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孟子智慧的全本，一部细讲经典的巨作。

全书根据傅教授40小时孟子系列讲座，历时三年整理而成，突出地体现了傅教授对儒家哲学数十年的研究心得。

让一般读者均能遗址文字的障碍，借以欣赏傅佩荣教授谈古说今、中西贯通的文风。

《孟子》一书共有七篇，每篇再分为上下，其中有六篇是采用人名。首先是《梁惠王》，是孟子与之谈话的一位梁国国君。其二是《公孙丑》，一般认为是孟子的学生。其三《滕文公》，是滕国的国君，他不称王而称“公”，是小国的国君，因为要势力够大才敢称王。第四篇是《离娄》，离娄是古代眼睛最好的代表，可以看得又远又清晰，直至“秋毫之末”，即秋天野兽新长出的毛的尖端。其五是《万章》，孟子的学生。其六是《告子》，是当时一位学者，他讲了一句名言，叫做“食色性也”。最后一篇不采用人名，叫做《尽心》，等于是做一个总结，孟子思想的精华也在于此。

《孟子》前面几篇的内容有许多具体的事件和谈话，因为这些篇章中出现几位国君，他们程度有限，并不是做学问的人，只是负责治理国家。孟子是哲学家，所以在同他们谈话时，难免表现遇强则强，遇弱则弱。

至于孟子与告子辩论的时候，就十分精彩了，人性是善？还是向善？或是不善不恶？在《告子篇》里都有深入的探讨。

自序

绪论

卷一　梁惠王篇上

卷二　梁惠王篇下

卷三　公孙丑篇上

卷四　公孙丑篇下

卷五　滕文公篇上

卷六　滕文公篇下

卷七　离娄篇上

卷八　离娄篇下

卷九　万章篇上

卷十　万章篇下

卷十一　告子篇上

卷十二　告子篇下

卷十三　尽心篇上

卷十四　尽心篇下

【1.1】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梁惠王说： “老先生！你不以千里为远，来到这里，将为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谈到利益呢？只要有仁德与义行就够了。大王说：‘怎样才对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才对我的封邑有利？’士人与平民说：‘怎样才对我自己有利？’上上下下互相夺取利益，国家就陷于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大夫拥有千辆兵车；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大夫拥有百辆兵车，这些大夫的产业不能不算多了。如果忽视义行而重视利益，那么大夫不把国君的产业夺去，是不会满足的。没有讲求仁德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的，没有讲求义行的人会怠慢他的君主的。大王只要谈论仁德与义行就够了，何必谈到利益呢？”

孟子见梁惠王，这里的“见”，我译成“谒见”，代表礼貌。有人翻译成“孟子去见梁惠王”，好大的口气！哪有读书人去“见”国君的？即使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是讲究礼仪的，尤其是孟子。所以不译成“去见”或“拜见”，而译成比较合乎礼仪的“谒见”。

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只有周天子可以称“王”，其他诸侯是不能称“王”的。但是在南方的楚国，天高皇帝远，率先大胆的自称为王，还让楚国官员比周朝各国官员都高了一阶。后来在战国七雄——韩、赵、魏、燕、齐、楚、秦的争霸过程中，紧接著称王的是魏国国君，是为魏惠王，后来迁都大梁(今日的开封)，又名梁惠王。之后其他各国势力逐渐扩张，也相继称王。

“叟”字是古代尊称年纪比较老的人，并没有轻视之意，更何况梁惠王怎么敢轻视孟子？当时的君主都以“卑礼厚币”邀请学者，希望能帮他富国强兵，而学者也渴望“得君行道”一觅得好国君，去实践自身的理想抱负。所以梁惠王一见到孟子，还是尊敬地称呼他为“老先生”，其实，梁惠王的年纪比孟子大多了。“不远千里”，其实是一种比喻，因为各国间有很多阻隔，并不是真的有千里之远。

