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热销五年后，新华社记者王军推出新作《采访本上的城市》。一部用脚写下的记者之书，一声对城市意义的追问。它直面现代造城之弊，以生命的坐标，锁定城市的方位。它以简单的方式，暴露复杂的世相，探索现象的本质。街道的宽窄疏密，屋宇的兴衰存废，生的悲欢起伏，激荡的城市戏剧。它视城市为生命，而不是规划师笔下的荒地。它是对20世纪的反思，对21世纪的呼唤。

《城记》是在宏观层面上展开的叙事，《采访本上的城市》则试图将笔力渗透到中观与微观层面。

“布局——街区——细胞”及其背后的公共政策与文化含义，构成了我认识城市的体系。在这样的三个层次里，城市是敏感的，是可以有无穷变化的，但每一种变化都是可读的。这样，就可以用逻辑的方式来求证事物，而不必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

必须说明的是，《采访本上的城市》并不是为了阐释这样的理论，它表现的只是这种认识体系的可能性——看我能不能把城市的故事还原得更加本质？

这本书以一个个故事连缀而成，故事与故事之间，情节上的联系或有或无，但它们多被这样一个“场”控制着。

《城记》完成之后，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能释怀，就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房危屋破一直是拆除北京老城区的理由，却少有人关心是何原因导致了老城之衰，以致于简单地把危房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等同于一个物质问题，以为推土机一推便可了之，殊不知问题竟是越推越多。

《采访本上的城市》汇集了作者近十年来对中国及欧美城市的调查成果，书中直面当今中国的城市问题，对宽马路、拆迁经济等问题做出系统而深入的解剖；同时直击当前中国城市与建筑领域中的大事件、大热点，包括中央行政区外迁之争、国家大剧院、鸟巢体育场、CCTV大楼、国家博物馆改扩建等争论。作者均对这些争论作了第一手深入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安德鲁、贝聿铭、库哈斯、德梅隆、福斯特等中外建筑师，其中包括4位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

前言 在常与非常之问

1 非常城市

 当城市为汽车而造

 老城市的瓦解

 大马路之痒

 街道的异化

 波士顿“大开挖”

 伟大城市之梦

2 非常计划

 故宫改建计划始末

 水淹均州

 美国文化遗产保护传奇

 老巴黎的天翻地覆

 北京与巴黎的“城市演绎”

3 非常规划

 城市规划的圈地玄机

 圈地博弈的政策基因

 规划编制“三国演义”

 中央行政区迁移悬念

 “单中心陷阱”

4 非常建筑

 贝聿铭收官

 大剧院的“孵化”

 国家博物馆改扩建之争

 奥运巨构的诞生

 911后的CCTV

5 非常拆迁

 拆迁之惑

 “拆迁也有GDP”

 住宅双轨制

 人民城市喊不出来

6 老北京

 老北京的死与生

 宣南士乡之殇

 从雅典到北京

7 老南京

 最后的纠葛

 朱偰之死

后记

美国梦的开始

罗伯特·戴维斯称，这一切始于1939年的世界博览会。

在那次展会上，通用汽车大出风头，他们的“未来世界”是最受欢迎的展台，那里向人们呈现了一幅乌托邦的图景：一幢住宅被被茵茵的草坪包围，从没有几辆车行驶的高速路上分出一条私家路，舒适的私家车正朝着自家的小院驶来。

这样的景象很快成为了美国梦的最新版本。二战后，通用汽车公司主席查理斯·威尔逊就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防部长，他的名言是：“对通用汽车公司好的东西，对国家就好。”

于是，工程浩大的国家州际和防御高速路计划从那一届政府开始施行。

福特公司为二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政府便允许它在生产汽车的同时生产住房。对这两样东西的需求来自退伍的士兵，他们方便地从政府的计划中获得住房贷款，自己多年的积蓄则用在了购车上。

批量生产的住宅迅速散落到郊外的新镇，购物场所却是在其他的地方，车轮上的生活从此开始。

州际公路在建时，通用汽车和其他公司提出买断并拆除城市中的有轨交通系统。失去了这样的交通工具，城市就像断掉了气脉的巨人，迅速被滚滚车流肢解。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逃离城市，散住在密度稀薄的郊区里。他们必须开车上下班，必须去买第二辆、第三辆车，这简直让通用汽车也没有料到。

