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乡村战争”，看不到硝烟，却杀机四伏，就如一潭湖水，水面微波不起，水里却是暗涛汹涌。但作者并无意渲染权力争夺的残酷，更无心以此来招徕猎奇的眼球，他在讲述这场战争的同时，不徐不疾地展示着活色生香的新时代乡村的图景，不时用幽默俏皮的语言调侃一番，对这场“乡村战争”似乎超然物外，事实上，在不动声色的描述中，透露出的是他对乡村现状的喜和忧。

故事从村委会要进行新一届选举开始，很有威望的女强人繁花，很有实力，也很有信心蝉联村支书这一位置，不巧的是，在这紧要关口，村里的计划生育出了问题，一位计划外怀孕的妇女从村里消失了，这一下打乱了村委会的安宁，就在繁花殚精竭虑，四处寻找外躲的孕妇时，她突然发现了一个让她永远不会相信的现实，那些一直很忠于自己的原村委会成员，都在私下拉选票准备竞选支书，并且设置了种种圈套要拉繁花下马……

自序

石榴树上结樱桃

后记

种上了麦子，那地就像刚剃过的头。青皮裸露，很新鲜，新鲜中又透着一种别扭。孔繁花的腰也有点儿别扭。主要是酸，酸中又带着那么一点儿麻，就跟刚坐完月子似的。有什么办法呢，虽说她是一村之长，但家里的农活还是非她莫属。她的男人张殿军，是倒插门来到官庄村的，眼下在深圳郊外的一家鞋厂打工，是技工，手下管了十来号人。殿军自称在那里“搞事业”。种麦子怎么能和“搞事业”相比呢？所以农忙时节殿军从不回家。去年殿军没有算好日子，早回来了一天，到地里干了半晌，回家就说痔疮犯了。几天前，繁花接到过他的电话。能主动往家打电话，说明他还知道自己有个家。繁花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她本来想说，村级选举又要开始了，想让他回来帮帮忙，拉拉选票，再写一份竞选演讲词。上次竞选的演讲词就是殿军写的。上高中的时候，殿军的作文就写得好，天边的一片火烧云，经他一写就变成了天上宫阙。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现在就到了要用他的时候了。可是她还没有把话说出来，他就又提到了痔疮。他说厂里正赶一批货，要运往香港和台湾，不能马虎的，同志们都很忙，他也很忙，忙得痔疮都犯了，都流血了。“同志”两个字人家说的是广东话，听上去就像“童子鸡”。可说到了“台湾”，人家又变成普通话了。他说，他是在为祖国统一大业添砖加瓦，再苦再累也心甘，还说“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繁花恼了：“我那一半就算了，全归你。”

繁花恼的时候，殿军从来不恼。殿军提到了布谷鸟，问天空中是否有布谷鸟飞过，说梦中听到布谷鸟叫了。这个殿军，真是说梦话呢。布谷鸟是什么时候叫的？收麦子的时候。随后殿军又提到了“台独”分子，说他那里可以收看“海峡那边”的电视节目，一看到“台独”分子，他的肺都要气炸了。繁花说：“不就是吕秀莲那个老娘儿们吗，你一个大老爷儿们，堂堂的技工，还能让她给惹毛了？”殿军说：“行啊你，你也知道吕秀莲？不过，请你和全家人放心，搞台独绝没有好下场。”繁花说：“张殿军，你给我听着。你最好别回来，等我累死了，你再娶一个年轻的。”当中隔了几天，殿军还是屁颠屁颠地赶回来了。他脸上起了一层皮，眼角又添了几道皱纹，皱纹里满是沙土。怎么说呢，那张脸就像用过的旧纱布，一点儿不像是从山清水秀的南方回来的。他还戴了一顶鸭舌帽，一副墨镜，也就是官庄人说的蛤蟆镜。这天下午，当他拎着箱子走进院门的时候，女儿豆豆正在院子里和几只兔子玩儿。豆豆边玩边唱，唱的是奶奶教给她的童谣：

颠倒话，话颠倒

石榴树上结樱桃

兔子枕着狗大腿

老鼠叼个花狸猫

豆豆对兔子说：“乖乖，枕着狗大腿睡觉吧。”说着就把莲藕一般细嫩的胳膊伸了过去。这时候，殿军进到了院子里。豆豆今年才五岁，大半年没见到爸爸，都已经不敢认他了。他穿的是花格儿的西装，豆豆没把他当成“花狸猫”，已经算是高看他了。这会儿，殿军蹲下来，在西装口袋里掏啊掏的，掏出来一只橡皮筋，一只蝴蝶结，然后来了一句普通话：“女儿啊女儿，你比那花朵还娇艳，让爸爸亲亲。”P1-3

