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这个流民组成的“二奶”城市，未来在哪里？

金心异的最新巨著《深圳模式》，似乎有了一个答案。四百余页、洋洋五十万言的《深圳模式》书稿，全方位清理了深圳经济、政治等层面的历史脉络，以翔实的史料和数据论证了一个让人心头一震的结论——“深圳模式”，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模式！

《深圳模式》(出版时改为《深圳转型》)洋洋洒洒40万字，体现了典型的金心异风格，从大格局和大背景入手，对深圳30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评说，并试图从中整理出“深圳模式”的基本特征。

第三章 深圳的三次产业转型

 第一节 深圳的第一次产业转型

 第二节 深圳的第二次产业转型

 第三节 深圳的第三次产业转型

 第四节 深圳的产业格局

从三大到四大支柱产业

三大主导产业在国内具有优势地位

十大传统制造业如何升级

三大适度重型化产业

三大新兴主导产业的确立

 第五节 外源型诱发内源型

 第六节 国有、民营与外资的三方平衡

外资由制造业渐转向服务业

民营资本是深圳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

深圳地方国资控制市政公用设施

深圳是央企的“风水宝地”

驻香港央企在深圳表现最佳

深圳原本土居民集体资本去向不明

深圳的“国进民退”

 第七节 深圳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及失去有效性

 第八节 深圳的产业用地问题

深圳工业用地渐耗渐少

旧工业区改造考验政府的政经智慧

确保产业升级用地是深圳城市竞争力的关键

住宅用地的供给也事关深圳产业未来格局 

生态用地和公共服务用地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第四章 区域刨新体系：深圳的新奶酪

 第一节 创新型国家与创新型城市建设

 第二节 深圳区域创新体系的主要经验

 第三节 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民营科技企业群体

 第四节 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驱动力

赛格驱动时代

华为驱动时代

腾讯驱动时代

市场驱动力与政府驱动力

 第五节 深圳高新区的升级换代

深圳高新区是中国最成功的高新区之一

深圳高新区必须转型升级

不做制造做什么

深圳高新区扩容和二次创业

 第六节 深圳如何建立研发基础

建立研发能力首倡“拿来主义”

虚拟大学园是“拿来主义”的泛滥

深圳大学城：“拿来主义”的进化

筹建南方科大：告别“拿来主义”模式吗

与“拿来主义”不同：香港的也是深圳的吗

 第七节 国家应改变科技资源配置模式

国家科技资源的配置长期脱离经济增长极

国家科技资源应适应和善用深圳的区域创新机制

深圳自己争取到的一些改变

第五章 中国急速城市化的深圳标本

 第一节 如何把6亿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

 第二节 深圳城市化的五得四失

 第三节 深圳的土地难题

算算深圳的土地账

两大一级土地开发商的战争

城中村土地博弈历程

两大一级供应商共存

土地博弈应以规划为底线

解决深圳缺地困境的两个方向

 第四节 深圳城中村困局与城市更新

深圳城中村问题不是三农问题

城中村问题的关键是“灰色物权”合法化

城市更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第五节 特区一体化

近年特区一体化取得的进展

特区外扩打造全域深圳

如何加快“特区一体化”进程

 第六节 深圳的人口问题

深圳人口数字之谜

深圳的三次移民潮

深圳人口结构的两大特点

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

让“纳税人”走上前台的思路

第六章 城市治理模式的革命

 第一节 从城乡共治到纯粹城市治理

 第二节 从“两级政府四级管理”到“一级政府三级管理”

 第三节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从业主维权到业主自治

居社分离改革的权力边界问题

建构业委会和居委会的授权机制

 第四节 从传统社会到公民社会

社会组织的独立运作

互联网参政议政风潮

媒体催谷公民社会

第七章 从经济特区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第一节 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最新着力点

 第二节 综合配套改革的“三驾马车”

八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出笼

深圳获批过程复杂曲折

综合配套改革的“三驾马车”