产业革命后的欧美城市密集了大多的人口和资本，环境污染、疫病流行、交通拥堵，城市规划学家便主张面向乡村疏解功能。这时，汽车派上了用场。

房子要像福特汽车那样

在美国梦开始之前，理论家们已在畅想汽车时代的城市。

福特公司1908年推出著名的T型汽车，1913年又以流水线装配，汽车价格陡降，不再是富人的奢侈品。

这样的汽车1924年被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写入了影响了世界的《走向新建筑》：“我已经40岁了，为什么我不买一幢住宅？因为我需要这工具，我要买的是福特汽车那样的房子。”

房子要像福特汽车那样，就必须批量化生产，所以，“必须建立标准。”

标准化生产的房子是塔楼。“塔楼之间的距离很大，把迄今为止摊在地面上的东西送上云霄；它们留下大片空地，把充满了噪音和高速交通的干道推向远处。塔楼跟前展开了花园；满城都是绿色。塔楼沿宽阔的林荫道排列；这才真正是配得上我们时代的建筑。”

传统的城市遭到了诘难，因为，“房屋密密麻麻地堆积起来，道路错踪交织，狭窄而且充满了噪声、油烟和灰尘，那儿房屋的每层楼都把窗子完全敞开，向着那些破破烂烂的肮脏垃圾。”

柯布西耶提出了一个改建巴黎市中心的方案，主张成片拆除那些“狭窄的阴沟似的街道”，代之以大草坪和大塔楼。

这个离经叛道的想法未在巴黎实现，却成为了一股思潮。

1933年，由柯布西耶主导的《雅典宪章》把城市像机器那样定义，居住区、工作区、休闲区分布在不同的位置，它们只能以汽车联系。

美国人佩里1929年提出“邻里单位”的概念——为使小学生不穿越车辆飞驰的街道，街坊的大小以小学校服务的半径来确定，街坊内的道路限制外部车辆穿行。

于是，街坊变得很大，路网变得很稀。  1942年，英国人屈普又提出城市道路按交通功能分级设置的理论。

汽车时代的城市就这样被武装到了牙齿。

来自苏联的版本

“邻里单位”和“道路分级”二战后来到中国的城市，上世纪50年代，开始采用苏联的标准。

“邻里单位”即住宅小区，面积一般在20公顷上下，边长约400米乘500米，内部道路曲曲弯弯甚至不能贯通，这样，过境车辆就被排斥在外。

“道路分级”即按等级划分的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它们不能越级相交，除小区内的支路外，其余皆被汽车主宰，路宽也按等级排列。

城市的商业被安排在两个地方，一是小区中央的服务站，二是以点状分布的商场。

满足日照成为第一法则，小区内的楼座必须保持足够的间距，它们只朝向阳光而不朝向街道，柯布西耶所痛恨的“两侧像峭壁一样的七层楼夹着的”街道消失了。

一同消失的是沿街的商业和逛街的乐趣。

尽管小区外侧的地段最有商业价值，可那里只有不连贯的楼房侧面甚至是围墙。那里被规定为宽阔的城市干路，人流被视为障碍。

这样的安排更像中国北宋之前的城市——宽大的里坊以坊墙包围，四侧开门，如同住宅小区。

里坊之外的街道禁止买卖，要买东西到集中供应的市场，如同购物中心。

北宋时拆除了坊墙，坊巷与城市贯通，沿街开设店铺，便有了《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

元大都就以这样的方式从平地上建起，城内设50坊，坊内以等距离的胡同贯通。

胡同与城市混合使用，不像小区内的支路，街坊因此融入了城市而不是孤岛，城市也获得了高密度的路网。

路网密度高，“金角”“银边”多，商机也多就业也多。

如果路网被小区撑大了，不少“金角”“银边”就被吞没在400米乘500米的“草肚皮”内。

商业与就业作出这样的牺牲是为了行车畅快——街坊越大，红绿灯就越少。

可一堵起车来便无法疏解，因为你只有一个方向。P5-8

请原谅在这本书的目录里，我写下了太多的“非常”，这可能缘于我的职业偏好，当记者的总是好奇非常之事，这也是这个职业惹一些人生气的原因之一。

“非常”之“常”，乃“常识”之“常”。在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时候，在揣着记者证游走于大街小巷，去面对一位又一位“非常人物”，目击一场又一场“非常事件”的时候，我想得更多的却不是“非常”。

