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母同胞，性格各异，携佯在历史风云中同浮同落，一起尽享荣光耀眼的峰巅，一起经历时代变迁的磨难。虽不如末代皇帝般万人瞩目，却同样传奇罕见。真实的笔墨，浩繁的史实，旁证历史，洞察人性，再现了一代皇族后裔在光环背后的平凡与不平凡。

参商契阔，星移斗转。

茫茫尘世，或许谁也难以料想，一声啼哭，爱新觉罗?溥仪悄然在两代醇亲王的“潜龙邸”降生，成了承继清朝二百七十多年大统的“宣统皇帝”。古老中华的几千年“帝制”，亦终结于此身，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涂抹了独具浓重“挽歌”味道的一页。

偏偏溥仪以三岁稚童的身份在金銮宝座“登基”的前夕，他的胞弟也在什刹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默然出世。这位引人注目的“皇弟”，名字竟是慈禧太后亲赐——爱新觉罗?溥杰。

从此，“末代皇帝”与“皇弟”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对“难兄难弟”——在风云变幻的潮流中，忽而，皇帝从紫禁城的“九龙天子”宝座上一个跟头跌下来，猛然间，又重登“龙椅”，俯受“复辟”群臣的叩首。“皇弟”则随兄长的命运跌荡，追“皇权”而始终……

忘乎所以之中，“皇弟”跟随“逊帝”下关东佐“康德”，赴东洋媚日倭，旋即囚居苏俄数载……到头来落得个锒铛入狱，在冰凉的铁窗中熬过了十几个春秋。一梦南柯之后，自以为难逃活命，没想到又双双在共和国成了普通平民……可谓奇哉！

引子

第一章 醇亲王府

 一 帝王世家

 二 皇弟出生

 三 礼“节”与家教

第二章 王府生活

 一 幼年童趣

 二 轿夫与太监

 三 私塾开蒙

第三章 进宫会亲

 一 初进内廷

 二 御膳同桌

 三 君臣兄弟

第四章 逊清小朝廷

 一 毓庆宫伴读

 二 “陪玩儿”弟兄

 三 遗诏之“谜”

 四 端康太妃召见

第五章 王府悲秋

 一 订婚

 二 “盗宝”留洋的幻梦

 三 失恃之痛

第六章 宫禁末日

 一 新婚

 二 结识少帅

 三 失败的“出逃”

第七章 潜往东北前后

 一 寓居天津

 二 金秉藩

 三 赴日留学

 四 日本士官生

 五 渐识“御用挂”

第八章 姻缘

 一 “政略”阴谋

 二 刺刀下的“退婚”

 三 嵯峨华族

 四 婚礼

 五 定居新京

第九章 傀儡内廷

 一 间谍

 二 驻日见习武官

 三 再度留学

 四 奇怪的失窃与诱惑

 五 会见“德王”

第十章 崩溃

 一 天各一方

 二 流浪“王妃”

 三 血腥通化

 四 最后一班遣返船

 五 沈阳被俘

第十一章 苏联“龙囚”

 一 初抵赤塔

 二 邂逅满洲国大臣

 三 “蝙蝠派”

 四 囚禁幽情

 五 赐酒

第十二章 红河之畔

 一 “引渡”风波

 二 俄式大菜

 三 如意算盘

 四 妻女返日

第十三章 归国之前

 一 “准溥仪”

 二 虚惊一场

 三 离苏前夕

第十四章 归国

 一 绥芬河

 二 抚顺战犯管理所

 三 申请上前线

第十五章 亲情炼狱

 一 检举

 二 与妻女通信

 三 慧生的惨剧

第十六章 铁窗内外

 一 题跋

 二 排戏

 三 为溥仪“捉刀”

第十七章 特赦前后

 一 贺龙的预言

 二 颠倒的特赦证

 三 相继特赦

第十八章 返京

 一 最高国务会议的注视

 二 共和国总理的关怀

 三 景山劳动

 四 羊城重聚

第十九章 家庭一幕

 一 定居护国寺

 二 北京的生活

 三 中南海西花厅

 四 爱女返日

第二十章 政协文史委员会

 一 初任专员

 二 撰著文史

 三 普通百姓的日子

 四 居家侧影

第二十一章 面对困惑

 一 遭“劫”弟兄

 二 偕妻访日

 三 与抚顺战犯管理所长的交谊

 四 书画桂冠的烦恼

第二十二章 社会活动家

 一 “宫廷热”的思考与无奈

 二 坊巷街邻

 三 “自传”的撰写

 四 全国人大代表

 五 投了惟一反对票

 六 妻子的最后生日

 七 嵯峨浩逝世

第二十三章 安谧的晚年

 一 再渡扶桑

 二 少帅何时再聚首

 三 真假“王子”

