一九三九)

 二 青年节寄语(一九三九)

 三 女青年会应有的一个展望(代作) (一九四四)

 四 为征募清华服务社股本

 致 清华大学校友书(一九四三)

中国人一向看重人的地位，西洋人在古希腊时代，在文艺复兴以后，也一再有过同样的趋势。所谓看重，又有两个不同而相关的看法：一是把人当做一切事物与价值的衡量或尺度；一是把人当做一切学问的主要对象。人之所以为人，如果不先考查清楚，则其所以为其它事物的尺度者，在效用上势必有限，所以说两个不同的看法是相关的。

无论中外，二三千年来，这两个看法的分量大有不齐，尺度的看法至少要占到十分之九，而学问对象的看法至多不到十分之一。在中国，一切客观的学问比较的不发达，这看法的分量事实上怕比十分之一还要低微，而尺度的看法也就远不止十分之九了。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道不远人，人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一类的话全都是尺度的说法；不过因为不知道这尺度本身究属是个什么，所能“神明”到的程度就大有疑问。在西洋，情形稍有不同，一面有尺度之论，一面也未尝没有一些学问对象之论，例如英国诗人波伯(Pope)就说过，“人的正当的研究是人”。到科学发达的最近一二百年里，关于人的研究也就不算太少，但是我们也得承认两点，一是人的研究在质量上远不及物的研究；二是人的研究事实上就是物的研究的一部分，是把人当做物的一种来研究的，是把人拆成若干物质的片段来研究的。因此，人究竟是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是很不了解，科学家至今还不得不承认“人是一个未知数”，好比代数里的X或Y一样。

不过这并不是说，以前便完全不曾有过对于人的观察。即在中国，这种观察也是有的，并且这种观察还至少可以归纳成两路：一是等级的一路，例如上智、下愚、与中才之分；二是类型的一路，例如狂狷与中行之分。这两路孔子都曾经提到过，等级的一路我们目前搁过不说，只说类型的一路，因为它和我们题目的关系比较密切。

人的类型不一，也可以有不止一种的分法。但狂狷一类的分法似乎是最基本的一个，从孔子的时代到今日，我们对它并未能有多大的损益。类型的名称可能有些变动，但观察到的类型的实质始终是一回事，即在近代心理学与社会学比较发达以后，情形也还如此。例如意国社会学家柏瑞笃(Pareto)喜欢把人分做进取与保守两类，进取一类叫做speculatori，保守一类叫做rentieri。前者不就近乎狂，而后者近乎狷么？又如奥国心理学家容格(Jung)把人分做内转、外转、与内外转不分明等三类。三类的西文名称是introverts，extroverts与ambiverts。内转近乎狷，外转近乎狂，而内外转不分明近乎中行。

这里有一小点不同，孔子认为中行的人最难得，而容格认为内外转不分明的人最多。这可能的是因为时地既大有不同，类型之分布也就很有差别；也可能容格的看法是一个客观事实的看法，根据频数的分布而言，中行是必然的数量最大的，而孔子的却是一个比较道德的看法，他把中行的人看作天生就能实行中庸之道的人，那自然是不可多得了。事隔二千五百年的两个看法，表面上虽有不同，事理上却并不冲突。狷者一味内转，狂者一味外转，是很单纯清楚的。中行者内外转不分明，即时而内转，时而外转，不拘一格，不求一致，便比较复杂，其间可能再别为两种：一是无所谓行为准则的，那就是容格所见；一是有比较严格的行为准则的，即每一次作内转或外转的反应时，必有其道德的理由，那就是孔子所见。

类型是天生的。类型是本性的一部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一句老话，近代研究遗传的人也认为类型不容易因后天环境而改变，从比较自然主义的立场看，类型的存在有它的演化的价值，正复无须改变。生物界有所谓多形现象(polymorphism)的说法，类型的存在就是此种现象的一个表示，而人类在一切生物之中便是最多形的，唯其多形，人类才最要讲求分工合作，才会有复杂的社会，才会有繁变的文明。