不知“常”岂知“非常”？我在想，人类能够走到今天，总是靠着一些常识的。

“常”与“非常”，就像“生”与“死”那样互为表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愿把它掉个个儿：“未知死，焉知生。”

1961年，新闻记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出版了她那本在城市规划界引发一场“地震”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可贵之处就在于“死”在“生”前。我以为，这不是消极而是积极，因为它充满了一种希望，一种对生的希望——对于被异化的城市而言，你不知道它是怎样死掉的，又怎能让它活过来呢？

记者好奇“非常”也同此理，在确定选题时，他们是以“常”来裁量“非常”，而王作的结果，却是让读者品读“非常”来感知“常”。所以，记者往往以问题为导向来探解这个世界。他们不是向这个世界发难，而是基于对常识的忠诚。

这个常识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被摆在了什么样的位置？这确实是对人类的终极发问。

正是因为人类没有回避这一声发问，才有了文明的演进，并生出记者这个行当。

这并不意味着记者享有了某种道德优势。记者为“常”而“非常”，实是因为不如此便不得活命。这是人类社会的规律使然，也是这个职业的宿命所在。

曾记得1987年我迈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后不久，老师给我们放了一盘录像带，一位电视记者拍摄某国兵变，但见镜头内一列列士兵疾驰而过，杀气正酣，突然镜头出现一次剧烈的抖动，我们知道，这位记者中弹了，牺牲了，但是，镜头还在他的肩上，还在记录着。

我至今仍感谢我的老师，使我在懵懂成年之际有了这样一次灵魂出壳。这次经历使我不得不怀着一种神圣的情感来思考记者的意义。

每年都有新闻记者非正常死亡的报告，这个世界并不太平。人类文明在今天已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但在这颗星球上，还有那么多人喜欢掏枪。这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而是人类社会的局限。

对暴力的崇拜缘于恐惧与贪婪，这是人性的短处，好在人类始终没有放弃爱与沟通的勇气。以忠实报道事实为天职的记者增进的是人类沟通的可能。一个容忍记者正常工作的社会，一个可以沟通的社会，才有对人类局限的超越。

《城记》出版之后，我有两大心愿，一是完成《梁思成传》的写作，二是从财产权与公共政策演变的角度，来探解上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的危房问题：为什么一个城市在和平发展与经济增长时期，它的细胞——住宅——出现了如此大面积的衰败？这是人类城市史上罕见的现象，很值得研究。我如能为此写一本书，就叫《胡同之死》。

怀着这两个愿望，我一有空便扎进档案馆和故纸堆，那个世界着实迷人。无奈总有电话响起，把我拽到一个又一个“非常现场”，迫使我表现出记者的状态。

在昨与今之间，我的笔墨拉起了抽屉，好在这不是一种折磨。还是套用孔子的那句话：未知今，焉知昨？对今日城市的理解使我对历史有了更多的发现，这是多么丰富的乐趣，诚拜我的职业之赐。  我就这样在现实中寻找着历史的答案，手捧采访本踏访一个又一个城市，写下一篇又一篇报道。在这些报道的基础上，我完成了《采访本上的城市》，取这样的书名，是因为它代表了我的一种生存状态——拿着采访本到城市里去。

我好奇城市面对生命的态度。20世纪以来，人类的思潮翻江倒海，人类的技术一日千里，人类拥有了太多的利器，他们已能够轻易地把城市推倒重来，他们的本性在城市里酣畅地宣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城市里诞生了太多的戏剧。

中国的城市化与人类的新技术革命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认为是21世纪初期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

发生在中国的这件大事，被记者出身的CCTV大楼的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描述为：“正处在一个不可能的状态下——改变着世界，却没有蓝图。”这样的判断是否像他设计的大楼那样不可思议？

