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集收录了耿庸先生的经典散文数十篇，回忆了黎烈文、许寿裳、吴强、姜椿芳、傅东华、秦牧、张中晓等文艺界人士的印象，至于个人的受难经过倒是讲得不多。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作者出狱后与父亲来往的书信。全书内容丰实，题材多样，文笔精妙，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及独特的艺术风格。

耿庸，本名郑炳中，祖籍台湾，出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1936年起发表作品，此后至1955年入狱前，发表杂文、评论等近千篇，约百万字，多半散失。主要著作有论著《(阿Q正传)研究》(1952年)、《文学对话》(与何满子合著，1983年)、杂文集《回收》(1985年)、《逢时笔记》(1998年)、评论及回忆文集《文学：理想与遗憾》(2004年)等。本书收录了耿庸先生的经典散文多篇，全书内容丰实，题材多样，文笔精妙，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及独特的艺术风格。

序／路莘

回忆黎烈文

许寿裳先生之死

傅东华二三事

姜椿芳这个真人

想起了吴强

小记姚奔

缘分虽薄，仍难忘秦似

不能不说秦牧

怀念高放

的确是萧军

绀弩片记

满涛片记

却说张中晓

写在阿垅《第一击》后面

回忆童晴岚

温枫其人

枝蔓丛丛的回忆

我和胡风的认识和交往

我在押期间和释放以来的思想

关于我的家庭

出狱后与父亲的通信

附录 同行的日子／路莘

1943年夏季，我在永安《大成报》工作了一段日子，偶尔听先前高年级同学、在改进出版社编《现代青年》的赵家欣说起，黎烈文已和许粤华(雨田)结了婚。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大约两个月，重庆的“秋老虎”放肆肆虐的日子里，我工作所在的《新中华》杂志编辑部从市内热闹的督邮街搬迁到郊外冷静的李子坝中华书局编辑所那座楼里。我也住到那里的集体宿舍里了。不知怎么，住在这楼上一个小房间的编辑所所长金兆梓先生似乎特别和我“有缘”(这话是编辑所的张先达说的)：天天，无论我坐在哪个位子上，坐在固定位子上的金先生总是面向着我说话。他那金华语音的普通话使我连听带猜也懂不了他所说的大抵是文史掌故的话的一半。却不好像别人那样吃了饭放下筷子就走，直陪到他喝罢酒开始就着残汤剩菜吃没了热气的饭。有个周末，晚饭时少了四五个人，另外多了一个金先生的老朋友、我在督邮那时见过的丁晓先先生。我窃喜这回可以不当金先生的旁听人了。不想刚吃完饭就忽而听见两个酒人在说沈雁冰。丁先生说“这个朋友前年出了一本《霜叶红似二月花》”，金先生说“哎，你弄错了，樊川这句诗是‘霜叶红于二月花”，丁先生说不是他的错，“是这个朋友强改古人句，恐怕是怕太红了”。虽然，这个“强改古人句”的故事我早就听钱歌川说过，然而，“恐怕是怕太红了”却新鲜而幽默，引起了我旁听下去的兴趣了。但他们往下却一个说“还有一个耿济之”，一个说“还有一个胡愈之，还有一个王统照”。他们是在互相补充地数说当年文学研究会人，我的兴趣下降了，想走，还没动，又听见丁先生说“还有一个蒋百里，差一点忘记这个大军事家了。”我于是又听下去，想听听还有哪些我所不知道的。金先生可问起“数了多少人啦”来了，可又不等回答就说“差不多了，还有就是你同我啦”。我先前已听说过丁晓先是文学研究会的，这下知道金兆梓也是，有点诧奇。金先生突然问我：“你知道还有谁？”我说我知道的人很少，他们一定都说过了。这时“咚”地一响，丁先生把酒杯子起劲地搁在桌上，说，“对了，那时还有一个就像他这样年青的，你记得吗？忘记了？就是后来跟鲁迅一起的黎烈文啊。”我忍不住问“黎烈文也是文学研究会的？”丁先生回应：“是啊。他本来在商务印书馆当个学徒，才十六七岁吧，写起小说来了，还真写得不错，后来出版了一本集子，叫什么？”他转过脸去问金兆梓，却自己想起来了，说，“叫《舟中》。好像就是这时候，他当编辑了，也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在会里数他最年轻了。你认识他？”我说我只是读过几种他翻译的书。丁先生就问：“芥川龙之介的《河童》，他翻译的头一本书，看过吗？”我没有看过，而且刚刚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丁先生刚又说了一句什么，金先生又催他喝酒，立即自呷了一口，说了一句“争说往时事，白头更少年”——却是丁先生“翻译”给我听的。他们随即转而谈起金华哪个诗人，咏起诗来了。我于是又成了——无心旁听了的——旁听人。

