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嘉，一个巴黎街头的马路天使，一个游荡的灵魂，“超现实主义最自然也是最真实的展现”。

《娜嘉》——超现实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本书记录布贺东在巴黎街头与一名奇女子娜嘉的邂逅：聆听她的幻想、鬼火般游走于神秘暗郁的巴黎城郊，共谱流离传奇。书中四十八张融入作品的影像，与书中文字共同交织出一种超现实主义式的日常生活。

雨仍在落，屋中阴晦，心在深渊，理性已死。

《娜嘉》完成于1928年，安德烈·布勒东从与一位名叫娜嘉的女子在巴黎相遇、相爱到分手的经历中，提取大量事件，对现实、真实、美、疯狂等概念进行探索，彻底颠覆了19世纪传统的文学观念。该书一般被视为小说。然而，许多证据都证明，书中的大部分事件均非虚构，而且有大量的图片展示事件发生时的场景。同时，作品又体现出一种明显的自传倾向。全书扑朔迷离，充满偶然、随机、巧合和梦境，作者的主观思想交叉出现在事件的客观叙述过程中，图像与文字交相辉映，成为超现实主义的名篇，极大影响了西方20世纪的文学与艺术流程。

《娜嘉》：我译、我读、我看

娜嘉

读《娜嘉》有感

娜嘉，仅仅是个开始

布勒东生平和创作年表

我是谁？若我破天荒地借用一句谚语来回答，那么，事实上，最终难道不就是要知道，我与谁“经常交往”？我必须承认，这个词让我有些迷惘，因为它有一种倾向，要在我与一些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比我预想的更为特殊、更不可避免、更令我困惑的关系。它的含义要比它表面上说出来的多得多，它让我在活着的时候就扮演一个幽灵的角色。当然，它所影射的是：我应当中止正在“存在”的那个人，才能成为我所“是”的那个人。从这一角度去理解这个词——这样做并不过分——它就让我觉得，我原本以为的我生命中一些多少带有深思熟虑的客观行为，其实只不过是在这一生命范围之中某种活动的一部分，该活动的真正区域与场所是我完全无法知晓的。我心目中的“幽灵”形象，总与人们心目中惯常的“幽灵”形象一样，不论是它的外表，还是它总在某种时间、某个地点出没的盲目习性，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痛苦的外在化了的固定形象，这一内心痛苦可能是永久性的。很可能，我的生命就是某个类似的形象，我不得不在自以为有所探索、发现时，回到自己的老路上；不得不努力去认识我原本可以认出的东西，去学习我业已遗忘了的东西中的一小部分。这样一个自己的形象，只是以下原因，才让我觉得是错误的：它向我预先假定了一个我，它完全任意地将我思想的一个固定形象放在了我的生命之前，而且这一思想没有任何理由向时间作出妥协。在同一时间流程之中，它又意味了一种不可挽回的失去或坠落到人世受苦的想法，而这一想法在我看来，是毫无道德依据的。重要的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渐渐发现的自己所具备的特殊能力，并不分散我的心思，让我偏离对一种普遍能力的追求，这种普遍能力应是我所特有的，并非假定。我要努力超越我所知道的自己的各种嗜好、我所感觉到的各种亲和力、我所受到的各种诱惑、发生在我身上并且只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件，超越许多我看到的自己正在做的动作，以及只有我自己才感受得到的情感，去寻找，我与其他人相比，差异性究竟在哪里，至少我的差异性建立在什么之上。难道不是吗，惟有意识到了这一差异性，我才能告诉自己，在芸芸众生之间，我来到世上，是为了做什么，我又是一项什么使命的惟一肩负者，需以我项上的脑袋作担保，才能确保该使命的实现？

