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文学杂志社，座落在上海市巨鹿路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院门口有一间收发室，这间收发室，很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间收发室，没有一个收发室像它这样深刻地介入中国文学的历史，尤其在网络时代以前，许多对当世以及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就是混迹于堆积如山的邮件中，从这里辗转到编辑部，等待编辑们的辨识。

本书为其50年中篇小说精选集。

本书为《收获》50年中篇小说精选集，书中具体收录了：《虚构》、《极地之侧》、《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信使之函》、《顽主》、《迷舟》、《关于行规的闲话》、《枣树的故事》、《海骚》、《世事如烟》等十数篇故事。

虚构

极地之侧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信使之函

顽主

迷舟

关于行规的闲话

枣树的故事

海骚

世事如烟

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

妻妾成群

北京有个金太阳

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我用汉语讲故事；汉字据说是所有语言中最难接近语言本身的文字，我为我用汉字写作而得意。全世界的好作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我是个例外。

我的潜台词大概是想说我是个好作家，大概还想说用汉字写作的好作家只有我一个。这么一来我好像自信

这么自信的人好像应该说些表现自信方面的话，好像应该对自己的小说充满同样信心。比如绝对不必像我这样画蛇添足硬要在现在强迫我的读者听我自报写过些什么东西。

我现在就要告诉你我写了些什么了，原因是我深信你没有（或者极少）读过这些东西。别为我感到悲哀（更别替我不好意思），顺便告诉你，我心安理得泰然自若着呢。

有人说我是为了写小说到西藏去的。我现在不想在这里讨论这种说法是否确切。我到西藏是个事实。另外一些事实是我写了十几万字有关西藏的小说。用汉字汉语。我到西藏好像有许多时间了。我不会讲一句那里的话；我讲的只是那里的人，讲那里的环境，讲那个环境里可能有的故事。细心的读者不会不发现我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汉语词汇，可能。我想这一部分读者也许不会发现我为什么没有另外一个汉语动词，发生。我在别人用发生的位置上，用了一个单音汉语词，有。

我不讲语言学教程，这个课题到此为止。

我写了一个阴性的神祗，拉萨河女神。我没有说明我在选择神祗性别时的良苦用心。我写了几个男人几个女人，但我有意不写男人女人干的那档子事。我写了一些褐鹰一些秃鹫一些纸鹞；写了一些熊一些狼一些豹子一些诸如此类的其他凶恶的动物；写了一些小动物（有凶恶的）如蝎子，（有温顺的）如羊羔，（也有不那么温顺也不那么凶恶的）如狐狸旱獭。

我当然还写了一些我的同类的生生死死，写了一些生的方式和死的方法。我当然是用我的方法想当然地构造这一切。大概我这样做是为了证明我是个不同凡响的作家，谁知道呢？

我其实与别的作家没有本质不同，我也需要像别的作家一样去观察点什么，然后借助这些观察结果去杜撰。天马行空，前提总得有马有天空。

比如这一次我为了杜撰这个故事，把脑袋掖在腰里钻了七天玛曲村。做一点补充说明，这是个关于麻风病人的故事，玛曲村是国家指定的病区，麻风村。

毫无疑问，我只是要借助这个住满病人的小村庄做背景。我需要使用这七天时间里得到的观察结果，然后我再去编排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我敢断言，许多苦于找不到突破性题材的作家（包括那些想当作家的人）肯定会因此羡慕我的好运气。这篇小说的读者中间有这样的人吗？请来信告诉我。我就叫马原，真名。我用过笔名，这篇东西不用。

当然肯定也有另一些人宁可不当作家也决不会铤而走险走我这一步。不走就对了。羡慕的不必羡慕。

实话说，我现在住在一家叫安定医院的医院里；安定医院是对外名称，所有知情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家精神病院。我住在这里写作。我周围是些老人，这是老人病房。房间里很干净。大约是个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有六张病床。

实话说，我当初不知道麻风病的潜伏期最长可达二十年以上。我刚刚出来三个月，现在我还没有呈现任何病兆。

我开始完全抱了浪漫的想法，我相信我的非凡的想象力，我认定我就此可以创造出一部真正可以传诸后世的杰作。

（请注意上面的最后一个分句。我在一个分句中使用了两个——可以。）   我不是个满足于“想一想不是也很好吗”海明威式的可以宽解愁肠的男人。我想了就一定得干，我干了。海明威是个美国佬。

