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安妮·法迪曼的家庭随笔集。作者回到她喜爱的文学类型，家庭随笔——一种被认为在智识广度(大方面)和微型图画画家的焦点(小方面)上都让人喜爱的文学传统。加之作者的幽默和博学，这组散文使她成为美国最好的散文家之一。法迪曼把我们引向她十二个私人困扰，从她童年抓蝴蝶的轻微凶狠的激情，到对查尔斯·兰姆有纪念意义的迷恋，从她对书信写作日子的渴望到从城市到乡村迁移的挑战与报赏。很多散文都是在身边事物“影响下“写成，作者曲尽其妙地描写了那些家庭琐事和往事追忆，显得风趣幽默、生动感人。这组散文更显示了作者对生活、文学、家庭和神秘知识的独特的热爱。

安妮·法迪曼写《闲话大小事》，又回到了她喜爱的文体——小品文；人们欢迎这个文学传统形式，因为它知识广博(谈大事)，而关注领域集中(谈小事)。法迪曼把幽默与博识相结合，使她卓然不群，成为最优秀的随笔作家之一。她把我们引入了她个人的十二件经历，从她童年有点儿邪恶的爱好——抓蝴蝶，到她对查尔斯·兰姆的倾心仰慕，从她对当年写信岁月的怀念，到由城市迁居乡下的艰难与报偿。

许多文章都是在身边的题材“影响下”写成的。法迪曼爱吃冰淇淋，一品脱一品脱地狼吞虎咽，她爱吃“哈根达斯”，还有她哥哥自制的液氮咖啡冰食(附配方)。她猛喝咖啡，又讲述巴尔扎克喝咖啡成瘾的故事；她通宵不眠，把自己写成了一个“夜枭”，观察自己一昼夜的生物钟节奏，同时又学习父亲治疗失眠的方法：在夜间玩词语游戏，还玩刘易斯·卡洛尔的数学游戏。《闲话大小事》是一本吸引人的文集，充满了法迪曼特有的对生活、对文学、对家庭、对各种秘传知识的爱。这本书有望使一种企盼已久的文体重获新生。

序言

收集自然标本

不含糊的兰姆

冰淇淋

夜枭

普洛克路斯忒斯与文化论战

逃跑者柯勒律治

邮件

搬家

一块棉布

北极寻乐者

咖啡

水下

资料来源

志谢

冰淇淋

3月间，我读报得知，新泽西州斯塔福德(Stafford)市议会通过了一条法令：“商贩任何时候皆不准使用带有响声的设备——机动铃、机动音乐铃、机械噪声、话筒或扩音器等。”这条禁令的主要目标是冰淇淋的贩卖车。它在市内巡回的时候，发出的声音相当柔和，但市议会却把它和喷气飞机的怒吼、汽车警报的尖叫声并列为同类。我幼年住在康涅狄格州的郊区，常常听到“好兴致”牌冰淇淋贩卖车的嘟嘟声，觉得这声音很像蛐蛐的低鸣或夏天的雨声，都是季节性的福音，交织着许多甜蜜的联想。因此，在5月间，我读到另一条消息时，就感到很开心了。那条消息说，杰夫冷冻美食公司的老板杰弗里·卡巴尼斯(Jeffery Cabaniss)向联邦法院控告斯塔福德议会的禁令违反宪法，而且获得胜诉。卡巴尼斯先生也作了一点让步，他把贩卖车的乐曲改换了一下：原来那首《稻草里的火鸡》叫斯塔福德的市民听了特别心烦，现在换成大家不熟悉的《音乐盒舞者》，似乎不那么烦人了。

《纽约时报》把卡巴尼斯先生称为“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英雄”。我对于宪法丝毫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卡巴尼斯先生车子里贩卖的东西。对我来说，投票反对杰夫冷冻美食公司就是投票反对冰淇淋，而投票反对冰淇淋(包括卡巴尼斯货单里的克隆代克脆饼干条以及爆米花)就是投票反对追求幸福。

