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世界经典智慧文丛”中的一本，是一部非常有趣的西方哲学史书。作者主要向你讲述了柏拉图、斯宾诺莎、伊曼诺尔·康德、赫伯特·斯宾塞等西方经典哲学家的人生道路，对他们影响世界的哲学体系及最重要的思想成就做了通俗而清晰的描述与解析，从而勾勒出西方思想的发展脉络，展示出西方智慧的精髓所在。

具体地说，哲学意味着并包括了五个研究领域：逻辑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逻辑学研究思维和思维的理想方法：观察与反思、演绎与归纳、假设与实验、分析与综合——这些全是逻辑学试图理解和引导的人类活动的形式。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门枯燥乏味的学问，但是，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人们在自己的思维和研究方法上所做的改进。美学是对理想形式和美的研究，它是艺术的哲学。伦理学是对理想行为的研究。至高无上的知识，苏格拉底曾经说，就是关于善和恶的知识，人生智慧的知识。政治学是对理想社会体制的研究（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谋取权力的艺术和科学）；君主制、民主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这些都是政治哲学戏剧中的剧中人。最后，形而上学（它招致这么多非议，因为它与别的哲学不同，它不是试图按理想的模式来协调实际的事物）是对一切事物的“终极存在”的研究；是对“物质”的根本属性的研究（本体论）；是对“意识”的研究（哲学心理学）；是对“精神”与“物质”在感知和思维过程中相互关系的研究（认识论）。

这些就是哲学的构成部分，我们不准备在枯燥乏味的抽象概念和教条形式中，而是在天才人物的活生生的生活方式中寻找先哲的思想。我们不仅仅要研究哲学，而且还要研究哲学家。我们要与这些思想的圣人和殉道者们一起度过我们的一生，我们要沐浴在他们的精神之中，直到我们也能领略到利奥纳多所说的“最高尚的愉快理解的乐趣”。

第一章 柏拉图

第二章 亚里士多德与希腊科学

第三章 弗兰西斯·培根

第四章 斯宾诺莎

第五章 伏尔泰与法国启蒙运动

第六章 伊曼诺尔·康德与德国唯心主义

第七章 叔本华

第八章 赫伯特·斯宾塞

第九章 弗里德里希·尼采

第十章 当代欧洲哲学家

第十一章 当代美国哲学家

结束语

一、柏拉图时代的背景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欧洲地图，你就会看到希腊像是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弯曲的手指伸进地中海。在它的南面，是巨大的克里特岛，从那里伸出的手指，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抓住了文明与文化的最初源头。在东面，希腊与小亚细亚隔海相望，虽然现在它显得有些沉寂与没落，但在柏拉图之前的岁月却是工业、商业和投机事业极其活跃的地区。西面，爱奥尼亚海的对岸，意大利宛若一座宝塔斜依在万顷波涛之中，在当时的西西里和西班牙也遍布着蒸蒸日上的希腊殖民地。在尽头便是“海格立斯界柱”（我们称之为直布罗陀），古时候还没有多少水手敢于穿越这座阴森可怖的大门。北面则是那些尚未开化、处于半野蛮状态的地区，那时叫色萨利、伊庇鲁斯和马其顿；强悍的部落来自或假道这些地区侵入，在希腊定居下来并繁衍生息，成为荷马和伯里克利时代的天才们的祖先。

请再观察一下地图，你就能看到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和崎岖不平的陆地；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海湾、海港和内海；整个陆地都覆盖着群山和丘陵。希腊便被这些海陆的天然屏障分割得支离破碎；当时的旅行和交通远比现在困难和危险，因此各流域都发展出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自己独立的政府、社会制度、方言、宗教和文化。它们都只有一两座城市，环城蜿蜒隐没在山坡上的是农业社会：埃维亚岛、洛克里提、埃托利亚、福基斯、维奥斯亚、阿哈亚、阿尔戈利斯、伊利斯、阿卡迪亚、美塞尼亚和拉科尼亚——及其斯巴达和阿提卡及其雅典的“城邦国家”。

请最后看一下地图，看看雅典的位置；它是希腊较大城市中处于最东面的一个。这种地理位置优越，使雅典有幸成为通向东方的门户，希腊人可以从这里出发到达小亚细亚繁华的城市，而那些发达较早的城市则可以通过这里把它们的奢侈品和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成长中的希腊。它的天然良港比雷埃夫斯，可以为公元前的大小船舶提供一个躲避狂风恶浪的停泊之处。此外，这里还集结着一支庞大的舰队。

