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长篇小说《栀子花开》由陕西出版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本报记者戴吉坤经过十余年的积累构思完成的。该书一经问世，就被陕西出版集团作为重点图书在第19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推出。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也将在近期长篇联播《栀子花开》。

《栀子花开》以现实为基调，以爱情为主线，以改革开放30年为背景，通过主人公高秀山和几个不同命运的人物故事，生动再现了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生活画卷。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评价说：“小说揭示的社会发展具有很强的社会普遍性和历史的深度”。

本书以现实为基调，以爱情为主线，以改革开放30年为背景，通过主人公高秀山和几个不同命运的人物故事，生动再现了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生活画卷。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评价说：“小说揭示的社会发展具有很强的社会普遍性和历史的深度”。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冬季，阴沉沉的天气持续到了这年的元旦前夜。像酝酿了很久，一场大雪在夜幕中铺天盖地悄然降临，秦岭南北顿时被茫茫雪花所弥漫。一夜工夫，关中平原，一望无际的麦田像覆盖了一床厚厚的棉被。对苦盼着一场大雪的农民来说，这样的墒情预示着一个好年景。

清晨，高秀山一开门，天空还漫着飞雪，面对一个晶莹的世界，心里一阵惊喜。眼前的景象似乎与自己回家的心情形成某种呼应，不同的是，老家山村的雪景更迷人，他整个人就像站在故乡的土地上了。下了宿舍楼，他兴奋地冲进雪地，扬起头一声大吼，顺势狂奔起来。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身上进发出的热能似乎不屑于这样的寒冷。跑出几十米外，他回头看着雪地上一串深深的脚印，而宿舍楼在积雪的映衬下墙面也明亮起来。继续朝前走，车间旁边的小树林，昨天还是灰愀愀的，现在每棵树就像一个个乖巧的小孩，头上顶着白花花的大绒帽子挤在一起，飞舞的雪花很像是他们在喧闹着。

下雪天让高秀山的兴致也特别高，不仅没有感到天气变得更冷，恰恰相反，他就像经过了一个冬季的蛰居在春天苏醒的动物，眼里的一切又新鲜起来，美好起来。也许急于和自己心爱的人分享这个冬季的第一场雪，高秀山约了闵洁晚上在百米大道见面。

中午停歇下来的雪，晚上又飘散开来。早早来到百米大道的高秀山，脸上、脖颈里不时有雪沫侵入，让他感到丝丝冰凉，看着路灯在雪花的包围下变成了雾状的一团橘红，他的内心也有了一些温暖。而闵洁的出现，使他身上的寒气顿时烟消云散了。别以为这两人的关系已经有了实质性的界定，实际上，爱情的种子在他们心里才刚刚发芽，这样的约会也是从近一两个月开始的，不过几次而已。正如今天晚上，高秀山是兴奋的，闵洁却并不因为这样的约会就感受不到冬季的寒冷，虽然当她走近高秀山时，嘴里在欢呼着：“哎哟，这雪真美！”

“明天，我把王志的相机拿来，给你照相！”高秀山显然很激动。

“好啊，我们堆一个大大的雪人！”

“堆雪人，你真像个孩子！”

“你以为自己有多大！”

路灯的光亮里，闵洁对雪的那种敞开心扉的喜爱使得脸上溢出的妩媚更加张扬。高秀山站在那里有些呆若木鸡，虽然他并不懂得怎么去欣赏女人，但毕竟有些傻乎乎了：细碎的雪沫像给闵洁的脸上涂了一层适宜的淡妆，白色的围巾将她的面部挡去了一半，瓜子脸变成了娃娃脸而更显娇嫩，只是颀长的身材与她此时的脸型不够相称。闵洁捧起一把雪抛撒向空中，又如此这般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围巾掉在雪地里也全然不顾。高秀山小心地走上前，小心地把围巾捡起来。这时，闵洁将一捧雪撒在了高秀山的头上，他被飞进脖子里的雪一激灵，跳着逃开了。闵洁走上前，有一丝嗔怪：“你怎么和木头一样站着，你不会打雪仗吗？”

“我是在欣赏你玩雪呢！”

“玩雪有什么好欣赏的！”

“你刚才的童真相，让我想起一张电影海报——陈冲，很像陈冲！而且，你比她还漂亮！”

