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的西安，因为红军到达陕北国军尾随进剿，成为全国焦点城市，也是中统、军统、中共特科、日本人、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各方情报特工人员争夺的前沿。老奸巨猾的中统特派员齐北，发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总干事武伯英，酷似三年前被自己在上海杀掉的中共潜谍武仲明。武家在西安曾是仕宦大家，辛亥革命时曾倾尽家财资助革命军，颇受刀客出身的杨虎城敬重，以至成为世交。武伯英为弟弟复仇，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经过三年生死拼打，受到中统特派员齐北的怀疑、考察与重用，也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的委托，终于身居中统特务行动组领导之位，破获了日本西安间谍组织，名声大噪。十二月初蒋介石来西安督战，武伯英负责华清池外围警戒，发现失踪已久的日本间谍吴卫华到了临潼，她从蒋的贴身卫士处买到绝密情报。武伯英追到吴卫华在西安的落脚点，二人互相用毒杀害对方。武伯英毒醒，挣扎着到地下共产党刘鼎处，将文件缩微胶卷交给他，表明了自己是中共“6号”特工的身份……

《潜伏·1936》汉稳的叙事风格以及作品所带有的厚度。也是谍战题材小说难能可贵的，当属近年谍战小说中的上乘佳作。

“西安事变”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关涉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事件，以“西安事变”为题著的影视、纪实、小说多有面世，《潜伏·1936》却仍能找到新颖独特的艺术途径，展示出别一番艺术景观，叙述沧桑而力道十足，情节悬疑迭起且沉稳从容，这部小说把历史真实和传奇糅合得几乎天衣无缝，当是纪实小说创作的一次成为探索，没有脸谱化的人物，没有符号式的情节，没有程式性的情义，让人物去做事说话，从为准确地把握着各个人物的个性，便有了一张张迥然不同的面孔。

一九三六年的初夏，燥热提前降临了古城西安。午后的阳光似乎有重量似的，挤压着西大街上行色匆匆的路人。刚出来的汗水即刻就被晒干，只留下汗渍紧绷在皮肤上，一层一层积结，皱得人如同要蜕皮的蚕儿般难受。西大街和南大街一样，都是才拓宽的街道，街面扩到了店铺门口，伐了老树，未栽新树，连巴掌大个树阴都没有。而东大街和北大街，早在拆除城墙时就已经拓宽，栽植的杨树已经有大臂粗细。西大街的街面还未铺设沥青，或许将来也不会铺，接连几日暴晒，人流踩踏石子地面，泛起了一层细细的尘土，随着脚步沾染在鞋面上，如同一层土黄色的蒙布。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后楼虽与西大街近在咫尺，却完全是两样景象，幽静清凉，有着古宅特有的静谧。武伯英放下文件，抬手看看腕表，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来：“再等等，再等一个小时，他要还不来，就各忙各的去吧。”

“新生活运动分会”办公室西北角，就是总干事武伯英的天下。他三十二三年岁，中等偏瘦身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不大有神，眉不浓有棱，鼻不高有隆，唇不厚有痕，这些极富男人味道的五官组合在一起却不孔武，被天生的忧郁所控制，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忧患气质，很有些内在魅力。衬衣外套了件紧凑合身的薄西装，领带解下来挂在衣帽钩上，又添了几分不羁的洒脱。  

武伯英手下的三个男干事听见头儿的话，随声附和，轻声抱怨，议论纷纷。干事小栾还说了句俏皮话：“咱们像什么？就像早年间宫里头选妃，等着点选的秀女一样。”  

大办公室中开两扇木门，正中迎门拼着两张会议桌，桌子上下堆满了文件纸张和一些宣传小册子。屋子四角各摆着办公桌，散立着一些木质文件柜，分成四个办公区域。东南角窗下的两张办公桌，头对头坐着调查干事小栾和设计干事小董，西南角窗下坐着推行干事小杨，每人分管着原来一个科的事务，都是二十多岁年纪的社会新人，却因为埋头书案而未老先衰，人也邋遢了起来。

屋子东北角坐着的新运妇女指导员黄秀玉，正坐在办公桌旁精心修剪指甲，根本不参与同仁们的议论。她二十出头，长相虽不十分漂亮，却因为青春和白皙，自有几分迷人的魅力。  

党部后楼二层的房间不用承重，都是三间开的大屋，原来做过官塾讲堂。最西端这间是省“新运分会”办公室，蒋委员长提出了“亲爱精诚”加“礼义廉耻”的主旨后，力图上行下效，要从根本改进国民精神、改良社会风气、促进民族复兴，省党部也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分支机构。今年春节夫人宋美龄掀起了新生活运动的又一次高潮，在南京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总会，自任指导长。黄父在中央党部任职，黄小姐也算是大家闺秀，从英国留学归来，积极响应号召奔赴陕西开展活动。不过来了这三个多月，就是组织妇女唱唱新运歌谣，别的也没什么作为，已没有了刚来时要改造世界的理想与狂热。办公室东北角窗下是她的小天地，办公桌除了比其他人整洁外，还有一些新女性特有的小情调。窗台上的盆栽文竹，水杯上的钩织杯套，玻璃板下压着的几张电影男星小照，都显露着她的趣味所在。