孟子喜欢演讲，别人问一句，他会回一百句，甚至把整套道理都说出来。这里要注意的是，“孟子对日”的“对”字，代表下对上的礼貌响应。孟子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都用“孟子日”，直接说了；只有对国君或地位比较高的人，会用“对日”，表示礼貌。

“仁义”是孟子的原则

孟子接下来说的大道理，重点即在强调“仁义”二字。

“仁义”是孟子的原则，无论做人处事还是治国平天下，都以此为准则。而且孟子特别强调“仁义”源于人性，人的一生不行仁义，那要走什么路？不仁不义吗？这显然讲不通，所以人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我特别将“仁义”译成仁德与义行。“仁”可以用仁政、仁者、仁民爱物等很多方式解释，之所以译为“仁德”，是因为在《孟子》里，仁和内在的“德”有关，亦即仁要靠自觉之德由内而发。

“义”当然也是由内而发，不过它指的是正义的行为。告子与孟子最大的差别，在于告子认为“仁内义外”，而孟子则认为“义”也是由内而发，因为任何道德行为都不可能离开主体性一如果不是“我”这个主体愿意做某件事，而是受到别人的胁迫，那么我的行为就不能说是有价值的。譬如，有人拿枪逼着我到孤儿院捐钱，我迫于情势只能认捐，这并不是我在行善。

此外，“义”字原来就有“宜”之意，是指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之下，怎么说话、做事，都要随时调整到适宜，因此“义”包含了对行动的判断与实践，亦即牵涉到行动，没有行动就不能称作义了。

提出仁义之后，孟子接着探讨当时国家处境的问题。

古代以兵车来衡量国家的大小，战国七雄皆为万乘之国，代表有一万辆兵车，是有武装力量的大国。另外还有五个千乘之家：宋、魏、中山、东周、西周，都是小国。“千乘之家”的“家”是指卿大夫的封邑，又称采邑，他们也拥有一定数目的兵车。

如果忽视义行而重视利益，那么大夫不把国君的产业夺去，是不会满足的，因为大夫“后义而先利”，后和先，一个代表忽视，一个代表重视。“不夺不餍”，因为讲利益，当然希望取而代之。

利益就是资源，而且是有限的，如果在上位者得到好处，底下的人就被剥削了；同理，底下的人得到好处，在上位者就没有什么可以拿取了，所以如果从上到下的各阶层都“交征利”，整个国家就会乱成一团。

所以孟子针对当时的政治环境，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说：“在拥有万(千)辆兵车的国家里，能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百)辆兵车的大夫”，因为当这些卿大夫联合其他大夫，有机会胜过君王一人的力量时，就有可能造反成功。

那么，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治国之道究竟是什么？

国家富强之源

孟子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夫们只重视利益而忽视义行，一定会把国君的产业夺走。所以孟子重申仁德与义行的重要。讲求仁德的人，不会遗弃父母；讲求义行的人，不会怠慢君主，如此国家才能够建立应有的秩序，进而强大。因为每个人都跟父母的关系最亲密。如果对别人好，而不从对待父母开始做起，就变成墨家了。

墨家主张“兼爱天下”，一个人不能偏爱自己的父母，要把别人的父母也看成是自己的父母一样。这个理想虽然很了不起，却不是常人所能接受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别人是否也能够做到“兼爱”，如果别人不能这么做，到最后自己的父母反而变成没有子女的了。

譬如，我在车上，我的父母和别人的父母也在，只有一个座位时，我应该让位给谁？如果要用猜拳决定，或是谁的年纪大就让给谁，那么父母养小孩要于什么呢？这样一来叫做“不要父母”了！

孟子的批评虽然严厉，却有他的道理。他不是故意骂人，而是经过合理的推论之后才这么说的。

《论语·乡党》曾提到“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是说孔子一听到君主下令召见，等不及车准备好就立刻出门，然后车子才追上来。这是古时候的礼，说明不怠慢君主的态度。