约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城市化实践。中国已成为当代国际城市规划和建筑界的大舞台，不同地区甚至是不同时期的规划思潮在这里骤然围聚，激烈交锋，这向中国的城市暗示了怎样的未来？

持续释放的巨大机遇，会使中国成为21世纪伟大城市与建筑作品的诞生地吗？

在这个世纪里，“伟大”将获得怎样的定义？它是对生命的俯视还是对生命的仰视？

一个个巨大的疑问鼓动着我撒开脚丫子，《采访本上的城市》就是用脚写出来的一本书，多是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它包含了我在《城记》完成之后，对中国城市化浪潮的调查性思考，以及对相关历史问题的回顾。

我的探索从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着眼于城市布局：单中心或多中心？破旧立新或新旧并存？中观层面着眼于城市街区：大街坊或小街坊？宽马路或窄马路？微观层面着眼于城市细胞——建筑、物权、税收，等等。

《城记》是在宏观层面上展开的叙事，《釆访本上的城市》则试图将笔力渗透到中观与微观层面。

“布局——街区——细胞”及其背后的公共政策与文化含义，构成了我认识城市的体系。在这样的三个层次里，城市是敏感的，是可以有无穷变化的，但每一种变化都是可读的。这样，就可以用逻辑的方式来求证事物，而不必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

必须说明的是，《采访本上的城市》并不是为了阐释这样的理论，它表现的只是这种认识体系的可能性——看我能不能把城市的故事还原得更加本质？

这本书以一个个故事连缀而成，故事与故事之间，情节上的联系或有或无，但它们多被这样一个“场”控制着。

《城记》完成之后，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能释怀，就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房危屋破一直是拆除北京老城区的理由，却少有人关心是何原因导致了老城之衰，以致于简单地把危房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等同于一个物质问题，以为推土机一推便可了之，殊不知问题竟是越推越多。

我曾想在《城记》里展开这个问题，无奈一本书只能完成一个任务。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胡同之死》。但这是一个浩大工程，《采访本上的城市》只是朝着这个目标的进行时态，但仍有加以呈现的必要——如果它能够引起人们对我热爱的这个城市更多的关心，我就可获得内心的安宁了。

王 军  2008年1月28日

《城记》付印之前，一位看过书稿的朋友对我说，你的这一本到底算什么书？它既不像报告文学，又不像学术著作。不像报告文学，是因为它有那么多注脚；不像学术著作，是因为它有那么多故事。

这确实是给我出了道难题。我对朋友说，如果非要归类，那《城记》就算是一部长篇报道吧，如套用西方的说法，那就是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

逛欧美书店，虚构(fiction)和非虚构(non-fiction)分得一清二楚，我觉得这样的分类非常必要，既是对作品的界定，又是对读者的尊重。

查了查英汉字典，对“非虚构”大致有三种译法，一日“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二日“写实文学”，三日“非文学作品”。前两种译法让人觉得non-fiction只是文学之一种，这可能产生误导，因为人们一般会认为，文学作品是容忍虚构的，既然如此，又何来“非虚构”呢？第三种译法较好，但还是不如直译为“非虚构作品”更让人明白。

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没有第三种选择。所以，我一直对“报告文学”这个词有一种困惑，因为“报告”一定是“非虚构”，而“文学”又可以是“虚构”，难道这个世界还有“非虚构”的“虚构”吗？

我认为探讨这样的问题很有必要。报告文学的价值不容抹杀，事实上，报告文学(姑且让我沿用此词)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许多被称为报告文学的作品，是经受了历史检验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绝对不是“非虚构”的“虚构”。

如果说我是一个特别较真的人，我最担心的就是事实失真。作为一名记者，我坚信我的工作，唯以事实为目的，非以事实为手段。我也深知，我可能永远是在真实的边缘上行走，要穷尽真实何其难也，这该是我的宿命，但我必须保持住探索的姿态。