“我不信！”闵洁回眸一笑。她的眼睛像雪花从路灯前飘过，闪着亮光。

说话间，高秀山将围巾递给闵洁。在他走近她时，却被一种无法靠近，又无法挪开的迟钝所困惑。此时，闵洁的脸被身体里的热气充盈得红彤彤的，在这样一个寒冷的白雪世界，一个青春少女被激活的身体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活力与激情，足以让这个男人的心灵激荡起阵阵涟漪。当这种无以言表，内心又有些过头的躁动出现时，高秀山已不敢正面去看闵洁身上的任何细枝末节，事实上他已经神魂颠倒，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固有的自闭和妥协此时集于他一身。  短暂的喧闹很快像雪花一样归于沉寂，高秀山和闵洁的对话就像一个人站在高山之巅看到山谷某个很小的人影在移动一样，显得渺小和无足轻重。

“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想告诉你，我春节要回家去。”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白天还不告诉我，值得这样隆重啊！”

“这是一个方面，当然，更想约你出来走走。”

“你说过你老家叫什么县？”

“巴山县。”

“对，金州地区巴山县。可惜没去过！”

“我请你去呀，我们老家山清水秀，很有江南的韵味！”

“你请我去！不一定能去，太远。”

听完这句话，高秀山心里顿时涌起一种自卑的东西来，他认为这并不是远产生的原因，而是他们之间有某种天生的距离。

“其实，你没见过我们那里的雪景。雪有时一连下好几天，路上能积一尺多厚，所有树木都披上了‘绒’装，我家房后的竹子有时被压断。在我们那里看雪景有参照物，可谓‘原驰蜡象’，‘睢余莽莽’，不像一马平川的城市，感受不到大气磅礴的雪域之美。”

“真有那样好吗？”

“当然，实际情况远比我苍白的描述好很多！”

“厂里现在这么忙，你能请上假吗？”

“我已经给车间主任说过了，他同意。”

“你准备回去几天？”

“两个星期。”

“别忘了写封信哟！”

“写信是不可能了，时间太短，恐怕等我回厂，信还没到呢！”

这个夜晚，对高秀山来说，寒冷中体验着的温暖是幸福绵长的。躺在床上，闵洁雪地里抛撒雪花的情景像过电影一样反复出现，精彩的画面莫过于递围巾时的那个瞬间，他和她的距离那样近。虽然这种美好很快被另一个形象所干扰，在他的潜意识里，李惠芹和闵洁总是交替出现时，他宁愿闵洁在大脑屏幕上停留得更长久些。他也努力把两个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而她们又总是那样没有可比性：李惠芹在当地也算要个子有个子，要长相有长相的漂亮姑娘，但总透出保守的“土”来，她身上的那种矜持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闵洁却鲜活得多，自然得多，也更有青春的活力。P1-3

本书的作者戴吉坤先生，不到二十岁就走出故乡的山水，开始了十八年的军旅生活，1999年转业进西安，现在，是陕西一家大报的摄影记者，在出色地搞好本职工作之外，他把自己全部的业余时间献给了从少年时期就曾经痴爱的文学写作。他再一次验证了笔者在长期的文学工作中所悟得的一条规律，每个曾经有过美好的文学阅读体验的人，都有过一个要把自己的浪漫而幸福的童年、可爱的故乡、可敬的父母告诉世人的作家梦想。每个人的心灵世界，都是一片丰厚的文学土壤，一有合适的机缘，这个梦想就会生根发芽，结出或甜蜜或苦涩的文学之果。这也正是在当今电子传媒无比发达，大众娱乐文化无孔不入的时代，仍然有那么多的人热爱文学、关注文学的人性根源。

但是，向往和爱是一回事，写得好不好又是另一回事。在我阅读过的所谓文学发烧友的业余创作中，固然有天赋超然，一起步就令人刮目以看的人(其实，几乎所有的大作家，包括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等，都是从业余作者起步的)和作品，但更多的却是迟迟不能进入文学状态，词不达意，笔不称心的遗憾。就是带着这种怀疑与期待的心情，我阅读了戴吉坤先生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并深深惊叹于他语言文字的表现力和长篇的结构能力。如果不知道他的写作经历，我们甚至会认为这部作品出自一个具有相当小说写作经验的作家之手。