我最近作过一次计算(假定每周消费一品脱冰淇淋，每品脱冰淇淋含热量1000卡路里；美国医学协会测算3500卡路里可构成一磅体内脂肪)，如果我从十八岁起完全不吃冰淇淋，那么我现在的体重就是负416磅，那就会比空气还轻，我的处境就十分悲惨了。在结婚前，我常常在睡前拿一品脱哈根达斯巧克力冰淇淋躺在床上吃，用四层纸巾把容器包住，以防止体温过低。(冰淇淋纸箱边上的“营养介绍”建议，每次食用量为四分之一品脱，可是那就像要求每次食用一根炸薯条一样，我可做不到。)现在，丈夫也在床上，睁着善良的眼睛看着我，而他爱吃的又是低脂肪的冷冻酸奶，我只好拿一把圆勺把冰淇淋盛进一只小碗里。然而，整整一晚上，我总是到冰箱去奔走几个来回，把纸盒里的一品脱冰淇淋舀完为止。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也是为了在写作期间，我吃冰淇淋可以不称为贪婪，而可以称为“研究”。

我爱吃的味道是各式各样的巧克力冰淇淋、香草冰淇淋、咖啡冰淇淋、果仁冰淇淋，没有一样对你有好处。我不喜欢水果味的，它的邪恶味道不够——在这一座滑溜的山峰上，顶端是草莓味的，底层是《纽约时报》最近称赞的恶劣新花样，什么豆腐茴香味呀，小豆蔻味呀，白胡椒味呀，玉米味呀。玉米冰淇淋？为什么不来一种甘蓝冰淇淋呢？(我可不应当大声说话，否则俄亥俄州立大学奶制品工程系刚创造了土豆火腿冰淇淋以及酸泡白菜冰糕，又要从我这里获得新配方的灵感了。)从另一方面来讲，冰淇淋确实不应当损害你的健康。几天前，我打电话给哈根达斯公司的顾客关系部，想核实薄荷冰淇淋中的乳脂成分，听到的却是令人大吃一惊的录音信息：“如果您由于本公司的一项产品而出现了医疗上的紧急情况，需要及时救援，请拨打612—347—2101中毒急救中心。”几勺冰淇淋到底能引发什么样的医疗紧急情况呢？大约公元前400年，希波克拉底，或者后世称之为希波克拉底的某个无名作家，曾经警告说：冰雪冷冻的饮料“使人体骤然进入与此前迥然不同的状态，从而产生许多不良后果”。1997年《英国医学杂志》也提出：“冰淇淋头疼”产生的原因，在于上颚底部遭受低温的侵袭，刺激其楔形上颚神经节，使脑血管扩张。然而，这篇文章的结论却令人欣慰：“无需戒食冰淇淋。”

我说过，我对于冰淇淋应当增进健康的说法一向无动于衷。因此，国际奶制品协会的发言人宣布，高脂肪冰淇淋的销路正在上升，低脂肪冰淇淋的销路正在下降，我听了就很高兴。然而，如果我生活在18世纪的那不勒斯，我这种反对冰淇淋与健康挂钩的立场也许又要松动了。1775年，一位意大利医生巴尔迪尼(Filippo Baldini)发表论文阐述冰霜的医疗作用。他认为：肉桂冰淇淋有益于治疗腹泻，咖啡冰淇淋治疗消化不良，松仁冰淇淋治疗痨病，驴乳冰淇淋治疗血液病，牛奶冰淇淋治疗麻痹，羊乳冰淇淋治疗脑溢血、坏血症、消瘦。这一套药方倒是合我的心意。如果巴尔迪尼医生今天还开业行医的话，我很愿意立刻成为他的病人中的一员。他会说：“法迪曼女士，你看来有点消瘦，我给你开个药方吧。你去找纽约超级奶制品公司。蓝十字和蓝盾协会可以全额报销费用。”

