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华北正报》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外务省在中国仅有的两份官方报之一，1919年12月在北京创办，1930年3月被日本外务省下令停刊。作为一份在华外报，《华北正报》既充分体现了许多外报言论和经营的共同之处，又具有“日本外务省官方报”的独特身份，因而颇具研究价值。本书旨在通过梳理这份报纸诞生的背景、创办的过程、经营状况、内容特色、及其停办的原因和意义，展现其作为日本外务省的官方报所承担并执行的特殊使命。同时，《华北正报》的研究还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在华外报与各国外交之间的密切关系。

《华北正报》是日本外务省在北京出版的一份英文报纸，前后存在了11年的时间。通过研究这份报纸，不但可以了解那一时期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乃至侵华政策的内幕，甚至可以了解其对外宣传或对外政策解读的玄机。

本书以翔实的一手材料，对《华北正报》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包括创办背景、编辑方针、人员构成、经营状况、报道内容以及社会影响等，并结合当时国内和国际局势，透过《华北正报》等日本在华媒体的宣传报道，对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华、对英美各国的政策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和鞭辟入里的分析。

绪论

 一、选题意义

 二、研究综述

 三、突破与创新

 四、研究方法

第一章 报业背景综述

 一、1931年以前日本在华报业综述

(一)日本在华办日文报

(二)日本在华办中文报

(三)日本在华办英文报

 二、英文报业在中国的发展

(一)鸦片战争前的萌芽期

(二)鸦片战争后的快速发展期

(三)甲午战争后的成熟期

 三、本章小结

第二章 《华北正报》创办

 一、根本原因：日本确立“协调外交”方针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企图独霸中国

(二)战后美英对日展开新角逐

(三)内外交困与原敬内阁对美英的“协调外交”政策

 二、直接原因：抵制京津地区英文报“煽动对日恶感”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京津地区的英文舆论

(二)1919年京津地区英文报业市场的分割

 三、创刊号及其版面分析

 四、发刊辞及其办报宗旨

 五、英文报业同行的相关评论

(一)《北京导报》与《英文北京日报》的讽刺

(二)《京津泰晤士报》与《华北日报》的分析和祝福

(三)《公闻报》与《顺天时报》的赞美

 六、本章小结

第三章 《华北正报》的经营

 一、鹫泽与四二社长初创期  (1919—1924)

(一)人事

(二)资金和管理

 二、日本驻华公使馆掌管期  (1924—1926)

 三、《顺天时报》社长渡边哲信兼营期  (1926—1930)

 四、本章小结

第四章 内容分析Ⅰ：《华北正报》的新闻报道

 一、《华北正报》新闻的主要来源

(一)通讯社

(二)日本官方

(三)通讯员

(四)中英文报纸

(五)口头传播

 二、《华北正报》新闻报道的内容特色

(一)《华北正报》新闻报道的总体特征

(二)《华北正报》关于日本和中日关系的新闻报道

(三)威尔斯担任新闻编辑的特点

(四)高孟奇改版后《华北正报》新闻报道的变化

 三、本章小结

第五章 内容分析Ⅱ：《华北正报》的社论

 一、《华北正报》社论的出处

(一)《华北正报》的主笔们及其特色

(二)转引其他报刊的评论

(三)通讯员或其他投稿

 二、《华北正报》社论的观点评析

(一)《华北正报》对中日关系间重大问题的评析

(二)《华北正报》对中国内政的评析

(三)《华北正报》评价日本与英美苏的关系

(四)《华北正报》对热点事件的跟踪评析

 三、本章小结

第六章 内容分析Ⅲ：《华北正报》的特色栏目

 一、特约辜鸿铭：《华北正报》的“文化外交”

 二、特约河上清：旅居美国的日本政府“发言人”

 三、读者栏目：《华北正报》与其读者们

(一)“Correspondence”(读者信件)

(二)“Peoples Editorials”(来自民间的评论)

(三)“Letters to the Editor”(写给编辑的信)

 四、《华北正报》的体育报道

 五、《华北正报》的生活栏目：汽车、时尚、节日、购物、北京风情

 六、本章小结

第七章 《华北正报》与1920年代的报界

 一、《华北正报》与日本报界

(一)《华北正报》与日本国内新闻界

(二)《华北正报》与日本在华新闻事业

(三)《华北正报》与《顺天时报》

 二、《华北正报》与中国报界

(一)跟踪报道中国报界的动态

(二)与中国报界的交往

(三)编辑中文报纸的评论

(四)对中国报界的批评

(五)《华北正报》与《京报》

 三、《华北正报》与在华英文报界

(一)记录英文报纸言论

(二)反驳英文报纸的对日批评

(三)《华北正报》与英文报人们

 四、本章小结

第八章 1920年代末京津地区外报的衰落

 一、直系政权对京津外报的干预

 二、京津外报末日的“辉煌”