一般来说，初学写作者比较成功的长篇小说，大多或以自己，或以身边特别熟悉的人为基本原型，戴吉坤的《栀子花开》虽然不可避免地融会了自己全部的城、乡生活体验，但就其主要人物高秀山来说，却是一个高度综合了的典型化程度比较高的虚构形象。它表现的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城市人在爱情、婚姻、事业等方面选择的艰难，和浓得化解不开的乡愁和心理处境的尴尬，揭示的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社会现象。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初，路遥就预见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把“城乡交叉地带”作为自己创作的总主题，但自觉抓住在愈来愈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第一代城市人的乡愁和心理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并把它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特殊的社会心理问题来表现，塑造出高秀山这样一个不无悲剧性的人物形象却是《栀子花开》的主要文学价值和贡献。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针对文坛上关于中国农村、农民题材小说创作，普遍存在的“落难公子型”(如下放、受贬干部和插队知青)写作和后来进城的农民后代写作的明显的差异，笔者提出了一个“农裔城籍”作家的概念，将陈忠实、贾平凹、路遥、张炜们，同王安忆、李锐、高晓声们区别开来，它至今仍是人们观察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视角。《栀子花开》中“第一代城市人”的叙事角度，同“农裔城籍”作家的研究角度，有着声息暗通，同工异曲的巧合，而这部作品又让笔者第一个读到了，实在是我和戴吉坤的文学宿命。

《栀子花开》中的高秀山是陕西东南部，毗邻鄂、川、豫的一个偏远山区农民的后代，他有幸成为自己家族，也是乡镇的第一名大学生，毕业后分配进省会城市的一家国有工厂，虽然只是一个与老工人一样，在车间带徒弟的挂名技术员，但工作后第一次探亲回家却仍然成为家庭和所在村子的光荣与骄傲，当他花两万多元帮助家中盖起全村第一座小楼后，更成为人们的艳羡对象。正是在这种良好的感觉下，他不无坚决地拒绝了与自己青梅竹马，又是小学、中学同学，因为差几分未考上大学的村支书的女儿李惠芹，热恋上父母是干部的同厂女工闵洁。然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却遭遇到了无钱无房的尴尬。在闵洁离他而去以后，只好与顶替工伤死亡父亲当上学徒工，母亲又是丈夫死后才进城的女工吴馨恋爱结婚。这是双方都有着相近的农村经历的一对令人赞叹的好夫妻，但在工厂被外资买断，两个人双双下岗，孩子已经有几岁以后，高秀山还是又一次体会了“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的尴尬，不仅吴馨对他冷若冰霜，就连岳母、儿子也视他为无能的外人。曾经因城乡差别、李惠芹土气而追求城市姑娘的高秀山，一次又一次被城市姑娘所轻视。固然有自身性格懦弱、保守的原因，但其根本的社会根源仍然是城乡差别，被农村家庭所拖累的第一代城市人的尴尬。

高秀山的另一重尴尬是其心理上浓重的恋乡情结与其又不得不愈来愈远离家乡，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城里人的矛盾。小说写了他先后六次还乡，尽管详略不同，但“自己已不属于这一方水土”的心理感觉，却越来越清晰、自觉。这种心理矛盾，是第一代城里人独特而又痛苦的心灵体验。不仅世居的城里人不会有这样的心灵之痛，就是有农村家乡概念的第二代、第三代城里人也不会有如此刻骨铭心的乡土体验。更为深刻的是，小说还写出了因为生活环境与生存方式的差异，高秀山与父亲、弟弟、妹妹之间越来越大的距离和隔膜，虽然亲情和爱仍然是那样的浓烈，但随着生命的成长，新的家庭的组成，他们究竟各自挑着别人不可替代的生活重担，面对着各自不同的命运挑战。这里表现的实际上是爱和亲情的相对性。难得的是在作品的情境中，高秀山又是一个把对亲人的责任看得很重和对初恋女友李惠芹不能忘却的人，这就更加突出了他对亲人爱莫能助的沮丧、失败感，甚至将弟弟未能补习上大学，妹妹未能上学，终于外出打工，归之于自己当初不该为了脸面在家里盖房。这就使他本来就尴尬的处境更加尴尬，本来就浓重的乡愁更加浓烈。

