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无非两件大事：忙着活，或忙着死。有时候，挣扎地活着比决绝地死去，需要更大的勇气。一本教会我们好好活着的书与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的巅峰杰作。

司马蓝是村长，高寿到三十九岁，死亡哐当一下像瓦片样落到他头上，他就知道死是如期而至了。他将离开这鲜活生动的人世了。在耙耧山脉的深皱里，死亡自古至今偏爱着三姓村，有人出门三日，回来可能就发现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谢世了。出门半月或者一个月，倘若偶然一次没人死去，便会惊痴半晌，抬头望望西天，看日头是否从那儿出来了……

三姓村村长司马蓝才39岁,身患绝症危在旦夕，他的相好蓝四十决定去城里卖淫以挣钱救活司马蓝，钱挣回来了，司马蓝活了下来，而蓝四十却死了，一场更可怕的蚂蚱灾正在逼近……这部写新中国农村的力作系阎连科历时三载三易其稿写就的，鲜活的语言、大胆的意识、诗性的想象，将农村生活描绘得栩栩如生，深入骨髓，备受文坛内外赞誉，是继《白鹿原》之后的当代文坛描写农村的又一典范之作。

自序

第一卷 注释天意

第二卷 落叶与时间

第三卷 褐黄民谣

第四卷 奶与蜜

第五卷 家园诗

敬畏呼吸（再版后记）

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

司马蓝是村长，高寿到三十九岁，死亡哐当一下像瓦片样落到他头上，他就知道死是如期而至了。他将离开这鲜活生动的人世了。在耙耧山脉的深皱里，死亡自古至今偏爱着三姓村，有人出门三日，回来可能就发现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谢世了。出门半月或者一个月，倘若偶然一次没人死去，便会惊痴半晌，抬头望望西天，看日头是否从那儿出来了，是否成了蓝色或者绛紫色。死就像雨淋样终年朝三姓村哗哗啦啦下，坟墓如雨后的蘑菇蓬蓬勃勃生。坟地里新土的气息，深红艳艳，从春到夏，又自秋至冬，一年四季在山梁上叮咚流淌。这是冬末初春，沟底的靠水柳已经有一滴滴绿气缀在枝头上，村里的杨树、槐树、榆树等，去年的新枝，今年也都绿粉淡淡了。村里有了潮润的暖气。山梁上的日色如薄金样浅下一层。醒冬的小麦，一片片挂在山坡上，仿佛落地的绿云样在风中飘悠摆动。芽发苗绿时候，正值死亡旺季，每年的这个月日，村里的蓝姓、杜姓或者司马姓，会如牲口般喉咙一疼就死了。死了就埋了。埋了就压根从人世消失了。村里除了几十年前的村长杜拐子，一向没人能活过四十岁。司马蓝三十九岁了，说到天东地西，也该轮着他死了。眼下，他正同他的五弟司马鹿，六弟司马虎，用绳子在司马家坟地丈量着，左拉右排，在地上用木棍计算，拿白石灰在地里划了几条白线，硬生生地挤不出他们弟兄三个的三房墓室来。

这是一面阳坡。坟墓从坡顶鹅卵石样朝着坡尾漫流，一浪一浪，依着辈份的秩序错落开来，最上的孤稀，是司马姓无可考的先祖，依次下来，坟墓成倍的增长，分别是他们从未谋面的曾祖爷、祖爷、爷爷和把他们养到少年的门里门外，便辉煌死去的父亲司马笑笑了。在父亲的左下，是他们活到十四、十三和十二岁同一天死去的大哥司马森、二哥司马林、三哥司马木。三位哥哥没有一个将个头长到三尺八寸高，可他们的坟地每一个都如成人一样占了半间房的地。现在轮到他们的弟弟来规划自己的墓室了，才叮当一下，猛地发现，这上宽下窄的坟地，无论如何难以容纳他们三个入土为安了。都怔怔地立在森、林、木的坟墓边，天长地久地默着不语，盯着脚下埋不了他们的墓地，如盯着忽然破土动工才发现盖不了房屋的狭小宅院，彼此望了一眼，叹下一口长气，六弟司马虎便由西向东，依次向森、林、木的三个墓地咬牙踢了三脚，对四哥司马蓝说，他娘的，大哥二哥三哥占大便宜了，儒瓜？比我们的墓地还大。