 四 猫、狗之缘

 五 戒烟之后

第二十四章 病房中的最后岁月

 一 前列腺癌

 二 昏迷

 三 未遂抢劫案

 四 弥留之际

 五 病逝

第二十五章 不得不结束的一章

 一 家族灵堂

 二 告别仪式

 三 尾声

附录：

 溥杰简历

本书资料来源及主要参阅书目

后记

风云变幻中，显赫的醇亲王府竟然相继冒出了两个“皇上”，令世人瞠目结舌。两代醇亲王，一朝摄政——若非慈禧“垂帘”，晚清王朝简直成了醇亲王府的家天下。近亲繁殖，离亡不远——这已为历史佐证。

“皇弟”降生，慈禧太后赐名仅一字——杰。

从幼时起，母亲就告诫溥杰拒铜臭、远庖厨。及至弱冠，他竟不晓钱为何物。他背地里抽烟，被吸烟成瘾的母亲逮住，反而受到了鼓励，直到被府里人称之“母子烟鬼”。

皇上哥哥“逊位”，他竟咬牙切齿，在画报上发狠地抠下了孙中山的双眼。

一 帝王世家

倏然，一道闪电划破苍穹，滚滚惊雷，震撼着大地。暴雨，无情地击打着京都，洒落在紫禁城的明黄琉璃瓦上。狂风，不停地发疯似的猛刮着，像脱缰的野马，又似发怒的天神狠狠地挥鞭抽打着茫茫天际……

威姿凛然，瞪目舞爪，雄踞于醇亲王府左右的那一对雌雄石狮，虎视眈眈地注目着过往行人。府门森严，令人生畏。通常，朱漆大门紧闭，门口摆放着“排挡木”。清朝末年，一般路人行此，只能匆匆而过，不敢在这里稍许停留。

雨过天晴。远远眺去，两扇朱漆大门的六十四颗门钉，衬托出了摄政王府非同寻常的气派。这个赫赫有名的王府，若不是命运之神的捉弄，也许它早就牢牢地占定了碧波荡漾的中南海。满京城，尽人皆知，当年溥仪“登基”后，载沣遂动议将摄政王府迁至中南海畔。谁想，王府刚刚修葺落成，正在粉饰那两扇朱红大门时，油漆未干，“宣统”便宣告“逊位”了。

挟雷霆万钧，席卷而来的辛亥革命的狂飙，冲垮了醇亲王府辈辈皇上的美梦。无奈，摄政王载沣一家人仍蛰居“潜龙邸”。

这座威严的府第坐北朝南，依势建筑在什刹后海北岸，呆板地凝视着那些轻波荡舟的长袍马褂的各色游客。

阵阵微风，吹皱平静的水面，泛起一道道涟漪。

浅粉色的荷花，绽开在什刹海宽阔的水面，惟有微微发黄的梗梢和残荷，昭示着初秋即将降临。

宛如暮秋的西风残柳，大清国到了道光皇帝那一辈，眼看已是日薄西山。若追溯起溥杰祖上的身世，似乎从晚清的日益衰落谈起才更清楚些。

时代的暴风骤雨，无时无刻不在摇撼冲击着晚清王朝这座朽木大厦。到了“道光”，它仿佛成了一个腐蚀的空壳，再也禁不起任何力量的打击。溥杰的祖父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世的。

虽然，他生于末世，还不能算时乖命蹇。他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年间，赫然以宫中皇七子的身份，分封在京城太平湖畔的新府。此后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同治三年被恩赐加封郡王，同治十一年，晋封醇亲王。光绪十六年，他安然去世，赐谥号为“醇贤亲王”。这，就是被京城人们称之为老醇亲王的奕譞。

历数下来，道光皇帝名下，总共有九子封王，而“世袭罔替”亲王爵位的只有六子恭亲王奕訢和七子奕譞。在晚清风云多变的政局中，他被夹在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尖锐对立之间，能够与你死我活的两派都保持较为平和的关系，又能够独善其身者，只有奕譞——这么惟一的一个“不倒翁”。