高秀山的第三重尴尬是当年连他也同情、怜悯的农村人竟然因为走向“市场化”而富裕起来，他念念不忘的初恋女友李惠芹的丈夫魏建锋成了在省会城市颇有公关影响的企业家，而他和妻子吴馨都成了任他驱使的打工者，虽然待遇优厚，但他内心却极不平衡。计划经济体制培养了高秀山这样一代人，宁愿忍受以国家名义的支配和贫穷，却不愿将自己的服从和劳动交付给某个个人，特别是熟人、朋友。所以当也成了茶山老板的李惠芹，以1．5万元礼品表示了对他和家人的关心以后，他们却并不感激。农民在改革开放、市场化中富起来，一些山里人逆转了多年的城乡观念，这条情节线，和高秀山所在国有大企业的逐步被外资兼并，他们所留恋不已的“铁饭碗”的不保，使《栀子花开》没有仅仅成为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和第一代城市人的人生命运小说，而成为一部以爱情为主要线索的社会历史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时代内涵，也使“乡愁”这种为鲁迅先生在八十年前所重视的乡土文学概念，有了新的生命。这些与主人公命运息息相关的时代背景，在fJ,说中，并不是理念的强加，而是与人物经历命运、情感的有机融合，十分真实自然。这使笔者想起别林斯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所谓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等等人们所看重的文学要素，并不能刻意求之，作家只要现实地而不是虚假的描写了人物，它们就会自然呈现出来。当然，谁都会知道，如魏建锋、李惠芹们命运的大转变，并不是所有农村人都会有的幸运，但谁都应该承认，改革开放确实改变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的命运，因此如高秀山一样的第一代城市人的尴尬和乡愁就不会是个别的，相反随着中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劳动人事制度的改变，私人企业的崛起，高秀山的尴尬和乡愁，就有了更大的社会普遍性和历史的深度。

笔者不知道作者戴吉坤的全部人生经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有从乡村到城市的曲折生活经历，他自己就是如小说中的高秀山一样的“第一代城市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写的就是自己和一代人的乡愁和尴尬人生。这种过来人的生命人生体验，不仅使他能将主人公高秀山的心灵、痛苦，得意、失意写得如此真切自然，而且能使自己的笔墨，从容地悠游于城市和乡村的两个世界、两种生活、两组人物，毫无一些作家笔下常常出现的不平衡。国有大企业的环境和氛围与偏远山村人的生活和氛围，表现得都有一种让人如置身其境的现场感和亲切感。他以对家乡的无比的爱生动地展示了秦巴山区一年四季、白天黑夜的自然和风景，以及人们纯朴的情感；又以对j_)--企业-的熟悉，表现了城市工业社区的独特风貌和人情往来。他笔下绿意盈盈的陕南山乡风光，不输T-g作家贾平凹和王蓬；他对城市工业社区的表现，更是独步于陕西文坛，至少笔者在近年间未读过如此生动真切的陕西工业题材小说。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美就是生活”。一个作家的才能不仅在于情节结构的能力，更在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并将它通过生活细节表现出来的能力。首先是主人公在家乡和城市的三段爱情都写得很有特点：前者传统，但却绵长、久远，使主人公回味一生；中者浪漫，似乎十分理想、灿烂，但却在涉及主人公经济困窘面前，戛然而止；后者在开始似乎并不在主人公视野中，被工友们提起后，他也并不在乎，但却在近乎彻底闹翻的“请假”风波中，绝处逢生，死而复活，并搭“十一”全厂集体婚礼之车，而闪电结婚，并很快生下一子。正在人们为高秀山的幸福的婚姻家庭而庆幸时，却因高秀山的又一次类乎万劫不复的“铁饭碗”情结，使这艘幸福的婚姻之船搁浅并几乎倾覆。整个三次婚姻爱情过程所涉及的与李惠芹父亲、闵洁父母、吴馨母亲，以及同事工友、潘师傅、王志，甚至张文学等人物，以及这些人物在他爱情婚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所发生的曲折龃龉，无不生动、贴切、鲜活，充分体现出日常生活中的人性美、人情美、生活美。上个世纪90年代中，笔者在观看了刘会宁导演的电视连续剧《老房子》之后评价其细节说：几乎“无一处不真实，无一处不妥帖”，现在我也愿用这句话，评价小说《栀子花开》。