 第三节 深圳更有条件推进综合配套改革

 第四节 深圳综合配套改革的突破口

五大“全球中心”少了一个

深圳大部制改革引起轰动

大学改革全国瞩目

第八章 香港＋深圳：升级中国引擎

 第一节 深港走向战略合作

 第二节 共建深港国际都会

深圳和香港既是难兄难弟，也是天然同盟

共建深港国际都会

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是个总目标 

深港共建全球金融中心必要且可能

深港共建航运物流中心

港深共建亚洲级科技创新中心引领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

 第三节 “中国雁阵”模式的三引擎战略

“中国雁阵”格局的形成

“香港＋深圳”：中国给出的更优方案

高速铁路网将加快雁阵格局的形成

“港深都市圈”与“广佛都市圈”的竞合

第三节 1999～2002年，深圳沉沦

我们之所以常说20世纪90年代市委书记李灏为深圳成为一个重要城市奠定了基础，除了他主导建设了深圳机场、深圳港等重要城市基础设施外，还包括他推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金融业基础，并为深圳成为一个全国性金融中心创造了条件，在他任内，创建了证券交易所、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等一系列金融市场，创办了深圳发展银行、深圳特区证券等一系列金融企业，主导了深圳企业股份化改制第一次浪潮。而其中1991年正式获准出生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后来成为整个深圳金融体系的核心。

短短的不足10年时间，金融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一起，迅速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第二次产业转型的重要成果。1999年末，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3.2%，与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一起被列为深圳的三大支柱产业。然而1999年到2002年间，深圳金融体系迭遭来自政策方面的重创。

央行深圳特区分行降格为中心支行

1998年底，在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主导下，央行对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根据地域关联性、经济金融总量和金融监管的需要，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成都、沈阳等建立了九个大区行和北京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重庆营业管理部作为央行的派出机构。大区行制度正式确立。

此政策的用意是打破地方政府对央行货币和信贷政策的挟持，令央行可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可以说这一出发点是符合央行的角色转变和需要的，是正确的改革方向。

但是这一决策却重创了深圳，金融界的人士应该很清楚深圳金融业务规模之大，与整个广东省差不多相当，更超过类似西北(央行西安分行)或东北数省(央行沈阳分行)的规模，更不要说央行重庆营业管理部所管辖的范围了。一方面说这样的大区分行的设置是尊重市场经济，一方面却仍以行政中心作为大区分行所在地，深圳因此被降级为中心支行，其地位仅与银川、西宁等中小城市相类似。

原央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在级别上与省级分行相当，并具有一般省级分行不具备的改革创新功能，贡献了许多试验和创新经验。现在降格为中心支行以后，不但被扼杀了创新的功能，连很多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正常的业务，也都必须经过广州分行，而广州市和深圳市又在金融业务上有着竞争关系，这样的结果对深圳意味着失利。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继央行大区分行改革蔑视深圳之后，接下来受挫的是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人一向视深交所为自己金融体系的核心，但这一核心在2001年之后也岌岌可危。

深交所停炭新股沉重打击深圳

2000年，中国政府希望模仿纳斯达克模式设立中国内地的创业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争取到了这个机会，并且打算以放弃主板发展的代价来获得设立创业板的机会。但是在2001年深交所停发A股(IPO)之后(2000年9月15日，中联重科在深交所上网发行后，深交所已停止在主板市场新股发行)，创业板却迟迟不能决策上马，这使得本来有望成为一个重大政策利好的消息越来越变得像是利空。

停发新股对深圳经济的影响有多大？国信证券2002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停发新股对深圳证券市场的影响及对策建议》说，自从2000年10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A股新股发行(IPO)及上市被停止后，大量资金就掉头而去，源源北流上海。这幅资金流失的图景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一级市场，另一个是二级市场。从2000年10月份到2002年5月份的20个月中，按照0.5的比例估算，深市平均流失冻结资金数量最高达到4500亿元以上，最少也有1660亿元，平均每个月流失冻结资金数量则为2830亿元之巨。1997年和1999年，深市A股IPO募集资金占A股IPO募集资金比例都超过50%，停发新股当年就对募集资金产生显著影响，所占比例迅速下降到26.2%。这个数字意味着，少筹资规模累计已经达到666.11亿元，相当于1998～2000年深市A股吸纳资金的总额。在停止IP0前的21个月份，深市累计上市新股成交贡献一直领先于沪市，停止IPO之后，形势发生逆转。截至2002年10月，沪市累计上市新股成交贡献已经达到41.82%，比深市停止IPO前沪市累计上市新股成交贡献的19.86%增加110%以上，而同期深市累计上市新股成交贡献还不到4%。

证券同业资金是深圳银行系统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停发新股后，已从1999年12月到2001年4月间月均1000亿元的历史高点，降至2002年10月的400亿元左右。截至2001年底，深圳银行系统同业存款余额减少了800亿元左右。2001年后设立的基金公司除一家落户广州外，全部落户上海。

