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19世纪中叶俄国作家的杰出代表。他出身贵族，倾向开明，关注特殊时代中人们的运命，迅速而细致地反映着社会现象内的一处处心灵褶皱。《罗亭》、《贵族之家》等六部长篇是他为文学留下的一道俄罗斯历史画卷；《猎人笔记》、《木木》等，是他对抗沙皇，反对农奴制的道义之作；他在去世前精心结撰的《散文诗》，清新隽美、意境深挚，宛如一位诗哲在思考人生与宇宙的秘密。他孜孜孜不倦地以心灵与自然的糅合，谱绘着一颗“俄罗斯之心”。

本书收录的是他的两部代表作品：《木木集》和《普宁与巴布林》。前一部是一篇真实的故事，后一部是一篇半自传体的小说。

本书收入了屠格涅夫两篇小说。《木木》是一篇真实的故事，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加莱尔说这是世界上最感动人的故事，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也说：“在艺术的领域中从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对于专横暴虐的抗议。”屠格涅夫逝世遗体运回俄国以后，俄国防止虐待动物会为了这篇小说曾派代表参加他的葬礼。《普宁与巴布林》是屠格涅夫晚年的作品，这是一篇半自传体的小说。《猎人日记》的作者日后的辉煌的文学生涯可以说是从此篇主人公普宁的启蒙开始，英国爱德华-加尔奈特甚至赞美说，理想主义者普宁这个人物可以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擅长的绘像相比。

《巴金译丛》代序(巴金)

·木木集·

 木木

 译后记

·普宁与巴布林·

 普宁与巴布林

 译后记

在莫斯科的一条偏僻的街上，有一所灰色的宅子，这所宅子有白色圆柱，有阁楼，还有一个歪斜的阳台；从前有一位太太住在这儿，她是一个寡妇，周围还有一大群家奴。她的儿子全在彼得堡的政府机关里服务，她的女儿都出嫁了；她很少出门，只是在家孤寂地度过她那吝啬的、枯燥无味的余年。她的生活里的白天，那没有欢乐的、阴雨的日子，早已过去了；可是她的黄昏比黑夜还要黑。

在所有她的奴仆当中最出色的人物是那个打扫院子的人盖拉新，他身长十二维尔肖克，体格魁伟像一个民间传说中的大力士。他生来就又聋又哑。太太把他从乡下带到城里来，在村子里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跟他的弟兄们不在一块儿，在太太的缴租农人中间，他算是最信实可靠、能按时缴租的一个。他生就了惊人的大力气，一个人干四个人的活儿，他动手做起事来非常顺利。而且在他耕地的时候，把他的大手掌按在木犁上，好像用不着他那匹小马帮忙，他一个人就切开了大地的有弹性的胸脯似的，或者在圣彼得节里，他很勇猛地挥舞镰刀，仿佛要把一座年轻的白桦林子连根砍掉一样，或者在他轻快地、不间断地用三俄尺长的连枷打谷子的时候，他肩膀上椭圆形的、坚硬的肌肉一起一落，就像杠杆一般——这些景象看起来都叫人高兴。他的永久的沉默使他那不倦的劳动显得更庄严。他本来是一个出色的农人，要不是为了他这个残疾，任何一个女孩子都肯嫁给他。……可是盖拉新给带到莫斯科来了，人家还给他买了靴子，做了夏天穿的长裾外衣和冬天穿的羊皮外套，又塞了一把扫帚和一根铁铲在他的手里，派他当一个打扫院子的人。

