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是作家们成名的阶梯，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当代文学史上人们耳熟能详、不可忽视的许多作品，都是从《收获》走向读者。它发表的作品，诸如《茶馆》、《山乡巨变》、《上海的早晨》、《杂色》、《人到中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三寸金莲》、《活着》、《平原》等无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更重要的，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标准、原则、精神。

本书是《收获》50年精选系列中篇小说卷四，囊括了莫言、池莉、安妮宝贝等名家作品。

豆芽菜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就是高中毕业插队的那一天。一套收了腰翘的国防绿衣服、细瘦的考板裤将她修饰得春风杨柳，她赢得了著名的知青标兵关山和众人目光的聚焦。当天，老知青络绎不绝来看望她，篝火熊熊，豆芽菜迎风站在小瓦快速转圈的自行车上玩杂技。第二天，她就被关了禁闭。同宿舍的知青队长冬瓜，央求豆芽菜允许恋人阿瓤在冬瓜的蚊帐里坐坐。在一个小雨夹雪的深夜，突击查房，阿瓤和冬瓜跪在豆芽菜床前，请求让阿瓤上豆芽菜的床。他们被办了学习班。家人和朋友都不理解，孤独的豆芽菜的心日夜泣血。

半个多月后，豆芽菜景仰的关山，主动向豆芽菜敞开了他的怀抱。但很快豆芽菜就一点都不快乐。她终于明白自己爱的是小瓦。关山的死士和小瓦的拥趸展开了一场恶战，这场聚众斗殴据说惊动了中央，结果，关山和小瓦去上海、北京念书了，只有豆芽菜，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女孩……

曼短寺

现场

野骡子

朝着鲜花去

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

奔跑的火光

四月邂逅小至

淡绿色的月亮

姐姐丛林

曼短寺

须兰

第一回

曼短寺，是不存在的城市。当苏双先生阅读了一封来自远方的族人的家信之后，他坐在阿姆斯特丹的阳光下，凝视着荷兰明灰色的天空里白色的鸽群和深青的暮云，家信示之他们这一族的血脉源自于这一个地方。

据早已遗失的家谱记载，曼短寺早在某年随着成吉思汗的铁骑进入古大理国的城门而崩解，消逝。由于人们对它的一无所知，它是被排斥于记忆之外的。它如今只遗下一个名字，然而它又是神秘清朗的。黄昏的风掠过那不存在的城市的灰色的檐角，铜铃作响。大象驮着绣鞍在白石子的街道上缓缓走过，老人们在窃窃私语，他们在纸鸢升起时发现自己的身体日渐轻盈。在这不存在的城市里，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邻近的人和远方的人经常聚首，谈论往事，因为时间已经停顿，而空间却像两面对列的镜子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座城市在白日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却在夜晚死亡。月光下的白色之城啊，寂静无声，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沉思，他们在沉思中去往别的城市，无情的人他们抛弃了这座城市，使它在缄默中呈现废墟的灰败。这是白天与黑夜对立的城市，它的欢乐与缄默相互侵蚀，爱与恨相互侵蚀，白天的记忆与黑夜的遗忘相互侵蚀，欲望与节制相互侵蚀。清醒与暖昧相互侵蚀，天空与大地相互侵蚀，过去与未来相互侵蚀，故乡与他乡相互侵蚀，这成了它消亡的原因，这座不存在的城市终因它的不存在而永存。

苏双先生听见了不存在的城市冥想中的檐角铜铃声。曼短寺，在他不曾去过的云南的赭红色的土地与山脉密林中，假想中的云南，熔化的铜汁一般的阳光从明亮的天空倾泻而下，透明翡翠的烟叶在雨后匍匐在红泥地上，山流纵横，红浪如血，一如厮杀后的战场，晴天雨天，云南灰红相间的民居在苏双先生的冥想中缓缓生烟。

苏双先生出生于南非。四十七岁的时候他坐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市的水光中晒太阳。这一天他早早起来，喝一杯波旁酒，吸一支烟，听庭前的鸟儿叫了几声，苏双先生有些出神。

苏太太是法国人，叫苏非。她进屋来看见苏双先生正坐在地上一堆书报前。听到门响，抬起头来，不觉带着一脸诧异看着苏太太。苏太太笑着说：“馆长先生打电话来。”苏双先生应了一声，拍拍衣服去隔壁房听电话，不多时匆匆回来。苏非已经把那堆书报理得整整齐齐，挖挲着手站在桌子边，笑问：“电话听完了？”苏双先生“唉”了一声。苏非想了一想说：“最近铺子的生意倒好。”苏双先生点点头说：“那就好。”他此时站在门口，一时想不起来要做什么事，昂着头皱着眉。苏非看他的样子有点发急，心里胆怯，仍然笑着踅出门去。