“四大金刚”迁出传言风声鹤唳

在这样的悲惨世界中，不断地在传说着某某公司要迁离深圳的消息。一篇网文《深圳，你将被谁抛弃》真实记录了这种风声鹤唳的状态：

不久前传出消息，在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两大高科技企业——中兴和华为拟把总部迁往上海！在中国四大通讯设备商“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之中，中兴和华为在这个称呼中虽然靠后，但这两大企业的实力却居于前列。作为深圳的两大骨干企业，中兴和华为对有志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深圳可谓意义重大，因此，无论中兴和华为要“弃”深圳而去的消息是真是假，都足以震撼直插云霄的赛格广场。

对于深圳来说，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02年9月16日平安保险于上海宣布：将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投资20亿元建造平安金融大厦。据称这座大厦“约有交通银行大厦和中银大厦合起来大小”。这听起来好像是深圳企业北上扩张。但据业内人士称，平安保险的核心业务部门已基本迁往上海，包括不久前迁出的集团投资管理中心，平安保险已经“金蝉脱壳”——公司实际上已迁往上海，但名义上的总部还留在深圳。2000年以来，关于平安保险欲迁上海的传闻一直不断，平安保险也似乎特意避开这个话题，在“迁都”问题上采取了低调的逐步转移策略，因而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更令人震撼的消息接踵而至。有媒体披露，招商银行迁址上海一事正在全面论证之中。尽管“迁都”消息马上被招行高层否认，但招商银行似乎也在实施和平安保险相同的策略，逐步脱“壳”。早一年，招商银行已经把信用卡中心迁至上海，经过一年的良性运作，招行信用卡中心将于2002年12月1日正式向全国发行贷记卡。招商银行同平安保险一样，都是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金融企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之后都成为在国内有影响有竞争力的大型金融企业，而且招商银行还是深圳市排名第一的纳税大户，因此招商银行总部如果迁往上海的话，对深圳的打击可想而知。

金融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如同地王大厦和赛格广场一样，支撑起特区经济的绚丽天空。招行和平保，是深圳金融产业的龙头；中兴和华为，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如果这四大金刚脱“壳”而去，深圳的金融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无疑被釜底抽薪，深圳还能有未来吗？纵览风云的地王大厦和赛格广场还能风光依旧吗？

除了这四大金刚的“迁都”传闻外，还有一些已经是事实但似乎不重要的消息——中信证券总部拟回迁北京，去年才在深圳成立的汉唐证券总部已迁往上海，另外，全球500强之首的沃尔玛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把采购总部由深圳北迁到上海。沃尔玛“迁都”不但严重打击了深圳建设国际物流中心的信心，而且给深圳吸引外资的努力泼上一瓢冷水。众所周知，跨国大公司在深圳设立分公司的本来就很少(一般都会选择上海、北京、广州以及西部的成都)，更不用说地区总部了。因此，如沃尔玛真的再将采购部迁往上海，那将对深圳构成巨大压力。实际上，近年来深圳引进的外资虽在增长，但主要还是来自香港的资金，统计显示，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对深圳的投资呈递减趋势。

虽然这些传言中的大部分最终或者一开始就被否认或证伪，但“逃离深圳”的情绪就像“SARS病毒恐惧症”，在整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蔓延开来。

P8-12

我和金心异相交已近10年。每隔一段到金心异的博客上去看他的博文已经成了一个习惯。虽然不常见面，也不常通电话，每隔一段时间，互通短信也已经是一个习惯。今年3月中旬，我收到了金心异电邮来的《深圳模式》(注：出版时改为《深圳转型》)的书稿，因为当时正在准备参加夏威夷美国东西方中心成立60周年的系列学术讨论会之“关于不确定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论坛的--演讲，深圳作为亚洲新兴城市受邀参加，我立刻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书稿，对于金心异所言，本书在国内首个提出“深圳模式”，揭示在后特区时代，深圳为中国作出了哪些贡献，印象深刻。在以后的日子，他又出访美国，并在国内云游，期间见过，但始终没有机会就“深圳模式”进行讨论。8月初，接到金心异的短信，希望我能够为《深圳模式》一书写个序言。

