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中的一册，书中收录了2008年中国最佳的中篇小说作品十二篇。这些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各异、构思精妙、语言优美、文笔生动流畅，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及艺术性，展示了2008年中国中篇小说的最高层次，非常值得一读，从中您将获得美的享受。

本书收录了2008年中篇小说中的佳作，共十二篇。包括：《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纸醉》、《纸鸽子》、《我的脸谱》、《大人》、《一张桌子的社会几何原理》、《念奴娇》、《契爷》、《地衣》、《罗坎村》、《唇红齿白》、《致无尽关系》。

序：文学的速度与作家的情感要求

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

纸醉

纸鸽子

我的脸谱

大人

一张桌子的社会几何原理

念奴娇

契爷

地衣

罗坎村

唇红齿白

致无尽关系

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

马秋芬

一

开会的时候冯主任最不能容忍别人手机响。他过去当过几天文工团铜管乐队的小号手，现在一讲话就能和那时的某些感觉接上火，激昂澎湃，大棱大角，外加吐沫星子四溅，像个乍毛的长翎子公鸡。

冯主任也不老给员工开会，一开会准是涉及少年宫生存和挣钱一类的大事。往往他正讲着少年宫转型后的分配制度，那制度可不是儿戏，是刀刀见血的，有那不识时务的手机像故意坏他一样，浪不丢儿地唱起来，横插一杠子，使冯主任气势如虹的神韵，不得不大打折扣；或者他正讲着在市少儿文艺会演闭幕式上，他作为合唱团领队上台领奖时，市领导握着他的手，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冯啊……那该死的手机偏偏响在这节骨眼儿上，用鬼子进庄的节奏，拿刺刀挑他一家伙，他那贯通的气脉，一哆嗦就泄了一半。手机这东西最不讲社会公德，想什么时候响，就什么时候响，不管地点场合，带着厚颜无耻和低能弱智的味道。为此凡冯主任召集开会，要求必须关闭手机。

其实光提要求是没用的。少年宫的员工虽没啥级别和地位，但业务上也都多少有两把刷子，一个个牛得很，眼里容不下人，包括冯主任他这个领导在内。有人说经济杠杆是只无形的手。冯主任自己的手治不了他们，就用无形的手治他们。他做出规定，开会时谁手机响一次，就扣谁一个月的电话补贴，响两次，扣两个月的，以此类推。少年宫现在经济上已脱贫致富奔小康了，各种补贴节节蹿高，光电话补贴这一项，一个月就能拿到五六百。这个规定一出台，会场立马就像个会场了。连武术班最刺头的秦教练、器乐班最傲慢的赵指挥、绘画班阴阳怪气的吴画家、舞蹈班最嗲气任性的苗芭蕾，原先他们那一个比一个不服管的闹人手机，现在都一概噤了声。

此刻，冯主任要心无旁顾地宣布一项重大决策。他说，经过少年宫全体员工的几年努力，少艺班的品牌效应已经显现，建立小星星艺术团的时机业已成熟……刚说个开头，底下有个手机又混账地响了，冯主任有些怒不可遏，眼睛瞪得像琉璃珠子，透过镜框的上沿，寻声望去；秦教练、赵指挥、吴画家、苗芭蕾那些刚有了点遵纪守法意识的带班老师，脸上或多或少地现出微妙的快意，眼睛都抓赃一样，扑向那声音。

