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少年传奇
胡汉民，广东番禺今广州人。原名衍鹳，后改名衍鸿，字展堂，别号不匮室主，“汉民”为其主编《民报》时笔名。因当时其文极负盛名，这个排满兴汉的笔名亦不胫而走，原名反倒因此而成隐名。后来，胡氏便以笔名“汉民”行世。
胡氏祖籍江西庐陵县延福乡青山村，因其祖父胡燮三宦游而客籍广东。乃父胡文照，“治刑名，就幕州郡”，是在官署中主办刑事判牍的幕友即刑名师爷，也叫“刑席”。但其父“性廉介，其客州郡，稍不合，即拂衣去”。乃母文氏，出身江西萍乡望族，受过良好教育，不仅能诗，而且通音乐和围棋。她随丈夫四处奔波，甘守清贫，抚育儿女，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
胡氏生于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即1879年12月9日。他所出生的家庭是番禺县具有家学渊源的幕僚人家，他从小就跟随父母，游住于博罗、高州、茂名、德庆等县。
胡氏父母生有五子二女。他排行第四，上有两兄一姊，下有两弟一妹。虽说是书香门第，幕僚人家，但却因“食齿繁”而“家常贫”。惟父母兄弟姊妹之间的情爱非常深厚，家庭生活也因而幸福美满。后来他还说：“我想积极做教育的革命，正是从友爱的家庭中心的人生观出发的。”
胡氏幼时聪慧，深得父母喜爱，他从父母那里秉承亦多。他后来的刚正不阿和寡欲养廉，尤其受乃父的影响；而他擅诗好棋则实为乃母遗风。他自称幼年事无足挂齿，但有两件事他却记忆犹新，与其成人行世颇有关系。
一件事是胡氏六岁时，跟随父母去高州途中，挑夫们的工钱明明被工头独吞了，挑夫们也在那里骂骂咧咧，但当工头从烟馆“逍遥”出来后，他们却都不再吭声了，谁也不敢把工头怎么样。幼年的胡氏对此事看在眼里，想在心里，“甚怪挑夫之懦”。此时的他，尽管还不可能懂得这是中国人逆来顺受惯了的民族懦弱性，而不只是这几个挑夫的懦弱，但他却已萌发了同情心和正义感。
另一件事是胡氏少时在高州府衙，看到审讯处刑杖犯人。犯人被打的像猪叫，他赶快走开了，从此几个月不敢再出来。幼小的他，自然还不会明白这是中国历来刑审逼供的传统，而其恻隐之心已见一斑。
胡氏后来说：“此二事印象颇深，故稍长亦未尝有叱责婢仆之事。”
胡氏十二岁就已读遍包括《尚书》、《诗经》、《易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在内的“十三经”以及《史记》等其他一些古籍。“十三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文化经典，而《易经》又被称为“三玄”之最，即在《老子》、《庄子》、《易经》三本最难读的书中，《易经》更是难读。难能可贵的是，少年的胡氏不仅已读遍这些中国文化经典，而且能写出“斐然可观”的古文。
胡氏十二岁还开始作诗，其《不匮室诗抄》第一首诗就是他这一岁上所作的《种竹》：“种竹北窗前，潇潇清香发。本以招凉风，反教蔽明月。”这对于一个小孩，自然还只是写实，委实难说有什么寄托或抒情，但毕竟反映了胡氏能诗之天赋，而且还作的不错。
可是，正在胡氏十二岁这年，1891年秋，乃父胡文照病逝。胡文照生平家教极严，胡氏对父亲亦极孝。乃父患病数月，误信庸医，胡氏长兄清瑞进劝，反遭叱责。乃父死后，胡氏哀伤不已，一下从厨房拿来菜刀，想斫杀那个庸医。全家还以为他欲自杀殉父，乃叔见状夺刀，乃母哭的更加悲伤，胡氏伏地大哭，庸医夺路而逃，十年不复再见。胡氏这悲愤的举动，正可谓国乱出忠臣，家贫出孝子。
乃父死后，胡氏无力从师，只好在家自学。过了两年，1893年，乃母继而辞世，因家计困难，两个月以后才能举殡。父母相继辞世，家庭生计极难，胡氏十五岁即开始与长兄清瑞各自开办私塾课徒，糊口养家。其时，他的学生有的比他年龄还大，已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少年的胡氏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还要抚育弟妹。
少长，胡氏考入菊坡书院和学海堂，治经史词章性理之学。学海堂是由两广总督阮元于1824年创办的，学校人才荟萃，招生也很严格，算得上是广东的最高学府。特别是，学海堂办学与当时盛行的学风有很大不同，而是注重引导从事“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而对于青年学子胡氏，这里更是个丰富多彩的新天地。他不仅在学业上大有长进，还结交了史古愚、史坚如、左斗山等一批朋友。
由于夜以继日，穷年苦攻，又因其一兄一姊两弟相继殂逝而忧伤憔悴，胡氏的身体也越来越瘦弱单薄，这也导致他成年以后的体弱多病。他后来说：“幸而知识欲颇盛，又能为诗，忧愁有所发舒，故不至于发生厌世思想。”也就是说，这种生计窘迫而忧患的青少年经历，既使他忧伤憔悴，身体瘦弱；又使他早熟，能在求知作诗中排解忧愁，磨练意志。
期间，胡氏读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顾炎武、王船山等人的著作，这使他认识到清朝统治的“无理”和无能，渐渐生出了“革命排满”之心。他还听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革命。当时全国在满洲专制政府黑暗统治之下，同时又受外国帝国主义无限度的压迫和侵略，人民不仅谈不到一点民权，而且生计也窘迫万分。胡氏“听见许多人传说孙某造反，便觉得有些愤愤不平，以为满洲统治已到万恶的地步，去推翻它，正是拨乱反正，岂得谓之造反！”十六岁的胡氏竟然对孙中山广州举义作《纪事乙未》：何人被发祭伊川，胡运偏能过百年。日月无光空莫照，太平有道泽谁延。早知康乐非山贼，漫信孙登是永仙。县令破门前日事，酣歌恒舞却依然。这里，十六岁的胡氏运用三国两晋及有宋一代历史人物说事，把清朝统治视为“胡运”和“日月无光”，为孙中山辩诬(非山贼)，尽管这次举义失败了，也是以敢于以天下为己任、议论褒贬、无所顾忌的宋朝著名理学家程伊川得祭和“太平有道”得延。 P1-4
