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传由三个名人的传记组成：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该书由法国二十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所作。通过这几部传记，作者试图恢复二十世纪文学崇高的人道主义传统，恢复其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该书描写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心灵之美。

本书是原著的缩略本，适合广大青少年读者阅读。

《名人传》由法国二十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所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通过本书，作者试图恢复二十世纪文学崇高的人道主义传统，恢复其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本书为该作原著之缩写本，适合青少年读者阅读。

贝多芬传

米开朗琪罗传

托尔斯泰传

贝多芬传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于一七七0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的一所破屋的可怜的阁楼上。他祖籍弗朗德勒。其父是个既无才华而又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佣，系一厨师的女儿，第一次婚姻嫁给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贝多芬的父亲。

自一开始起，人生就向贝多芬显示出似一场凄惨而残暴的战斗。他父亲想利用贝多芬的音乐天赋，把贝多芬炫耀得如同一个神童。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个小时地钉在羽管键琴前，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压得他透不过气来。贝多芬差一点因此而永远厌恶艺术。父亲必须使用暴力才能使贝多芬学习音乐。

年少时的贝多芬就得为物质生活而操心，想法挣钱吃饭，为过早的重任而愁烦。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他当了管风琴手。一七八七年，他失去了他崇敬的母亲，她死于肺结核。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个病，再加上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他常常觉得不适。十七岁时，他成了一家之主，担负起对两个弟弟的教育的责任。他羞愧地被迫要求酗酒成性的父亲退休，后者已无力掌管门户：人家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儿子，免得他乱花。这些悲惨事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痕。

贝多芬在波恩的一户人家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托，那是他始终珍视的布勒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小他两岁。他教她音乐，并领她走向诗歌的世界。她是他童年的伙伴，也许二人之间有了一种挺温柔的感情。埃莱奥诺雷后来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后者也是贝多芬的好友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一直保持着恬静的友情，韦格勒和埃莱奥诺雷与忠实的老友之间的书信可资为证。当三个人都垂垂老矣时，友情更加动人，而且心灵仍如从前一样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非常悲惨，但他对童年，对童年时待过的地方，始终留有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他被迫离开波恩，前往几乎度过了其整个一生的维也纳。在大都市维也纳及其无聊的近郊，他从未忘怀过莱茵河谷以及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的庄严的莱茵河，它的确是那么地活跃，几乎带有人性，仿佛一个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和力量在河里流过；没有任何地方比亲切的波恩更加美丽，更加威武，更加温柔。莱茵河以它那既温柔又汹涌的河水浸润着它浓荫掩映、鲜花遍布的堤坡。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人生的头二十年；在这里，他少年心灵之梦形成了——那一片片的草原好似懒洋洋地漂浮在水面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都把它们的根浸在平静但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甚至墓地，慵懒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泛蓝的七峰山在天穹里绘出昏暗的身影，山上已成废墟的古堡矗立着，显现出瘦削而古怪的轮廓。对于这片土地，他的心永远地维系在上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梦想着再见到它，但始终未能如愿。“我的祖国，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里，始终与我离开它时一样地美丽，一样地明亮。”

革命爆发了，它开始席卷欧洲，它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贝多芬于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注册人学；他听未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该校上的德国文学课。当攻克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昂然的诗，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他发表了一本革命诗集。在预订者的名单中，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当战争逼近，贝多芬离开了波恩。他前往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定居下来。途中，他遇到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军队。想必他的爱国之情又油然而生。一七九六年和一七九七年，他把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一首《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但他想歌颂大革命的敌人纯属枉然，大革命已征服世界，征服了贝多芬。自—七九八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仍同法国人，同使馆，同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过从甚密。在交往之中，他的共和派情感愈发坚定，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替他画的一张像，较好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形象。那是一张严峻的脸，充满着野心勃勃的烈焰。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年龄显得小，瘦瘦的，笔挺的，高领口使他僵直，目光不屑和紧张。他知道自身的价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

一七九六年，他在笔记里写道：“勇敢不屈!尽管身体虚弱，但我的天才将会得胜的……二十五岁!这不已经到了吗!我二十五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显示出他的完整的人来。”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很傲慢，举止粗俗，阴郁，说话时带有很重的外地口音。但是，唯有几个密友了解他藏匿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心地。他在给韦格勒写信时，第一个念头便是：“譬如说，我看见一个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的经济能力使我无法立即接济他的话，我就只要坐到书桌前，不多的一会儿工夫，我就使他摆脱了困境……你看这有多美。”稍后，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的利益做出贡献。”