我不敢夸口我是唯一敢这么干的人。因为我进玛曲村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另一个这么干的。他说他也不是第一个。二

你看我有多大年龄。说你第一眼时的直观判断。不要怜悯我。不要说那些想使我高兴一点的话。不不。我说了别这样。

这里有镜子。有水。我每天都能看到我。可是我不知道我是否显得衰老。我不知道别人到我这个年龄时的样子。你告诉我实话。你应该知道这没有关系的。我早就从你们的世界里退出来了。那个世界是你们的。

有三十年了。也许四十年。我没去计算时间。时间没法计算。昨天跟今天一个样。今天跟明天一个样。你记不住重复了许多次的早上和晚上。山绿了又黄。我是记不住了。

我是个哑巴。这里人都当我是哑巴。我到这里就再没说过话。我怕我早把汉话忘了。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敢肯定我还记着。有些事会了就忘不了。游泳就是这样。我七岁那年学会游泳。那好像是一百年以前的事了。不是地道汉族。我爸亲是个做生意的印度人。

我不说话。后来也没人跟我说话了。就不要问这个了。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关系呢？这么多年我没有名字一样活着。他们都不叫我。没有人知道我叫什么。他们当我是个傻子。

你真有眼力，这里没有人看出我读过书。我爸亲有钱。是我自己不想再读下去了。

你要吃东西吗？你有再好不过了。我至少几十年没吃过点心了。好吃。我们再不回去就错过午饭了。那好。我们就往沟沟里走。

我一直不想这些事。这些事现在想起来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了。也许不是关于我的。其实我的别人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肯定不信我有一枝枪。二十响盒子，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了。有七发。这么多时间了不知道是不是还能打响。没一点锈。我放的地方雨淋不到。没人知道。没有人往山上爬。我爬山他们都当我是傻瓜。从这儿往上去。

从到这的第一天我就爬山。这条路就是我踩出来的。这种地方没人来，你累了就歇歇，上面的路还远。我尽可能走得远一点。我不放心那枝枪。走吧，一会儿累了再歇。 三

我们边说边往山上爬。他看上去很衰老，可是脚步比我要健。我不期待发生奇迹，我同样不反对有奇迹发生。我们走走歇歇，最后还是到了他要到的地方。他让我等一下。

他像变戏法一样，突然从一个可怜的老人变成荷枪实弹的强盗。他动作迅捷模样凶狠，我从声音和外型可以断定他手里的是真枪。他用枪口对着我的脸，我想起他说的弹夹里还有七发子弹。我的腿突然哆嗦起来。

这时他说：“把背包里吃的东西统统拿出来！快点！听见了没有？”

我完全吓傻了。我那时脑子里什么都不能想，我只是住黑森森的枪口。我记得它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像个山洞，我完全可以直着腰走进去。我能做的大概谁都能做，我伸手到背包里，把先触摸到的一筒罐头拿出来扔到地上。接着扔出来的有另外两筒罐头，一包巧克力和剩下的干点心。

我还在犹豫是否把照相机也拿出来的时候，他又突然笑了。“我以前就是干这个的。过了几十年，我想看看现在的人。什么都跟从前一样，没变，嘻嘻，没变。”

他笑。我把笑忘得一干二净，因为我前面的那个山洞。他的话我听见了，可是我不明白这些话的涵义，我的脑袋已经不运转了。

枪口从我眼前慢慢移开垂向地面。我的意识像春天的蛇一样开始苏醒。我开始回味他刚才的话，我回忆起刚刚过去的半天时间。

不行，我的脑袋还是处于半麻木状态。我甚至不明白他下面那些动作的实际意义。

他把枪重新端在手上，我注意到他拿枪的是左手。他用右手拨开保险；然后他把左臂伸向空中。枪口朝天，他要干什么呢？

我盯住他扣在枪扳机上的左手食指，我看到它开始用力。枪响了。

空气剧烈震动起来，近山远山充满回音。我觉得整个世界在看我们。山下的玛曲村这时正沐浴在中午阳光下，它显得很小，小得不真实了，像沙盘上模型。村里看不到任，但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们俩。

“可惜只有六发了。真不错，几十年了。”

这两句话我马上就听懂了。我知道刚才的梦境已经过去，可我那时还不知道这个细节在我那部杰作里面的位置。

他在不知不觉中消隐在山石中了，他再出现的时候，手里的枪已经不见了。他好像已经忘了我，不再理睬我，从我身边轻盈地跳着下山了。跳动的身影在山石中时隐时现，就像个放羊的男孩子。他个子高大，这时显得瘦小。

