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卑渺命运。

红豆说，后来我妈出来了，我妈抓住我的手只是上气不接下气。后来我妈说话了，我妈说出来的话这几天来我一直没有想通，妈说：“豆子，妈看着活着，心像是用刀穿了，比听你去了时还疼豆子。”红豆后来一直缄默，只盯着鞋尖不语。

《雨天的棉花糖》是毕飞宇发表于1994年的中篇小说，1994年于毕飞宇而言是多产的一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是“人来疯”的时刻，“一个人的写作如果正好赶上了人来疯，他势必认为写作就是晒太阳”（毕飞宇：《冒失的脚印 序言》）。多年来的摸爬和能量的积蓄让他触摸到了文学的体温，他用沉重却又朴实的笔墨叙述了一个个体生命与现实、文化、习俗、家庭、社会等方面的错位，这一个中篇便是《雨天的棉花糖》，这个生命叫红豆，在重重错位的情境中，红豆那变异的人性、扭曲的生命撼人心魄。

自序

叙事

大热天

雨天的棉花糖

生活边缘

好的故事

七月三日，那个狗舌头一样炎热的午后，红豆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红豆死在家里的木床上。阳光从北向的窗子里穿照进来，陈旧的方木棂窗格斜映在白墙上，次第放大成多种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死亡在这个时刻急遽地降临。红豆平静地睁开眼睛，红豆的目光在房间里的所有地方转了一圈，而后安然地闭好。我站在红豆的床前。我听见红豆的喉咙里发出很古怪的声响，类似于秋季枯叶在风中的相互磨擦。随后红豆左手的指头向外张了一下，幅度很小，这时红豆就死掉了。红豆的生命是从他的手指尖上跑走的，他死去的指头指着那把蛇皮蒙成的二胡，红豆生前靠那把二胡反复搓揉他心中的往事。红豆的母亲、姐姐站在我的身边。她们没有号哭。周围显示出盛夏应有的安静。他的父亲不在身旁。等待红豆的死亡我们已经等得太久了。我向外走了两步，一屁股坐进旧藤椅中，旧藤椅的吱呀声翻起了无限哀怨。我的脑子里空洞如风，红豆活着时长什么样，我怎么也弄不清了。我只能借助于尸体勾勒出红豆活着时的大概轮廓。他的手指在我的印象里顽固地坚持死亡的姿势，指责也可以说渴望那把二胡。

红豆死的时候二十八岁。红豆死在一个男人的生命走到第二十八年的这个关头。红豆死时窗外是夏季，狗的舌头一样苍茫炎热。

少年红豆女孩子一样如花似玉。所有老师都喜欢这个爱脸红、爱忸怩的假丫头片子。红豆曾为此苦闷。红豆的苦闷绝对不是男孩的骄傲受到了伤害的那种。恰恰相反，红豆非常喜欢或者说非常希望做一个干净的女孩，安安稳稳娇娇羞羞地长成姑娘。他拒绝了他的父亲为他特制的木质手枪、弹弓，以及一切具有原始意味的进攻性武器。姐姐亚男留着两只羊角辫为他成功地扮演了哥哥，而红豆则脸蛋红红的、嘴唇红红地做起了妹妹。但红豆清醒地知道自己不是妹妹，他长着女孩子万万长不得的东西。那时我们刚刚踩进青春期，身体的地形越长越复杂。有机会总要比试裆部初生的杂草，这算得上青春期的男子性心理的第一次称雄。红豆当时的模样犹如昨日。红豆双手捂紧裤带满脸通红，望着我不停地说，不，我不。我说算了，大龙，算了吧。大龙这家伙硬是把红豆给扒了。扒开之后我们狂笑不已，红豆的关键部位如古老的玉门关一样春风不度。大龙指着红豆的不毛之地说：“上甘岭！”红豆伤心地哭了。

生命这东西有时真的开不得玩笑。我坚信儿时的某些细节将是未来生命的隐含性征兆。一个人的绰号有时带有极其刻毒的隐喻性质。小女孩一样的红豆背上了“上甘岭”这个硝烟弥漫的绰号，最终真的走上了战场，战争这东西照理和红豆扯不上边的，战争应该属于热衷于光荣与梦想的男人，不属于红豆。从小和我一起同唱"长大要当解放军"的，不少成了明星、老板或大师。爱脸红、爱歌唱、爱无穷无尽揉两根二胡弦的红豆，最终恰恰扛上了武器。这真的不可理喻，只能说是命。

红豆参军的那年我已经进了大学。我整天坐在图书馆里对付数不清的新鲜玩意。那年月的汉语语汇经历了一个战国时代，“主义”和“问题”蚂蚁一样繁殖问题与主义。“只要你一个小时不看书，”我的一位前辈同学在演讲会上伸出一个指头告诫说，“历史的车轮将从你的脊椎上隆隆驶过，把你碾成一张煎饼！”

