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翻覆，白云苍狗。一九四六年十月，随着载有最后一批学人的轮船鸣笛起锚，李庄空寂了。二三年之后，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那批走出李庄的学人也分崩离析，或去了台湾，或去国离乡，留在大陆的，在左风横行时也噤若寒蝉……地以人传，李庄却是反倒。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一座显赫一时的学术城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重新解读李庄，发现那批学人顽强地坚守，有士大夫“忧道不忧贫”的高贵精神和“文化遗民”的学术自觉，也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更大的原动力则是强烈的民族主义。

本书分为漫漫南迁路、新学术的拓荒牛、谦谦君子甲骨狂人、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困厄与突围、请名家找新才等十三章内容，为大家重新解读李庄，发现那批学人顽强地坚守，有士大夫“忧道不忧贫”的高贵精神和“文化遗民”的学术自觉，也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更大的原动力则是强烈的民族主义。

又一次“衣冠南渡”(代序)/001

第一章 漫漫南迁路/001

  一、战前十年/001

  二、暂驻足衡山湘水/007

  三、昆明两年/010

从城里到龙泉镇/010

“化外之区”的新发现/014

狼烟又起/017

  四、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017

  五、行难居不易/020

第二章 新学术的拓荒牛/027

  一、卧病倒床/027

  二、此虽旧域，其命维新/029

  三、白色的反思/033

  四、桂花坳傅家/035

  五、宁鸣而死，不默而生/040

第三章 谦谦君子甲骨狂人/045

  一、代理所务/046

  二、殷历谱/049

  三、甲骨二堂/052

第四章 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056

  一、读书种子与图书馆建设/056

  二、文化劫掠与衣冠南渡/058

  三、图书管理/059

  四、深山藏书城/062

第五章 困厄与突围/065

  一、贫病煎迫/065

  二、谣言与刺刀/072

  三、待人与律己/077

  四、治学与入仕/082

  五、撒在山野的世家子/084

第六章 请名家找新才/091

  一、非巨子不足以服膺士林/091

陈寅恪与史语所/091

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095

  二、杜鹃啼归/096

胡厚宣背弃师门/096

割肉啖人，心痛何似/098

找新才的艰难尝试/100

王铃与李约瑟/103

  三、栗峰书院的北大文研所/105

昆明恢复招生/：106

栗峰书院的北大文研所/107

未进过校门的北大生/108

第七章 六同别录/116

  一、无中生有著新史/118

清史“档案派”大家李光涛/119

劳鞣的居延汉简研究/122

  二、实现语言科学的国际化/123

“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124

马学良：撒尼山寨寻宝人，/128

董同稣苦著“天书”/130

  三、人类学的拓荒发轫/132

凌纯声、芮逸夫——中国民族学的双子星座/132

吴定良——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奠基人/137

  四、锄头上建立的现代考古/141

彭山汉墓发掘/141

从抚琴台到蜀王陵/144

梁思永——病榻上的硬脊梁/145

吴金鼎——田野考古第一人/150

夏鼐的西北行/153

第八章 张家祠堂与中央博物院/159

  一、李济——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160

  二、中博院总干事曾昭熵/166

  三、马长寿一开“川康民族考察”之先河/167

  四、李霖灿与东巴文化研究/170

  五、谭旦同的民间手工业调查/174

第九章 娶个太太待俺亲/178

  一、第一个成功是逯卓亭/180

  二、景云，你在他乡还好吗?/183

  三、爬山豆，叶叶长/188

  四、素萱光涛乐未央/192

第十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研究所/195

  一、从社会调查到社会科学研究/196

  二、石崖湾与门宫田/198

  三、不拘一格降人才/202

  四、过尽千帆皆不是/205

第十一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营造学社/210

  一、中国现代建筑科学的摇篮/210

  二、李庄的“太太的客厅”/216

第十二章 风雨同济/225

  一、东岳庙与工学院/225

  二、禹王官校本部/228

  三、天下同济/234

第十三章 念兹别离，永怀缱绻/237

  一、抗战胜利/237

  二、傅斯年代长北大/238

  三、东迈在迩/240

  四、留别栗峰/242

  五、羊街八号/243

  六、去留徘徊/248

  七，永怀缱绻/258

尾声/265

后记/266

主要人物介绍/269

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下一个进犯的目标或许就是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在傅斯年倡仪下，又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准备分兵三路，迁徙昆明。临行前，史语所开会商议了化整为零的三条原则：首先服从资料的抢运，保证大部队的迁徙；其次，家乡没遭沦陷的，可先回家，待所部安定后返；家乡已遭沦陷的，可跟大部队走，也可选择自由行动。