起初他很不喜欢他的新生活。他自小就习惯了种田，习惯了乡村生活。他由于自己的残疾一直跟人群隔离，长大起来，又聋又哑，而且力气很大，就像在肥沃的土地上生长的一棵树。……他给人带进城市以后，倒不明白该怎么办了，他发闷，发呆，就好像一头很壮的小公牛在发呆那样，这头牛在那块茂密的青草长到它肚皮一般高的牧场上嚼草，忽然让人牵走了，放在铁路的货车上，啊，它的结实的身体一下子让煤烟和火花包住了，一下子又是一股一股的水蒸汽淹没了它，它给拖着向前飞奔，跟着隆隆声和尖锐声飞奔，飞奔到哪儿去呢——只有上帝知道！盖拉新自来作惯了农人的苦工，所以他把这个新职务需要他干的活并不当作一回事；每天只花半个钟头他的活就干完了，他便又站在院子中间，张开嘴，出神地望着所有过路的人，好像他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个可以说明他这个莫名其妙的处境的解答；或者他就突然跑到某一个角落里，把手里的扫帚和铁铲掷得远远的，自己头朝着地扑下去，在地上躺几个钟头，连动也不动一下，仿佛是一头关在笼里的野兽。可是人对什么事情都会习惯，盖拉新后来也习惯城里的生活了。他的工作并不多，他的全部职务不过是，把院子打扫干净，每天分两次取两桶水，运柴、劈柴给厨房和整个宅子使用，白天不让生人进来，夜间小心守夜。应当说，他的确热心执行了他的职务。院子里从来不曾有过一片木屑，也没有见过一点垃圾；遇到下雨路烂的时候，带着桶去取水的老马在路上什么地方陷在泥里走不动了，他只用肩头一推，不单是车子，连马也给推着走了。要是他动手劈柴，斧头会发出玻璃似的响声，木片、木块会朝四面八方飞散。至于生人呢，自从某一天晚上他捉住了两个小偷，把两个脑袋在一块儿狠狠地碰了几下(碰得那样厉害，简直用不着再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了)以后，附近这一带地方人人都非常尊敬他。即使在白天，有些过路人，他们绝不是贼，不过是陌生人罢了，看见像他这样一个可怕的打扫院子的人，他们连忙向他挥手、叫喊，就好像他能够听见他们的叫声似的。盖拉新同这个家里男女仆人的关系并不亲密(冈为他们怕他)，但也不疏远；他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待。他们用手势跟他讲话，他都明白，主人命令他做的事他全照样做了，可是他也知道他自己的权利，没有人敢在饭桌上坐他的位子。一般地说，盖拉新的性情是严厉的、一本正经的，他喜欢什么事情都有秩序。连公鸡也不敢在他跟前打架，否则，它们就该倒霉了！他马上捉住它们的腿，把它们当轮子一样在空中转个十来回，然后朝各个方向抛出去。太太的院子里也养得有鹅；可是鹅是出名的一种尊贵的、懂道理的家禽；盖拉新尊敬它们，他照料它们，他喂它们；他自己就像是一只很神气的鹅。他们分派了一间厨房上面的顶楼给他；他照他自己的趣味布置了这问屋子，他用橡木板做了一张床，床脚是用四个木头墩子做的——这真是一张民间传说中大力士睡的床了；它载得起一百普特的重量，不会塌下去；床底下放了一口坚固的木箱；一个角落里立着一张同样牢固的小桌子，桌子旁边有一把三只脚的椅子，椅子非常结实、矮小，所以盖拉新常常把它举起来，又丢下去，一边高兴地微笑。这顶楼是用挂锁锁住的，锁的形状倒像“卡拉奇”，不过它是黑色的罢了；盖拉新总是拿这把锁的钥匙挂在自己的腰带上。他不喜欢别人走进他的顶楼去。

就这样地过了一年，在这年的年尾盖拉新遇到了一桩小小的意外事情。

那位老太太(盖拉新就是在她的宅子里当打扫院子的人)对什么事情都遵照古法办理，她养了一大群佣人：在她的宅子里不仅有洗衣女人、缝衣女人、细木匠、男裁缝、女裁缝等等，甚至还有一个马具匠，他也兼作兽医，并且还要给用人看病，宅子里另外有一个专给女主人看病的家医；此外还有一个鞋匠，叫作卡皮统·克里莫夫，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克里莫夫一直认为自己受了委屈，没有人认识他的真正价值，他原本是一个有教养的京城里的人，不应当连一个职业也没有，在莫斯科郊外这种偏僻地方住下来。要是他喝酒(他自己这样说，而且在说话的时候还时常停顿，用手打他自己的胸膛)，那就是在借酒消愁。有一天太太跟她的管家加夫利洛谈到他的事情(加夫利洛是这样一个人：单从他那对又黄又小的眼睛和他那个鸭嘴般的塌鼻子看来，就知道他是一个命中注定要指挥别人的人物)。太太在惋惜卡皮统的堕落，刚巧前一个晚上还有人看见他醉倒在路旁。

……

P3-6

一

三联书店准备为我出版一套译文选集，他们挑选了十种，多数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多年未印了。他们也知道这些书不会有大的销路，重印它们无非为了对我过去的翻译工作上的努力表示鼓励。我感谢他们的好意，可是说真话，在这方面我并无什么成就。

我常说我不是文学家，这并非违心之论。同样，我也不是翻泽家。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起一点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

我承认自己并不精通一种外语，我只是懂一点皮毛。我喜欢一篇作品，总想理解它多一些，深一些，常常反复背诵，不断思考，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文笔表达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打动更多人的心。不用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我并不满意自己的译文，常常称它们为“试译”，因为严格地说它们不符合“信、达、稚”的条件，不是合格的翻译。可能有人说它们“四不像”：不像翻译，也不像创作，不像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像我平时信笔写出的东西。但是我像进行创作那样把我的感情倾注在这些作品上面。丢失了原著的风格和精神，我只保留着我自己的那些东西。可见我的译文是跟我的创作分不开的。我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间做翻泽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在今天搁笔的时候我还不能说是已经取得多大的战果，封建的幽灵明明在我四周徘徊！即使十分疲乏，我可能还要重上战场。