我认为，对事实的探索，有三个层次，一是真实，二是全面，三是本质。真实的不见得是全面的，全面的才是接近本质的。干我这一行，最忌讳从局部的真实导向本质的真实，这最容易出错。所以，记者以完整报道事实为己任，尽可能地表现事实的多面性、复杂性和争议性，让读者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确实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写作《城记》使我体会更深。作历史研究的人，总希望还原全部的真实，却每每陷入盲人摸象的苦境。所以，我不敢轻下断言，多釆用开放式的叙事结构来承载更多的可能性，这也是记者工作的方式。

感谢读者们对《城记》的厚爱。《城记》印出后，我得到了很多读者的鞭策与鼓励，更坚定了自己的职业信念，唯以更加勤奋的工作相报。

2004年5月，我在新华通讯社的工作有了一次变动，从北京分社调至《瞭望》新闻周刊，在宽松的业务环境里，我确实长进了不少。《采访本上的城市》收录的多是我在《瞭望》新闻周刊完成的报道，此次成书，我对它们作了增删、修补、整合，并加写了部分章节。

本书中的“规划编制‘三国演义…得到了唐敏女士的合作与帮助；“大剧院的孵化”得到了戴廉女士、张捷女士的合作与帮助；“国家博物馆改扩建之争”得到了石瑾女士的合作与帮助；“拆迁也是GDP”得到了于洪艳女士的合作与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感谢傅熹年先生、林洙女士、朱元曙先生、赵燕菁先生、张文朴先生、岳升阳先生、艾丹先生(Daniel B.Abramson)、王南先生、宋连峰先生、方可先生、易道公司(EDAW)为本书提供图片。

感谢朱元曙先生拨冗校正我对他的口述记录。感谢杨国庆先生为朱锲先生的两帧图片补写了说明。

我的老同事李杨女士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具体的帮助，她曾在接到我提供给她的一条新闻线索之后，勇敢地出现在事件的现场，并以坚定的职业信念来应对随之而来的复杂境况。我对此深感敬佩，同时也深怀歉意，我唯可表达歉意的方式，就是像记者那样去工作。

我要感谢我的学长罗锐韧先生，没有他的帮助，我可能到今天也无法完成《城记》的写作，更谈不上《釆访本上的城市》了。他朗朗而清澈的笑声，一次次使我回想起大学时代的梦想。当年在学校读书最郁闷的时候，他跑到宿台的水房里大吼：“我就是天之骄子！”我今天还在为这样的故事感动。

学友胡陆军先生为使《城记》被国外读者分享，给予了最真挚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这些年我最对不起林洙老师，她是那么盼着早日看到我写的《梁思成传》，可我总像一个小赖皮似的磨洋工，她老人家竟如此仁慈，对我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原谅。好了，再这样赖下去我就该崩溃丫，请大家督着我的表现吧。

这些年督着我最凶的就是张志军女士。《城记》出版后，她得空就说：“赶快把下一本书交来！”我总是嘴硬：“你以为这跟摊煎饼那样容易呀？”我就这样跟她斗了好几年的嘴皮子，眼下总算把这块“煎饼”给“摊”了出来。没有像她这么厉害的编辑督着，像我这么贪图安逸的人，还不知道会磨蹭到何时。

感谢柳元先生和熊蕾女士，是他们热情的帮助，使我对美国的城市规划有了一个持续的了解，还造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了一批珍贵的老北京图片，并在本书中收录了若干。感谢张之平女士为我翻拍了这些图片。

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我的朋友。感谢所有接受我釆访的人士。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的二姐和三姐帮我照顾慈母。

感谢我的岳父和岳母，二老卸下高级工程师的担子后，一直照顾着我们的生活。我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婿，没有理由不好好地工作。

感谢我的妻子刘劫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再多感激的话语写在这儿都是多余。这些年她最担心我被累垮了。亲爱的，请放心，我会健康地活着。

感谢我的儿子宽宽，三年来他陪我去了不少地方。在他刚会说话的时候，他站在被大棚子罩住正在维修的太和殿前，满脸困惑地大声问道：“妈妈，那个大枓棋到哪儿去了？”

边上一位老者听到后笑了一路。那一刻，我感到做一个中国人是如此幸福。

因为，我们还拥有故宫。

王 军

2008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