考古组要求每个人迅速结束手上的活计，再谈去留。李济是组主任，董作宾研究甲骨，得守护殷墟出土的那一批文物，梁思永代理所务，他们将率大部队统一行动，同行有胡厚宣、郭宝钧等；几位青年李景聃、石璋如、祁延霈等家乡沦陷，亲人未卜，急欲回乡；刘耀(后改名尹达)、王湘等人，摩拳擦掌，准备投笔从戎。十年同事，今朝分别，相会何时？他们找了长沙八角亭一家叫“清溪阁”的酒馆，畅话别情离意。

刘耀从事考古七年多了。1931年春，他还是河南中州大学国文系学生，奉学校指派参加史语所的殷墟发掘，毕业后留所作研究生，1934年升为助理员。七年间，足迹遍及河南山东，曾独立主持过山东日照瓦屋村的发掘。发掘结束后，刘耀回到南京史语所考古研究室，赶写发掘报告。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图版及器物草图的制作……把盏话别，刘耀最为动情，他说出心中的话语：“此时国将不国，何学术为！抗日第一，爱国为先。”

同人们既景仰，又惋惜刘耀未能完成瓦屋村发掘报告。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一生能接触到的地下文物，多少带有运数的意味；这种遗憾，很可能就是终身。

主任李济，自1926年主持山西西阴村到现在，已有十多年的田野考古经历。而今山河沦陷，百姓涂炭，该如何面对抗战和考古这一矛盾？他无意劝阻刘耀等奔赴延安的选择，只想说服自己和留下的同人。“我们是否也应该赶赴前线，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考古这种工作，在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是否是一种浪费？我们并不懊悔职业选择的荒唐，但那放下铲子扛枪赴前线去打仗的冲动是完不了的，是异常强烈的。”李济举例英国的埃及学家裴居离爵士，欧洲战争期间，他也正在考古工作的现场，也曾想拿起枪，去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然而，裴居离爵士的冲动最终服从理性的调遣。李济说：“现在我们既然没有机会表达我们这种志愿，那么就只有继续我们原有的工作。”

酒醉心明白，当日的每一个细节，石璋如一一铭记：

几人先说“中华民国万岁”，这是第一杯酒，大家都喝。第二杯喊“中央研究院万岁”，第三杯喊“史语所万岁”，第四杯是“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是“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因为比较早成立)，第七杯是“河南古迹会万岁”，第八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兄弟健康”。如此喝将下去，有人已是勉力而为，还没有上菜呢，酒却喝成这样，于是有四个人——王湘、祁延霈、刘耀、石璋如四人就倒在餐馆地下不省人事，李景聃也醉了，不过没躺下。我们本来是住在长沙圣经学校宿舍，可是醉到一塌糊涂、又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去。

酒壮英雄胆，醉吐肺腑言。这次话别也是对我国考古发展史的梳理：

考古学在我国，宋代被称为金石学，降及清朝，金石学随考据之风大盛；十九世纪后期开始，海外求学归来的学者和西方传教士、探险家，把田野考古的方法带到中国；1898年安阳小屯村首次发现有字甲骨，1900年敦煌发现莫高窟藏经洞。1926年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专任讲师的李济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扬起锄头，开启了中国人独立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的历史。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建立后的十年问，他们前后15次在安阳小屯及其附近地区进行科学发掘，共获有字甲骨两万多片；还与山东省有关部门组成山东古迹研究会，完成了对济南龙山镇城子崖、滕县及日照县的发掘，发现了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为中国史前文化序列的建立和商文化起源的探索，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