著论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求手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嗣兄弟蒙参议院举为临时总统，一切布施，深资臂助。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
——孙中山
当我再一次改完本书稿本后，我终于可以歇一口气了！因为它既经历了太长的时日，又经历了难忘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的1982年暑假，受先师李其驹先生派遣，我和已故熊楚善先生从武昌南下搜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传播资料，第一站长沙就极富收获，因而有了本书的缘起。那是在湖南省博物馆，我们从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中，发现了当年胡汉民主编的国民党理论刊物《建设》杂志。这是湖南省政府参事屈子健先生1952年赠送给人民政府的，每期封面都留有屈先生的手迹：这是毛主席三十年前读过的。我们在毛泽东当年读过的这套杂志上，看到胡汉民传播唯物史观的好几篇长篇大论。这既大出我们所料，也使我们十分惊奇！自然，我们二话不说，先照数复印。接着，我们又去衡阳市访问了耄耋之年的屈老，听他述说了他早年与毛泽东等一班青年学子交往的故事。
1983年春，在华中工学院举行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教材研讨会期间，一天晚上，我去院学术交流中心客房，将在长沙复印的胡氏论文中的一篇《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长文送给后来留下“宁要长寿，不要教授”名言而英年早逝的李秀林先生。第二天，我去问“怎么样”，李先生伸出大拇指说：“了不起！不简单！”因为他是李其驹先生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班的同学，通过李先生的引荐，我与这位也是师辈的李先生已经很熟了，所以说话也就很随便。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讲真话？”他说：“不了解。”我说：“未必吧！那些名人写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史什么的，并不是不了解，而是说胡汉民五四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投机，那时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是洪水猛兽，有什么机可投！”他笑了。我说：“既然你们不讲真话，那我可要讲真话了！”他说：“好，我赞成！”
可是，说真话并非易事！
1983年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和李其驹先生合撰含有胡汉民传播唯物史观内容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启蒙传播》一文，提交湖北省哲学学会年会，本来已入选年会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集，并印刷了清样，但终究还是被“枪毙”了。不久，我们又合撰《胡汉民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一文，考虑胡氏是广东人，于是便寄给那里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自然也不敢公开发表，但终于在其1985年的“内部文稿”予以刊载。也是那个时期，我写了《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尝试——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读后》一文，寄给以思想解放著称、前些时刚谢世的包尊信先生。但是他也回信说：“大作不拟发表。不拟发表，不是因为大作本身，而是你也知道的众所周知的原因。”
然而，在那个时候也有令人鼓舞的事情。
1983年，我和李其驹先生合写的被湖北省哲学学会“枪毙”的那篇《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最初传播》同时在《华中工学院学报》和山东《东岳论丛》发表了。
1986年，我含有胡氏内容的《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分期与主要人物——兼评一个“模式”》一文被评为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优秀论文，并在《怀化师专学报》发表；我同样含有胡氏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发表；包先生“不拟发表”的那篇《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尝试——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读后》也在福建《社会科学动态》发表；陕西《社会科学评论》还发表了在《学术研究》“内部文稿”的那篇我们师生合撰的文章。