这与慈禧倒并非毫无关系。奕譞的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亲胞妹，也是慈禧用以笼络他的一招妙棋。而他与叶赫那拉氏平安相处，关系颇好。慈禧太后弄权，既把亲妹妹嫁给老醇亲王，又让其子光绪进宫当上了皇帝。这样一种双重的“驾驭”，使西太后的地位愈加巩固。而她以光绪年幼为由，“垂帘听政”，执掌了实权。醇亲王府与她关系之微妙，自然不言而喻。 

确切而言，道光之后醇亲王府推出的光绪皇帝，也无例外地是一个“牺牲品”。说到底，如果没有慈禧太后自然也就没有光绪称帝。光绪是醇亲王奕譞的次子，其生母就是嫡福晋叶赫那拉氏。同治皇帝膝下无子，据说去世前曾经口授旨意，立载澍贝勒为帝。慈禧得知，大发雷霆。待同治皇帝死后，她执意将其妹之子——年仅四岁的载湉(即光绪)，立为皇帝。据说，载湉入宫前尚在睡梦之中呢。

于是乎，光绪在睡梦中当上了皇帝。虽然当时号称东西两宫“垂帘听政”，但大权皆由西太后一人独揽专断。光绪死后，被谥为“德宗‘景’皇帝”。这个“景”字，最能说明光绪不过是个应“景”的摆设而已。

应该说，溥杰的祖父是在平衡各种关系中保全己身的。当慈禧把妹妹嫁给奕譞之后，为了进一步控制他，又在宫中的秀女中找出了一名颜札氏的年轻姑娘赐给奕譞为侧福晋——两年之后因病而亡。其问，奕譞与这两位福晋极为和睦，没有引起丝毫风波。

虽然奕譞在“辛酉政变”之中拿下肃顺，为慈禧“亲政”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依然善以待人。这算是奕譞终生的处世哲学。为了避祸，他时时对外抱着守拙的谦逊态度，以示其安守本分和对慈禧的忠诚不贰。

显然，这些都成了老醇亲王的保护伞。

溥杰的祖父虽处处谨慎从事，但也并非没有招妒，连慈禧太后也暗中提防着他。光绪初年，慈禧找个借口将恭亲王赶出了军机处，自此她无可依靠，遇事时常与他商量。一些忌妒他的大臣便趁机诬告排挤他。老醇亲王看到这种情形，遂急流勇退，毅然上奏告退政坛。

当光绪继位之后，奕譞又上奏本，执意不再参政，还表示欲辞神机营等重权之位。他甚至密呈一本奏折，给自己留好了退路，自然慈禧对他就更放了心。

见微知著。光绪十二年，光绪下旨，溥杰的祖父、祖母有资格使用杏黄色的轿子。奕譞惟恐因此惹祸，又惶恐地上折推辞，光绪仍然执意不允。可是，奕譞夫妇却始终没有使用过一次。这个举动，据说受到了慈禧太后的褒扬，认为醇亲王的的确确没有什么野心。足见，在政治上他并不是全无主见，在充满血腥的宫廷斗争中，他能够洁身自好而得以善终，也确非易事。

风雨飘摇的晚清末年，溥杰的父亲——爱新觉罗·载沣，理所当然地承袭了醇亲王的头衔。这一年，他刚刚八岁。载沣是老醇亲王的第五子，字静云，是老醇亲王的侧福晋刘佳氏所生——她本是醇亲王府的一名汉族侍女，被老醇亲王收房后，在原有“刘”姓之下加了一个“佳”字，就意味着“加”入了满旗。她，就是溥杰的亲祖母。载沣出生于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两岁时，正赶上慈禧太后五十整寿，被封为辅国公，七岁时封为镇国公。光绪三十四年时，政局动荡，需由嫡亲掌权，于是他恰逢其时出任了军机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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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忘年挚友贾英华这部《溥杰传》出版前，邀我序，我欣然命笔。

确切地说，我与贾英华是在他当年撰写《末代皇帝的后半生》采访时相识的，他那时还是一个毛头小伙，距此已近二十年。如今，我俩已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为他所著这部传记作序，我是责无旁贷的。