而今，烽火连天，铜驼坠地，文明之邦，焚琴煮鹤，斯文难续……P008-009

又一次

“衣冠南渡”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首都南京和北平、上海等地一批学术教育机构也一再播迁，先后栖息长沙、昆明等地。最后竟在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县李庄落籍。

“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矣！”王船山所痛心的“衣冠”实指文明。冯友兰在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写道：“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日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

抗战的文化西迁，也是一次悲壮的“衣冠南渡”。长江边上的古镇李庄，当地士绅慨然相邀，民众乡亲热情扶助，在烽火战乱之际，以一方平静，呵护民族的“衣冠”，庋藏国之“重器”。镇上的“九宫十八庙”，乡下的祠堂、农舍。四下分布着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和同济大学等单位。一时间。李庄成了战时中国一座最具影响的学术城。

中央研究院是国民政府最高学术科研机构，设有十个研究所，人文研究机构大多迁在李庄，长达六年。一批学术大师(本书仿史体例，谨标识人物身份或职务，免去敬称)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方桂、梁思成、董作宾、吴定良、凌纯声等，或乘一袭滑竿，或撑一把油伞，行迹匆匆，出没乡间的泥泞。李济博士被学界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李方桂博士被誉为“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凌纯声博士是“中国民族学的开创者”，吴定良博士是“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奠基人”，梁思成被誉为“中国建筑科学之父”……

那时海外邮件，只要写上“中国李庄”便能准确寄达；同盟国的一些科研机构，也常收到“中国李庄”交换的学术刊物和书籍。印度学者狄克锡曾在板栗坳的史语所，度过一段难忘时光。外国教授史图博、魏特、鲍克兰、史梯瓦特、陈一荻等，跟随同济大学迁徙李庄，波兰籍犹太人魏特教授成了葬在李庄天井山的孤魂。国际友人费正清、费慰梅、李约瑟等曾造访过李庄，并与那里的朋友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童第周等长期保持联系。李约瑟在李庄，为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获取了一批重要史料，从史语所挖走的一个叫王铃的青年，成为他日后重要的合作伙伴……

板栗坳的绿树丛中，掩隐着一座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一大批学人追随至此，含英咀华，日复一日，终有所成。“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柏木牌匾，曾挂在栗峰书院的一户农舍门前。-5学良、周法高、刘念和、逯钦立、任继愈、王明、杨志玖、王叔岷等人，就在那里完成研究生学业。王叔岷等北大生，一生都未进过北大校门！

偏僻山村，远离炮火硝烟，但愚、贫、病、匪等魔影，仍会随风潜入，伺机作祟。李庄民智不开，一次“下江人吃人”的讹传，山山水水都放大着惊恐：“太太客厅”的林徽因，是光焰四射的才女佳人，而在李庄月亮田，她是吃尽当光、卧床不起的病人；梁思成的兄弟、考古学家梁思永，胃病、肺病并发，躺在担架上被抬着离开那片土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的两个女儿，两年间相继在昆明和李庄病逝，不幸摧残了中国考古学掌门人的身心，也瓦解了史学巨子陈寅恪去李庄的决心；川南匪患不靖，在刺刀的保护下，那些一心向学的谦谦君子总不免战战兢兢……

身陷泥淖心欲飞。他们坚定地活下来，且放出了异彩。破庙祠堂，民宅农舍，庠序如旧，弦歌依然。一大批人文精英，因有这张战时中国最宁静的“书桌”，而潜心问学，把对家国的忧虑和敌酋的仇恨化为案头的研究和笔下的文章。一批扛鼎之作，如《殷历谱》、《六同别录》、《居延汉简考释》、《上古音韵表稿》、《博物馆》、《远古石器浅说》、《麽些象形文字字典》、《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等，在李庄完成并出版(李庄石印)；一批开创性的著作完成了前期准备，如《中国建筑史》、《撒尼倮倮语语法》、《明清档案研究》、《中华民间工艺图说》、《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太平天国史纲》等，其后甫一出版即声名鹊起，至今被学术界奉为圭臬。