1987年，陕西《社会科学评论》发表了我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简评》的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还转载了我这篇文章。 八十年代中期，庄福龄先生主编国家教委哲学专业教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庄先生也是李其驹先生在人大研究生班的同学，我的师辈。通过李先生的引荐，庄先生嘱我帮忙。在厦门大学的一次会议期间，我向他报告胡汉民传播唯物史观的情况，他完全同意我将胡氏作为专节介绍。正是由于庄先生的开明和求实，胡氏传播唯物史观的贡献终于写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以后，在我与李其驹先生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参著的《西方哲学东渐史》，我都将胡氏传播唯物史观列为专节。
由研究胡汉民传播唯物史观到全面、综合地研究胡氏其人，是上一世纪八十年代黄克剑、许苏民等好些朋友的建议。但是，由于胡氏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在研究上所遇到的困难实在太多，尤其是资料问题。而这个主要问题的解决，则主要归功于先师李其驹先生。
李先生八十年代中期赴美国探亲，就一直住在那里。他对于我这位学生，总是有求必应，还常常是倾其所有。当我写信向他报告我的胡汉民研究意向、请他在大洋彼岸为我搜集胡氏资料后，他便去跑那里的大学图书馆，查阅并复印胡氏资料两干多页，然后打包分两次托人带回交我。本书所用的基本资料就是他为我提供的。要是他的在天之灵知道我终于完成了他也倾注了心力和精力的这本书，我想他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我将胡汉民研究也向我所读大学、原中共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先生报告过，耄耋之年的他见到《羊城晚报》刊载胡氏故居的照片，知道我可能有用，赶忙剪下寄我，还附信鼓励，足见他对我这位老学生的关心和支持！
给予我研究支持的还有河南洛阳李双成君。因为已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早年是胡氏在广西梧州的高足，出于对其组织民革的热爱和对胡氏研究的兴趣，李君甚至要求参加研究的实际工作。
特别是，从八十年代起直到我退休，华中科技大学始终支持和关心我的胡汉民研究。杨叔子前校长因为其父杨赓笙、义父李烈钧与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历史关系，对我的胡汉民研究还甚感兴趣。我现工作单位怀化学院也同样关心和支持我的这项研究。
还有，我曾就《胡汉民评传》书稿初稿申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后期资助”项目，虽然未获批准，但却转来五位匿名专家的审查意见。五位专家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专业的眼光，不仅在总体上给予中肯的意见，而且对书稿多有细致的批划，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限于笔者的学力和条件，虽然并未完全采纳五位匿名专家的意见，但是毕竟尽心尽力地采纳了他们的主要意见。
长生贺方众先生是我逾半个世纪的同学和朋友，他兴趣广泛，知识渊博，记忆超强，不仅一直关心我的研究，与我讨论相关问题，而且跑书店为我买书，亦有玉成本书之功。
李耀南博士为我提供了解读相关胡诗的诗学知识。
给予本书关心和支持的还有我的朋友向继东先生，他为推荐与联系本书的出版，费心尽力，所作贡献，实已超出我本人之所想之所能。
还有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是他们的眼光和劳动成就了本书的出版。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用大量图片主要是从“百度”和“Google”网站下载的。
这里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的单位、领导、朋友表示衷心感谢！谨向我所引用和下载的论著作者、出版单位和网站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
2008年春于怀化学院
胡汉民是现代中国的风云人物，孙中山最倚重的助手，中国革命的先行者，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1912年4月，孙中山在广东省议会推荐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说：“若论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昔与同盟革命事业已七八年，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求于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前革命军起时，兄弟约其同到江南，组织临时政府，彼力为多。嗣兄弟蒙参议院举为临时总统，一切布施，深资臂助。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
当年胡汉民赴俄考察随行秘书朱和中认为，孙中山革命四十年，“赞襄密勿者，初期只有胡汉民朱执信二人”。胡、黄二人在革命事业分工中，黄兴是带兵打仗的军事家，胡汉民则是以笔为枪的宣传家，一文一武，遥相呼应。
但是，胡汉民又是现代中国有争议的人物。1927年，他因坚决反共、力主清共而理所当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此后他又因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而受到蒋氏的排挤。