从内心感受而言，金心异是给了我一个对他表示尊重与感谢的机会。过去几年我曾经不断地请他给予帮助，比较主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2004年8月深圳处在“以外修带内修”的敏感时刻。“外修”是推行整治临时违法建筑与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梳理行动”，“内修”则是借这场声势浩大的城市整治行动来提振公务员队伍的士气。此时，网络上开始出现了有关专家学者对贫民窟合法权利的讨论，以及依据专家关于贫民窟合法权利观点对深圳政府整治行动合法性的质疑甚至是激烈批评。作为当年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几个月以前我曾请综合开发院的副院长郭万达就贫民窟与非法棚户区的法律差异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后很快即为《新华文摘》转载，显示出有很高的研究水平，同时也表明深圳正在做的事情具有广泛的理论及高层决策意义。不过这一成果在网络上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这使我萌生了与金心异合作的念头。最初我不过是想将学者的学术论文网文化而已，不过和金心异深谈之后，我才发现优秀的网文绝不是以“通俗”二字来概括的。

金心异最初对我的建议很不以为然，除了他对政府的做法不理解外，更主要是他不愿意去做给政府形象贴金的事情。我们谈了很久，他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完整与清晰的决策过程与依据；二是政府有关部门不预设结论；三是金心异文责自负，没有政府部门审定程序。若我能答应就可合作，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答应了他的条件，而这也就成了日后我们多次合作的基础。

在金心异写作的十几天里，我们没再见过面，只是按照他短信提出的要求安排对政府部门的访问，直到有一天，他发短信说是已经挂在网上了。我认真读了几遍才对什么是优秀网文悟出点门道来。学术论文是告诉读者，作者在想什么，如何想？然后是让读者相信，作者的分析方法是可靠的，最后告诉读者有关结论；优秀网文的作者是反过来的，不对读者说你听我说，而是告诉读者，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显然需要敏锐捕捉社会热点问题的眼光，还要有模仿社会大众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分析问题的方法，然后再来说，你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就是你想的？这是一种平等的、亲近的交流，没有了让读者的仰视或是居高临下的说教。优秀网文的魅力还在于能够提出大量为读者所关心的事实依据，能够按照读者的逻辑理出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显然需要具有快速调查能力以及以点带面的调查推论能力，只有如此，一个优秀的网文才能够做到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而不是由作者给出结论。我心里不能不承认，尽管我写过的学术论文著作和政府文稿可以用“等身”来形容，但要写出优秀的网文真的是很困难。

金心异依据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就的有关深圳梳理行动与贫民窟的系列网文引起了强烈的网络反应，对于凝聚社会共识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2005年我们再度合作，他以《深港西部通道接线工程环评事件调查》一文，深入浅出地解释了专家环评方法与公众推算方法的差异，回顾了政府回应公众质疑时制度性缺陷与公众对政府环境报告怀疑酿成了上万人签名信访的群体性事件的教训，对于顺利推进横跨深圳湾的深港两地的西部通道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前两次的网文引发众多的评论以正面肯定为主，2009年的合作则几乎是一边倒的骂声。事情缘起于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解决临聘教师的方案在网络上引起的众多批评，金心异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调查研究与前两次相比要大得多，但网文发表后网络上骂声不止，其中间杂着很难听的人身攻击。我为此感到歉疚，但金心异却是极为坦然：告诉公众事实真相的人不需要顾及社会指责的。以后的事实证明，金心异的坦然是对的，骂声过后，公众也欣然接受了应当接受的事实依据。

金心异极其勤奋。我至今也不明白，他怎么能有如此旺盛的创造力，不停歇地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源源不断地发表关于深圳、关于广东的评论。金心异的评论深深地体现出他对深圳、对广东的热爱。他对政府的批评远比肯定多，但绝不搞哗众取宠的噱头。尽管在我看来有些评论并不准确甚至是很不准确，但对此我始终保持应有的尊重。我不仅是尊重金心异的艰苦努力和对追求的坚持，也深深感到当政府不可能为全社会提供完整的决策信息时，就应当容许和鼓励金心异式的批评。

事实上，当政务信息公开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对于各级政府非常重要的工作要求时，公众仍然存在政府决策信息不完备的问题，这是因为信息公开永远不会等于信息对称。任何一项政府公共决策都不可能是只有利而没有弊，只有受益者而没有受损者，进一步说公共决策的社会受益永远是不均等的。此外，政府永远是面对诸多的限制条件作出决策，这种决策不可能达到最优甚至无法达到次优。事后评估永远都可能存在更好的方案。优秀的决策者是尽最大可能寻求更好的方案。可以说政务信息公开永远不可能使公众获得完整的决策信息，事实上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掌握更多信息的决策者的思维与拥有较少信息的公众之间在思维与行为方式上也一定会存在明显的差异。社会因此需要借助于优秀的专业人士对已公开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回顾和评论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并借此来缓解决策者与公众间的分歧、矛盾。政府的公共决策要能够凝聚社会共识不仅需要信息公开也需要为优秀的公共政策分析专业队伍提供一个生长的环境。我相信金心异是深圳甚至是广东不可多得的公共政策分析评价的专业人士，这应当是他的愿望。金心异正在不断地沿着这条道路探索，《深圳模式》就是探索过程中的又一个新的成果。

