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亲历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历史性影响的重大事件——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

零距离的接触，近距离的观察，无距离的沟通，升华了作者的思想，净化了他的灵魂，他抱着对伟人无比崇敬的深情和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从自己独特的角度，解读邓小平，解读南方谈话，解读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

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之行和南方讲话，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关键时刻全方位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指导中国航船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向着更健康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本书作者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当年负责全程安排、陪同邓小平在深圳、珠海的十一天巡视，零距离聆听教诲、讲话。作者耳闻、目睹，见证了历史上这短暂而极不平凡的一瞬，并以充满激情的文字把老人家的行踪、语言及周围人员的反应予以实录描述，记载下来，真切、生动，弥足珍贵。

同时，作者并没有把笔墨局限在邓小平同志近旁的人员或事情上，而是高屋建瓴，在时空连线上大大拓展空间。往前推移十四年，即将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际与国内政坛变动，经济形势发展改革等诸方面重要事件、思潮、人文状况撮要纳入；往后，又将此番南行及讲话在全国各领域，特别是经济改革、开发区建设及社会思想、人文心理认识改变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予以列述。这样，这部著作就不但见证了邓小平南行的事件本身及意义，而且见证了南行后改革开放的新进程，从而揭示了南行的深刻而巨大的影响，确认了一个伟大理论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

引言

第一章 一份改写历史的绝密电报

第二章 一个精心打造的视察方案

第三章 特区到底姓什么

第四章 改革开放是谁也挡不住的历史洪流

第五章 让全国人民都种一棵发财树

第六章 这里是最好的社会主义

第七章 1992年的春天故事

第八章 南方谈话的主要精神写进了中央的决议

第九章 南方之行引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第十章 老人家留给我一把做人的钥匙

后记

时间的小船摆渡到已经结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1977年7月，毛泽东主席已告别人世，中共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老人家再度登台亮相。他面对的几乎是一个已经残废了的国家：10多亿人口的庞然大物，人均收入不足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我们的国家天生就是命穷吗？当然不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民收入占世界的6．5％，而日本只占2．5％。进入60年代，日本与中国旗鼓相当。到了7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中国则已远远被甩在后面。我们是自己把自己折腾穷的，我们再也不能闭关自守，夜郎自大，陶醉在虚拟的莺歌燕舞之中而不能自拔了。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打开国门，去了解世界，走向世界。

197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我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访问欧洲。这个代表团出访的意义非同小可，到法国时，是当时的法国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到其他国家则是由国家元首接见，可见当时世界对接纳红色中国的特使给予了多么高规格的待遇。

代表团在国外见识了多少年也不曾见识过的东西，心理上受到极大的震撼。中国落在别人后边太远了，如果再不努力，就有可能被世界所淘汰。我们再也不能闭关锁国，过自欺欺人的穷日子了，再也不能学井底之蛙，坐井观天而且还心态悠然了，我们要睁开眼睛看世界。

代表团回来后，老人家先把谷牧叫去，向谷牧详细地了解情况，然后又将了解到的情况亲自向中央汇报。当时所有的老帅都参加了，谷牧提到国外利用搞“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形式引进外资，发展工业和外贸出口后，叶剑英元帅，聂荣臻元帅先后发言说：“谷牧同志到国外也看了，也说清楚了，过去我们只知道说自力更生，为什么外国能搞加工贸易引进外资，而我们就不能搞呢？我看我们也应该搞。”几个老帅很支持，中央领导人大多数也赞成。

1978年12月，新中国的历史发生伟大转折，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决定实行改革的政策。

完全领会中央意图的谷牧办事雷厉风行。他马上召集了国家计委、建委、外贸部、人民银行、财政部、交通部等相关部门的领导聚在一起，共商大计。

会议开始，谷牧开宗明义：香港招商局“已和广东省委商量好要在我靠近香港一边的蛇口地区开设工厂，在这里设厂当然要得到特殊待遇，除地方行政按国内一套办以外，在经济上要闹点‘特殊性’，就是要享受香港待遇，进出自由。”“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开放些。先念同志1月31日听了交通部汇报已作了批示。”接着谷牧一字不漏地读了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李先念副主席的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随后，谷牧同志又点将：请袁庚同志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开门见山：“我们在反复分析和研究了香港的经济情况后，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并与广东省交换了意见，有了共识：就是要充分利用广东省毗邻港澳的土地和劳力，利用香港和外国的资金、技术、图纸、资料、专利、全套设备，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I司时有了内地和香港两方面的有利因素，排除了在香港办厂的不利因素。这是任何香港财团都不能和我们竞争的。”

袁庚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各部门的领导都举手赞同。但是，在国内划出一块地方，让驻港企业来开发建设经营，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谁也拿不出经验，只好公说婆说，各讲其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时近中午，谷牧挥挥手：“不要再议论了，原则已定，大家要支持。”随即又把目光投向袁庚：“你回去和习仲勋(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刘田夫(时任广东省省长)再做具体商量。总之，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也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P8-10

1992年1月，历史给我一个机会，把我这个靠奖学金读完大学的农村山娃子，与比我大36岁的邓小平对接起来，使我能够全程安排和陪同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珠海“休息”11天，亲历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历史性影响的重大事件——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

零距离的接触，近距离的观察，无距离的沟通，升华了我的思想，净化了我的灵魂，抱着对伟人无比崇敬的深情和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几经思考，我终于鼓起勇气，提起笨拙的笔，从自己独特的角度，解读邓小平，解读南方谈话，解读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

我一直把自己定位为是一个有文凭没文化的人，加上工作忙，所以至少在构思写这本书之前，都没有动过用自己的笔把这段历史记载下来的念头。只是随着伟人的离去，随着我年岁的增长，我发现我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但对这段历史的细节却没有以前那么清晰，尤其是看到各式各样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实文章和我经历的实际情况有出入时，我心里更是急得不得了，我知道这样下去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同时也会影响我们子孙后代编撰和研究邓小平同志及其这段历史。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里面有我们当时的分工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也有我们记忆的差异，还有作者、出版单位思维方式的不同。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重要的当事人，有责任厘清当时这段历史的每一个细节，补充和完善这段历史，以有利于科学地研究伟人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思想、研究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促使我写这个东西的最直接的一个原因，还在于我对邓小平同志无比深厚的感情，虽然交往只有11天，但好像一辈子都与他相识相知一样，有无限的感慨，有不尽的思念，有千言万语需要倾诉，而这些都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

正是这不尽的思念，浓浓的真情，鼓起了我的勇气，写一本陈开枝眼中的《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这样的书，把我当年的所做、所想、所见、所闻，把我事后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把邓小平同志对我的启发和我的实践，把我心目中的邓小平同志，用朴素的语言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给党和人民一个交待，给历史一个交待，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