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范登贝格是德国当代最著名的通俗作家之一，被称为是“写历史小说的孔萨利克”。他的二十多本古代文化小说和介绍古代文化的书籍迄今共计售出一千六百多万册，译成了三十一种文字。范登贝格主要撰写古代文化小说和与古希腊罗马文化有关的书籍。

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耶稣遗骨找到了。

什么事物都无法伤害基督教，只有一样——拿撒勒的耶稣遗骨。在刻有“耶稣，约瑟之子”的石柩里曾经安放的难道真的是耶稣遗骨？又如何取证，可以相信都灵裹尸布吗？取遗骨样品和裹尸布上的血迹做DNA检测，会是什么结果？

一千六百克颤颤悠悠的褐色内脏组织泡在冰冷的品状溶液中——这副人体肝脏置于一个大尺寸的铝箱子里，箱盖上贴有“欧洲器官移植中心”字样的标签，正在从法兰克福运往慕尼黑的途中。夜里两点三十分，司机在位于特奥多尔码头附近的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大学附属医院取走这个铝箱子。此时此刻，运输车在通往慕尼黑方向的高速公路上疾驰飞奔。

一般来说，运输捐赠的移植器官都是走航空，因为慕尼黑实行夜晚空中管制，所以只能取道高速公路。ELAS——欧洲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脏分配电脑派位系统——经过排查确定，古文化学者阿尔诺·施雷辛格成为可能的接受者，经由慕尼黑医院三名医生构成的特别小组再次审核之后这一人选被最后确定。施雷辛格，四十六岁，列于等待肝移植的病人名单上已经四个月之久，六个星期之前他的身体状况就属于器官移植备取二级，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他的肝严重受损。

通常器官捐赠者的名字不能对外公布，唯一可以知晓的信息是此人因遇车祸当场不治而亡，脑死亡时间大概是夜里十一点。捐赠者的血型呈AB阴性，和慕尼黑医院的肝患病人A.施雷辛格的抗原体相吻合——ELAS的数据库可以立马调出病人的详细资料。

格伦高·格鲁皮乌斯教授，他的资历虽浅，却是移植外科界赫赫有名的主刀大夫。凌晨五点三十分，他被值班医生林哈德助理的电话从床上叫起，他冲完淋浴，喝进一杯速溶咖啡，穿上裁剪合体的双排扣灰色西装，将与其搭配的领带在镜子前打好，然后出门，开着他那辆深蓝色美洲豹从慕尼黑的别墅区绿林园往北部驶去。

路面湿滑，虽然没有下过雨，灰蒙蒙的天空预示今日会是一个大阴天。这将是他时间不长、但却一帆风顺的主刀生涯中第十六个或者第十七个肝器官移植手术，格鲁皮乌斯一如既往地兴奋和期待着。正值早高峰时段，路上行车川流不息，他丝毫不以为意，飞快地穿过路口，没有留意到自己闯了红灯。当新闻播报以色列又发生一起恐怖袭击时，他关掉收音机。

值班医生已经把参与手术的其他医护人员召集起来。像这样的紧急事件一般都有应急方案，而这个方案一旦开始启动，就会以精准的步骤按部就班地进行。夜班护士在六点左右将施雷辛格从睡梦中唤醒，由当班的住院医师最后一遍向病人解释即将进行的手术内容，然后女麻醉师给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

几分钟之后，欧洲器官移植中心的司机和格鲁皮乌斯教授先后拐进林登大道。格鲁皮乌斯将车子开进后面的员工停车场。法兰克福的司机把装有肝脏器官的铝箱子送到急诊门口，已经有相关人等候在那里。

从捐赠器官抵达医院到移植手术开始，这中间一般不会超过四十五分钟。在这个清晨，连对这副紧急送来的肝脏再次进行检查化验的时间都没有。七点十分，第三手术室各项准备已经完成，只等移植手术开始。

格鲁皮乌斯在住院三部的茶室抓紧时间快速吞咽下一顿简单的早餐，两个涂抹奶酪的小面包、一杯酸奶和几杯咖啡。之后他走进手术室前厅，换上手术服，冲洗双手。他不是一个能早起的人，而他周围的同事们也都知道这一点，他们对他说了声“早上好”就算打过招呼，十分体贴他此时的精神状态。

当教授七点十五分走进手术室的时候，由五位医生、两名麻醉师和四个护士组成的手术团队早已一切就绪。病人裸着上身仰面朝天躺在绿床单上。格鲁皮乌斯朝女麻醉师做个手势，意思是她可以开始了。几分钟之后麻醉师点头示意，教授操起手术刀，在病人前胸划开第一道口子。