世事翻覆，白云苍狗。1946年10月，随着载有最后一批学人的轮船鸣笛起锚，李庄空寂了。二三年之后，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那批走出李庄的学人也分崩离析，或去了台湾，或去国离乡，留在大陆的，在左风横行时也噤若寒蝉……地以人传，李庄却是反例。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一座显赫一时的学术城竟消失得无影无踪。究其原因：当时迁去的单位，都冠有“中央”、“中国”、“国立”的字样。“国家”“中央”，当时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就得加上一个“伪”字。于是，阴差阳错，李庄成了一处不堪回首的伤心地。

宛如一道河，也许很长一段是暗河潜流，但终有一天它会择地而出，汩汩喷涌。李庄再也不是一个地理意义的小山村，它是一大批学人一大批学术成果的代称；它的学脉和精神也一直绵延至今。

这些年海外史学界对大陆学界影响大的，有余英时、唐德刚、许倬2、黄仁-宇、史景迁等研究历史的新方法新视角。其“新”细一辨析，与梁启超的“新史学观”和傅斯年的“史料学派”，似乎有某种承续关系？语言学是中国率先实现国际化的人文学科。史语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和代理主任李方桂曾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和副会长。他们的著作，在国际语言学界有很高的“引用率”张光直研究考古人类学，努力打通东西文化的畛域。他曾是美国耶鲁和哈佛大学考古学教授，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2、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还兼任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客座教授。在中国，许多人文学者的案头上都能找到他的著作。翻阅那些书页，会蹦出一长串我们不熟悉的名字，如他的师辈李济、董作宾、凌纯声、劳棘、高去寻、石璋如等，这都是些在李庄生活了六年，后去台湾，消逝在我们阅读视野中的人。而今，我们终于知道，张光直、许倬云、李亦园、宋文薰、梅祖麟等一大批学人仍是“李庄”薪火的再传者，今天的学术界仍在吸收着“李庄”的“隔代的养分”……

十多年前，我无意间发现了李庄，发现了一段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重大缺失。发现的过程，纯属偶然。我是个疏于功利的读书人，几十年随心遣兴的阅读，“李庄”这个陌生而暧昧的字符一次一次地挑动眼帘。我的目光也就开始自觉追寻其背后的历史。2000年，我在《南方周末》上第一次以一个文化人的视角叩访了那块土地。2004年，我的民国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正式出版。此后，李庄开始频现于一些出版物和大众传媒，并变成一处新兴旅游地。我也因此被授予“李庄镇荣誉居民”。

这些年，对李庄的重新认识解读，成了我的功课。我逐渐悟到了李庄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性，以及成为学术城的真正原因。

现代学术得以在穷乡僻壤生根，有民间力量的支持，有学者个人的努力，也有国民政府对“衣冠”、“礼器”的重视。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是对抗战的全新阐释，是对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的重新肯定，也是对那个特定时空文化抗战学术报国的肯定。中央研究院等单位从搬迁、安置，到供给、保卫、交通、通讯，都是有计划有部署，有经费保证和行政措施。国民政府与迁到李庄的学术单位，始终保持着政令畅通；李庄与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始终保持着联系，与海外同盟国的学术机构也互通信息。正基于此，才可以说，学术重镇李庄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文化战场。正如李约瑟所言：“我们这些科学前哨同仁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协助抗战军人完成了一次最大的扼制侵略的业绩。”

重新解读李庄，发现那批学人顽强地坚守，有士大夫“忧道不忧贫”的高贵精神和“文化遗民”的学术自觉。也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更大的原动力则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史学家吕思勉谈到，“民族是世界上早就存在着的，民族主义却必待近世才发达；这就可见得民族主义的发达有一个客观上必要的条件，那就是外力的压迫”。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七七事变”爆发，那代知识分子遭遇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不幸人生。一次次奇耻大辱，一次次民族危机，燃点起他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普遍焦虑。于是他们自觉地把救亡图存当作责任，把学术报国当作目标，把国家民族的崛起视为理想。1928年，傅斯年举起“争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的旗帜，创建了“史语派”学术集团。“九·一八”事件后，他联络徐中舒、蒋廷黻、李济等，撰写了《东北史纲》(第一卷)，证明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郡县。送交国际联盟调查团，可谓中国知识界“学术报国”的一次主动出击。梁思成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就得到美国邀请，还请林徽因同去治病。梁回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考古学家李济在南迁途中曾心生犹豫：“我们是否也应该赶赴前线，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他想起欧战爆发期间，英国的埃及学家裴居离爵士正在考古现场，也想拿枪保卫祖国，然而冲动始终服从理性。于是，李济开导属下和弟子：“既然没有机会表达这种志愿，那么就只有继续做好我们原有的工作。”读书治学，为民族复兴储能，是那批学人的行为理性。研究上古音韵史的青年研究人员董同稣常说：“国家已穷苦到如此地步，还让我们这些研究文史的人有饱饭吃，其实我们这套学问，晚过几十年再研究又有什么不可！”于是他严守纪律，惜时如金，并告谕同事：“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做学问。才对得起前方抗战的将士。”正是有此精神动力，才会在山乡僻野崛起一座现代学术城：历史上一段黑暗时期，竟也成了中国学术发展的一次机遇。正如后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所说的：“西迁时期中央研究院的情形，无论是初创时，还是1949年迁移台湾以后，均不可比拟。”