苏双先生看太太走了。人却松了。独自坐着，又吸一支烟，过一会儿拿了一本书进了浴室。苏非在外间竖起耳朵听声音，不放心，偷偷打一个电话给馆长先生，才知道苏双先生的研究基金没了。

不多时苏双先生出来，身体包在大毛巾里面，脸有点红，仍然拖了一本书窝在大沙发里看。苏非进来时瞄了一眼，见是徐悲鸿的画册，仍出去了。不一会儿，在饭厅开出中饭来，两人在窗前的桌子一左一右坐下吃了。他们养了一只猫，也过来吃了。苏双先生唯膳食方面挑剔，看他脸色甚和，苏非方放下心来。吃了几箸，苏双先生停了下来，向太太脸面上看一看，又向房中看一看，又离座，打开后院门向外张了一张，问：“猫咪呢？”不等太太回答，猫咪在窗台上叫了一声。苏双先生有点难为情，“哦”了一声，复又坐了下来。太太向房中看一看，四壁挂着苏双出去旅游时拍摄的各地的人和景。饭厅很大。除了饭桌和两把椅子之外并没有任何家具。平时看惯了倒也没什么，可是此时苏非心中凄惶，就觉出四壁萧然。苏双先生停了箸，从碗边上瞅着太太：“你怎么不吃了？”苏非不言，苏双先生索性端正了坐，看着太太的脸。

院外忽有邮差来了。苏非趁机走开开门。苏双先生自己踱到浴室里去漱口，一抬头看见墙上横镜，他侧身瞧了瞧，觉着自己这一向只是瘦，不由伸手捻了捻腰间的皮肉，一个哈欠上来，觉得有点困，横镜里的影像有点模糊了。

苏非接了信进来，却看见苏双先生打扮得整整齐齐，衣履鲜明，看见她便问：“上次那封信呢？”还没回答，又自己笑着说：“你放心，我不会就这么逃了。”苏太太也笑着递上一封信：“这是刚送来的——我怕你逃到哪里去。”苏双先生接了信，说：“我们结婚二十年了。”苏太太说：“今天晚上我们请了客人来，记得吗？我们昨天商量好的。”苏双先生笑笑点点头，低下头去拆信，一边出门。

苏非追了两步，问：“你去哪里？”没听到回答，只得回来，把碗筷收拾到厨房去，立在水池边开了水龙头，一伸手看见刚才捏信的左手上沾了一大块墨迹。苏非想那个上海的叫庆兆的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用毛笔开信封。

苏非在池边洗那一大块墨迹，洗洗总是洗不掉，忽然哭了起来。

苏双先生其实没有走远。就贴着厨房的窗口站着，那儿正是一个街角，把住在隔壁骑着单车过来的意大利穷画家吓了一跳。苏双先生仍站着吸了一支烟，把烟头踩熄了，向他笑笑，向东走去。画家待他走过，只见他左颊上沾了一块墨迹，摇摇头，自己仍骑车走了。

中国传统重阳节前一个星期，苏双先生来上海探望他的族人，在和平饭店下榻。他在四楼的房间里开窗出去，便见外滩，看了一会儿，关了窗，寻出记事本给苏家打电话。打了几次都占线。站在窗边又看了一会儿，天色已晏，却见楼下马路对面徐徐走过一个染栗色头发的年轻女子。正待细看，床头柜上的电话却响了。原来是苏家的儿子庆兆，说人已在大堂等了。苏双先生说声“就下来”便挂了电话，复又向楼下看去，那女子却不知何处去了。

大堂里有几个人四散站着。各个睁了眼向电梯口看着。苏双先生正在犹疑，只听身后轰隆一声，那老式电梯又上去了，倒被那声响吓了一跳。这时一个青年男子迎上前来。苏双先生知是庆兆，双眼上下一打量，还未开口，庆兆含笑说：“家父已经在家等着了。”苏双先生把面皮舒了一舒，微笑应声“好”，两人便出门上车而去。