在目光的围剿下，编导楚丹彤一边掏手机，一边哈下腰接电话。她声音再小，话筒捂得再严，还是被全场听个一清二楚：喂，是翁小淳哪！哦，我开会呢……楚编导抬眼抱歉地看看冯主任，可她刚才说的翁小淳这三个字，就像一瓶软化剂撒到冯主任的脸上，他那恼怒的纹路一下就化开了，变软了，平和起来，问道：是翁小淳打来的吗？你接、你赶紧接！你还要转告她，我正开会宣布建立小星星艺术团呢！我还要专程请她来谈谈今后合作的事呢！她町不能不来啊！楚丹彤像个做错了事义得到家长宽谅的孩子，规矩而小心地点点头，跷着脚快步到走廊接电话去了。冯主任也不得不停下来，解释他自相矛盾的宽谅：电视台打来的嘛，翁小淳嘛，和谁断了联系，也不能和人家断了联系。断了这根线，咱们的小孩儿再能耐，谁认呢？接翁总的电话就算做开拓市场吧，属工作范畴，不做违规处理……底下的秦教练、赵指挥、吴画家、苗芭蕾什么的，都点头赞同。他们每人带的小班里，都能挑出几个灵透的小孩，不借助电视媒体来展示孩子们的才艺，谁能知道你这个孩子头儿有多大斤两？

不一会儿楚丹彤急火火地回到会场，面带难色地对冯主任说：翁小淳让我突击搞个节目，挺急的，这个会……冯主任简单问了问情况，便说：那你还犹豫啥？快去吧，会议精神过后单独跟你说说就得了。你那个老同学是个要强的人，她交办的活儿可马虎不得！你可别忘了把我的意思传达到！楚丹彤应承着，拿起背包先撤了。

在别人看来，楚丹彤在领导那里挺吃香。楚丹彤自己却有苦难言，那些人光看见她表面上得到些小恩小惠，却没看见她背地里遭那份洋罪。她和电视台翁小淳是大学同学。要说吃香也就吃在这层关系上，要说遭罪也遭在这层关系上。这不，遭罪的活儿又找上来了。刚才翁小淳急匆匆地在电话里说：老楚，我后天的《娱乐跑马场》大综艺，推出一台为农民工维权的节目，搞得可感人了，东家特满意！只是访谈版块，呈现出的苦难偏多，东家让增加点暖色，离直播就剩两天了，这点时间新增什么都来不及，想来想去还得借你的大笔杆子，写个儿童朗诵诗吧……楚丹彤不满地说：你以为我是写稿机器啊，一按电钮就来一个？对她的牢骚，翁小淳在电话里听也不听，拦过话头说：哥们儿，行了行了！我这边忙着呢！知道你一肚子都是黄连水！我这有响当当的黄金强档，节目吞吐量那么大，还亏得了你吗？——听清了，这首诗是要写农民工子弟的，要正面一些，阳光一些，反正你本事大去了，尽情发挥吧，明天务必得交稿，留出一天时间好排练！翁小淳说完把电话撂了，楚丹彤听着电话里嘟嘟的忙音，愣了半天神。十几年前她和翁小淳在大学里时，整日黏在一起，无话不说。现在可倒好，两人成了流水作业的上下家，你传我递，组装完活儿就拉倒，没了一句多余的话。