太冷的冰淇淋会麻痹感受甜食的味蕾，因此，哈根达斯的纸盒上总印着一句请求：“请稍候片刻，待冰淇淋软化后食用，以达到充分味觉效果。”但我仍然不愿意稍候片刻。我甚至喜欢在冬天食用，胜过在夏天。尽管“好兴致”牌冰淇淋贩卖车是季节性的，但是认为只有天热才吃冰淇淋却是严重的错误。如果真是天热才能吃，那么本·柯恩(Ben Cohen)和杰里·格林菲尔德(Jerry Greenfield)就不会在佛蒙特州的伯林顿建立他们第一个冰淇淋生产车间(年平均有霜期为161天)，而把它建在南方的塔拉哈塞了。本·柯恩根据人体内外温度差别与平衡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冰淇淋在冬天受欢迎。他声称，在冰雪的天气里吃冷冻的食品，减低了体内温度与体外流动空气温度的差别，从而使顾客反而感到暖和。如果只有天热才能吃冰淇淋，那么，我的朋友、户外活动家戈达德(John Goddard)就不会在攀登雷尼尔峰(Mount Rainier)的时候，安排飞机给他空投半加仑法国香草冰淇淋(上面是覆盆子莓)，而给他空投一暖瓶的热鸡汤了。每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发宴会上，也不会以“诺贝尔冰淇淋”(glace Nobel)作为最后的主菜，而用“橘子黄油薄卷饼”(Cropes Suzette)了。当灯光黯淡下来时，一队穿着制服的侍者从华丽的台阶走下，每人手捧一个大银盘，上面是围绕着糖花的大蛋糕；蛋糕中央耸立着冰淇淋的圆顶，圆顶上耸立着冰淇淋的尖碑，尖碑上燃着一团火焰。诺贝尔奖的获奖贵宾已经享受了一系列美餐：肉汁螃蟹配菜花奶酪和加利克斯鱼子酱，火鸡配位拉波尼土豆(这些菜肴都没有特别装饰)。现在他们看见端来的新花样时，都情不自禁地齐声鼓掌欢迎。

……

P35-39

刚好半个世纪多一点之前，一位沮丧的作家写了一篇“小品文的温婉哀歌”(A Gentle Dirge for the Familiar Essay)，哀叹一种风格的文体即将消亡。“它已经沉落到西天的地平线。整个星座里有庄重的态度，恰如其分的引语，希腊文与拉丁文，清晰的语言，谈话式的文风，绅士的书斋，绅士的收入，以及绅士本人。”

这位作家就是我的父亲克利夫顿·法迪曼(Clifton Fadiman)。有关他的描述，他的邮箱、废纸筒、他的失眠症，都在本书的几篇随笔中出现过。“小品文的温婉哀歌”本身就是一篇小品文。它像中国套盒一样闪动着与众不同的特色。它的完美正好反驳了它要传送的信息。

这篇预告本身即将结束的小品文，它本身还顽强地存在着，这就意味着从前的预言家们也许是错误的，现在的预言家也一样。虽然我父亲列举的大多数特色确已离地平线更近了，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仍旧历历在目。我指的当然就是谈话式的文风。我学会了这种文风，是在法迪曼家里的餐桌上，和辛辣的咖喱、腐味的斯提尔顿奶酪一起品尝出来的。谈话式的文风是我父亲一生的中心，是我一生的中心，也是小品文的中心。

今天，人们已经不常听到“小品文”这个说法了。这种风格的全盛时代是19世纪初期。 那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在白兰地和烟草的影响下，做梦一般写出了《伊利亚随笔》。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在浓茶的影响下，匆匆写出了《燕谈录》(Table Talk)。小品文不是面对千万人写作，而是只对一个人讲话。仿佛两人并坐在熊熊炉火前，敞开领口，手捧心爱的刺激性饮料，长夜的闲谈就这样延伸下去。作家的看法是主观的，提到的事总是具体的，表达方式东拉西扯，性格的怪异十分明显，哈哈大笑往往是在嘲弄自己。虽然写的是自己，但也同时写一个主题，写熟悉的事，非常热心的事，所以文字总是充满恋人般的亲切。因此，大量的篇名总以“谈”字开头：“谈洗衣妇”，“谈平凡的批评家”，“谈观念相同的人”，“谈以个人丑恶淆乱道德的危险”，“谈霍加斯(Hogarth)的性格与天才”，“谈作家的谈话式文风”，“谈青年的不朽感”，“谈剧院里发出嘘声的习惯”，“谈兴味”。谈兴味！ 那才是小品文最简明的概括。