胡汉民那一代人的事业和悲壮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历史，胡氏也已是一位尘封的历史人物。对于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盛极一时的人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却越来越陌生。但是，他的千秋功罪理应得到实事求是的评说。这既是为历史上的胡汉民其人。也是为胡氏所热爱之祖国的现代化。
胡氏虽然一介书生，身体又特别瘦弱，实是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他革起命来，也是既能吃苦不怕死，又颇有军事指挥才能。民国成立前后，他两次担任广东都督，统领军事，“他以无比的魄力，镇压一批不新不旧的反动分子。他洞悉袁世凯的阴谋，以短暂的时间，组织了一支北伐军，成为当时最精锐的一支革命劲旅”。他随侍孙中山北伐，担任孙中山大本营总参议和大元帅府参谋长，随后又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代理大元帅，调度军队，剿乱与东征，还都做得有声有色。
胡氏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启蒙传播者。因为他五四时期撰写了一系列宣传唯物史观的长篇论文，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和文化，并且具有很高的学理水平，瞿秋白还曾称他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后来还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特别是反对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与实践。
胡氏是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参与者，但是他对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意图心存怀疑。他本来就始终站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立场上，并自以为三民主义还高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加上共产国际和联共内部对中国革命的意见分岐以及中国共产党理论和政策的某种不成熟，再加上苏联顾问鲍罗廷对中国革命并不高明的指导、甚至是不适当的干涉及其排斥胡氏直至“以汪(精卫)代胡”。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缘，终于使他由联共而疑共直至最后顽冥地反共。
胡氏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和三民主义的传承者。北伐后，蒋介石扫平各派军阀重新统一中国，胡氏不惜与权倾朝野的蒋介石弄翻，就是为坚持宪政法治，反对军事独裁。在主长立法院两年多时间，他筚路蓝缕，披肝沥胆，立了许多法。虽然并非由于他个人的原因，他所立的法大都很难、甚至不能实施，但毕竟在法理上奠定了当时国民政府之法制的基础，在历史上推动了中国由人治向法治的过渡。
胡氏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36年5月辞世，坚决主张抗日，支持各地不断涌现的抗日斗争，他甚至在宋庆龄领衔、实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纲领》上签名，并针对蒋介石所谓“只有安内，才能攘外”提出“只有攘外，才能安内”；“只要抗日，虽赤化可也”，直至明确提出全民族抗战的理念。
综其一生，胡汉民是现代中国特立独行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进一步说，胡汉民的人格力量和思想资源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进步，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国人人格的升华，仍然极富教益。
胡汉民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兼政治家、理论家、诗人和书法家于一身，可谓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风云人物之一。
本书依据海峡两岸的历史文献资料，遵循客观历史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独特的视角，全方位客观公正地评述了胡汉民波澜曲折的一生，展现了他学养丰富、特立独行、守法养廉、不谋私利的本色，以及“反共”、“剿共”的历史局限性。
通过本书，今天的读者可以穿越时空亲身感受那个风起云涌的民主革命时代，更加立体客观地获悉风云变幻政治斗争中人与事的历史真相。
本书史料丰富，内容耐读，观点持中，有别于海峡两岸已出版的有关胡氏的同类著作，是一本难得的民国史料研究图书。
胡汉民是现代中国的风云人物，孙中山最倚重的助手，中国革命的先行者，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本书依据海峡两岸的历史文献资料，遵循客观历史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独特的视角，全方位客观公正地评述了胡汉民波澜曲折的一生，展现了他学养丰富、特立独行、守法养廉、不谋私利的本色，以及“反共”、“剿共”的历史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