第二，小说中主人公的五、六次回乡的描写，并不都处于同一艺术水准线上，但起码有三次——工作后的第一次，李惠芹结婚那一次，带吴馨回家看父母，写得十分成功，构成了小说突出的生活艺术亮点。尤其是第三次，从漫漫山路上的所感，所遇，到天黑时路过泗王庙街，高秀山背吴馨，无不充盈着普通人从艰苦生活中享受的无限情趣，困难中人与人的亲近。特别是父母亲在深夜等待城里媳妇回家的情景，母亲为媳妇打水、洗脚，在送别时送500元时所说的自责的话语，等等，无不让人眼热心痛，一个伟大母亲的伟大心灵跃然纸上。如此美好而足以让任何人刻骨铭心的经历和细节，在高秀山和吴馨后来的生活中留下深刻的、回味不已的印痕，即使在两入近乎“分居”的情况下，得知高秀山母亲去世的消息，吴馨所表现出来的痛苦和自责，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则是小说中的景物和环境描写，以及它们与人物此时此地心境的密切联系，可以说如水银泻地，行云流水，丝丝入扣，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艺术思维的周详和细密。小说透过高秀山心灵和眼光所感赏到的秦巴山区的明朗与神秘，美丽与诗意，民俗与风情，尤其是与陕北信天游迥然有别的陕南山歌，不仅表现了作者对故乡深厚的情意，还让人们看到了与以往许多文学中的黄土高原所不同的一方山水。就是工业社区，他也有着独特的发现和体验。如多次写到的城市的灯火与雪景，厂区的公共广场“百米大道”的热闹与冷清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连阴暗破败的工厂单身宿舍的绕楼白杨树，作者也不仅多次写到它们不同季节的风姿，而且让它们成为窗内人生活的见证者，不时参与到或欢乐幸福，或压抑、沮丧的主人公人生经历中来。对于第一次写长篇的人，能有如此的心思和笔墨实在令人慨叹。

原来我猜想，如戴吉坤者，原本只是要通过一部长篇小说，来表现自己对处于秦巴山区的故乡的人文自然的萦绕于心的热爱，对自己父、母亲和亲人的愧疚和怀念，但是因为记者职业所形成的对城乡变化的敏感和鲜明的社会历史观，对这种变化对如自己一样的第一代城市人的人生命运影响的不能忽视，才终于将《栀子花开》写成了一部既无愧于家乡父老，又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厚重深刻的现实主义力作。读了他为本书所写的后记《诗意的乡愁》和“简介”，我才明白戴吉坤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票友，而是一个有着长期的准备和积累的一次并不偶然的文学出征。厚积薄发，大器晚成，是适合戴吉坤和他的《栀子花开》的。后记中如此氤氲的乡愁情感，如此优美自然的思想传达，表现着他的文学实力。《栀子花开》也是在新的一年里，我所看到的陕西长篇小说的第一颗丰硕果实。谨以此文，祝贺戴吉坤先生小说的出版，又希望他能以此为开端，在文学创作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2009年1月14日草毕

(李星：著名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等。)

今年夏天的一个周六，我在西安花市看到了栀子花，甚是惊喜。花盆不算大，枝叶里却露出不少花苞。心想，很快就要开花了，便花了15块钱买了一盆回家。过了一个星期，花苞非但没有开出一朵花儿，叶子也泛黄了，几天时间，所有的花苞纷纷掉在地上。看着熟悉的栀子花竟有些茫然。也许不喜欢我这个主人，即便死亡，她们也毫不吝惜生命。实际上，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温度湿度合适，有阳光，栀子就会开出洁白的花来，其意义远非我想象的那样复杂。

