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一段住事，《老照片》正在为人类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回望这些细节，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每张照片都蕴涵了一个真切、感人的故事。在这里，它们向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些现代的我们所不知道一切，这些内容包括有人物经历、抗日战争历史等，都是些名人名事。

照片能更多地留住历史的真实，全赖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独立话语。令人遗憾的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照片的独立话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片的书籍里，它也不过是某种历史结论的旁证，或某个历史的概念的图解。《老照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改变，把照片置于观照的中心，让照片自己来诉说。有时候，照片蕴含的话语、传播的意味，远不是几条简单的历史结论所能涵盖的，而历史却只有正视和倾听照片的话语，才能鲜活生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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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电影《梅兰芳》在台湾上演之际，一批老照片在台北曝光，这其中便有1935年梅兰芳率团访问苏联及胡蝶参加莫斯科电影节的照片。人们通常知道1930年2月间，梅兰芳访美，造成万人空巷的盛大场面。其实在五年后的1935年二三月间，他还曾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率团赴苏联演出。这是梅兰芳演艺生涯中的重要经历，也是中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从1935年初开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街头巷尾，就张贴出印有“梅兰芳”三个中国字的广告，商店的橱窗里也陈列着大幅的梅兰芳戏装照片。《真理报》、《消息报》、《莫斯科晚报》等报纸不断刊登照片和文字，介绍中国的戏曲以及梅兰芳本人的情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还特意编印了三种俄文书籍，在剧院中发售，它们是《梅兰芳与中国戏剧》、《梅兰芳在苏联所表演之六种戏及六种舞之说明》、《大剧院所演三种戏之对白》。经过宣传，梅兰芳在这两座城市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与此同时，苏联为纪念其电影事业创立十五周年，于1935年2月21日至3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电影展览会，邀请各国选派电影代表团参加。胡蝶当时是中国最红的影星，自然是出席苏联影展大会的不二人选，其他成员还有明星公司制片人周剑云、摄影师严鹤鸣、翻译孙桂籍；联华公司制片人陶伯逊、编剧余一清、副导演黄谦，共七人组成代表团。其中陶伯逊等五人已先行前往，胡蝶因还在拍戏，周剑云因有事，因此最后一批出发。

事有凑巧，两件原本不相干的事，竟然凑在一起，于是发生了梅兰芳与胡蝶同行的情况。1935年2月21日，梅兰芳所率领的剧团除幕前幕后人员外，还有剧团总指导张彭春、副指导余上沅，他们是中国戏剧界的权威编导。他们和胡蝶、周剑云夫妇在上海同时登上苏方专门派来的大轮“北方号”，同行的还有一位大人物，那就是要回任驻苏联大使的颜惠庆先生。根据《颜惠庆日记》，2月27日他们抵海参崴，换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前往目的地，在抵达莫斯科的十多天旅途中，车中颇感无聊，大家有时玩玩桥牌，多数时候也只有闲聊。胡蝶在她的回忆录中说，梅兰芳是一位沉默的谦厚君子，待人诚恳，因为车上有的是时间，我又对新鲜事物感兴趣，加上梅先生和我两人既不会饮酒，也不会打牌，有人说：“这里有梅先生在，何不就此拜师，就此机会学唱京戏？”梅先生自是谦逊说：“这哪敢当呀！”不过禁不起我一再“央格儿”(北平土话“央求”的意思)，就说：“拜师可不敢，就唱一段《三娘教子》吧！”

胡蝶说，别看我学方言挺快，而且学什么就像什么，可是这脑袋、这嗓子一到学京剧，就完全不管用了。1930年，胡蝶主演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中的京剧名伶红牡丹，穿插了京剧《穆柯寨》、《玉堂春》、《四郎探母》、《拿高登》四个剧目的片段，胡蝶学唱京剧不很开窍，仅“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几句散板，就学了不少日子，仍然是字不正，腔不圆，主要是胡蝶的广东音难改。于是没有办法，片中的几段唱腔，只得请梅兰芳幕后录制，后来胡蝶说到这事儿，总会风趣地对人说：“我不是梅兰‘方’，我是梅兰‘圆’。”意思是说电影中的唱腔是梅兰芳录制的，那“圆圆”的唱盘替她唱的。

人生何处不相逢。万万没想到，五年后的今天，名师就在身边，天赐良机，胡蝶自然不想放弃，于是梅兰芳耐心地一句一句地教，胡蝶也一句一句地学，无奈她还是觉得困难重重。胡蝶就请梅兰芳教她最容易上口的《汾河湾》中的《别窑》，“儿的父去从军……”这段西皮原板，直到晚年，定居加拿大的胡蝶还能哼得出来。虽只是“几句之师”，胡蝶有时还会幽默地说：“我还是梅兰芳的亲传弟子呢。”

他们一行人于3月13日抵莫斯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人员、波洛伏伊、奥查宁以及大使馆人员前来车站迎接。而在梅剧团正式公演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利瓦伊诺夫夫妇宴请梅剧团和中国电影代表团，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率使馆外交人员参加。宴会上胡蝶演唱京剧《汾河湾》(西皮原板)的一小段，她还称说是梅兰芳在旅途中亲授的。经大师的调教，胡蝶居然唱得有模有样，唬得俄国人一愣一愣的，可说是现学现卖了。

颜惠庆在他英文自传East-west Kaleidscope中说：“梅兰芳的首场演出安排在使馆的大客厅里，这里除了舞台和乐队的地方外，还可以容纳160位客人。首场剧目为《刺虎》，舞台的布景、华丽的戏装、新奇的音乐和剧目情节，在苏维埃首都引起了轰动，成为人们不断谈论的话题。后来，梅兰芳还在莫斯科大剧院上演了多出京剧，以及舞剑、舞缎带之类，演出持续了十个晚上，受到热烈欢迎，剧院每晚都爆满，剧票难以买到。”根据戈公振及侄儿戈宝权合写的《梅兰芳在庶(苏)联》等资料得知，3月23日晚，梅兰芳的第一场正式演出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音乐堂隆重举行，一直演到28日。4月2日到9日，在列宁格勒的文化厅演出。4月13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告别演出，这是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要求追加安排的。

有关此行的相关照片，除胡蝶在其回忆录中保留了两张她和梅兰芳的合照，及戈宝权刊登在1935年5月份的《良友》画报的活动照片外，世人真是难得一见，笔者在撰写《梅兰芳与孟小冬》一书时亦未见过。出人意料的是，台北“旧香居”的吴老板居然告诉笔者，他在二十多年前收到一批胡蝶在苏联的老照片。经笔者查证，此批照片来自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吴南如(炳文)的珍藏，吴南如当时是颜惠庆大使身边的重要幕僚。《颜惠庆日记》在1935年4月4日就记载：“出席吴炳文为胡蝶、周君(按：周剑云)夫妇举行的宴会。”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