格伦高·格鲁皮乌斯教授头一个走出手术室进入前厅，这时都快中午了。他摘下口罩，端着两只胳膊，像是一个被警察架着走的罪犯。他身上的绿色手术服血迹斑斑，一名护士走上前来帮教授脱下塑胶手套和手术服，手术小组的其他成员也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前厅，现在的气氛就轻松多了。

“我的病人和我向你们大家的协作努力表示感谢！”格鲁皮乌斯把一只手搭在前额行了个军礼，然后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脸上挂着黑眼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最近几天格鲁皮乌斯睡得很少，就算睡着了，睡眠质量也不是很好，这倒跟他责任重大的工作没有关系，主要因为维罗尼克，她让他的生活成了地狱。也就是从这些天开始他起了要除掉维罗尼克的念头，不管用什么方式，作为医生他知道的办法当然多种多样，但当他头脑清醒的时候，他又为自己竟然能冒出这一恶念而懊悔不已。他的心绪如麻，噩梦连连，他知道，在这场两人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只能有一个完好无损地挺过去，不是他就是维罗尼克，一想到这些，就让他寝食难安。

十八年的婚姻生活可不算短，现如今大多数人的婚姻都维持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却终于到了尽头。他们一定要彼此刀刃相向吗？一定要不择手段彻底毁掉对方的生活吗？他的事业能达到今天这样，他是多么艰难地一步步走过来——更别提耗费多少金钱了。而现在，维罗尼克竟然要把他辛苦得来的一切通通破坏掉？

格鲁皮乌斯正想打电话让人送进来一杯咖啡，摆在他面前的电话机却一阵铃铃作响。教授拿起话筒就说：“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不想被人打扰……”话刚说到一半他顿住了，惊愕几秒钟之后他语气中分明带着几许慌乱轻轻地说道：“这不会是真的，我就来。”

在同一时间，维罗尼克·格鲁皮乌斯走进英国花园附近的一家酒吧。她是这样一类女人，只要有她在，定会吸引在场所有人的眼球，而且不仅仅是男人的，即便在今天，一反她平时的习惯，她只是略施粉黛，一身黑色的裙装衬得她格外雅致。

这家酒吧广受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欢迎，他们多爱在这里聚集闲聊，中午这个时段还没有多少人，维罗尼克一搭眼在屋当间的桌子旁瞧到了那个秃顶瘦削的男人，他长得和他在电话里描述的一样，反正无论如何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种私家侦探。

“格鲁皮乌斯夫人？”他站起身来问道，这样的称呼听起来怪怪的，但是倒挺符合这个衣着考究的男人的外表形象。

“雷维佐先生？”维罗尼克反问。

雷维佐点点头，他绅士地为维罗尼克拉出一把坐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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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恐怖的飞行，而一切的初始全然没有任何征兆。下午三点钟整，汉莎航空963航班在秋日的艳阳下准时起飞，飞行航线是横越阿尔卑斯山脉后抵达罗马，这原本会是趟愉快的空中之旅。我在坐落于阿尔巴山麓的蒂沃利预订了一家小旅馆，期望在那个远离尘嚣、风景如画的地方构思我的新小说，小说的素材在我的脑海里已经萦绕两年多。谁能想到，后来竟然发生那样的事情。

刚刚飞过阿尔卑斯山脊，汉莎航空的这架最新机型的空中客车猛然开始颠簸摇动。坐椅上方“请扣好安全带”的指示灯闪烁不停，从机舱喇叭里传出机长的指令：“女士们先生们，请你们不要离开座位，扣好安全带。意大利上空出现一股低气压旋涡，我们将遭遇强烈的气流。”

说到飞行体验，我算不上勇敢——在非洲和亚洲我也曾有过这方面的经历——我惯于在飞行期间一直扎着安全带。怀着不安，我贴窗看向外面灰蒙蒙的云团，天空阴沉昏暗，飞机的摇晃越来越猛烈，如果我说在这种状况下我还满不在乎，那我就是在撒谎。这时我想起了一个小戏法，那是好多年前在一次飞往加利福尼亚途中一位美国心理医师教我的：把离自己最近的一个物件攥在手心，用力握，直到感觉疼痛，集中于痛感的注意力会让人忘掉置身于上千米高空的恐惧。机身又是一阵剧烈的起伏。我在外套口袋里刚好摸到一张信用卡，我死死攥着它，一时问似乎右手握在刀刃上。