苏双先生第一次来上海，却不甚好奇，向车窗外张望两眼，便拉了帘子闭目养神。庆兆静悄悄的，也不来扰他，只与司机说一两句闲话，指点这里那里。一会儿苏双先生睁开眼睛，说：“倒是做了一个短梦。”车子已无声无息地停了下来。庆兆开发车资，又先下车绕过去为苏双先生开了车门。苏双先生不忙着下车，仍在椅背上靠着，笑向庆兆说：“我听过上海滩上三十年代的老歌，蔷薇蔷薇处处开。李香兰唱的。心里一直在想上海是什么样子。”庆兆笑问：“是什么样子？”苏双先生睁眼向他看看，微笑不言，伸了腿下车，庆兆忙扶了一把，站稳了，复叹道：“过去的人真是，歌女真是歌女。”一旁司机瞪大眼睛听了半晌，像只鹦鹉一样“啊”了一声，庆兆微笑说：“他们这一辈的是这样子的，我家里有白光的唱片，再热闹点的歌也唱得凄凉。”那司机又“啊”的一声。苏双先生又看了庆兆一眼，不禁一笑，两人一径向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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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

《收获》文学杂志社，座落在上海市巨鹿路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院门口有一间收发室，这间收发室，很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间收发室，没有一个收发室像它这样深刻地介入中国文学的历史，尤其在网络时代以前，许多对当世以及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就是混迹于堆积如山的邮件中，从这里辗转到编辑部，等待编辑们的辨识。很多年中，从邮局、收发室、到编辑部、印刷厂，再回到邮局，组成了一条隐秘的循环线路，像链条，周而复始地转动，使文学同时获得了力量和速度，经过它的转动，中国文学就不可能再停留在原处。在文学界和读者心中，巨鹿路675号那座花木深处的西式洋楼，不仅是一家高品质的文学加工厂，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圣地。

《收获》的历史，早已超出它的自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作家们的回忆录、创作谈，甚至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进人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能有许多条路径，但每一条路径最终都会抵达这里。它是中国文学地图上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标，如果我们有起码的公正，我们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非凡的资历——早在1957年7月，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创办了这份杂志，到1979年以前，它一直是新中国唯一的大型纯文学期刊，它发表的作品，诸如《创业史》(柳青)、《茶馆》(老舍)、《山乡巨变》(周立波)、《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上海的早晨》(周而复)、《杂色》(王蒙)、《美食家》(陆文夫)、《烟壶》(邓友梅)、《人生》(路遥)、《人到中年》(谌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三寸金莲》(冯骥才)、《我爱比尔》(王安忆)、《麦秸垛》(铁凝)、《虚构》(马原)、《极地之侧》(洪峰)、《活着》(余华)、《妻妾成群》(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顽主》(王朔)、《迷舟》(格非)、《枣树的故事》(叶兆言)、《年月日》(阎连科)、《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池莉)、《奔跑的火光》(方方)，《东藏记》(宗璞)、《务虚笔记》(史铁生)、《秦腔》(贾平凹)、《平原》(毕飞宇)、《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等，无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更重要的，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标准、原则、精神，它们通过那条永动机一般的隐形链条，得以确认、延续和发展。无论在言说空间受到贬抑，还是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收获》始终如一地传布着文学的真理，把《收获》视为一面旗帜，应不为过。尤其在今天，欲望的盛行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文学家也不例外，欲望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唯一灵魂或灵魂的主要部件，在欲望的强大压力下，文学开始变得手足无措、内分泌失调，唯有《收获》的高贵、坚定和沉着没有丝毫改变，它证明了文学在这个益发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严地生活。这是中国文学应有的气质，但在这个时代里，它却成为一个奇迹。

这使我们有必要认真打量这本杂志的历史。我曾有过以这本杂志为研究对象写一本专著的愿望，试图通过《收获》的个案，剖析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和精神史，但因时间、精力所限，始终未能如愿。编选这套丛书的动议，起于2007年，《收获》创刊50周年的时候。对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作品进行分梳、整理、编选，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杂志本身。所有经历过的岁月都会附着在纸页上呼啸而来，它是一部回忆之书，一部史书，它见证了文学的传奇和我们自身的奇迹，它同时也是一部未来之书，因为它给我们希望。这唤起了我这位出版人的职业冲动，一种无法言喻的激情，使我在2007年春天，开始主持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我们通读了《收获》50余年的全部作品，尽可能选择那些既影响过时代。又不受时代的局限，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作品，这是我们权衡弃取的重要标准。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有些我们很想收选的作品，最后不得不割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无论怎样，在历经两年反反复复的出版过程之后，这套丛书终于在2009年的春天面世，为此，我要感谢《收获》文学杂志社所有同仁的支持与合作，当然也要感谢出版者的努力。我曾经试图去掉“50年”这一时间界定，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我已不再把它视为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一种象征，是对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艰辛而漫长的旅程作出的精确概括。

如果用物质主义者最擅长的比喻，我想，我是触及了中国文学的银行中一笔最珍贵的款项。我毫不怀疑，它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救助我们。

2009年4月1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