平心而论，楚丹彤倒也能理解翁小淳刮旋风一样的作风。她担当总监的那档《娱乐跑马场》，采取现场直播方式，每周一期，一期咬着一期的尾巴，节目组简直忙成个真正四蹄翻飞的跑马场！正因为档期周转太快，所以个别节目断档掉头，临时撤换，就在所难免。而楚丹彤他们的儿童节目又是最广普性的，属于“膏药节目”，一旦有了缺口，出于两人关系的便利，让少年宫这边拣一个和主题多少沾点边儿的少儿歌舞、器乐演奏什么的，霄药一样叭地往上一贴，至少显不出大娄子，比方翁小淳和红十字会联手，为宣传捐献眼角膜，推出一台《光明天使》，楚丹彤和赵指挥就能为她拿出童声合唱《谁给了我明亮的世界》；翁小淳与妇联合作，为构建和谐家庭，搞《女子媳妇》专场，楚丹彤就帮苗芭蕾把儿童舞《小羊羔爱妈妈》推上去，诸如此类的合作，总能闹个双赢的结局，往往还额外赚点小亮点。而少年宫这边在体制上属于自筹自支的事业单位，曾经穷得叮当响。举办各种收费的少艺班，为的是在经济上活起来。可排出来的一些小节目，总得找个去处，《娱乐跑马场》给了他们不少演出机会。这机会司了不得，动不动就上镜，多高的档次啊！常在电视上露脸的小演员。露着露着，指不定就被哪个电视连续剧的剧组相中了，充当了剧中的一个角色。有好几个都成了小明星。有电视台这个炫目的后盾，少年宫的少艺班就特别招眼，不想成品牌都不行。有那望子成龙的家长，挖门子盗洞地往少年宫送孩子。送孩子就等于送钞票。有了钞票，冯主任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他喝上酒总喜欢吹吹乎乎，他那张铜盆大脸一有了红扑扑的醉意，就爱跷着大拇指，志得意满地说：咱单位的经济效益，那是屁股上的火疖子，捂也冒高，不捂也冒高！就凭这屁股上冒火疖子似的效益，作为与电视台保持热线联络的楚丹彤，能不炙手可热吗！可楚丹彤自己才叫冤，热得她动不动就去当黄继光堵枪眼，一会儿帮着写串联词，一会儿修改主持语，把自己歌词创作的专业都快丢尽了。

楚丹彤为了熬夜写这又正面、又阳光的什么诗，特意买了速冻饺子、方便面什么的一大包，好免去在灶台上的费力耗时。往家里走着时心里不禁想：多没志气呀，吃哪庙的饭，还得撞哪庙的钟！

P1-5

文学的速度与作家的情感要求

——2008年的中篇小说

孟繁华

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整整走过了三十年。三十年的变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速度”。社会生活的飞速变化，我们只有停下脚步才能够感知速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文学当然也是如此，三十年我们所经历的文学场景几乎难以全面地描述，任何一种描述都会挂一漏万。多变的文学和对文学多变的感慨，为我们时代的速度做了形象的诠释。但速度并不意味着一切，我们曾经历的，也是发达文学国家早十年甚至二十年就经历过的文学革命，尽管情况并不完全一致，但命运却是相同的：他们也只是“掀起了一些自我反省的潮流，结果却失去了读者”。今天文学尽管也没有太多的读者，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严肃写作的作家终于度过了文学危险的泡沫时期，真正的文学正在与时代缓慢地建立联系。

这种联系与2008年中国独特的遭遇有很大关系，除了全球性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股市楼市危机之外，冰冻灾害、地震灾害、洪水灾害等，使中国成为一个天灾集中喷发的国家。包括全球性问题在内的“内忧外患”，使2008年的中篇小说少有欢娱而多为忧思。这种忧思虽然不是针对灾难，但灾难的环境却是重要的背景。从远处说，三十年我们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积压了众多的问题。作家面对这些问题的写作就不应看做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故作呻吟，它恰恰是这个时代某种意义上的镜中之像，是作家情感和内心的真实要求。

一、底层生存与精神遭遇

“底层写作”，是近几年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关于这个现象的是是非非，也是文学批评最核心的内容。在我看来，与“底层写作”相关的“新人民性文学”的出现，是必然的文学现象。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直接受到冲击和影响的就是底层的边缘群体。他们微小的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力的缺失，不仅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付出代价，而且也最大限度地遮蔽了他们面临的困境。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状况，“底层写作”才集中地表达了边缘群体的生存苦难。但是，过多地表达苦难，甚至是知识分子想象的苦难，不仅使这一现象的写作不断重复，而且对苦难的书写也逐渐成了目的。更重要的是，许多作品只注意了底层的生存苦难，而没有注意或发现，比苦难更严酷的是这一群体的精神遭遇。因此，我曾不止一次提到，底层的处境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事件，马秋芬的中篇小说《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就是这样的作品。