三个月后，我已在吴清友当所长的宣怀经济研究所，正在天天到《中央日报》馆资料室翻查早年《东方杂志》上有关盛宣怀的材料(让由中苏文化协会的郁文哉介绍来的两个女青年抄录在资料卡上)的日子里。一天，我回来得晚了，一进兼作客厅的饭厅便看见吴清友和聂绀弩在那里谈话，看见我了的吴清友对绀弩说：“喏喏，他回来了，你问他。我要先走了。”大步赶路回来还喘着气的我莫名其妙地看看绀弩看看清友，绀弩说看来我还没有吃饭，先吃了再说。可是我盛了微温的饭坐到餐桌边，他也走过来，说“吴清友走了”便也坐了下来，立即问道：“你知道黎烈文在哪里？”我奇怪了：不仅不解他为什么向我问起黎烈文，还因为他问得好像我准定知道黎烈文的行踪。我张口就冲出一句“我怎么知道”。他似乎也奇怪了：“你不知道黎烈文？吴清友刚才还说你来重庆以前在永安，认识黎烈文的。”我来不及吃饭就回答他吴清友的话是想当然的。随后我告诉他，我在过永安，还到过改进出版社编辑部，可是不认识黎烈文，连见都没见过。我甚至把并不相信的从郭英听来的找黎烈文要喊“报告”的事也告诉了他。绀弩笑了起来了，说：“他是有点官老爷的神气。我刚看到他那时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有官老爷的行为。他不大说话，似乎冷淡，也不是摆架子，是他稳重。像你这样，心里存不住事，嘴上没遮拦，同他谈起话来很快就会了解他也是热心人了。但是，你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没有福建朋友给你写信提到他吗？”我记起来了：几个月前，即1945年圣诞前夕我离开《新中华》当天收到在福州《民主报》的朋友叶康参的信，说到台湾光复，福建大员们大都涌往台湾，改进出版社却将“关门大吉，我们的几个朋友又面临饭碗问题了”。我于是说给绀弩听，并说“也许黎烈文也去了台湾。”绀弩沉吟半会儿说出“不会回上海吧”这个未必是问我倒像是问黎烈文的话来了。我问他为什么忽然寻问黎烈文，他说：“是储安平想着了编《中流》的人，向我打听的。好了，我拿你的话回答他就行了。……”

1947年10月，我在台北，由先是我父亲郑之翰的学生后是台湾闻人李万居的学生施君介荐我去见了即将完成筹备工作、进行试刊的《公论报》的社长李万居先生之后一两天，也将参与编辑《公论报》的朋友周铮带我去会见当主笔的、曾是改进出版社编撰的倪师坛。如果我没记错，那就正是这次在倪师坛那里看到黎烈文的笔迹——他书写的将制版作为报头的“公论报”三字。看着看来很用心很认真写出的这透着斯文秀气的三个字，我想，它显示这个人的一个性格内容吗？但我不能给自己任何回答。过了一个多月，报纸已是试刊并正式出版了些日子了。一个正午，李万居找了我在他家外厅“个别谈话”。稍为听了我回答他关于我的经历和爱好的询问后，大出我意外地对我说起他的一些经历和爱好来，并在叙述里带出了黎烈文。我从而知道：1925年“北伐”以前他正在法国，1927年严冬时节和新到法国不久的黎烈文相识。“烈文的祖先在台中当知府时候发生甲午战争，日本占领台湾时参与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军民联合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使烈文对陷在日本奴役下的台湾人民抱有关切的同情。”

P3-6

本书原由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初版，承花城出版社及林贤治先生好意，得以再版。此次增补了几篇文稿，其中《回忆童晴岚》一文，写于1980年，我是在耿庸2008年元月去世后整理他的文稿时，在一些零乱的纸堆里看到的，之后交于《厦门文学》于2008年第6期发表。这篇回忆文，不仅是他对于年轻时的诗人朋友的怀念，也写出了他早期的一些生活和写作经历。另外一篇《温枫其人》，写干1991年，曾收入了他的杂文集，此次特收入本书。温枫的名字，在今日也许少有人知，我所知也并不多。今年4月，我为查找耿庸早期作品，到了重庆，在重庆图书馆，我看了大量胶卷影像，我在《商务日报》等报纸副刊上看到聂绀弩、耿庸、秦牧、秦似的名字外，也看到温枫的名字不断出现。之后，我在福州福建省图书馆，在台湾的《公论报》等报纸上查找耿庸的作品时，也看到温枫的名字，我并不十分了解，温枫先生是怎么会去台湾，又怎么会回到上海。但我知道，耿庸与温枫在重庆时就同在中华书局工作，后又同在台湾，后又同在上海。他们是有着较深的朋友情谊的。这篇文章虽然简单，但字里行间依然充满了感情和对友人淡泊名利的性情的赞赏。

此次增补的另外几篇，是耿庸写于文革时期一些文字。这些文字是他在1968年间“文革”中被隔离审查时所写的交代。平反后得以发还。在此后的岁月里，至少在我和他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他不曾再打开看过。我想这并不是因为遗忘，也并不是不能承受内心的伤痛。更多的因素，我感到是因为这些文字不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产生于被动的不以他意愿而进行的情形之下。而我也不想去触动那一份记忆，因之从未曾看过或提起。所以一直封存。在他去世后，在整理书房的东西时，我首次打开了这些封存的材料。读着他在特殊时期写下的这些文字，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他的正直他的挚爱。在《我和胡风的认识和交往》中，他写到了他与胡风往来，尽管他说与胡风有意见不一的地方，但他承认“我以胡风为不渝的朋友”，这是一种朋友情意，也更是他的为人作风和处世态度。而《我在押时期和释放以来的思想》中，不仅写下了他对家庭的悲剧的痛心，也有他对于文学信念的执着。在《出狱后与父亲的通信》和《关于我的家庭》中，他提到了他的父亲、他的已故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文字中无不渗透了一个身为儿子、丈夫、父亲的人交织于心中的爱与负疚和无奈的痛楚心情。我将这部分文字整理发表，是想人们可以从中了解他的思想、为人和情感。

在初版文稿中，涉及到个人经历的内容并不多。此次，我将相关几篇整理之后收入本书，我所写《同行的日子》也附于书中，以此能对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性格有更多的反映。我非常感谢花城出版社给予的支持，特别感谢林贤治先生的热情和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