我一个人蹲下身，捡起刚扔在地上的食品罐头。我再站起来时他已经完全消失。我这是产生了想找找那枝枪的念头。

我有一种预感。我要证实这种预感。我的预感没有错。我找不到它：或许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许它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

我下山的时候，我才想到关于所有的麻风病的问题。他是个麻风病人吗？他已经在这个满是麻风病人的地方生活了几十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遇到他，为什么先不进村子。P1-5

《收获》文学杂志社，座落在上海市巨鹿路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院门口有一间收发室，这间收发室，很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间收发室，没有一个收发室像它这样深刻地介入中国文学的历史，尤其在网络时代以前，许多对当世以及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就是混迹于堆积如山的邮件中，从这里辗转到编辑部，等待编辑们的辨识。很多年中，从邮局、收发室、到编辑部、印刷厂，再回到邮局，组成了一条隐秘的循环线路，像链条，周而复始地转动，使文学同时获得了力量和速度，经过它的转动，中国文学就不可能再停留在原处。在文学界和读者心中，巨鹿路675号那座花木深处的西式洋楼，不仅是一家高品质的文学加工厂，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圣地。

《收获》的历史，早已超出它的自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作家们的回忆录、创作谈，甚至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能有许多条路径，但每一条路径最终都会抵达这里。它是中国文学地图上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标，如果我们有起码的公正，我们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非凡的资历——早在1957年7月，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创办了这份杂志，到1979年以前，它一直是新中国唯一的大型纯文学期刊，它发表的作品，诸如《创业史》（柳青）、《茶馆》（老舍）、《山乡巨变》（周立波）、《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上海的早晨》（周而复）、《杂色》（王蒙）、《美食家》（陆文夫）、《烟壶》（邓友梅）、《人生》（路遥）、《人到中年》（谌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三寸金莲》（冯骥才）、《我爱比尔》（王安忆）、《麦秸垛》（铁凝）、《虚构》（马原）、《极地之侧》（洪峰）、《活着》（余华）、《妻妾成群》（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顽主》（王朔）、《迷舟》（格非）、《枣树的故事》（叶兆言）、《年月日》（阎连科）、《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池莉）、《奔跑的火光》（方方），《东藏记》（宗璞）、《务虚笔记》（史铁生）、《秦腔》（贾平凹）、《平原》（毕飞宇）、《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等，无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更重要的，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标准、原则、精神，它们通过那条永动机一般的隐形链条，得以确认、延续和发展。无论在言说空间受到贬抑，还是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收获》始终如一地传布着文学的真理，把《收获》视为一面旗帜，应不为过。尤其在今天，欲望的盛行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文学家也不例外，欲望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唯一灵魂或灵魂的主要部件，在欲望的强大压力下，文学开始变得手足无措、内分泌失调，唯有《收获》的高贵、坚定和沉着没有丝毫改变，它证明了文学在这个益发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严地生活。这是中国文学应有的气质，但在这个时代里，它却成为一个奇迹。

这使我们有必要认真打量这本杂志的历史。我曾有过以这本杂志为研究对象写一本专著的愿望，试图通过《收获》的个案，剖析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和精神史，但因时间、精力所限，始终未能如愿。编选这套丛书的动议，起于2007年，《收获》创刊50周年的时候。对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作品进行分梳、整理、编选，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杂志本身，所有经历过的岁月都会附着在纸页上呼啸而来，它是一部回忆之书，一部史书，它见证了文学的传奇和我们自身的奇迹，它同时也是一部未来之书，因为它给我们希望。这唤起了我这位出版人的职业冲动，一种无法言喻的激情，使我在2007年春天，开始主持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我们通读了《收获》50余年的全部作品，尽可能选择那些既影响过时代，又不受时代的局限，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作品，这是我们权衡弃取的重要标准。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有些我们很想收选的作品，最后不得不割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无论怎样，在历经两年反反复复的出版过程之后，这套丛书终于在2009年的春天面世，为此，我要感谢《收获》文学杂志社所有同仁的支持与合作，当然也要感谢出版者的努力。我曾经试图去掉“50年”这一时间界定，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我已不再把它视为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一种象征，是对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艰辛而漫长的旅程作出的精确概括。

如果用物质主义者最擅长的比喻，我想，我是触及了中国文学的银行中一笔最珍贵的款项。我毫不怀疑，它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救助我们。

2009年4月1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