2006年，马秋芬的《蚂蚁上树》为她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她对建筑工地上民工生存现状和未来命运的关注和书写，使她多年后重出江湖就站在文学的潮头和高端。 《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延续了她对底层普通人关注的文学立场。不同的是，她不再刻意书写这个群体难以为继的生存苦难，而是将视角投向了这个群体更难以捕捉的精神领域——他们的精神遭遇和境况。

小说中一直流淌的是城市永不消歇的喧嚣与躁动，冯主任、楚丹彤、翁小淳等，都沉浮于都市纷乱又可以安全自转的轨迹。他们办儿童艺术团、组织大型电视节目、奋不顾身地为朋友也为交换而救场等。都市深处的生活场景就这样掩藏于钢筋水泥的森林和霓虹灯的阴影处。作为一个外来的务工者，一个普通的家庭清洁工的朱大琴，对这样的都市生活和场景一无所知。她原本就是一个城市的“他者”，一个不得不闯入城市谋生活的人。但一场意外的救场活动，使朱大琴终于和这座城市建立了“内在联系”。楚丹彤在朋友翁小淳的请求下，答应写一首儿童朗诵诗《在爱的阳光下》。在与朱大琴的闲聊中楚丹彤找到了灵感，在“征求”朱大琴“意见”时，她在诵读中看到了朱大琴涌出的泪水。那首诗将农民工孩子受到的教育和成长过程，以极度夸张的修辞做了极端化的表达，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仿佛生活在天堂，他们过着城里人应有的一切，而那一切都是城里人给他们提供的。没有识别能力的朱大琴，在这种充满煽情的文字里怎能不感激涕零。演出果然空前成功，嘉宾和观众泪光闪闪，连楚丹彤自己都被感动了。翁小淳为了做一笔“更大的买卖”，为了提高收视率，不惜让楚丹彤找人“编观众来信”。朱大琴成为“观众来信”的“执笔者”。电视台在为自己“造势”的宣传中，因为朱大琴为电视台的“突出贡献”要奖励她一台电视机。于是就有了《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的故事。当然，朱大琴最后也没有拿到那个奖给她的电视机，因为“节目一期一结算，那期节目早就封账”了。朱大琴反复被利用，反复成为装点城市“人性化”的道具和装饰品，但她得到的除了被欺骗的泪水一无所获。

《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没有着意于进城务工者惨不忍睹的生存状况和永无尽期的苦难叙事。小说将朱大琴在城市遭遇的精神盘剥和尊严践踏，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在生存艰难的背后，朱大琴们还在承受着另外的鲜为人知的精神苦难。他们内心卑微的希望在城市规则那里转眼即逝。在这个事件中，同学、同事、朋友等关系群是最大的赢家：翁小淳的三十万元落实了，楚丹彤的节目在电视上畅行无阻，冯团长的“小星星艺术团”也在电视上“多给时段”。他们共资源相互利用，用时髦的话叫“双赢”。他们密切结成的社会关系网、公共资源正在以不同渠道和形式被瓜分。行业垄断和行业权力资本在“合理”、“合法”地兑换成金融资本。但这一切与朱大琴们没有任何关系。都市合谋榨取了他们最后的资源，一切都顺理成章，朱大琴还要含着眼泪表达她的感激和理解。在我看来， 《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开辟了“底层写作”新的思路，它的深刻性将这一题材的创作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底层”从生存苦难的写作中被“解放”出来。但他们的精神苦难更令人触目惊心。于是朱大琴所经历的城市生活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精神事件。