 三、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初期对外报的限制

 四、京津地区民众自发抵制外报

 五、本章小结

第九章 《华北正报》闭刊

 一、直接原因：日本外务省的决定

(一)受经济危机影响，日本国内财政状况恶化

(二)日本调整对华政策

(三)日本在华新闻事业宣传效果不佳

 二、《华北正报》的闭刊及其意义

(一)《华北正报》和《顺天时报》的闭刊辞

(二)京津报界的反响及其闭刊的意义

 三、本章小结

结论

 一、《华北正报》辅助日本推行“协调外交”

 二、《华北正报》侵害中国国家“舆论主权”

 三、《华北正报》提供了中国近现代舆论与外交研究的又一个案

 四、《华北正报》研究启发我们思考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报刊原件：

 日本外务省文件：

 专著及论文：

附录

 附录Ⅰ：日本战前在华报业

表一：1931年以前日本人在华所办主要日文报纸

表二：1931年以前日本人在华所办主要中文报纸

表三：1931年以前日本人在华所办主要英文报纸

 附录Ⅱ：《华北正报》发刊辞及其各报评论原文

1、《华北正报》发刊辞

2、《北京导报》评论

3、《英文北京日报》评论

4、《京津泰晤士报》评论

5、《华北日报》评论

6、《公闻报》评论

 附录Ⅲ：《华北正报》改版声明原文

 附录Ⅳ：《华北正报》闭刊辞及其各报评论原文

1、《华北正报》闭刊辞

2、《京津泰晤士报》评论

3、《北平导报》评论

4、国闻通讯社评论

 附录Ⅴ：《华北正报》影印件

 附录Ⅵ：日本外务省关于森川照太向陆军捐赠的影印件

后记

中国近代报业开始于外人在华办报，而英文报纸的创办早，持续时间最长，外文报刊中影响也是最大。曾虚白在其《中国新闻史》当中专列一节“外人在华发行的英文报纸”谈到：外文报刊原本供其侨民阅读，不过“时势所趋，我国留心外事之商人、知识分子及高级官员，亦多订阅。故外报对我国舆论，亦有极大影响”，概尤指英文报纸。曾先生还提到，外人在华发行之英文报纸，最先起源于广州，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也成为英文报纸之发祥地，其后则随英国人的势力向北方发展，先是上海，然后天津，而后至北京、青岛各地。我们可以将在华英文报纸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鸦片战争前的萌芽期、鸦片战争后的快速发展期、甲午战争后的成熟期。

(一)鸦片战争前的萌芽期

鸦片战争前是外人在华办英文报纸的萌芽期。由于清政府禁止传教，且报禁严厉，因此除了澳门和广州之外，外国人在内地尚无立足之地。当时，澳门为葡萄牙人所占，所以有不少葡文报刊，只是在1833年5月有一份英文周刊《杂文编》(The Evangelist and Misellanea Sinica)出版了四期。当时最强大的殖民势力是英国，来华的外国人也以英国人居多，广州则是当时外国人最多的地方，因此在广州出现了第一批英文报刊。中国境内最早的英文报刊是1827年由英国鸦片商马地臣(James Matheson)创办的《广州纪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此外还有1831年的《广州杂志》(The Canton Miscellany)，1835年的《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美国商入伍德(William W.Wood)1831年办的《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The 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等。这批英文报纸主要为商业性质，刊载商情信息，争论贸易问题，为其所代表的商业团体利益服务。在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的过程当中，它们起了“提供情报、出谋划策、鼓噪煽动”的作用。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当属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年美国商人奥立芬(D.W.C.Olyphant)在广州资助并创办，编辑是美国派遣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后因鸦片战争而迁往澳门、香港发行，战后又返回广州，直到1851年停刊。《中国丛报》以发表在华外国人的言论为主，尤其是传教士如郭士立等人对清朝统治下中国的观察和思考，既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情报，还经常就对华政策进行讨论。林则徐到广州后，曾集中一批外语人才，有组织有计划地搜集外文书刊，《中国丛报》就被编译为《澳门月报》，对林制定对外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该刊1940-1941年由日本的丸善株式会社于上海重印。由于《中国丛报》登载了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20年间有关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报导和评述，现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关键二十年的重要史料。

