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许德珩：回忆五四运动；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杨振声：回忆五四；金毓黻：五四运动琐记；陈荩民：回忆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范云：五四那天……

本书收录亲历五四运动名人的回忆纪实，分析前因后果，讲述革命经过；多角度、全视野，复原五四现场。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青年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这场斗争影响深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使命结合起来，给新文化运动赋予了新的任务，使其领导人物不仅仅局限于理论上的探索，而更多地关注中国的现实社会，从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让一大批爱国青年觉醒和团结起来，成为下一阶段革命的骨干和领导核心。因此，“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重要转折。

本书分析前因后果，讲述革命经过；多角度、全视野，复原五四现场。

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许德珩：回忆五四运动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

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

杨振声：回忆五四

金毓黻：五四运动琐记

陈荩民：回忆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

范云：五四那天

尹明德：北京五四运动回忆

周予同：五四回忆片断

杨明轩：在五四的日子里

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

罗章龙：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冰心：回忆五四

梁实秋：我参加了五四运动

郑振铎：前事不忘

孙伏园：五四那天，我见到了鲁迅先生

俞劲：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

张国焘：五四运动

郑超麟：一个意识的觉醒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马叙伦：五四回忆

周作人：前门遇马队

沈尹默：五四对我的影响

张申府：我不会淹没在群众情绪里

蒋梦麟：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

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

梁敬錞：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

芮恩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奋起

曹汝霖：我在五四前后的经历

白歧昌：宪兵排长的报告

蔡元培：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

胡适：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即蔡元培，编者注)时代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最初是京师大学堂，里面分进士馆、仕学馆、医学馆等，无一馆的学生不是官气十足的。据最初一班的人说：差不多一个学生要用一个听差，上课的时候，有听差来通知“老爷上课了！”于是这些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睡眼朦胧地带着一个听差到课堂去。医学馆比较多些洋气，但是和进士馆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别而已。等到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国立北京大学，最初一些做过短期校长的人，对于这个学校，也没有什么改革。到了袁世凯时代，由胡仁源代理校长。胡仁源为人，一切都是不足道，但是听说当时不曾列名于筹安会，上劝进表，倒也算是庸中佼佼者。蔡孑民做北京大学校长这件事，是范源濂发动的，因为他对于蔡孑民极其推重，同时国民党的人，分为两派，一派是赞成蔡去的，一派是反对蔡去的。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反对派之态度才改变过来。

蔡到北大的一年，适巧是我去进北大的一年，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暮气沉沉，真是腐败极了。教员之中，没有一点学术兴趣的表现。学生在各部挂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窑子个个都是健将，所以当时北京窑子里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者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者京师大学堂也)。当时蔡初去时，本科分为四科，有四个学长，蔡接事后，重聘四科的学长——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磲、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并决定工科按期结束以后，并入北洋大学，而将北洋大学法科并人北大。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的反对，只是教员也很不高兴。文科方面，则生气较多，胡适之是新从美国回来，章行严也到学堂来教几点钟逻辑。国文方面，则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学生如黄侃(季刚)、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更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还有一位刘半农，本来是在上海做无聊小说的，后来陈独秀请他到预科教国文。当时大家很看他不上，不过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子。英文方面，则有辜鸿铭，担任外国诗。从前有几个英国人——英国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气把他们辞退了。这件事闹到英国公使馆出来干涉，而蔡不为之动，所以把无聊的外国教员肃清一下，但是以后所添的外国教员，也并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质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学者，替中国在地质学上打下一个很坚固的基础。理科方面，则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一般人。去科则以官僚任教为多，如余荣昌、张孝等都是大理院厅长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民国9年下半年王世杰、周鲠生等加入北京大学以后才日见起色。最初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整顿。所谓文化运动的出发点，还是文科。我方才说过，文科的人物，很有趣味，因为蔡对于聘请教授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凡是一种学说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学术上是说得过去的，他总让他在大学中有机会去发展。所以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急进的陈独秀，都能熔化在一炉，而北京大学遂有百派争鸣之势(蔡之取兼容并包主义，有时候也有太过度的地方。从前有一位刘少少，做了一部《新改老》，可笑极了，蔡先生也让他在北大开一门功课，可笑得很)。

各派之中，势力最大，而且最易号召者便是所谓新旧文学两派，当陈独秀没有进北京大学以前，他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个杂志叫做《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个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改良中国文学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四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接上又做了一篇《建设新文学革命》。因为胡适之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所以钱玄同便写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轩”的假名字，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刘半农就做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一封复信，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一顿。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来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丧。刘半农还有一篇《作揖主义》也是同样的轻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当时新青年社是由六个人轮流编辑的，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学术研究的文字。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功夫，拼命的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两遍，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一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做的《建设(新)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是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是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他的哥哥钱洵，做过意大利公使的，钱玄同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的人，然而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他当时主张废姓主张废汉字，因此大家更觉得这种主张可怕，而更觉得钱玄同是同疯子一样。沈尹默也是一个编辑，但是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会做，但是因为他一常做的白话诗，而胡适之赞赏他的诗做得好，所以也就成为新青年六编辑之一。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第六位编辑是刘半农，他的地位和工作，我以前已经说过一点了，当时大家对于他不很重视，乃是一种实在情形。以后北京大学派他到法国研究音韵学对于他乃是一种很大的帮助。《新青年》除了六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周作人是极注意于写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孑民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以后他宦隐于教育部者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做《狂人日记》、《药》等很传诵一时的小说。P1-6

“我不会淹没在群众情绪里，在这方面，我很像罗素，支持正义，但同时不偏不倚，保持逻辑头脑。”

张申府

这时候有一辆汽车驶了过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我们一拥而上，用旗杆打破了汽车玻璃，汽车狼狈而逃，我们不知道汽车里坐的是什么人，我们觉得坐汽车的人大概挨打不算冤枉。

梁实秋

一场新闻公案，虽到此结局赡而这新闻所以会激起五四运动，自还有其时代与思潮的背景。

梁敬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