二十多年了，故乡十八年的生活依然充盈着记忆。

我家的房子坐西向东，靠北和西的墙体构成一个扇面，像大写的“L”。房子的后面就是大山，山的上半截是葱茏的树木和灌木丛，下半部是庄稼地。因为是石头山，土地虽不肥沃，但玉米和麦子还是照样长，产量虽然不高，但在我看来每年庄稼的长势都是丰收的景象。房后有一园竹子，这在我的老家是司空见惯的，大多有一园或一丛竹子的地方，就是一个院落。一条小渠从泥沟至房后蜿蜒而过，家里吃用就靠这渠水，渠旁有一株栀子树枝繁叶茂。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从我记事时起，每到夏天，栀子花骤然间就会变得抢眼起来，一簇簇，翠生生的叶子厚厚实实，摸起来肉肉的感觉。一天，像发现秘密一样，就会在叶子后面发现藏着几个花骨朵儿，小的长得很紧，大的开始泛白。过不了一天，栀子花就伸展了花瓣，突出在叶子外面，洁白清香。栀子花在老家很普通，女人们把它插在头上，别在衣服的扣眼里。40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一个个背着背篓的妇女，破旧的衣服上，每个布纽扣里插着一朵有些蔫的栀子花，泛着黄。现在看来那种不伦不类的装扮着实有些夸张，但在那个年代，栀子花对于老家的女人来说，虽然普遍却是她们的最爱，她们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张扬。因为，栀子花不仅香，而且好栽好活，更不需要专门侍弄。

这个夏天的“不幸”，让我重新认识了栀子花的特性：朴素，自然，不炫耀，但生命里却是与生俱来的倔强。就和人一样，这世界上有多少种花，就有多少种花的品格，花和人的境遇也大概相似吧。

如今，栀子花在城里受宠了，故乡的女人还待见她们吗？

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时间是有长有短的。一个民族的历史长吗？一个时代长吗？人的一生长吗？我有时感到一千年是那么短暂，就像历史上的那些大事件，静静地那么一想，似乎能触摸到一种什么东西，听到一种什么声音。

上个世纪的60年代，在陕南深山的小村庄，一个男孩的眼里是非常富有的：青山环抱，绿水环绕。家门前是一床饱满的河水，半尺长的小鱼成群结队地畅游着。河的两岸总有洗衣服的女人们，她们重重落下的棒槌不经意就会砸着一条鱼儿；溯河而上不足千米，碗口粗的竹子绵延数里，遮天蔽日。一群小伙伴踩着春天留下的竹叶，站在河滩边，其中一个看着暗绿的潭水，禁不住有些害怕，似乎潭中有什么水怪；在这个竹林深处，有一户人家，主人是个老中医。当地人大凡头疼脑热都要找他要个偏方，有卧床不起的必请他上门医治。从每年的春天到秋末，这户人家的房前屋后，遍是盛开着的各种花卉，样数绝不在百种之下。那个场景好像是陶渊明来过，说不定还和这家人的前辈攀谈过。这些柔软的感受温暖了一个孩子的心灵，在随后的成长中情感一次次被发酵。

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开始展示身体的力量，在那样的大山里，也只有身体和力量能征服一些事情。30年过后，当年那个男孩的十七八岁的儿子，一个帅气的小伙子潇洒地穿上耐克外套，耳朵挂着HP4耳机出门时，他会怔怔地想：“自己的母亲狠心吗？”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她几乎成了“劳虫”。当她十五六岁、一米五、六的儿子艰难地背起一百多斤的土豆或石炭时，做母亲的脸上满是高兴的笑容。儿子的成长好像是沉重的庄稼压出来的，那似乎是衡量一个男孩子是否长大的标准，也是那个时期父母对孩子爱的标准。当年那个男孩现在坐在省城的一栋高楼里工作，能给父母的只有钱(实际上钱花不出去，什么也不缺)。这种结果和父母从小给的“压力”有关系吗？他也为此困惑：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正长身体，家乡的山路崎岖而陡峭，母亲又怎么会不怜惜孩子的身体？！少挣几个工分有比孩子的健康和生命重要吗？虽然结果比父母想象的好。如果当初更呵护孩子们一些不是更好吗？成长的成本该怎么算！

一个沐浴在柔情似水的感观世界里的人，后来处处面对坚硬力量的击打，总是找不到心灵的归宿，恍惚、失忆经常发生。即便到了中年，也总是为成长烦恼，竟然想到人的一生和一个时代的短与长，不时为生命和地球的起源追问。