(二)鸦片战争后的快速发展期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并同意设立租界，也取消了传教的禁令，外国人势力除了聚集香港之外，逐渐向中国北方拓展。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英文报纸。据统计，19世纪外国人在华共创办300多家中外文报刊，其中200多家是鸦片战争以后所办。而1841-1860年间，香港创办外报20多家，超过全国各地外报的总和，著名的英文《德臣报》(The China Mail)和《孖刺报》(The Daily Press)都是这一时期创办。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在各国对华贸易中的枢纽作用日益凸现，外报也随之呈现迅速发展的趋势。1850年创办的《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在1864年被扩充为日报《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直至1951年停刊，是上海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外文报纸。从1860到1894年间，外人在上海租界共办有30余种英文报刊，多数为商业报纸，相互之间竞争激烈，政治上则维护其国家在华利益，呈现出中国近代报业的半殖民地色彩。  除了香港、上海以及广州、福州、厦门、汉口等通商口岸，京津地区是外国人在华北办报的中心。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都以其为首府，要想影响中国的政治，显然应该在北京办报。但也正是由于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规矩禁令等执行严格，甲午战争前北京给外报哪怕是中国人办报的空间都没有。而天津是中国北方的交通枢纽，也是各国使馆在北方的集中地，位置上紧靠北京。在天津办报，既有稳定的读者群，可面向外国在华的上层人物，又可就近获得京城的消息，其言论也可间接传播到京城。因此，在天津办报颇受外人关注，数量不多，但质量较高，政治色彩较浓，影响较大。其中，1894年创办的《京津泰晤士报》成为“20世纪中国北方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一度被奉为“外人在华北的圣经”。

(三)甲午战争后的成熟期

甲午战争后，外人在华势力和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在华英文报纸也逐步走向成熟，各国之间的言论竞争也愈加激烈。不仅出版发行较为稳定，规模逐步扩大，而且内容也从以商业性质为主转向更多的政治宣传和文化渗透。除了许多老报大报得以延续扩大，还创办了不少新的英文报纸。例如1901年的天津《益闻西报》(The China times)，同年由美国人办的《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1913年德国人办的《北京时报》(The Peking Gazette)，1917年的《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 of Far East)，1918年美国人掌握的《华北明星报》(The North China Star)，1925年在美国注册的《北京导报》(The Peking Leader)等等。据伍德海编的《中国年鉴》，1925年在中国邮政有登记的英文报纸，英国人在天津办有3家，上海有8家，香港有4家，青岛、汉口各1家；美国人在北京办有《北京导报》，天津有《华北明星报》，上海有5家，汉口1家；日本人则办有4份英文报刊，分别在大连、北京、和天津。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开始办自己的英文报纸。随着中华民族近代报业茁壮成长，不只是中国人自己办中文报，不少人也意识到外人所办的英文报影响了我国外交，中国要主权完整独立就需要自己面向世界的声音。1905年，前上海道蔡钧创办《南方报》，他觉得中国人没有自办的西文报，“因之国际问题，受影响而吃亏者数见不鲜。缘西报中据理直书者固有之，而一味拗曲，变乱是非者，亦在所不免，坐是每遇交涉要案，彼族多因偏听一面之词，吠影吠声，致滋纠葛”。所以办《南方报》时，就以中英文并列，意欲“遇事辩护，以通外邮”。此时国人已明白报纸在外交上的效用。1910年外交次长颜惠庆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钱创办了《英文北京日报》，颜亲自任主笔。

辛亥革命成功后，伍廷芳出任外长，1911年8月出资发行以“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为宗旨的英文《大陆报》(The China Press)。1923年华人周培德(Peter Jowe)和美国人舒华兹(Bruno Schwartz)在汉口创办英文《自由西报》(The Hankow Herald)，先后由林芳伯(Wilfred Ling)、陈钦仁担任主笔，1932年刁作谦担任外交部情报司长时收买该报而成了外交部的机关报。1925年国民党在北京创办《国民新报》(The People's Tribune)。而《华北正报》在北京的一个重要竞争对手《北京导报》于1920年在梁启超提议下由刁敏谦担任主笔而创办。到1925年时，已经有许多完全或部分由中国人主办的英文报刊，最重要的有天津的日报《东方时报》(The Far Eastern Times)，北京的月刊《中国社会和政治科学评论》(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以及上海的晚报《中国差报》(The China Courier)。