重新解读李庄。我改变过去过于仰视的向度。李庄一个小小的地方，有精英学术与乡邦文化的隔膜，有德日学派和英美学派的扦格，有南北学风的歧见……正是这些隔膜、扦格、歧见，导致了一系列的冲突。就是在中央研究院内部，也有陶孟和与傅斯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傅斯年与李济在板栗坳演出“全武行”；吴定良苦心孤诣筹备多年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终成泡影：吴金鼎在完成成都王建墓的发掘后竟回不到原来的位置，只好负气从军……剖析这些“不光明处”，也彰显着人性的丰富性和学术风格的多样性。君子和而不同，历史的呈现也因此变得波谲云诡。

李庄如一个巨大的迷宫，我越往前行，越多困惑。我是一个以新闻为业的“传媒人”，几十年的实践，悟出一些道理：今天的新闻，未必可以写进历史：而既往的历史恰恰有大量的“新闻”。诚如西哲所言，“要获取新知，就去读旧书”。我尝试“档案派”的研究方法，利用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档案索引，匡正了过去一些似是而非的叙述，把历史还原到某人的某一天，并尝试着厘清一些事件背后的原因。我欣赏“野史派”的另辟蹊径，注重在日记、书信、回忆录、民国报刊中找寻隐藏的真相；我凭借长期的记者职业训练，重视田野调查，注重口述史的采集。我无数次地叩访李庄，走进一座座破庙和民宅，吸纳残存的文气墨香，寻访一个个亲历者和知情人，找寻不同人对同一个问题的记忆，以及同一个人对不同问题的讲述。在找寻中，辨正去讹，拼接历史的碎片……

当初，汇聚一国之学术精英，产生一批影响甚巨的学术成果，绵延民族的文化血脉——如此重荷，竟由一个小小的村庄担承，这当是空前绝后的历史。要复原那座消失的学术城是一项浩瀚的工程，一己之力实在微不足道。但李庄的前尘旧事，犹如一道干涸的河床，水似流年，一去不返；而嶙峋的礁石。退潮后的水迹仍历历在目，仍可看到镌刻其上的涛声、桨声、呻吟声和船歌声……

2008年春节前夕，我所在的南方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寒冷。我在键盘上敲打一阵，不得不袖手暖和一阵。我的冷似乎-9天气无涉，总感觉自己生活在六十年前的那座学术城。我想起李济一家在痛失两个女儿后，1943年所经历的那次刻骨铭心的寒冷；想起林徽因六年间在病榻上所看到那扇铅灰色天空的绝望；想起1945年2月中旬，李庄的长江段发生的一次沉船事件，“李庄冷了许久，旧年后稍好。长远轮出事后，大家都替那些淹死的、冻死的人伤心”……

那批学者在李庄生活了近六年。我追随他们和流寓过的那个古镇已近十年光景。今生今世，我是注定走不出李庄的。

最近的半年之中，我曾先后两次去李庄。一次是陪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沉森，他以个人的身份朝觐前辈学人遗迹；一次是参与北大、中央民大等校的“中国人类学第五届实地营”活动。虽然我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但目下的场景已愈感陌生。它已是一处标准的旅游古镇。身边的人群要么是旅游的消费者，要么是旅游的经营者……也许，这正是古镇李庄渴求的变化，代表着当地领导和原住民的心声，我没有臧否的权力。只是从内心觉得，古镇的变与不变真是悖论：保持或还原当年学术城的青灯黄卷、破庙寒窗，真实倒是真实，但除了一些真正的读书人有朝觐的兴趣，恐怕不能吸引更多的人？