如果这个看法成立的话，温亚军的《地衣》在这方面也有了大的突破。黄婷婷被母亲拆散了恋情，被迫嫁给了卤杂碎的何光华。何光华娶了黄婷婷便辞去了帮工，黄婷婷的身份是妻子，职能却是一个帮工。但小说并没有仅仅在黄婷婷的生存苦难上信马由缰无限渲染，而是着重书写了黄婷婷爱情的不幸和精神的空洞。何光华与寡妇冯薇薇的不清不白，激发了黄婷婷重新回到初恋情人高远明的怀抱，但她不堪丈夫羞辱和坊间的飞短流长投河自尽了。小说呈现了底层日常生活的苍白和无趣，为了生存的日子没有任何精神内容。也正因为如此，对精神依托的渴望与决绝，才敢于用生命换取。《地衣》在这一点上显然用了心思，因此，这样的作品于此前渲染无边苦难的作品有了巨大差异。

吴君的《念奴娇》书写的也是“底层生活”，它是对当下深圳移民生活的描摹。贫困的生活处境使姑嫂二人先后做了陪酒女，然后是妻离子散家庭破碎。这本是一个大众文学常见的故事框架，那些场景也是大众文学必备的元素。但《念奴娇》的与众不同，就在于吴君将这个故事处理为姑嫂之间的心理和行动较量：先是有大学文化的嫂子轻蔑小姑的作为，但嫂子一家，包括父母、哥哥都是小姑供养；小姑在不平之气的唆使下，将无所事事的嫂子也拉下了水。不习惯陪酒的嫂子几天之后便熟能生巧，一招一式从容不迫。小说没有怨天尤人的深重苦难，也没有远在云端的故作悲悯。它揭示的不仅是“底层”生活的状态，更揭示了底层人的思想状况——报复和仇怨。小姑报复了嫂子，同时也报复了哥哥——嫂子的出走使哥哥亦成为孤家寡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嫂子杨亚梅的形象。这个貌似知识分子的人，堕落起来几乎无师自通，而且更加彻底。在这个意义上，《念奴娇》一箭双雕、一石二乌，将属于两个阶层人物内心的秘密一眼望穿，将欲望之上的面纱无情地抖落。

二、家庭、伦理与情感的失序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或细胞。但当下的家庭关系与传统的家庭以伦理关系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突如其来的，是一种渐进的、缓慢的同时也是难以逆转的。因此，当我们发现这个变化的时候，它不仅已经完成，而且是如此的令人触目惊心。

孙惠芬生活在城市，但她的小说多半书写乡村。这既与她的文化记忆有关，也与城市文化至今尚未整合出有效的经验有关。《致无尽关系》书写的血缘和家族关系，与流行歌曲《常回家看看》制造的虚假温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性的过程早已将家族、血缘神话拆解得四分五裂、分崩离析。“过年”团圆的习俗只是民间表达亲情最后的形式，如果这个形式也瓦解了，乡村中国的整体性就彻底解体了。《致无尽关系》恰恰在这个关节点上发现了问题，并产生了深刻的质疑。与这些“无尽关系”的接触，不是盼待中的发自内心的喜悦、快乐或心心相印的亲情。那种应酬、不得已的感受与社会其他应酬几乎没有差别，内心的真实想法是尽快结束。但这个现实没有人正视，它是被虚假维护却再也不能整合的文化幻觉。这个秘密一旦被戳穿，我们不仅大吃一惊：这是我们要求的生活吗？那曾经千百年叙述的家族关系真的变成了这个样子吗？这“无尽的关系”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呢？“底层写作”事实上所展示或呈现的问题是非常不同的。《致无尽关系》在民间文化层面上所要表达的可能更丰富得多。