从学校回生产队当农民的那段日子，虽然我出生就是农民，但之前毕竟是学生，每天和社员们一起上工，我的命运似乎从此就接着这个线路走下去了。十七八岁，完全算得上大入了，虽然不能像满劳力那样挣高工分，但已经完全和他们融在了一起，挣满工分只是迟早的事。春天插秧，夏天收割，秋天播种。生产队里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男女有十几个，每天劳动就会凑在一起，打打闹闹，说说笑笑，这种看似无忧无虑的背后我却有着淡淡的忧愁。

在这群青年中，那个被小伙子们都瞅着的姑娘，总是大方地凑在自己身边，每当劳动歇息的时候，她就会看着你，想着你累了；有时候要从她家经过，她就适时地在你快到门前时走到你身边，不由分说地邀请你到她家里坐一会儿，一旦进了家门，就会被带进她的闺房，这个时候，她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礼尚往来，当生产队分粮食时，他就会主动地帮她把分的粮食背回去。在外人看来，那种关系已大白于天下了，但在他的心里却并未重视，也不知道该不该接受这种感情，并悉心经营。在快乐的劳动间隙，他更愿意看周围的树木，远处的山峦，站在山顶时又会望向地平线，把目光投向天边，似乎远方在向自己召唤。

1981年10月，我离开了家乡，从此，家乡变成了一种牵挂，成了故乡。

有些事情有些时候有些人在不同时间会出现错觉：一个人和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亲人，和周边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你真有标准答案吗？

18岁，我穿上梦寐以求的绿军装，从青山秀水的陕南到了八百里秦川的腹地，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5年之后，我从士兵成了军官，从县城到地区市，再到省城。又是一个18年，当拿着进省城的户口本时，我有些感慨，不是因为喜悦，而是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进城不久的一个晚上，在单位五楼的一个单人宿舍，一种熟悉的香味像梦一样不真实又确切，我将头伸出窗外用劲吮吸着，是的，就是，就像恋爱着的姑娘站在远处。我感到有些意外，这么大的城市怎么会有桂花的香呢？不会是这棵桂花树今年的第一缕香吧！

周围就是一个小的世界。进城对我来说像是一次新生，正如孩子小的时候对外界总是怀着恐惧，因为你还弱小。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的，车水马龙，霓虹灯，长城一样高大的建筑；匆匆的人群就像流过的河水，不知从哪里来，又会流到哪里去，一生就偶遇那么一次，连一瞥都算不上；有时候我就站在街边，就像城市里的一个走失者。在钟楼、东大街、建国路、安东街、环城公园，每天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人，这些场景像舞台上的人在表演，自己成了流动的观众。很多时候，站在1 5平方米的房子里，眺望城市，却怎么也看不远，我意识到在城里是看不到地平线的——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在人生、理想、爱情的分水岭上，每当夜幕时分，我久久地看着地平线，瞅着天地之间最后的那一抹亮光。今天晚上，就是18年前我看到的那道亮光的地方，我又在找地平线，不同的是我找的是那些山、那些水、那里的人。如果当初自己是在放飞梦想，现在这个灵魂却龟缩在城市一隅，思想在飘荡。有时候，我为过往的人群莫名感动，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城市，爱眼前的人群，爱走在霓虹灯下对夜的那种暧昧；我爱上了现在所生活、工作的城市，这是我现在的家，在这里寄居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在故乡的时间，无疑这里也将是我身体的最终归宿地。

城市，乡村，哪一个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宿，真的不好说。

有时候看他的书法作品，总要把思绪放飞回故乡，他的字里面有山水的灵通，有陕南那一方土地的隽秀与苍茫。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定成是我的老乡。走进西安这个大城市不久，因为工作原因很快结识了他，也许还是一方水土的原因，和他就是比别人亲近。说来也怪，我们第一次聚在一起，话题总是家乡，说不完的乡情，从山水到小吃，从老房舍建筑到方言，我们竟然不约而同的谈到了栀子花。他说我们那一方的人谁都爱这种花，一到春季花开的时候，女的不论老少都戴它，男的把花放在兜里，那个清香啊！再后来，到了他的宽大的办公室，也惬意懒散地靠在沙发上，伸直了腿脚，就像小时候躺在院子竹椅上晒太阳，没有任何介蒂了。“王主席”是我喜欢叫的称呼，之前为怎么称谓费了思量。本来根本不是问题，对我就成了事情，叫王总没有“血缘”味(我对王主席说过，老家的那河水就是我们的血缘)，不叫领导又不够敬重，每次见面就那么支支吾吾地打了几年马虎眼。自他当选副主席，我称呼起他来就轻松自然多了，这主要因为他是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我这个人俗，只要与文化靠边就“狗”眼看人高。说实在的，在我们那个深山一隅，出大官难，出文化人也难，如果王定成副主席就生活在老家，未必有今天的成就，或根本就不可能。是刚强和柔软不断厮杀后的融合才成就了他书法艺术的精彩，正如我说他的书法：字如其人“二王”一脉，嵯峨气象存乎一心。