逝者如斯，我景仰和追溯的那个学术李庄，已经不在了。甚至，“发现李庄”的过程已成为历史。一些当事者。自我2000年第一次采访就结识的罗萼芬老人，是在捧着我的书《发现李庄》的当天辞世的；张执中——他的爷爷张迎恭是社会所的房东，姑妈张润辉嫁给社会所的宗井滔，在接受我的两次采访后，也已病逝；四川省储备局的退休高级工程师廖顺江是一位找到我的办公室，向我激动讲述的一个“老同济”，他没能看到我的书的出版就离开了人间……李庄镇相关负责人，已换过一茬又一茬，随着每个人的离去，也都带走了李庄部分历史……

几位在李庄生活过的前辈告诉我，某些媒体和作者，为追求李庄的宣传效应，构思了很多的情节，如“几个袍哥的茶议，‘收养了’走投无路的中研院”；“李庄的乡亲们吃观音土也要保证学者大师不致饿肚子”；“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的数千箱珍贵文物曾运来李庄，放置在张家祠内保存，长达五六年之久”等：在提到迁来的单位中，无中生有地加进了“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误将“体质人类学”写成“人类体质学”等等。

“发现李庄”，我是始作俑者；但要影响李庄未来的发展，甚至阻止李庄历史“层累地造成”，我已无能无力。幸好，历史也是叙述者的历史。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又给了我一次“叙述”的权力。感谢因由李庄而结识的一大群师友，他们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如梁思永先生的遗孀李福曼和女儿梁柏有、历史学家何兹全、逯钦立先生的遗孀罗筱蕖、陈寅恪先生的长女陈流求、李济先生之子李光谟、梁思成先生之子梁从诫……，他们除了肯定与鼓励，还提供了更多的史料，有的还多次接受我的采访，丰富了更多的细节。李光谟教授是在《南方周末》上看到我的文章后，与我一见如故的。我视他为师长，他待我如子侄。他在北京，我在成都，隔三差五地通电话，李庄是永远的话题。他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包括一批从未发表过的诸如林徽因、夏鼐、陶孟和等人的亲笔信。在我家的屋顶花园，他曾给我讲述李庄旧事及自家秘密，直至皓月当空，万籁俱寂。海峡那边，我得到了一些当事人的认可，董作宾先生之子、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董敏说：“你的那本《发现李庄》，我读一遍流一次眼泪。”此后，他收集了一些重要史料寄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沉森兄，与我一见如故，蒙他的慨允，我得以充分检索了史语所档案，并按年谱作了整理，这些宝贵的档案，成了我这本书的模本。他和史语所研究员王明珂兄，还无私地寄给我一些重要的图书和历史照片。  我始终感到，自从涉足那块土地，就再也身不由己。有一种力量，甚至辨不清来自何方，但能感觉到在裹挟我，推搡我，鞭策我。这便是我重写李庄——那座“消失的学术城”的原委。

我的妻子冯志除了一次一次与我同访李庄，还一次次地参与采访，比如访陈流求、董敏、李光谟等老师，并在事后整理录音。在我进入写作程序后，她担负了提纲讨论、资料查找、文字录入等大量繁杂的工作。及至初稿拉出，她作为第一读者和编辑，改正了文字的错舛，调整了文章的部分结构。她本当是本书的合作者，但她坚持隐在幕后。不过，人们不难想象，那个叫“岱峻”的家伙，事实上是开夫妻店的作坊。

这本书从动笔到现在又是一年，但从2003年即开始收集资料，做口述史，到现在又是六年过去。尽管殚精竭虑，仍恐力不从心。写作，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我诚惶诚恐地把这些文字交给读者，也交给历史。

岱峻

2008年3月2日凌晨完稿

2008年9月12日第三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