我们不妨就狂狷两个单纯的类型举个实例。近代的英国政府便可以说是建筑在这两个类型之上的。保守党人近乎狷的一类，自由党人近乎狂的一类。近年以来，自由党的地位被工党取代，表面上好像是换了一个党，换了一批人，实际上可以说并没有换，这两个类型的人更迭掌握政权，时而保守，时而进取，时而有所不为，时而大有作为；结果是近代英国政治，在一切文明国家之中，是最稳健的，稳时不失诸静止，不妨碍进步，健而不失诸过激，不妨碍和谐。英国政治，洵如拉斯基(Laski)教授在最近的一本著作《当代革命观感集》固里所论，尚大有改良的余地，但这是一个大体比较的说法，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二十余年间，荚国政治的保守性大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而自由党的力量不足以抵制这种趋势，于是工党便日渐抬头，加以取代；这次大战一旦结束，混合内阁的局面再转而为政党内阁的局面时，如果英国民族的活力无碍，我们逆料工党是可以获胜的。总之，人的类型自有它的社会与文化的极大的效用，英国的政党政治便是最彰明较著的一例。

上文云云，只是一个比较自然主义的说法。自然主义的立场固然有它的重要性，但还不够。我们必须添上一个人文的立场，那议论才比较圆满，才比较健全。类型之分并不是绝对的，而类型的发展却很容易趋于过度，所谓畸形发展的便是。任何畸形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个人不利，对社会不利，对民族的长久维持滋长也不利。再就狂狷两个类型做例子说。如果畸形发展的是狂的一流，则第一步是个人生活趋于肆放，以至于一味的肆放，狂与狷之间既不易了解，狂与狂之间也难期合作；于是第二步便是社会生活的趋于动乱，以至于长久不得安定；第三步可能的是经由选择的途径，狂的一流的人口，在质与量上逐渐的递增，而狷的一流人口，便逐渐的递减，更使社会的动乱，由一时的现象成为累世积叶的痼疾。狷的一流如果畸形发展，结果当然相反，而其为不利亦相反。少数极端狂狷的例子可能的是两种不同的疯子，不容易结婚生子，所以就他们说，第三步的不利可以无庸过虑，不过他们本人的影响，以至于大多数不十分狂狷的分子的本人以及后辈的影响，综合起来，已足够教一个民族社会，不是过分长期的死沉沉的保守，便是过分长期的热灶上蚂蚁似的动乱。

此外又有第三个可能，就是不狂即狷的人越来越少，而既不能狂又不能狷的人越来越多，即容格所了解的中行或内外转不分明的分子，或略有几分可狂可狷的趋向，而狂狷得不中绳墨、狂狷得不发生社会与道德的意义的分子，成为畸形发展，那结果也是极不相宜。这样一个民族社会是平凡的，庸碌的，是善于作浮面的模仿、敷衍、应付，而不能切实的有所创造与建树的。再就上文三步的弊害说，到此第一第二两步倒比较的不成问题，甚至于表面上还有几分好处，即个人之间不容易发生强烈的磨擦，而社会生活容易维持一种粗浅的和谐；最成问题的是第三步，就是人口中间敷衍将就的分子日趋于滋蔓难图。P1-4

这是抗战八年中我所写零星文字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属于人文生物学范围的，已先此辑成一本集子：《优生与抗战》，于三十二年秋印行。如今这一部分是涉及思想、文化、青年、教育、政治各个题目的，凡四十三稿，就其性质部署为五篇：一、《自由导论》，二、《思想各论》，三、《告语青年》，四、《教育刍议》，五、《民主理论的导演》；又比较次要的四稿，列作《附录》。抗战期间，印刷困难，各稿初次发表的时候，一切注释、西文名词、以至一部分的标点，皆从简省，如今全部补入，并随文添附注七十余条。。

这四十几篇文稿，不用说，都是一度在刊物上登载过的，计定期刊物有《今日评论》、《自由论坛》、《民主周刊》、《生活导报》、《评论报》、《大国民周报》、《国风》、《当代评论》、和《清华校友通讯》，日报有重庆《大公报》、昆明《益世报》、《扫荡报》、《云南日报》、《中央日报》、和《民国日报》。这些刊物，有的已成过去，有的已经换了主人，并且换了不止一次；不过我们不能不在这里记一笔，以志因缘。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元旦，潘光旦

我以为当前教育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在一部分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心目中，教育和宣传混淆不清，甚至于合而为一。所谓社会教育，或公民教育，名为教育，实际上大部分是宣传，可以不用说。即如比较严格的学校教育里，宣传的成分近来也一天多似一天，而主张宣传即是教育的人还虑其太少，而虑之之人事实上又不尽属一派，于是流弊所至，非把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学校环境变换做宣传家钩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不可。

——潘光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