在世者中，除了溥杰的亲属以外，我是接触溥杰年代最久，最为了解其人者，可以说，我是溥杰的诤友。我是婉容之弟，又是溥仪和溥杰三妹夫，对溥杰自然知之甚详。我生于一九一二年，溥杰长我五岁。从我见他第一面开始，我俩在人生的旅途跋涉，近八十年之久。

忆幼时，我俩一起在北府淘气，在皇宫中与溥仪一起玩耍。青年时期，我俩一起赴日留学，企图为溥仪复辟清朝，1945年8月傀儡政权垮台后，我们一起被拘苏联，一同在抚顺改造，我以免于起诉，溥杰以特赦相继回到北京自食其力。他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我成了全国政协委员。互相密切来往直至他辞世。

在人生的风雨中，我俩有过患难，也有过矛盾；有过相同的错误；也有过不同的岐解；不知多少开怀畅饮中，吐尽胸中喜怒哀乐，半个世纪的相交相知，使我对溥杰有着较深的理解。以我对溥杰的认识而观，这部《溥杰传》不仅真实，而且史料极丰富，是一部难得的历史人物传记。据我知，英华从酝酿下笔到出版，经历了近十年才定稿，颇多采访和考证，是下了一番真正的苦功夫的。

鉴此，我以近九十老叟和溥杰八十年老友的身份作此书序。

郭布罗·润麒

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

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

暮秋，窗外黄叶陡然飘落。当这部关于爱新觉罗·溥杰的生平传记悄然搁笔之际，我顿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之感。

至此，我总算了却了一件久久埋藏心底的夙愿。弥令人欣慰的是，我完成了溥杰的临终嘱托，终于使《溥杰传》得以付梓问世。这勉使我——能够有颜告慰先生于九泉之下。

斯人已逝，兹为念怀。倘作为忘年交而言，或许，可以说这是对溥杰最好的纪念吧。

近似参“禅”。溥杰的仙逝，不知怎么使我猛然参悟了“一叶知秋”……

世人，难免一生苦被命累，或坎坷，或曲折。回首往事，不免感慨万千。以我不惑之年接触众多世人之中，似溥杰这样几经历史沉浮，出生于两代皇帝、一朝摄政王的醇亲王府内；初涉人世便进宫陪溥仪伴读，及至历经“逊帝”出宫，蛰居津门；继而，又赴东北佐“康德”，尔后被囚苏联、关押抚顺；特赦之后又经历了夫妻团聚，“文革”浩劫……人世间大起大落，几经沉浮，忽而至历史峰巅，眨眼间，又一沉坠底……反差之大者，实属当代罕见。

虽人生历经磨难者多矣。然，竟如溥杰这样始终如一保持达观者，亦属凤毛麟角。暮年，他对人对己，似乎已超然物外，只求为社会努力多作一点事儿而已，别无他求。逢人，他总是逊逊自谦：“自己只是大海之中的一滴水，倘如不是新社会，早就被晒干了！……”自然，他懂得这一点：作为一滴水，融入大海，成了公民之中的一员，自然也就具有非同一般的生命力了。

或说，他作为“一滴水”，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它可映出大海的波澜壮阔，也可以折射晚清以来社会的错综轨迹，以其独有的角度和视野，反映出这段历史进程的一个侧面。其中有些则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佐证。如实地描述这些史实，并不凭空虚构，或许能为历史留下一点可信的记载。

至于创作目的，无妨简言之：以溥杰个人传奇而可信的经历，反映并无虚构的真实历史一页的侧面，即是拙作的主旨。

至于创作的缘起，抑或是天意罢——我倒宁可信。因溥杰是我“末代系列”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起初，我并未意识到。早在八十年代初，溥杰就酝酿以亲身经历，撰写一部自述体著作。这个打算，他曾多次与《我的前半生》的执笔者——我的忘年挚友李文达谈起过。李老因年事已高，且又因《我的前半生》著作权纠纷缠身，无法应允。鉴此，李老曾与我商议，劝我代笔“捉刀”。

承蒙溥老与李老看重，我内心十分感激。缘因溥杰与李文达，同是我的忘年好友。我曾向溥杰谈起过我撰写“末代系列”的构想，他对此很感兴趣且表示支持，为此曾先后亲笔为我的拙作《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与《末代太监秘闻——孙耀庭传》题写书名并作《序》，予我鼎力扶持。我自然知恩图报。但时因公务繁忙，无力承担，又惟恐误事。所以，我禀告文达先生，容稍闲后，定当从命。