公元前490年至公元前470年，斯巴达和雅典尽释前嫌，联合兵力，挫败了大流士和薛西斯统帅下的波斯人把希腊变成亚细亚帝国殖民地的企图。在这场年轻的欧洲抗击古老的东方的战争中，斯巴达提供了陆军，雅典则派出了海军。战争结束后，斯巴达人解散了他们的军队，这使他们深受这一过程必然给他们带来的经济混乱；而雅典的海军摇身一变成了商业船队，成为古代世界最大的贸易城市之一。斯巴达重新回到农业社会闭关自守、停滞不前的状态中，而雅典却成了一个繁忙的商业中心和港口，成了众多民族交融与各种信仰、习俗汇集之地。有了这种广泛的接触与竞争，就产生了比较、分析和思考。

各种传统和教条在这种全面交流的商业中心里相互冲突摩擦，很快就相互抵消了。在同时存在着一千种信仰的地方，我们往往对每一种信仰都不以为然。那时的商人也许是第一批怀疑论者，他们见得多了，因而对一切也就不会轻易相信。而商人的禀性是把所有人都划分为傻瓜和无赖，这使他们对各种思想和观点一概持怀疑态度。他们使科学也逐渐发展起来了——数学随着交换的日趋复杂而产生，天文学则随着航海上日益大胆的冒险而与日俱进。财富的增长带来了闲暇与安逸，而这正是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的保障。现在人们要求于日月星辰的不单单是作为自己在海上航行的指导，而且也要求它们给自己寻找宇宙之谜的答案；第一批希腊哲学家便是天文学家。“人们以他们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亚里士多德说，“波斯战争之后继续向前推进，把所有知识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并且寻求日益广泛的研究对象”。人们变得越来越有胆识，对种种事物和过程，总要尝试一番合乎自然规律的解释，然后才把各种过程和事件归诸超自然的力量和作用。魔鬼与宗教仪式逐渐让位于科学和对自然的控制——哲学随之诞生了。  起初，这种哲学只是物理学性质的：它把注意力放在外部的物质世界上，穷究事物最终的、不能再小的要素是什么。这一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是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年－前370年）——“实际上，除了原子和虚空之外，别无他物”。这是希腊哲学思想的主流之一，在柏拉图时代，虽然它一度衰微，但是在伊壁鸠鲁（公元前342年－公元前270年）那里又复出现，并在卢克莱修（公元前98年一公元前55年）那里变成一股雄辩的洪流。但是，古希腊哲学发展中最丰富多彩、最蕴含丰厚、最具特色的哲学流派却脱胎成型于智者派。他们是四处漂泊游历，以启迪人们的智慧为己任的游说之士。他们都是睿智之士（例如高尔吉亚和希庇亚斯），其中不少人还很深刻（例如普罗戈拉斯和普罗迪库）。我们当代的心灵与处世哲学中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或解答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和讨论过的。他们对任何事物都提出质询，就是在宗教或者政治禁忌面前也无所畏惧，并且勇敢地将所有的信仰和制度统统传唤到审判席前，接受理性的审判。在政治上，他们分为两派。一派像卢梭，论证说自然是善的，文明是恶的；人生而平等，是等级制度使社会变得不平等了；法律是强者发明用来束缚和统治弱者的工具。另一派则像尼采，声称自然是超乎善恶之外的，人类生而不平等，道德是弱者发明以限制与阻碍强者的手段；强权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美德，也是人类最高的愿望；而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最明智、最合乎自然的就是贵族政体。

毫无疑问，对民主政治的这种攻击，反映了雅典城内少数富有阶级的兴起，他们自称为寡头政党，并把民主政治斥为毫无作为的虚无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并没有多少民主制度好指责，因为在雅典的四十万居民中有二十五万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可言；而且在十五万自由民或公民中，也只有一小撮人能够出席讨论决定国家政策的公民大会。不过，他们所拥有的民主，其彻底的程度是空前绝后的。公民大会拥有最高权力；而最高司法机关，由一千名成员组成（以减少受贿机会），是按照字母顺序从所有公民的花名册上挑选出来的。确实没有什么机构能够比这更民主了，但是正如它的反对者所说，更荒诞不经的了。

在长达二十年的伯罗奔尼撒大战（公元前431－前404年）期间，斯巴达的陆军与雅典的海军展开激战，最终大获全胜。这时，寡头政党在克利蒂阿斯的领导下，提出废除民主政体，因为他们在战争中表现无能，并在暗中大肆吹捧斯巴达的贵族政体。许多寡头政党领袖遭到了流放，但雅典最终投降时，斯巴达强加的媾和条件之一就是召回那些被流放的贵族。这批人一回城，就以克利蒂阿斯为首，宣布对在那场灾难性的战争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民主”党进行一次富人革命。这场革命失败了，克利蒂阿斯也战死了。克利蒂阿斯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叔父。P1-3