写一部乡土中国的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当然是现在的乡土中国，而不是《边城》、《红旗谱》、《白鹿原》和《金光大道》里描述过的乡土中国。我说的是现在，是这个正在急剧变化，正在复杂的现实和语境中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

一个人，只要不是瞎子，只要不是聋子，都会看到和听到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一系列“悲喜剧”。它们并不是发生在“别处”，它们也并不仅仅是“乡村故事”。你住在城市也好，住在乡村也好，只要你不是住在月亮上，那些“悲喜剧”都会极大地影响你的生活，你现在的和未来的生活，除非你认为自己没有未来。

2003年的4月，当我住在北京的乡下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从北京郊区的农民的脸上看到了中原农民的脸，又从中原农民的脸上看到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脸，虽然北京人的眼睛常常从曲折的胡同瞥向红墙顶上的琉璃，上海人的目光常常从浑浊的浦江瞥向大洋彼岸的女神。我知道，大河上下，长城内外，这样的脸其实无处不在。在整整一年的写作期间，这样的脸庞一直在我眼前闪现。我再次意识到了乡土中国的含义。

当然，我还没有简单到连“城乡差别”都看不出来的地步，更何况是在“城乡差别”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不会只看到富人而看不到穷人——我还不至于如此糊涂，也不会只看到穷人而看不到富人——我也不至于如此偏激。但我理解那种因为内在的失衡而导致的普遍的怨恨。当生活在谎言的掩饰下进行着真实变革的时候，这种普遍的怨恨显得如此复杂暧昧，又如此意味深长。

石榴产自西域，由西汉的张骞带到东土，而西汉恰恰是我们民族国家形成的源头。樱桃产自东洋，何人何时将之带入中国已无可稽考，而在近代，正是因为日本，我们的民族国家意识才得以觉醒并空前高涨。经过漫长的时光，石榴与樱桃现已成为民间最常见的植物，它们丰硕的果实像经久不息的寓言，悬挂在庭院的枝头。我知道，民族国家的寓言和神话——当然是乡土背景下的寓言和神话，一直是中国作家关注的集点。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构成这个寓言和神话的诸多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博弈和纠葛，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悲喜剧”——就像“石榴树上结樱桃”，却需要我们耐心讲述，需要我们细加辨析。

为此我写下了一些故事、一些场景、一些状况，也写下了我的忧虑、警觉和艰难的诉求。我相信它在谎言和啼笑之外，但深于谎言，深于啼笑。

《石榴树上结樱桃》最早发表于《收获》杂志。2004年7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初版，2007年11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再版。感谢《收获》副主编程永新先生和江苏文艺出版社总编黄小初先生，他们对这部小说的评价，要高于我对它的评价。小说出版以后，获得了一些奖项，国内外学术界对它有多篇评论，也有西方语言的译本在海外出版。现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愿意重新出版此书，以便国内的读者容易读到。我作为小说的作者，自然愿意玉成此事。

很多朋友问到，我为什么突然写出了这样一部书。这样的问话，当然隐含着对我过去的作品的理解。我承认，这部书与我以前的作品确实有些不同，最主要的是题材的不同。我以前的作品，大多写的是知识分子，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比如《花腔》中的葛任；当代的知识分子，比如《午后的诗学》中的费边。而这部书，写的却是21世纪最近几年中国的乡土生活。面对朋友们的追问，最简单的回答自然是：我在寻求着某种变化。但我却不大愿意这么说。我更愿意说，我一直在关注着现实，关注着现实中的变革，而乡土生活中的种种变革，就是中国现实的缩影，所以我愿意写出这样一部作品。

我知道很多人认为，农村离我们很远，它只是我们在郊游或者串亲时才会去的地方，是我们在使用小时工或者保姆的时候才会考虑的地方。但实际上，农村和城市从来都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农村发生的每一种变革都会非常深刻地影响到城市人的生活。乡土生活从来不是发生在别处。了解那些正在发生的乡土故事，其实就是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过去的生活和未来可能会有的生活。

这本书初版和再版时，因为我的疏忽，都留下了一些不该有的错漏，这些错漏大部分是由海外的朋友发现的，它们也给翻译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当然为此感到羞愧。这次，趁第三农出版的机会，我将已经发现的错误改正了过来。

2008年11月27日于北京

谁想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的话，就应该阅读李洱的小说，史无前例，非常杰出。

——德国北德电台（NDR Kultur，2007年9月）

李洱描绘了一幅巨变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肖像画，栩栩如生，显示了中国的哲学以及中国解决现实问题的独特方式。

——《新苏黎世报》2007年9月（Neue Züricher Zeitung，September 2007）

小说的艺术手法非常微妙，具有高度的可读性。《石榴树上结樱桃》配得上它所获得的一切荣誉。

——《普鲁士报》，2007年10月（Preu?ische Allgemeine Zeitung，Oktober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