当听到全国政协请李篷洲教授执笔，总算使此事有了着落，我内心甚是欣慰。但遗憾的是，没多长时间李教授竟不幸而逝。文达尔后又与我商议。正在考虑筹措之际，我又因那部《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遭人诬告，诉讼缠身，此事只得容缓。然而，溥杰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他的部分自述经由《中国新闻社》向海外发稿后，引起较大反响，不得不考虑何时完稿的问题了。正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偶然，在人大会堂开会相逢。坐在沙发里，闲聊几句后，我问起他久欲完成的“回忆录”怎么样了。他笑了，挺风趣地对我说：“甭提啦，我那本‘回忆录’，怕是一辈子也写不完喽！”

“哪儿能啊？”我笑着对他说。“您这是怎么说的？大家都关注着您的回忆录问世呢！政协不是找了一个李老先生帮您写吗？”

他像往常一样，厚道地笑了：“这话不假。您瞧，政协给我找了一个老人——李教授帮我写，他岁数比我小不了几岁！可刚写了不多，我还没去西天，可他倒先‘走’了。”

这时，我才知，那位李老先生已去世。但溥杰的回忆录距问世却遥遥无期。

的确，他那颇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引起了国际间的广泛关注，何止一二人曾向他提出，欲替其代笔完成。甚至连一位日本著名作家也专程找过溥杰，要与他合作完成此书。为此事，他曾专门请示过政协，这才引出了邀叶祖孚先生为其“捉刀”。他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很惦记着“自传”的出版。也惦念着我的那部《溥杰传》的问世。

当我受人诬告的烦恼之事过去之后，得知叶先生已经动笔续写下去了。于是，文达曾与我商量，一再建议我撰写溥杰的传记：“往往自己写的自述，难免有局限，第三者一般较为客观。”大概是李老向溥杰转达了此意，溥杰欣然应允，且答应提供一切可提供的资料。李老手中也有一些过去的史料，亦欲济助我成。而且，经溥杰的秘书金子中安排，溥杰于1992年初春在家约见我与妻女，开怀畅聊至午间。

谁料，我因患重病赴苏州住院治疗月余。回京当天便听到溥杰因病住院的消息。听说当时不让探视，我便立即赶往金子中家。他当即为我约好了去医院探望溥杰的日程。对于我写《溥杰传》之事，他表示一如既往地帮助我，等溥杰清醒或身体稍好些，再继续此事。对于资料，他表示也力所能及地尽全力助我，因为这是溥杰的心愿嘛。

所幸，溥杰启用了录音机这个现代化的工具，陆续拨冗留下了忆及一生经历的珍贵的历史回音。

以往的史鉴告诉我们，无论“自传”的作者多么诚挚、无粉饰，但大多不免囿于自身的种种局限，有其“难隐之言”。往往对一些牵涉己身的敏感之事，不免多有“避讳”或难以直言。

早在溥杰于家中约见我和家人那次，我就与他具体探讨并商议过，如何在他的“自传”之外，再由我以第三人称撰写一部《溥杰传》。由于我和溥杰交往多年，与爱新觉罗家族也颇熟悉，再加上他知我手中掌握有颇为丰富的历史资料，遂欣然表示同意，爽快地答应由在场的秘书金子中先生向我提供他本人录音带和其他资料，供我参考，且允诺为此书题写书名并作序。

此后的几次探视中，因其病情恶化，无法与之长谈。当溥老一次清醒时，我情不自禁地又提起《溥杰传》，早就想把许久就起草好的目录、前言及部分章节内容等拿来请他审阅，他挺激动，一再促我快点拿来。我高兴地答应着：“好，好，我一定尽快拿来！”

哪想，我却违背初衷地失了信。缘因，临出医院大门，金秘书送我们出来时，一再叮咛我：“你可千万别拿书稿来。溥杰先生已经看不了啦，最多让我给他念。如果他看稿时一激动，出了事儿，可就不好办了，谁负得起责呢？……”金秘书言辞诚恳。

其间，我犹豫再三，但思前想后，始终没敢拿去。而后，有一次，我去医院探望溥杰之前，已经搁进书包里，见了面却没敢掏出来。怕出意外啊！

“言必信。”这是我做人的信条之一。1994年3月1日，溥杰逝世后的第二天，爱新觉罗家族在他生前居住的护国寺寓所设灵堂举行祭奠。我在三鞠躬后，将原允诺交给溥杰过目的那份已经打印出的《溥杰传》的撰写提纲、目录敬奉在了灵前。  主持守灵的溥任先生，是已故溥杰的四弟，与我亦是多年的忘年好友。见此，他轻声嘱我：“你的心意，我代二哥全领了。今儿个，这儿来人太多，别放在这儿丢失了。由我保管起来吧……”