《深圳模式》洋洋洒洒40万字(注：出版时删除了一部分)，体现了典型的金心异风格，从大格局和大背景入手，对深圳30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评说，并试图从中整理出“深圳模式”的基本特征。当然，对事件的评论一定离不开对人的评价。在《深圳模式》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几十位之多。我是其中一些重要事件的亲历者，也曾经直接在几位主要决策者的领导下工作。尽管从亲历者的角度，我对若干重要事件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看法与金心异不一致，对人物评价也不可能与金心异一致，但对此我仍保持惯有的尊重。同时，我也真诚希望，金心异的评论能够引来更多的更深入地展现历史事实的评论，这当然有利于决策者面对历史时保持足够的清醒。

最后，我也跟着金心异的思路谈一点对“深圳模式”的认识。我没有金心异般的开阔，更缺少金心异纵横捭阖的大视野，从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和社会多个角度来观察深圳，来定义“深圳模式”的意义。我将自己定位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深圳的故事。深圳是个年轻的城市，是个由无数个传奇故事编织起来的城市，其中“五个一”的故事最有代表性，讲的是：1980年的深圳只有～条街道，一个红绿灯，一个警察，一个公园，公园里仅有的动物是一只深圳海关送的猴子。如今“五个一”的边陲小镇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贸易、高科技和金融中心城市，30年前经济起飞时的经济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千分之三，如今已接近香港的60%，深圳已经成长为全球最重要3G甚至是4G通信装备生产和技术创新城市。在深圳之前，全球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城市能够在短短的30年里实现由农业经济向知识信息经济的连续跳跃。现在的深圳生产着近万种高新技术产品，是10年前十几倍，其中半数以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现在的深圳是中国拥有国际专利最多的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创新成果与科技创新人才和创新性企业的聚焦地。

“深圳模式”首先表现为，深圳不仅仅是拥有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讯等著名世界性的创新型大企业，而在于造就了海量的高成长的创新性小企业，未来30年还会涌现出更多的世界著名的创新型企业。用一个比较数量化的标准，现在的深圳符合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条件的中小企业有上千家之多，而且还会更多。这也就是说，“深圳模式”的核心在于，创造了一个由内生的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成长模式。面对不断扩大、不断细分的市场，中小企业可以依赖于不断引入新的设计、创意元素，增加产品种类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以小规模但高度专业化的创新能力，完成了从传统的OEM到ODH，最终是拥有自己的品牌与技术的独立企业和拥有细密分工合作关系的创新型产业的重大转型。而这其实是斯密、马克思和杨格早就论述过的，深化的分工会产生出新分工，分工决定增长的道理。新的分工即依赖于也表现为从产品装配的工艺技术，向产品制造工艺技术和现代产业的组织方式的转换。产业分工深化、企业边界缩小带来的知识厚度提升和产业聚集导致的知识外溢会加速专业化劳动力升级的过程。

“深圳模式”证明了细密化分工可以实现创新性成长。现代增长理论表明，落后地区经济起飞成长面对的最大约束不是资本而是知识和技术。经济全球化加模块化分工引起了全球范围分工的变化，外包式生产方式带来了垂直纵向的贸易条件不公平的跨国分工，也创造了分工深化和研究开发知识多源化渠道。深圳模式依赖对外开放起家迅速获取外部知识，尽管迄今为止仍然是全国最重要的加工贸易出口基地，但“三来一补”形式的加工贸易和包括港澳台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早已不是深圳经济的主体。凭借最早和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巨大的市场效应，深圳在获取外部知识输入的同时，开始了中小企业专业化细分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创新过程。从局部技术创新、从盈利模式向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能力创新升级，一系列生产技术相互关联的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直接构成了其同质性产业的创新，在此过程中一些中小企业随着行业规模的扩张成长为拥有核心技术、品牌和优秀产业组织方式的大企业，新的大企业通过分工外包，吸引了更多的中小企业进行相关但分散决策的专业化创新活动。一个产业内聚集的中小企业越多，产业的整体规模越大，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专业化创新人才成长与聚集。