林那北的《唇红齿白》，秘密在当代家庭内部展开：一对双胞胎姐妹阴差阳错地嫁错了人，本来属于杜凤的男人娶了杜凰，这个名日欧丰沛的人官场得意无限风光。但在风光的背后，杜凰与其分居多年，在杜凰出国期间，欧丰沛诱奸了有求于他的杜凤。杜凤一次染上性病，矛盾由此浮出水面。杜凤丈夫李真诚不问妻子问妻妹，妻妹杜凰平静地帮助姐姐疗治。但此时的杜凰早已洞若观火掌控事态：虽然分居多年，但欧丰沛仍然惧怕杜凰从实招来。对杜凤实施了“始乱终弃”的欧丰沛没了踪影，自惭形秽的杜凤只能选择离异。小说对当下生活的失序状态深入到家庭内部，或者说社会结构中最小的细胞已经发生病变，欺骗、欲望几乎无处不在，任何事情都在利益之间展开，最亲近的人都不能信任，家庭伦理摇摇欲坠危机四伏。不仅杜凤走投无路，杜凰、欧丰沛、李真诚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吗？林那北在不动声色间将弥漫在空气中的虚空、不安、无聊或无根的气息，切入骨髓地表达出来，特别是对生活细节的处理，举重若轻，不经意间点染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际遇。

年轻的鲁敏，近年来风头正健。她的《纸醉》的情节在年轻人的“心事”上展开，在没有碰撞中碰撞，在无声中潮起潮落。时有惊涛裂岸，时如微风扶柳。一家里的两兄弟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对开音，大元的一曲笛声、小元的几个故事，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寻常的日子里，笔底生出万丈波澜。最后，还是“现代”改变了淳朴’、厚道、礼仪等乡村伦理，乡村中国的小情小景的美妙温馨，但在大世界的巨变面前几乎不堪一击轰然倒塌。当然，鲁敏还不是一个纯粹的“乡村乌托邦”的守护者。对她对乡村的至善至美还是有怀疑的，哑女开音的变化，使东坝的土地失去了最后的温柔和诗意。小叙事在大叙事面前一定溃不成军。就作品而言，我欣赏的还是鲁敏对细节的捕捉能力，一个动作或一个情境，人物的性格特征就勾勒出来。大元爱着开音，他的笛声是献给开音的，但是，大元总是“等开音低下头去剪纸了。他才悄悄地拿出笛子，又怕太近了扎着开音的耳朵，总站到离开音比较远的一个角落里，侧过身子，嘴唇撅住了，身子长长地吸一口气，鼓起来，再一点点慢慢瘪下去。吹得那个脆而软哪，七弯八转的，像不知哪儿来的春风在一阵一阵抚弄着柳絮。外面若有人经过，都要停下，失神地听上半晌。”小元也爱着开音，但他心性高远，志气磅礴，上了高中以后，“小元现在说话，学生腔重了，还有些县城的风味，比如，一句话的最后一个两个字，总是含糊着吞到肚子里去的，听上去有点懒洋洋的，意犹未尽的意思。并且，在一些长句子里，他会夹杂着几个陌生的词，是普通话，像一段布料上织着金线，特别引人注意。总之，高中二年级的小元，他现在说话的气象，比之伊老师真可谓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大家都喜欢听他说话，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知识…。这些生动的细节，显示了鲁敏对东坝生活和人物的熟悉，她的敏锐和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

近两年来葛水平的创作发生了变化。她的笔触从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开始向外部拓展。如果说《比风来得早》书写了城乡之间的差异或比较，最后还是将场景落实到乡村的话，那么，今年的《纸鸽子》则是一篇扎实的城市文化经验的小说。我多次表达过，中国当下城市文化经验还没有整合起来，还没有属于我们的、独特的城市文化经验。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处境有密切关系。《纸鸽子》表现的生活，不能说是我们的城市文化经验，但它却深刻表达了在全球一体化时代我们遇到的真问题：网络综合征。新媒体推动了民主化进程，方便了日常生活、情感生活和经济活动。但网络带来的问题是伴随着它的便捷一起走进我们生活的。文化研究在深刻地揭示网络问题的同时，生活中的网络问题早已发生。《纸鸽子》中何明儿、吴所谓母子惨痛的经历就来自于网络。它昭示了当下生活的丰富性、空洞性和复杂性。一切均不在我们把握之中。过去的经验一夜之间成为三代以上的古人。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但前程一切未卜。这就是现代性。《纸鸽子》所表达的经验就这样惨烈、残酷又势不可挡。面对新的事物、新的生活，成规已经失效，属于我们的只有无奈又无助。这究竟是俗命还是我们的选择？大概没有人能说清楚。当然，作为小说《纸鸽子》不能、也没有必要提出解决方案，它将问题如此深刻、尖锐地呈现出来，将人物和情节如此惊心动魄地表现出来，已经精准地完成了小说的规定动作。