这样，《溥杰传》的大纲和目录就交给了溥任先生。我默默地伫立在溥杰的灵前，在内心暗暗地承诺：“溥杰先生，您安息吧。我一定按照您的遗愿，早日完成《溥杰传》！”

此后，尤其是朋友寄来的几份海内外报刊，激励了我。当年3月14日，香港《东周刊》登载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如今，一切归尘土。只剩下了一本未完成的《溥杰传》。”其中还指名道姓地提到了我写的那部未完成的“传”、溥杰临终仍挂念不知何时能问世；又忆及溥杰与我的忘年交谊。不久，其他一些报刊也有类似报道。这对我无疑是个鞭策。但撰写成书——尤其是内容确凿的“传”，谈何容易？初稿草成，我没有草率拿出来，因为要对传主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经过四年的史料核实，文字润色，如今终得付梓，以飨海内外人士。然而，不能不坦诚言之，囿于某些情形，此书对有的史实仍不免稍有所“避讳”，我期待着“时宜”之日，再行“补正”。否则，也委实令我抱憾不已。

早在多年前，我创作《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时，先后采访过不下三百人，内中不少涉及溥杰经历的珍贵史料。因溥仪和溥杰携伴在历史的漩涡中同浮同落，性格各异，行为方式不尽相同，但在许多处却颇为相似。他俩的经历无不极具传奇色彩。显然，溥杰的经历也绝然不同干一般的近、现代历史人物。

应该说，撰写《溥杰传》动用了我“资料库存”中一些珍贵的史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首次面世。例如，周总理历次接见爱新觉罗家族——其中包括与溥杰的谈话，内容浩瀚，有些从未全部公开过。为真实再现历史，我亲手查找了部分原始记录稿，按照情节需要，客观地穿插写入了这部传记。我信奉：“传记”贵在真实。可以不夸张地说，此书无任何一内容没有依据。再，为还原历史本来面貌，宁可稍嫌枯燥，我亦适当引用了第一手的历史档案。如果这使这部传记有了点儿历史的厚重感的话，倒是我的本来之意了。

不能不提到，我的拙作《末代皇帝的后半生》问世前后，溥杰对我的文史创作一直给予鼎力支持和帮助。这，是我始终引以为自豪和欣慰的。溥杰在生前希冀这部“传记”问世，我亦望包括此书的拙作——“末代系列”能传诸于世。也不枉了我的拗执和已故溥杰先生的热忱期待。

为此书的撰写，我遍查国家各档案馆的珍贵历史档案资料，搜集并阅研了与此有关的大量书籍和文章；曾先后采访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忘年老友，得到了溥杰的胞弟溥任，二妹金韫和、三妹金韫颖、四妹金韫娴、五妹金韫馨、七妹金志坚以及三妹夫润麒、六妹夫王力民等大力协助；溥杰的秘书金子中、金恒滨，也给予了诸多帮助。这些古稀老人，多年来已成为我的忘年挚友。尤应提到，已故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叶祖孚先生，倾力支持并提供了宝贵资料；中国新闻社田惠明先生、光明日报社柳琴女士和故宫博物院林京先生提供或协助翻拍了部分照片。承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为此书题写书名，原全国政协委员郭布罗·润麒先生亲笔作《序》，中华文化交流与促进会徐竞女士亦为之付诸了心血。在本书付梓前，溥任先生拨冗审阅了全部清样稿且亲笔斧正了若干史实；对于溥任先生提出的其他修改建议，本书绝大部分吸收并予采纳。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承蒙读者的厚爱，使我陆续出版的几部“末代系列”拙作得以一版再版地畅销不止，足以慰我自视“文墨守拙”之念矣。

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拙作，我对书中内容基本未做修改，仅对个别文字做了订正。  谨以此书怀念已故忘年挚友爱新觉罗·溥杰先生。

1999年新春，贾英华改定于北京月坛南街社会路

2001年3月17日，校稿毕

2001年7月30日，终稿

2004年3月21日修改《后记》于社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