万全福是我认识的又一个老乡，第一次见面就亲切，长得又和我弟弟像，年龄也相仿，其实就是一河水的原因。碰面说到这条河的故事，在这个大城市，能听懂这条河的喜怒哀乐，人自然就亲了。每次和他在一起，看着还是老家人的那种淳朴，甚至有些腼腆的举止，你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爱，你明明知道这种外表下的一颗激情澎湃的心，但就是不显山露水，真情往往掩藏在平淡之中。这种情绪的缘由皆为全福十来岁一个人从家乡的大山里走了出来，身上只揣着几块钱的车费，几乎乞讨着去了外省的一个地方打工。山里人，特别是一个在青山秀水中长大的人，不声不响地就可能弄出一件大事来，万全福是典型。十几年后，和我坐在一起的就是当初那个靠几块钱掘得今天千万资产的他，仍然不声不响。几块钱的车票钱是投资吗？一定是，其实，他最大的投资是放飞了一个走出去的梦想，他成功了。在我的家乡，在我的周围，近30年来，我扼腕的是人可以走好几条路，唯有在十字路口徘徊是致命的，走起来太重要了，等待是不行的，别人走好远了，你还在等什么呢？！

我要说，纵观中国历史，没有比改革开放的今天更好地来选择自身命运的自由空间了。什么事情开始总是未知的，只要去做，成功虽然不同，时间有长有短，结果总是好的。

一个书法家的快乐可想而知；一个从深山走出来的孩子，现在开着宝马车成为城市夜晚灯火里的一个亮点；一个浸润在山村柔美和城市开放文字中的人的多情——他们何其美哉！

一个民族的梦想，归根到底是每个人的梦想。

几百年前的庙宇结构精美，当我站在故乡泗王庙精美的石壁前看得时间长了思想会跟着时间飞驰，耳畔马蹄声碎、叫卖声喧，穿着长布衫的人走马灯一样从身边走过，一百年前这里就是这个样子，这些人中就有自己的祖先。在这样一个图画一样有山有水的地方，一个出门就看到层层叠叠的山峦和路边盛开着成片的豌豆花、不期而遇的麂子和锦鸡的人突然走进一个大城市的嘈杂里，难免有不服“水土”的感觉，这一方的水土要养那一方的人难免有不适。

人是为自己的历史而活着。有的人是直着朝前走，注重写今天的历史；有些人是倒着走的，喜欢回忆和盘点已经走过的路和经过的事，退着走路既看不清路面又吃力。人生像下棋，下的时候举棋不定，下完之后才总结哪一步走得好，哪一着想得不够远。只是人生的这盘棋不同，当你开始总结时，走错的路已不可挽回。

故乡的山不高，容易爬上山顶；故乡的河不宽，蜿蜒曲折；故乡的水不大，轻快地奔流着。故乡的空气有丝丝的甜意，故乡的绿色又像空气弥漫了山野，不厌其烦地把山山峁峁，沟沟壑壑覆盖住。故乡的好就是这种纯粹的绿，人人都希望生活在富有生命力的绿色中，而我的故乡最朴素的东西恰恰就是我现在最感奢侈的绿色了。

那一方水土真是自己所要的吗？

今天，那个人人尽戴栀子花的故乡已经看不见了，相反，在都市里却能寻觅到栀子花的踪迹，就像几十年前大城市看不到她一样。这种乡村和城市不可兼得的哀愁，不过是我桃花源的妄想。

戴吉坤

2008年秋于西安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