这些在家庭内部展开的故事，以最具体可感的形象和情感方式，告知了我们当下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里所发生的变化，是任何个人经验都难以全面体验的。但一旦将他们集合起来，在震惊之余，我们真有手足无措之感。

三、历史、都市与跨文化经验

2008年中篇小说的丰富性无论我们怎样叙述都难以周全。除了上述印象集中的两个倾向之外，对历史、都市经验的书写以及跨文化资源的书写，也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

鲍十的小说在叙述上一直不瘟不火极有耐心。这篇《我的脸谱》在叙述上一如《痴迷》和《我的父亲母亲》。但《我的脸谱》在温婉的叙述中却别有一种苍凉，如秋夜月光如水，如秋风刮过田野。这是一个记忆、个人经验的叙述，它类似于失败的于连。索黑尔，无论情感还是事业。一个普通人在茫茫人海中如沧海一粟，但他身后的故事却令人惊心动魄。这个被命名为陶兴的主人公。一出场就气象不凡，先是和一个寡妇结婚，离婚后又娶了一个是“剩女”。当了副处长之后被委派经商，从此走向了一条不归路。生意失败后，为了躲债一直亡命天涯居无定所，一直生活在惊恐万状之中。小说始终以当事人陶兴的视角讲述，在不断呈现的场景中，商场如战场：逃亡与被追杀几乎就是陶兴生活的全部。陶兴个人生活的纷乱和不确定，从一个方面反映或喻示了当下生活的动荡或瞬息万变。因此， 《我的脸谱》虽然以仿真的叙述讲述了陶兴个人的经历，但在整体上却是一个象征的文本。

多年来，须一瓜的中篇小说充满了荒诞和玄疑，她的小说既有先锋文学的遗风流韵，又有明确无误的时代特征。但这篇《大人》却一改往日风范，小说以童年视角再现了并不遥远的历史。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动荡的时代，空气中弥漫的都是革命的气息。但孩子们的内心却是无边的寂寥和无助，没有人走进他们的内心，没有人真正愿意关心过他们。童蓓的美丽、畸形的手臂和一寂寥的内心，与那个革命的年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她渴望被理解和关注，当她被大人忽视甚至略去的时候，是小弟亲吻了她畸形的手臂。那一刻无论于童蓓还是我们，该是怎样的触目惊心都不为过。另一方面，革命像战争一样，总有一些心怀叵测的人，被压抑了的欲望随时可以极度膨胀。于是，“大人”对童蓓的侵犯并没有因为革命时代而收敛或节制。“革命”伤害了孩子的身心，他们受到的是灵与肉的双重迫力。最后这个孩子不得不远走他乡，让人感伤不已。对那场革命的认识还没有成为过去，“大人”制造的这一切给孩子带来的创痛从来也没有被关注。但《大人》正是在这个边缘区域发现了尘封经年的疤痕，却原来、那一切并没有消失在历史深处。