回顾过去，我对几十年中使用过的武器仍有深的感情。虽然是“试译”，我重读它们还不能不十分激动，它们仍然强烈地打动我的心。即使是不高明的译文，它们也曾帮助我进行战斗，可以说它们也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感谢三联书店给我一个机会，现在的确是编辑我的译文选集的时候了。

二

我不知道从哪里讲起好。在创作上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诺言，我预告要写的小说不曾写出来。在翻译方面我也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赫尔岑的同忆录还有四分之三未译。幸而有一位朋友愿意替我做完这个工作，他的译文全稿将一次出版。这样我才可以不带着内疚去见“上帝”。前一个时期我常常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坐立不安，现在平静下来了。没有做完的工作就像一笔不曾偿还的欠债，虽然翻译不是我的“正业”，但对读者失了信，我不能不感到遗憾。

有些事我做过就忘得干干净净，可是细心的读者偏偏要我记起它们。前些时候还有人写信问我是不是在成都出版的《草堂》文艺月刊上发表过翻译小说《信号》。对，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信号》是我的第一篇译文。我喜欢迦尔洵的这个短篇，从英译本《俄国短篇小说集》中选译了它，译文没有给保存下来，故事却长留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头一本小说《灭亡》中我还引用过《信号》里人物的对话。二三十年后(即五十年代初)我以同样激动的心情第二次翻译了它。我爱它超过爱自己的作品。我在那里找到自己的思想感情。它是我的老师，我译出的作品都是我的老师，我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

那么翻译《信号》就是学习人道主义吧。我这一生很难摆脱迦尔洵的影响，我经常想起他写小说写到一半忽然埋头痛哭的事，我也常常在写作中和人物一同哭笑。

可以说我的写作生活就是从人道主义开始的。《灭亡》，我的第一本书，靠了它我才走上文学的道路，即使杜大心在杀人被杀中毁灭了自己，但鼓舞他的牺牲精神的不仍是对生活、对人的热爱吗？

《寒夜》，我最后一个中篇(或长篇)，我含着眼泪写完了它。那个善良的知识分子不肯伤害任何人，却让自己走上如此寂寞痛苦的死亡的路。他不也是为了爱生活、爱人……吗？

还有，我最近一部作品，花了八年的时间写成的《随想录》不也是为同一个目标？

三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愿意做一个普通人。我不好意思说什么“使命感”、“责任感”……但是我活着绝不想浪费任何人的宝贵时间。

我的创作是这样，我的翻译也是这样。

从一九二二年翻译短篇《信号》开始，到一九八二年摔断左腿为止，六十年中间我译出的作品，长的短的加在一起，比这套选集多好几倍。作者属于不同的国籍，都是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读他们的书，仿佛还听见他们的心在纸上跳动。我和他们之间有不小的距离，我没有才华，没有文采，但我们同样是人，同样有爱，有恨，有渴望，有追求。我想我理解他们，我也相信读者理解他们。

别的我不多说了。

巴 金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这本小书是根据英国C.Garnett夫人的译文，对照着一九四六年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局版《屠格涅夫选集》中的《木木》翻译出来的。原文在一八五二年写成，当时屠格涅夫因为一篇纪念果戈理的文章，给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逮捕，在彼得堡的警察局里关了一个月(四月十六日到五月十六日)。他的囚房隔壁便是“犯了罪”的农奴们受笞刑的屋子。他就在这一个月里面写成了他的中篇小说《木木》。这是一篇真实的故事。盖拉新是他的母亲瓦尔瓦拉·彼得洛夫娜的看门人哑子安得烈。太太就是瓦尔瓦拉。

《木木》发表在一八五四年的《现代人》第j册上。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加莱尔(T.Carlyre，1795—1881)说这是世界上最感动人的故事。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J.Galsworthy，1867—1933)也说：“在艺术的领域中从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对于专横暴虐的抗议。”旧俄思想家赫尔岑(A.Herzen，1812—1870)论到《木木》的社会的意义时说：“屠格涅夫并不单单停留在农民的殉道者似的命运上面，他还不怕看到农奴们的不通气的小屋，在那里面就只有一种安慰——伏特加(烧酒)。他用了很高的艺术性把这种汤姆叔叔的生活表现出来了，它居然逃过了双重的审查，而且它迫使我们望着那种惨重的、非人的、受苦的图画愤怒得打颤；是那些人在受苦：他们背负着世代相传的重担，前途没有丝毫的希望，他们不仅有受侮辱的灵魂，并且还有残废的身体……”

屠格涅夫在一八八三年逝世，他的遗体运回俄国以后，俄国防止虐待动物会为了这篇小说曾派代表参加他的葬礼。

一九五二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