中国人自办英文报，显然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在外交事务中赢得国际社会支持与理解的初衷，但也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英文舆论环境下的复杂斗争。在华的英文报纸已经形成一股势力，影响在华外国人对中国内政以及各国外交的看法，因而成为列强争取的对象。日本也不甘落后，积极参与到其中。不过，英美等国办英文报纸主要是为其侨民服务，其观点往往代表了本国国民的真实看法；而日本办英文报却纯粹只为对外宣传，其言论背后都有一定的政治和外交目的，其中不乏谎言和欺骗。P17-21

冯悦博士的专著《日本在华官方报：英文<华北正报>(1919—1930)研究》即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贺。

冯悦是2003年由北京大学英语系考入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虽然是同一所学校内的挪动，专业方向却有着很大的差别。鉴于冯悦英语基础好的天然优势，同时考虑到近代中国社会曾有大量外人所办报纸，而研究者寥寥的状况，对于她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我较早就萌生了一个想法：从个案做起，研究一份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外文报纸。这一设想最终在2004年得以落实。这一年，冯悦获得日本文部省的国费奖学金，赴日本法政大学研修，时间为一年半。对于报刊资料的收集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经过多方商议，特别是征求了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专家、日本龙谷大学卓南生教授的意见，最终将冯悦学位论文的题目确定为《日本在华官方报：英文<华北正报>(1919—1930)研究》。

《华北正报》是日本文部省在北京出版的一份英文报纸，前后存在了十余年的时间。通过研究这份报纸，不但可以了解那一时期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乃至侵华政策的内幕，甚至可以了解其对外宣传或对外政策解读的玄机。所幸日本方面对这份报纸保存完好，为研究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同时冯悦又可以借助在日研修的便利条件，查阅更多的背景资料，加深对那一时期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的认识和了解。这些都为《华北正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报纸个案研究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外语类报刊研究尤其如此。它不但要面对语言差异带来的难题，还要面对因时代久远、背景资料缺失、读者对象和效果的难以把握而带来的解读困难。但是，经过冯悦的不懈努力，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论文以翔实的一手材料，对《华北正报》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包括创办背景、编辑方针、人员构成、经营状况、报道内容以及社会影响等，并结合当时国内和国际局势，透过《华北正报》等日本在华媒体的宣传报道，对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华、对英美各国的政策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和鞭辟人里的分析，一些观点颇具启发性。论文对《华北正报》新闻报道、社论、特色栏目的分析，对1920年代日本报界和中国报界关系的分析也多有新意，对于中国近代外报的研究、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日关系和国际政治、国际传播的研究，都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在目前各种纷扰比较多，社会空气略显浮躁的情况下，冯悦能够不为所动、潜心钻研，难能可贵。当然，论文并非尽善尽美，一些方面还有待深入开掘。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希望冯悦不断开疆拓土，有更多的新成果问世。

是为序。

程曼丽

2008年5月6日于北大燕园

提笔写“后记”的此刻，心里充满了幸福的感觉。因为这意味着一段痛苦经历的结束，更意味着一本新书的诞生。我现在也体验到了这份耕耘之后的喜悦，之前的种种煎熬此时此刻都化作了美好的回忆。

想起了北大图书馆存放旧英文报刊的那个鲜有人涉足的角落。虽然翻看的报纸又脏又旧，可是每次闭馆被管理员叫出来的时候，都会感觉依依不舍。

想起得到日本外务省国费奖学金资助时的兴奋。我在东京走访各大图书馆，随时享受着发现的快乐。手捧《上海商业杂报》、小心翼翼抄写《华北正报》文章、翻阅外务省情报资料的时刻，都是那么的难忘。

想起提交开题报告时被导师程曼丽教授批评的惭愧。正是把压力化作动力，使我鼓起勇气延期一年毕业，一字一句地手抄十年的报纸!

想到这里，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没有老师们在关键时刻的指导，没有北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对报刊资料的悉心保存，没有交流项目提供经费和资助，没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没有家人的奉献和鼓励，就不可能有这本专著面世。

我想起了卓南生老师的那句话：“人一辈子能安下心做学问的时间不多，用了人生当中精力最旺盛的四年时间提交的博士论文应该是不可超越的。”可是由于我受到跨学科背景的局限，缺乏历史学、外交学方面深厚的根基，使得宝贵的资料无法得到完美地运用，而留下了不少遗憾。留下遗憾等待弥补，这样的人生可能才会不断有前进的动力吧。

冯悦

2008年5月7日于惠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