晓航的小说一直卓尔不群、别开生面，他有不同凡响的虚构和想象能力，他的小说有真正的艺术家气质。他在小说中异想天开但又心想事成，那些看似子虚乌有的事件就在似与不似之间：那是荒诞中的真实，也是真实中的荒诞。这篇题目怪异的小说——《一张桌子的社会几何原理》，是我所见到的最具城市意味的小说。许多年来，我们还没有整合出被普遍认同的城市文化经验。但晓航的这篇作品，却一眼可以读出当下都市的味道：虽然情节或人物都略显夸张——那个“未来学家”谢斌、手机制造商宋城，都是出色的幻想型演说家。但鼓动或舆论的力量，出色的狂热分子的言辞，总会平息更多的“群氓之族”的冲动情绪，足以让他们销声匿迹行消神灭。对“未来”怀有期待的“理想主义者”，对那些乌托邦的鼓噪者真诚地着迷，对与未来有关的人与事都兴致盎然。“每个人都有乌托邦梦想，这是人类的一大特点，是中性的。但是这个特点不能被无限放大，特别是不能把单纯的想象直接放到社会实践层面来无限制的执行，那会造成一种整体的疯狂。”小说在揭示现代生活纷乱迷离无从把握的同时，塑造了一群现代病患者。小说在理性与感性的缝隙游刃有余，既是一出生动幽默的情景剧，也是一出苍凉迷茫的悲剧。在整体构思和语言上，晓航的小说如在空中飞翔，上下翻飞有万千气象。晓航书写的城市文化经验在当下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黄咏梅的《契爷》是对市井人物的再度书写。契爷是个鳏夫，是一个没落家族最后的香火，非但不能自食其力，还要自己的老妹妹侍候，为此这个妹妹终身未嫁。也就是因为契爷“命硬”，家长纷纷将自己的孩子“契”给他。契爷肮脏、愚钝、其貌不扬。但契爷在他的时代还常常被人记起，家长面对契爷时，总须让孩子喊一声“契爷”。契爷不惹是生非，善良，孩子们经常捉弄他，但他不急不恼，还常将两颗糖送给孩子。契爷不喜欢女人喜欢孩子，但契爷看到漂亮的夏凌云时，似乎方寸有些乱。这说明契爷并不是不喜欢所有的女性。渐渐地契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国道”上不断涌过各色人等：世道变了。漂亮的夏凌云在小吃摊上做生意，有了身孕事主却没了踪影。契爷不清不白地成为众人指责的对象。夏凌云也对契爷耿耿于怀，只因为契爷当年曾拦住了被追打的夏凌云的情人，使她永远失去了走向外界的可能。《契爷》是关于世道人心变迁、世风世情消长的小说。这样的人物在当下的小说中几乎凤毛麟角，黄咏梅关注生活的方式和视角独辟蹊径。就在如此的边缘地带，敏锐地感知生活的真实气息。

与上述作品都不同的是袁劲梅的《罗坎村》。袁劲梅是远居海外的作家，她的写作资源与本土作家明显不同。从查见英《从林下的冰河》开始，对两种文化的比较是这种身份作家常见的思路。《罗坎村》就是在两种文化之间，以文学的方式对一个根本性或永恒性的命题，做了哲学的思考和论证。小说开篇引用了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关于正义的论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最高美德。正义是灵魂的需要和要求”——为题解，然后发生在美国一个华人家庭的“虐待子女案”进入我们的视野。有趣的是，小说在描述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比照了中国的家族宗法制度。在对比中探讨了中美文化的差异性和司法、伦理、社会公正等诸多差异。应该说，小说更多地意属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对美国司法的公正性肯定的同时，也对其僵化和教条颇有讽喻；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的同时，亦对罗坎村为表意形式的中国文化领悟于心。此外，小说还涉及了全球化时代个人身份认同、宗教信仰、专制制度等诸多问题。值得肯定的是，这些抽象的观念在小说不仅具体可感，而且生动无比。小说的尖锐性、大气象，在2008年的中篇小说中几乎无出其右者。但小说触摸的问题本来更适于理论探讨，当用形象来表现的时候，难免有概念化的痕迹。

我在论述三十年中篇小说成就时曾说，三十年来中篇小说是这个时代取得的高端成就。上述评述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2008年的中篇小说甚至发展了这个文体的成就。因此，“中篇小说现象”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