当今读者碰到的，是大量评论式随笔(用脑多于用心)，大量自我式的、非常自我式的随笔(用心多于用脑)，但是小品文(用脑用心分量相等)却很少见。如果我要把兰姆写于1821年的“谈耳朵”改写为21世纪的评论式随笔，我就会写到芭芭拉·卡特兰(BarbaraCartland)早期作品里的后现代主义听觉形象。如果我要写一篇当代自我式随笔，我就会告诉你，我左耳垂上有个粉刺，在大学生舞会上我无法用化妆品掩盖它，那粉刺是我的男友用舌头舐出来的(他怎么会弄得那么尖)；我还会说我曾把滚石乐队的音乐光碟“Jumpin’Jack Flash”调到最大音量，结果使我的听觉受到损害。但是这两种随笔我都不想写，也不想读。我仍旧喜欢兰姆的原著——他主要讲自己在音乐上没有才能，也讲到古钢琴、钢琴、歌剧演唱、繁华街道、木匠锤子等发出的各种声音。换句话说，作者既谈到自己，也谈到这个世界。

我相信，为了小品文的生存，是值得奋斗一番的。这本小书就是我在奋斗中的一点贡献。它既宣示了我对这种风格的尊敬——不，是我的爱，也表现了我本人的性格。我的性格中混合着自我陶醉和对外界的好奇心。这种性格不适于写许多种文章，却适合写小品文。集子里十几篇文章是从1998年开始的七年当中写成的。除最后一篇外，顺序都按写作先后安排。有些文章讲我生活中的事(学会使用电子邮件，从城市搬到乡间)，有些是外界事件促成的(文化论战，其伤亡仍在上升；美国重新发现它的国旗，写于“9·11”事件三个月后)。文章写作的时间，我都保留不动。虽然这些文章不是在白兰地、烟草和茶的影响下写的，但是在写冰淇淋的时候，我吃了大量的哈根达斯冰淇淋；在写咖啡的时候，我感受到咖啡碱导致的强烈耳鸣；关于夜枭的文章，每一个字都是在午夜和黎明之间的时分写的。有三篇随笔是在伟大人物的影响下写成的，他们是斯蒂芬森(Vilhjalinur Stefansson)，柯勒律治(samtlel Taylor Coleridge)以及与我最贴心的查尔斯·兰姆。我喜欢想像，当我坐在桌前向我的读者谈心的时候，兰姆的影子就在我身后瞧着我动笔呢。

本书的书名，意在表示我的兴趣是广阔的(谈大事)，然而我注意的焦点是近处的(谈小事)。写这本书时，我偶然读到哈兹利特的随笔“谈大事和小事”，文中说：“心智和眼睛瞳孔一样，可以扩大或缩小，这样才能够观察广大或狭窄的表面，找到纷繁的事物，产生对一切事物的注意。”这正好是我的感受。

我和父亲不同，并不相信写作小品文的能力在于彬彬有礼(我就不是)，懂希腊文和拉丁文(我学过一点早忘了)，是一个绅士(我肯定不是)。如果心理学家要分析我对小品文的迷恋，他也许会提到克利弗顿·法迪曼的另一段文字，那段话认为女人很少写小品文，因为“这种形式不吸引她们”。哎呀！它可吸引我呢。我还希望它吸引足够的作家——以及读者——这样，就不必为它的消亡唱温婉的(或其他什么的)哀歌了。

安妮·法迪曼

　　这些奇妙的文章，写来自然流畅，优雅明澈；题材或愉快，或重大，或二者兼而有之。甫开篇，安妮?法迪曼就把我迷住了。　　——伊安·弗雷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