苦痛已经敲响了贝多芬的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在一七九六年到一八00年之间，重听开始严重起来。耳朵昼夜不停地嗡嗡直响；他的内脏也使他痛苦不堪。他的听力越来越差。有好几年工夫，他都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甚至他最亲爱的朋友。他总躲着别人，免得自己的残疾被人发现。他独自深藏着这个可怕的秘密。但是，一八。一年时，他无法再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我善良的、我真挚的阿曼达……我多么希望你能经常待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贝多芬真的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的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大大地衰退了。我们常在一起的那阵子，我就已经感觉到一些病兆了，但我一直瞒着；但这之后，就越来越糟糕了……我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这一幻想的，但希望渺茫；这样的一些疾病是最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躲开我所喜爱和对我弥足珍贵的所有一切，而这又是在一个如此悲惨、如此自私的世界里!……我得隐藏在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无疑，我是想过要战胜所有这些灾祸；但这又如何可能呢?……”

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说：“……我在过着一种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避开所有的交往，因为我不可能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干着其他什么职业，这尚有可能；但在我这一行里，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况。我的仇敌们可不少，他们对此会说些什么!……在剧院里，我得坐得特别靠近乐队才行，否则听不见演员说什么。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的话，我就连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听不见……当别人轻声说话时，我几乎听不见，但要是别人大声喊叫时，我又难以忍受……我常常诅咒自己的一牛……普鲁塔克引导我听天由命。但如果可能的话，我却想同命运挑战；但是，在我一生中的有一些时刻，我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悲惨的隐忍啊!然而，这却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路!”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有所表现，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一七九九年)，尤其是作品第十号的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一七九八年)。奇怪的是并非所有作品都带有这种愁苦，还有许多作品，诸如欢快的《七重奏》(一八00年)、清澈的《第一交响乐》(一八00年)等，都反映着一种年轻人的无忧无虑。想必是一定得有一段时间才能让心灵习惯于痛苦。心灵极其需要欢乐，所以当它没有欢乐时，它就得自己制造欢乐。当“现在”太残酷的时候，它就在“过去”生活。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一下子消失；它们的光芒在不复存在之后仍将长久地照耀着。在维也纳单寒羁旅的贝多芬，常隐忍于对故乡的回忆之中；他当时的思想中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个赞美莱茵河的作品，是青少年笑迎梦幻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人们在其中可以体味出取悦于人的那种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里，在某些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里，在荒诞的谐谑曲里，人们多么激动地发现那青春的面庞上显露的未来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孩的眼睛，人们从中已经认为可以看出不久将至的悲剧了。

除了这些肉体的痛苦而外，又增添了另一种苦痛。韦格勒说他从未见过未带强烈热情的贝多芬。这些爱情似乎一直是纯洁无邪的。激情和欢娱之间毫无搭界。人们今天将二者混为一谈，那证明大多数人愚昧无知，不懂得激情极其难求。贝多芬在心灵中有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令他厌恶，在爱情的神圣方面，他有着一丝不苟的看法。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后者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堂·璜》。他的挚友辛德勒肯定地说：“他带着一种童贞走过了一生，从未有过任何脆弱需要责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就要受爱情的欺骗，是爱情的受害者。他就是这样。他不断地痴情地去恋爱，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但幸福一旦破灭，随即便是痛苦的煎熬。必须在那种爱情和高傲的反抗的交替之中去寻找贝多芬最丰富的灵感的源泉，直至他到了其性格之激昂隐忍于悲苦的年岁为止。

一八O一年，他的激情的对象好像是朱丽埃塔·居奇亚迪，他把他那著名的名为《月光奏鸣曲》的佳作(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一八0二年)题献给了她。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写道：“我现在以一种更温馨的方式在生活，并且与人接触得也多了……这一变化是一位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我两年来所拥有的初次幸福时光。”他为此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更加感受到自己的残疾之苦，以及使他不可能娶这个他所爱的女子的境况之艰难。再者，朱丽埃塔风骚、稚气、自私；她使贝多芬很痛苦，而且，一八O三年十一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

这类激情摧残着心灵；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经被病魔弄得脆弱了的时候，这类激情有可能把心灵给毁灭了。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他似乎要一蹶不振的时刻。他经历了一场绝望的危机，他的一封信使我们了解了这一点，那是他那时写给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的遗嘱，上面注明“待我死后方可拆阅并执行”。这是反抗的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呐喊。听见这种呐喊不能不让人悲从中来。他几近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他那不屈的道德情操阻止了他。他痊愈的最后希望破灭了。“甚至曾一直支撑着我的那崇高的勇气也消失了。噢，主啊，向我显示一天，仅仅一天的真正欢乐吧!我已那么久没有听到欢乐那深邃的声音了!什么时候，啊!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它Ⅱ阿?……永远也见不到?——不，这太残忍了!”