最后孟子做出总结：如果一位国君真正想达到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只要奉行仁义，就可以做到；相反的，如果讲求利益的话，上下交相利，国家就危险了。其实孟子所要表达的，无非是希望君王们要有耐心，不要寻求快捷方式，眼光要看得长远一点，从根本上改善体制。

从这里开始，我们进入了孟子的世界。P3-6

传统文化以儒家与道家最具主导作用。这两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孔子与孟子，以及老子与庄子。由于代表孔子思想的《论语》，既是学派开山之作，又有简明扼要的特质，以致千古传诵、深入人心。至于《孟子》一书，则相对而言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在道家的《老子》与《庄子》二书，亦颇有类似之处。

《孟子》为什么重要？因为孔子曾经感叹：“莫我知也夫！”(《论语·宪问》)如果孔子认为同时代的弟子与朋友未能了解他的思想，那么谁可以了解？孟子可以，而证据就在《孟子》一书里面。既然如此，大家对孟子又不太热衷，这是怎么回事？

司马迁说他每次阅读《孟子》，看到梁惠王问孟子“何以利吾国”，就废书而叹。如果谈利益，天下不可能太平，而这是历史所证明的；但是如果谈仁义，天下就会像孟子所说的成为理想国吗？这一点却从未得到检验的机会，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孟子的对错。事实上，孟子很希望说服当时的国君。他在一再失败之后，写出作品传诸后世，希望后代的人可以明白他的理想，进而予以实践。但是，即使《孟子》被宋代的朱熹编人《四书》，成为大家熟知的“论孟学庸”之一，其中许多精彩的语句与简单的概念也普遍受到肯定，我们还是要问：谁真正了解孟子？

阅读《孟子》，要有耐心。这种耐心的回馈是非常丰富的。先就语文来说，孟子善于使用比喻，又能创造成语，其中至今依然脍炙人口的有：一暴十寒、缘木求鱼、杯水车薪、迁于乔木、事半功倍、守望相助、绰绰有余、出尔反尔、流连忘返、自暴自弃、反求诸己、手舞足蹈、心悦诚服、独善其身、兼善天下、有为者亦若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等等。

再就历史来说，孟子广泛引述《诗经》(三十五次)与《书经》(二十九次)，对古代圣君贤相的事迹津津乐道，可谓取法乎上。舜在他的笔下宛如重获生命，使读者可以亲见其言行，进而心生向往。他自行分类圣人，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然后是集大成的孔子之“时”。这无疑是他的创见。

对于孔子为何是集大成，理由则是完美的德行加上随机应变的“智慧”。他赞成孔门弟子(如子贡、宰我、有若)对孔子的评价，认为孔子是“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只要想起孟子以“好辩”知名于天下，说过“说大人，则藐之”，甚至对管仲也不屑于多谈，就可以明白他对孔子的认识是如何深刻，而评价又是如何崇高了。

真正画龙点睛之处，则是孟子自成一家之言的人性论。他把孔子的人性观点说清楚了。孔子以“仁”为其一贯之道，肯定仁包含“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三个层次，贯穿人的一生。他强调“杀身成仁”，孟子则倡言“舍生取义”，这两者如出一辙而其基本立场则是人性“向善”。以此为基础，才可推而建构经济、教育、社会规范、政治制度方面的合理内容。并且，人生才找得到修养的途径以及由内而发的快乐。

二十多年以来，我每谈儒家，必定揭示人性向善(而非本善)的微言大义，也得到不少批评与指教，但是更多的响应则是告诉我：在明白之后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之后深有心得，因而改善了人生，活得充实而有意义。

我曾在社会上为许多朋友讲解《孟子》，并由好好好文教基金会制成CD发行。后来北京出版界的朋友认为内容值得出版，就将其转录成文字稿，再由我全面修订一次。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编辑同仁费了许多心思整理初稿，润饰文字，并加上小标题，使全书更为可读，特此致谢。

本书主旨为“人性向善”，可谓一语道破我对儒家哲学数十年的研究心得。我的说法是否正确，则请读者耐心细品本书再做判断。知我罪我，皆在本书。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