我恍惚觉得坐椅靠背后面小桌子上的玻璃杯、托盘和刀叉像是蓦地脱离重力的吸引，它们向上漂移，撞到舱顶，然后就仿佛粘在上面。机舱里的乘客此起彼伏地发出惊慌失措的喊叫。受一股急速旋转下沉的涡流的裹挟——飞机在向下掉。

这种失重状态不知持续了多久，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手里攥着信用卡。突然我从自我催眠中被惊醒：右侧的邻座，迄今为止我都没有留意过的那个人冷不防地抓住我的手臂，牢牢不放，似乎这是他在极度恐慌下找到的唯一依靠。我瞅向他，他的眼睛怔怔地目视前方，面如土色，嘴巴微张，灰白的髭须在颤抖。

这样的径直坠落大概持续了十秒钟或许是十五秒钟才停止——在我却宛若无休无止一般——飞机突然一顿，然后就听到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原来贴到舱顶的东西掉下来砸到一些乘客身上，引起一声声惊呼。接下来飞机终于开始平稳，继续前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对不起，请您原谅，我刚才太失礼了，”这时邻座才松开我的手臂说道，“我真的以为我们就这么掉下去了。”

“没关系。”我豁达地回答，心里想着该如何把依旧隐隐作痛、还攥着有如刀片的信用卡的右手藏起来。

邻座和我一样侧耳倾听着机体的响动，唯恐再次遭遇新的气流。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您坐飞机从不害怕吗？”

那您可就错了，我本要脱口说出，但又担心如果我这样回答，剩下的旅途时间恐怕要白白耗在交流彼此恐怖的飞行经历上，于是我敷衍了事地简短回答：“是呀。”当我再一次端量他，我发现他的另一只手把一摞手稿或者是笔记之类的东西紧紧搂在怀里，就像孩子唯恐被人抢走他心爱的玩具一样。后来他招呼一名空姐过来，一个相当漂亮的黑发姑娘，他竖起食指和中指，要了两杯威士忌。“您也来一杯吧？”他对我说。

“不，谢谢，我不喝威士忌。”我谢绝道。

“没什么大碍，经历了这么恐怖的事情就是两杯我也喝得了。”

我右侧的这位邻座不紧不慢地呷了两杯威士忌，绝不像我以为的那样一口气灌进肚，使得我有机会进一步地观察他。

他看似聪慧的脸孔和脚上那双昂贵的皮鞋与他略显随意的衣着打扮有些矛盾，而他奇怪的行为也让我捉摸不透：这个中年人属于敏感的那一类型，毛躁的动作和神经质的举止，岁月在他身上留下深刻的痕迹。他似乎觉察出我在打量他，因为沉默了片刻之后，他又把脸朝我转过来，在座位上挺了挺腰板，微微躬身，这样的姿势未免有点可笑，他彬彬有礼地说：“我叫格鲁皮乌斯，格伦高教授，不过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俯下身，把文稿塞进搁在坐椅下面的棕皮文件包里。

为了不失礼，我随后告诉他自己的名字，纯粹是出于好奇，我问他：“该怎么理解，教授先生，您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情？”

格鲁皮乌斯摆了摆手，表示他不愿多谈此事，可是因为我继续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他只得说道：“我是名外科医生——或者这样说更准确，我曾经是外科医生。那么您呢？——等一等，让我猜猜看……”

这让我稍感不太自在，但是对话已经起了头，而我依旧被安全带捆绑着靠窗端坐，坐姿像是有人要给我拍照一样，我面带笑意地看着他。

“您是位作家？”格鲁皮乌斯冷不丁说道。

我一惊：“没错，您怎么知道？您看过我写的书吗？”

“坦白讲，没看过，但是我之前听说过您的名字。”格鲁皮乌斯微笑着说，“您去罗马干什么？是为了一部新小说吗？”这个刚才还面色死灰几乎就要瘫倒在我身上的人突然一下子活跃起来。我的经验告诉我接下会有什么事，十个人当中有九个对他所遇到的作家

……

接下来的时间里格鲁皮乌斯说话不再拐弯抹角，在他刚开始叙述时言辞还有些不太连贯，后来越来越顺畅，通篇故事贯穿着匪夷所思的阴谋和诡异的事件。等他终于讲完，已经午夜时分，我和他对视良久。格鲁皮乌斯将杯里的酒一口喝光，说道：“谢谢您听我说了这么长时间。”他站起身又说，“我想，我们这辈子再也不会见面了。”

我微笑着说：“没准是在下辈子呢。”

格鲁皮乌斯与我握手告辞，然后消失在茫茫黑夜。我不禁打了个球战。太不可思议了，我心说，我来意大利是为了构思一部新小说，没想到却白白得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注定会让那些人们绞尽脑汁编撰出来的虚构情节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