哲学里有一种值得玩味的乐趣，即使是形而上学的海市蜃楼也自有其引人人胜之处，这是每一个学者都可领略到的。虽然七情六欲会把我们从思想的云端拉回到为了生计而患得患失、吵吵嚷嚷的世俗生活中来了。但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叫“生命之夏”的黄金时代，那时候哲学事实上正如柏拉图所说，是“那种可爱的快乐”。对难以捉摸的真理的热爱似乎超过了对肉体享受和世俗财富的追求。上古对智慧这种无可比拟的崇拜时至今日仍然残留在我们渴望的灵魂中。“生命富于意义”，我们和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英国著名诗人——译注。具有同感，“去发现这种意义就是我的极大乐趣”。我们的一生的大部分都是在虚掷时光，我们无所事事、优柔寡断、悲天悯人。我们漫无目的地与内心的纷乱和周围环境的无序作斗争，我们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只要我们能够剖析自己的灵魂就会发现，我们身上存在着我们不可或缺的，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我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不断地把我们的全部人格或经历变成光和烈焰”。尼采：《快乐的智慧》序。我们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米蒂亚——“一个不求尊贵显达，只求为自己的疑问找到答案的人”——一样。

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它们的意义，从而使自己挣脱日常生活的漩涡。我们需要在有生之年认清生活的本来面目，以“永恒的观点”看待那些好像具有永久价值的事物。我们必须学会微笑着面对不可改变的命运，甚至泰然面对死神的降临。我们必须成为完整的人，协调我们的欲望，使我们的精力配合一致。因为通力合作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最终目标，可能也是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最终目标。梭罗说，要做一个哲学家，并不仅仅要有深邃的思想，甚至也不是去创立一个学派就行了，而是要热爱智慧，并按照它的意旨去过一种艰苦朴素、独立自主、豁达大度和充满信心的生活。我们深信，只要我们能找到智慧，其他一切都会唾手可得。培根告诫我们：“其余的要么不期而至，要么失去了也浑然不觉”。真理不会使我们发财，却会使我们自由。

有些读者也许会在这里毫不客气地打断我们说，哲学就像国际象棋一样没有用处，晦涩艰深得几近愚昧，像骄傲自满一样停滞不前。西塞罗说过，“再也没有比在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的东西更为荒诞不经了”。确实，有些哲学家学问渊博，而且许多高居在云端里的哲学家仅仅是凭着空气的浮力才扶摇直上的。在我们这次航行中，让我们避开形而上学的浊流，避开神学争论那“众多喧嚣的海洋”，而只在光明的港湾停泊。但是，哲学真地停滞不前了吗？科学似乎一直在前进，而哲学则似乎一直在败退。然而，这只是因为哲学所要解决的都是还没有科学方法可以证明的问题——诸如善与恶、美与丑、生与死、秩序与自由等等，而这是一项艰难困苦的任务。一旦有一个研究领域产生了可以用精确的公式来表示的知识时，它就进入了科学的行列。每一门科学都是以哲学开始，以艺术结束的。它起源于假设，而终结于丰硕的成果。哲学是对未知事物(如在形而上学中)或不确切认识的事物(如在伦理学或政治哲学中)的假设性解释，它是追求真理的开路先锋，科学是被占领的土地，它后面是那些安全地带。知识和艺术在那里缔造了我们这个虽不完美却非常奇异的世界。哲学看起来好像迷惘彷徨、驻足踏步，那是因为她总是把胜利的果实留给自己的女儿——科学，自己却永不满足地去探索那些未知领域。

是否可以让我们的学术气氛再浓厚一些？科学是分析说明，哲学是综合解释。科学总是把整体化为部分，把有机体分解成器官，把晦涩转化为易懂。它不问事物的价值和理想的可能性，也不问它们的终极意义，只满足于说明它们的现状和作用，只把心思专注于事物本身的性质和运动过程。科学家就像屠格涅夫诗中的大自然那样无所偏爱，也无所偏废：他对一只跳蚤的腿和对一个天才创作时的阵痛同样感兴趣。但是，哲学家却并不满足于对事实的描述，他希望弄清楚它与经验的普遍关系，从而把握住它的意义与价值。他把事物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解释；他想尽办法把被寻根究底的科学家像拆钟表一样地拆开的宇宙再重新拼合在一起，而且要比以前更好。科学教会我们如何救人、如何杀人；它一点点地减低了死亡率，却又在战争中将我们大批地杀死。只有智慧——按照全部经验协调过的愿望——才能告诉我们何时需要救何时需要杀。观察运动过程，构想解决手段是科学；评议和协调目的是哲学：正因为我们目前的手段和工具在不断地增长，远远超过了我们对理想与目的的解释和综合，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喧嚣与骚动，却又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事实如果不跟愿望发生关系便无足轻重，除非与目的和整体发生关系，否则，仅有事实是不完备的。仅有科学而无哲学，仅有事实而无前景和价值，是不能使我们免于劫难和绝望的。科学给予我们知识，只有哲学才给予我们智慧。

认认真真地把哲学审视一番，如果它天性邪恶，那就让所有的人都远远地离开它；但是如果它没有辜负我们对它的信任，那就追随它、伺奉它，并且尽情地欢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