武伯英踱步到中间的窗子前面，看了一眼黄秀玉，顺手推开了花格窗扇，眯眼看着阳光照耀下的西大街，用以驱除伏案的疲乏，感受着内外炎凉的差别。楼外紧挨的这排店铺虽也是两层，民间建筑讲求节俭实用，要低矮很多，于是站在小楼上，西大街的风物人情倒是可以一览无余。  

南北走向的广济街一头连着清真寺，一头连着党部大院，和西大街交汇而成的十字路口离钟楼不远，也算是繁华地段。小摊贩们几乎把买卖摆到了马路中间，只留下了一道豁豁啦啦的窄道，偶尔有一辆汽车驶来就在窄道中晃荡，懒洋洋地向东大街方向驶去。几辆人力洋车跟在汽车后借光，也借来了不少尘土，车夫光着膀子露出黝黑的脊背，任凭尘雾落在面目上，车上的太太小姐用香帕捂着口鼻，不时放下和熟人打个招呼，催促车夫超过汽车。巡街警察夹着木质警棍，躲在仅有的阴凉下嘬着纸烟，不时掸去落在身上的已经开败的槐米。三五个从医院里逃出来的伤兵闲逛着，只把眼睛朝洋车上的女人瞧来，目光野蛮而大胆。在公家做事的文员夹着皮包匆匆而过，虽然洋装在身，表情却和那些小学徒一样乖巧规矩。路过的穷学生三两成群，看着油布大伞下的酻子水大麦发酵成的一种无酒精饮品。和大碗茶，舍不得口袋里的铜子，只好咂巴咂巴嘴唇。尽管还没有蝉鸣，人们耳膜里却充满了烦躁的噪音，如同眼前的局势一样让人焦虑不安。  

武伯英掏出烟夹，抽出一根烟卷叼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燃了，吸了一口，然后把烟雾吐出窗外，魂游天外似的想着心事。  

黄秀玉捏着指甲钳，观察着武伯英的一举一动，表情不由得有些呆傻。她这个年龄，正是对成熟男人着迷的时候。一来因为恋父，青涩而无所成就的小伙子难以打动芳心。二来初入社会，闺中美梦开始走向现实，总有害怕惊醒的恐惧，而冒失善变的青年总与薄幸和背叛牵扯在一起，没有成熟男人的稳重和宽厚。武伯英这个年纪的男人，恰如一缸陈醋，既没有新醋的凛冽，也没有老醋的腐气，酸香皆有，刚刚好。

三个年轻干事看到黄秀玉的表情，相视窃笑，声音很轻却足够她听到，既是善意的嘲讽，也是蓄意的提醒。黄秀玉这才反应过来，狠狠白了他们一眼，撇了撇嘴。放下指甲刀，拿起办公桌上看了一半的小说，翻到书签标记的页面。眼睛虽然在文字上移动，心思却怎么也从武伯英身上拉不回来了。

新运分会所在的后楼，是党部社工部的办公楼，原是旧官学的学馆。二层砖木结构，坐北朝南，与繁华的西大街只隔着一排店铺，如同一个闹中取静的书生，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样子。党部大院原是前清陕甘总督的府邸，科举时省试考取的举人，要集中由总督象征性地辅导，官学故而设在总督衙门后院。总督早在满清新政时就已取消，所以辛亥革命时不成为攻击目标，保存相对完整。辛亥革命后打通了隔墙，总督衙门和官学连成一体，学馆就成了省党部的后楼。官学原来朝东开的大门，隔墙打通后就变成了省党部的东偏门，因为路两边全是卖竹编器具的摊贩，无名之街也就叫了竹笆市。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各自机构联合使用的“新城黄楼”，与省党部隔着钟楼遥相呼应，形成西安城内权力的两极，互相制衡。如今加入了尾追、堵截红军而来的中央军，还有党调处和军特处等各种势力，权力结构转向多极，共同支撑着国民党与蒋介石在西安乃至陕西全境的统辖。省党部南大门外是东西走向的粉巷，与西大街平行，与广济街相接，再延伸过去就接了南大街。粉巷历来是西安城内烟花兴盛之地，古时文人以流连青楼为雅事，于是娼窑妓寨聚集于此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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