从以上这些思考出发，我希望，文艺批评放弃它最珍视的特权，给自己一个没有那么虚无缥缈的目标，不要再以完全机械的方式对思想进行说明。如此一来，它就可以将精力集中在它以为自己最不可触及的领域中，在那里进行最博学的钻研。这一禁区乃是处于作品之外的一个领域，在那里，作者的个性由于受到日常生活细小事件的影响，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经常会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我的记忆中，就有这样一则趣闻：雨果在生命的晚年，与朱丽艾特·德鲁埃上千次地在同一条道路上漫步，只有在马车经过一座庄园前时，才会打断他宁静的思考。有两扇门通向这座庄园，一扇大门，一扇小门。他会将大门指给朱丽艾特看，说：“供马车通行的大门，夫人。”而她总会指着小门，回答说：“供人步行的小门，先生。”随后，在稍远一些的地方，在树枝互相缠绕的两棵树前，雨果又会说：“腓利门与博西丝州”，同时，他知道，对于这句话，朱丽艾特是不会搭腔的。有人向我保证，说这一感人的仪式，在好多年中，天天都进行着。哪怕是有关雨果作品的最好研究，又怎么可能如此清晰地让我们感受到他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两扇门仿佛是他力量与脆弱的镜子，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哪一面代表了他的渺小，哪一面又代表了他的伟大。世间所有的智慧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假如它不接受朱丽艾特的回答之中所蕴涵的可爱的、来自爱情的矫正？雨果作品最细腻、最热忱的注解者也永远无法让我感受到其他任何可以比得上这一最高的比例感的东西。我多么希望能够自豪地宣称，对于任何一个我所钦佩的人，我都拥有一份价值如此之大的私人材料。由于没有，我有时就只能满足于一些价值小一些的材料，而且从感情的角度来看，这些材料并不足以昭示什么。

P29-32

《娜嘉》：我译、我读、我看

董强

这部小书是二十世纪法国现代文学中最杰出、最重要的名篇之一。八十年代，法语学者冯汉津先生将它翻译成了中文，并撰文进行介绍。我无缘结识冯汉津先生，只听说他是一位非常严肃、非常勤奋的学者。他深感因为“文革”，没有很强的法国文学基础，所以在有机会出国学习的时候，抓住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在发现了布勒东的这部作品之后，带着激情将它翻译了出来。后来，冯先生竟然因工作量太大、过度劳累而英年早逝。今天常有人说学者有“过劳死”的危险，其实，知识分子—直都处于这样的境地。

对于这样的学者，我是非常尊敬的，由于自己也曾因为翻译《波德莱尔传》而晕倒在地，险些没能苏醒过来，所以深知翻译之苦。对不负责任的译者，也越来越抱有愤怒。

二〇〇六年到二〇〇七年，我为北京大学的法语研究生讲授法国超现实主义思潮，要求学生阅读原文，其中就包括《娜嘉》一书。学生普遍反映文字太难，许多地方不知所云。我就想到了冯先生的译本，请大家作为参考。在十余年之后，我发现这部曾经让我激情满怀的译本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觉得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参考，于是，就产生了将它重新翻译的念头。

那是因为，冯先生虽然抱有最大的责任感与激情，然而，超现实主义的内涵过于庞大，布勒东的文字风格非常特别，《娜嘉》一书在法语上又有着非常大的难度，所以，由于当时的局限，他的译文只能是差强人意。更主要的是，由于《娜嘉》从没有出过正式的单行本，所以在排版上存在一个基本问题：原书中的大量插图，均没有收入，而《娜嘉》的作者是极为看重这些插图的，它们是该书生命的一部分，与文字相得益彰，拿掉了它们，就等于令它处于残疾状态。所以，为了忠实原文的面貌，有必要为这样一部名著提供一个全新的版本。

有不少地方，确实难度很大，于是，在与学生共同研读的基础上，我一边讲解，一边提供一个译本，再与大家一起讨论，直到大家基本上都接受我的翻译为止。

我非常希望，对于许多法国文学中的名篇佳作，都能有这样的机会，慢慢地、细致地，在随时有反馈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节奏与进度，进行全面的再译。这当然只是一个无法达到的完美的理想状态，然而，一个人的精力固然有限，只要全力以赴，比如一年能出一部高质量的名著重译，那一生下来，也比较可观了。尤其当这一名著对译者自身的修养与对异国文化的接受都有极大的关系时，这时译者提出的，就是他对文学的全部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