这是一种垂死的悲鸣：不过，贝多芬又活了二十百年。他那坚强的性格不可能屈服于挫折。“我的体力比以往更加地随着智力的发展而增强……我的青春——是的，我感觉到它了——才刚刚开始。我每天都在接近我窥见而又无法确定的目标……啊!如果我能摆脱这病魔，我将拥抱世界!……没有任何歇息!除了睡眠，我不知什么是休息；可我挺不幸的，不得不比以前更多地花时间睡觉。只要我能从我的病魔中解脱一半，那就睡吧!……不，我将忍受不了病痛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我完全屈服……啊!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么地美妙啊!”

这爱情、这痛楚、这意志、这颓丧和傲岸的交替，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二年所写的伟大作品之中：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称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包括仿佛一场雄伟和哀婉的独自的戏剧化的吟诵；题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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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二十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

罗曼·罗兰从青年时代起就非常喜爱莎士比亚、雨果和歌德等作家的作品。在他的思想和艺术的形成过程中，列夫·托尔斯泰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在他大学求学期间，他就给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写信，提出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并且很遵从托尔斯泰的劝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曼·罗兰成了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作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之一，他参加了国际反战和反法西斯大会。他与巴比塞、法共领导人多列士、高尔基的友好关系日益加强，其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侵占法国和维希政权的建立对罗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年迈多病的他在敌占区法西斯政权的监视下，基本上只是做一些多年贝多芬研究的收尾工作及写点传记、回忆录等。

罗兰在二战结束前，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逝世，未能活到彻底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那一天，但活到了法国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日子。

罗曼·罗兰在中国读者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原因是他的那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早就在中国翻译出版，且颇受读者青睐。罗兰的现实主义才华通过该小说强有力地显示了出来。无论是半封建的德国及其小市民的因循守旧习气，还是资产阶级的法国，都成了罗兰激烈抨击的对象。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罗兰的功绩在于他不仅以来自人民和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可爱形象与这一切相抗衡，而且还表现了正是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的民族精神。这些普通人包括克利斯朵夫的朋友、诗人奥利维，他的姐姐、女家庭教师安多娜特，工人埃玛努尔，女仆茜多妮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

后来，罗兰把自己在不同时期写的三部传记——《贝多芬传》(一九0二年)、《米开朗琪罗传》(一九O五年)和《托尔斯泰传》(一九一一年)——汇集成一册，题为《英雄传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名人传》。

罗兰试图通过这些传记来恢复二十世纪文学崇高的人道主义传统，恢复其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该书描写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心灵之美。罗兰认为他们不单单是天资聪颖的个人，更是一些和自己的时代紧密相连并且用自己的艺术作品体现世人所关心的问题的人。这一点特别清楚地表现在《贝多芬传》中。罗兰笔下的贝多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广泛的兴趣，他为法国革命的英雄壮举而欢欣鼓舞。罗兰写道：“革命吸引着全世界和贝多芬。”所以，尽管贝多芬经受了许多痛苦，如爱情希望的破灭、贫困，以及最后对于一位音乐家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耳聋，但是，在精神上，贝多芬仍然坚强不屈，最后在欢乐的凯歌声中完成了第九交响曲的乐章。

《米开朗琪罗传》在普通大众中的影响虽然没有《贝多芬传》来得巨大，但它在精神上仍与《贝多芬传》一脉相承。罗兰借由米开朗琪罗充满矛盾和苦楚的一生，充分地表达了人道主义精神，表达了对爱的信心和对人类的信心。《托尔斯泰传》这部传记反映了罗兰对托尔斯泰这位俄国文坛大家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罗兰仔细研读了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改变了常规传记的写法，舍弃了对传主生平的一般知识性介绍，而集中精力去把握托尔斯泰从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品格，在这种把握中又投射进自己对英雄的敬仰激情，写出了激昂的赏析文字，写下了给生命的赞美诗。

罗兰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根本是一个历史家，无论如何要追求和说出真理。”的确，这本《名人传》可以说是以学者的态度来处理题材的。但是，历史与考据不是罗兰在这本书里要关注的重点，他的目的是要给那些不幸的和幻想破灭的人提供一种鼓舞和勉励的泉源。每一个阅读《名人传》的读者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作品中无法抑制的热情。都会为罗兰那极富感召力的语言而怦然心动。  陈筱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