“深圳模式”的特征还在于伴随市场细分化和技术的渗透，新的终端产品会以模块化的方式实现重组，核心模块创新与产品创新的交替，使产业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中，并最终融合成一个全新的巨大的新产业。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电视机与通讯终端相通，也使得单一终端计算机汇集成规模巨大的云计算，再经过通讯终端连接而成为下一代的物联网技术。与此同时，传统的化学基因组学正在与生物基因测序工程融合，形成更加综合复杂的生命科学。众多厂商从不同的方向在一项既有的创新技术上不断添加新的创新的时候，一项创新就会不断裂变综合创新，形成一个产业和多个相关产业整体迅速膨胀扩张的过程，出现产业无边界扩展效应。一个形象却是不十分准确的比喻是，产业无边界扩展类似于宇宙大爆炸时代，宇宙在形成过程中的不断再爆发，不断地向外裂解膨胀。深入观察深圳以IT和互联网、生物医药、新能源为代表主导产业有着鲜明的膨胀裂变扩展特征。当新的设计思想不断被添加丰富，并通过模块化的方式有效融合并形成新的膨胀时，新的巨型产业不仅会快速增长，而且会引发新一轮产业整合和重组的过程。“深圳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改革开放构成了全球化配置资源的能力，依照模块化分工进行专业生产形成了规模迅速的扩张的分工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又推动了企业创新，创新推动了企业和产业集群的高速成长，技术和企业活动的相互渗透推动了单一产业向综合的无边界产业的裂变，由此形成创新活动的持续和产业快速升级能力。“深圳模式”不仅表现为技术创新引起无边界产业扩张，也表现为传统产业领域价值再造。深圳的服装业从钉纽扣、缝袖子起步，如今已经成为占据我国女装生产近半壁江山的时装基地。服装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和可编程序控制、数字式喷射印花技术、计算机测色配色等最新技术的应用，5000名时装设计队伍更使深圳女装占据了国内品牌和产品设计的高端。

最后，我们应当简要谈一下“深圳模式”形成中政府的作用。这是可以写出多篇博士论文的题目，若长话短说则是政府的功能在于有效降低企业研究开发的直接成本和综合社会成本，反过来说是提高企业研究开发的收益。可以说，举目望去没有什么城市能够比深圳做得更好了。深圳做了什么？一是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的市场环境，通过行政和立法手段来规范市场行为，鼓励企业依靠创新、专利等知识产权获得持续增长动力。二是政府扮演了企业创新推动者的角色，采取各种启动和激励措施降低创新门槛，提高创新收益，减少创新失败损失，激发各方创新的积极性，走出比较优势的陷阱。从深圳的经验看，以下政策是有效的也是必需的：建立有利于形成专业化劳动力的人才政策体系：建立鼓励知识积累产权化的政策体系；建立知识产权的评价与保护机制；建立比较完善的创业投资体系和资本市场；鼓励开放式创新。深圳现在产值过亿元的高新技术企业的95%以上曾获得过科技研发资金的资助。三是深圳致力于构建创新的支持体系，最直接的效果是引发了我国甚至是国际创新成果向深圳汇集，几乎所有国内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在深圳设有研究开发机构，将科研成果带到深圳作为知识产权进行交易或是入股。深圳几乎所有的创新性公司都到我国著名大学和科研院所购买成熟甚至正在研发的技术。深圳因此具有一支精通于科学技术研究产业化潜力评价的专业化人才队伍。通俗地说，北京、天津因为传统文化积沉深厚，具有优秀的文物鉴赏队伍，陕西与河南具有我国最强的考古队伍，深圳则拥有国内最优秀的技术鉴赏队伍。很显然，这是一个包括科技、法律、金融、会计等多学科在内的综合化的专业人才队伍，是企业自主创新活动规模的持续扩张和国内科技研究成果和专利发明技术不断向深圳汇集的重要推手。以上是我从经济学角度对金心异的“深圳模式”所作的一点深化与补充。

是为序。

2010年8月

深圳今天面对的转型问题，整个中国经济也将遇到。深圳的转型或许将再次给整个中国提供答案。

——美国《时代》周刊

深圳是我国的先行地区，深圳的实践、深圳遇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经验均走在全国前面。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李君如

深圳最重要的经验是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并逐步形成内生性的创新优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王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