图书馆通往食堂的梧桐树阴下我得到了红豆当兵的消息，这条笔直的大道使图书馆与食堂产生了妙不可言的透视效果。班里的收发员拿着红豆的信件对我神秘地眼。这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小子极其热衷旁人的隐私，为了收集第一手资料，他拼死拼活从一个与黑人兄弟谈恋爱的女生手里争取到了信箱钥匙。收发员走到我的面前，说，请客。我接过信，认出了红豆听话安分的女性笔迹。后来全班都知道了，我交了一个女朋友，名字起得情意缠绵。红豆用还没有涨价的八分钱邮件告诉我，他当兵去了。听上去诗情画意。

红豆熟悉大米的肠胃还没来得及适应馒头与面条，就在一个下雨的子夜静悄悄地钻进了南下的列车。他走进了热带雨林。他听到了枪声，真实的枪声。在枪声里头生命像夏天里的雪糕，红豆在一个夜间对我说，看不见有人碰你，你自己就会慢慢化掉。你总觉得你的背后有一支枪口如独眼瞎一样紧盯着你，掐你的生辰八字。

红豆的部队在湿漉漉的瘴气世界里不算很长。我一直没有红豆的消息。战争结束后战斗英雄们来到了我们学校，我突然想起红豆的确有一阵子不给我来信了。英模们的报告结束后我决定到后台打听红豆。宣传部穿中山装的一位干事用巴掌挡住了我：“英雄们有伤，不能签名。”我说我不是求签名，是打听一个人。穿中山装的干事换出了另一只巴掌：“英雄们很虚弱，不能接待。”我看见我们的英模们由我们的校领导搀扶着走下阶梯，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但我没能打听到红豆。回寝室的路上已是黄昏，说不出的不祥感觉如黄昏时分的昆虫，在夕阳余晖中吃力地飘动并且闪烁。

噩耗传来已是接近春节的那个雪天。纷扬的雪花与设想中的死亡气息完全吻合。红豆家的老式小瓦屋顶斑斑驳驳地积了一些雪，民政厅的几位领导在雪中从巷口的那端走向红豆家的旧式瓦房。他们证实了红豆牺牲的消息。红豆的母亲侧过脸让来人又说了一遍，随后坍倒了下去。红豆的父亲庄重地用左手从领导手中接过一堆红色与金色的东西，他的右手被美国人的炮弹留在了一九五二年的朝鲜。红豆父亲接过红色与金色的东西时，觉得今天与一九五二年只有一只断臂一样长，一伸手就能从这头摸到那头。民政厅的领导把红豆的骨灰放在日立牌黑白电视机前，说：“烈士的遗体已经难以辨认了，不过，根据烈士战友的分析，除了是烈士，不可能是别的人。”民政厅领导所说的烈士也就是红豆。红豆的名字现在就是烈士了。

P94-97

我时时刻刻在和这个世界较劲，然后，隔三差五弄出一本书来。我较劲的方式很简单，尽一切可能让我感兴趣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内心。二十年了，我一直都在重复这件事。

我所理解的创造就是重复。对我来说，没有一次重复是一样的。正如我的健身教练所要求的那样——重复一次，八；再重复一次，九；再重复一次，十。杠铃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我的每一个动作也是一样。可是，只有我知道，这里的“一样”是多么地不一样。第一下，我游刃有余，第三下，我余勇可贾，到了第十下，我必须使出我全部的力量。为此，我的血管爬满了我的身体。

我轻。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我知道我有多轻。谢天谢地，不只是我一个人能够体会并表达这种轻。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第一次从昆德拉那里听说了这样的感受，他使用了一个令人窒息的词：不能承受。我为此感动了很久。

轻的人却又是勇敢的，具体的表现是他从来不惧怕重量。这有点矛盾了。这不矛盾。中国的老百姓用极度俚俗的语言揭示了这个矛盾的人生哲学，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要感谢为这套书忙碌的人们。他们把我截今为止的作品全部搜罗起来了，出了一套我的作品集，一共是七卷。我知道，在茫茫的书海里，我的七卷书微不足道了。但是，朋友们一定要原谅一个把杠铃推举了七下的人，他的心跳简直就像心慌。——其实，那不是心慌，那是喘息的舒畅。这里头饱含了芸芸众生所必备的骄傲：压力其实也没能拿我怎么样。

但杠铃的铁片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它们都预备好了。它们是山上的石头，我们是西西弗。我们只能是西西弗。不过这又怎么了？我都想笑了。既然石头可以重复着滚下来，那就说明我们可以重复着把它推上去。我明天还来。我后天还来。怎么了？神话就是这么产生的。

2008年5月6日晨南京龙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