司马蓝不说话，和五弟司马鹿又拿起绳子在空地上拉排几遍，掐指算算，人死必有的七尺墓穴，森、林、木却占去了二丈五尺的宽敞，余下一丈八尺七寸，加上坟与坟间必有的尺五隔墙，还缺六尺地皮。再往前去，已是杜姓的坟地，下面是立陡的崖沟，不消说他们的三个墓穴是被逼得不够了。只好在这丈八的地上凑合出了三个白灰坟框。司马蓝站在靠西的一个坟框里，说这是我的去处。指着中间一个，说老五，这是你的家，又指着靠东和杜家坟地相邻的一个，说，老六，那是你的家了。司马蓝这么指说分划着坟地，像给村人指划分说几堆不值钱的豆杆、柴草或者红薯秧子。坟框在近午的日色里，闪着打眼的白光。弟兄三人立在各自狭小的坟框中，如同挤在相邻一排狭小的房里，惆怅着各自死后坟墓的狭隘，感到了坟框的白线如勒在脖子的绳索一样。这时候阳光爽朗厚实，在坟地无垠的寂静里，有如碎银落地的声响。对面的梁地上，小麦苗泛着青紫的亮泽，日光在硬了腰脖的麦叶上跳动不止。司马蓝的妻哥杜柏正悬在那边坡地放羊，蓝汪汪的羊叫声，连天扯地弥漫了整个山脉。杜柏在那蓝汪汪中享受着日光，仰躺下来，看着一本药书。一本《黄帝内经》。后来他就坐了起来，无休无止地看着这边争划坟地的司马弟兄。

杜柏小幼时跟着父亲杜岩读过《百家姓》，又读了《黄帝内经》，杜岩跟随着父亲杜拐子读过《三字经》，又读过《黄帝内经》。杜家无论如何也是村里的一房书香人家，医道门户。杜柏自力时就在镇政府当过通讯员，后来升为政府的办事员。因为三姓村是耙耧山脉最深处的一个自然小村，因为三姓村的人，在近百年来，渐次地人均年龄都不到四十岁，死就像日出日落，刮风下雨一样寻常而又普遍，所以三姓村就像疫区一样和人世隔绝着。杜柏是三姓村人，杜柏就从人世的乡里被派回来成了政府和三姓村的联系。村里人有时叫他杜联系。杜柏回到村里，一是放羊生财，二是煎熬益寿汤。杜柏的益寿药汤主要是枸杞子、鲜红熟桑椹、天门冬、枣泥、核桃仁和菊花，有的时候还加上一点淮山药和黑芝麻。这药方是杜柏从《黄帝内经》上自己配搭的。杜柏每天都熬一锅红药汤，自己喝，也让妻儿喝。药苦。苦过了三姓村的人生，他媳妇便先自不再喝了。“就是明儿天喉堵症死了我也不喝啦。”他媳妇是蓝百岁的七闺女，蓝四十下面最小的妹妹蓝三九，她不喝了，孩娃杜流便跟着不喝了。杜柏喝。杜柏自这药方搭配之初，至今已喝了十五年，早晚一剂，一剂两熬，坚持不懈，就像坚持着每天都去放羊一样。杜柏去放羊不是为了放羊，是为了到山上寻找在耙耧山脉本不生长的天门冬和黑野菊。是为了到山上冬天躺在阳光下反复地读《黄帝内经》，夏天躺在风口处想《黄帝内经》中的药方子。杜柏已经差不多可以把《黄帝内经》背下了，然杜柏仍然百读不厌。杜柏百读不厌对那喝了十五年的益寿汤却喝得不再经常了，因为按他的处方和他一样喝了十余年益寿汤的两个叔伯哥哥，分别在今年初的三月四月死掉了，一个活了３８岁，一个３７岁半。不消说都是死于喉塞。两个叔伯哥哥的死去，是杜伯开始对《黄帝内经》产生阴云密布的怀疑。因为怀疑，杜柏就更为关注着村人如秋来叶落一样的死去和《黄帝内经》上各类延年益寿的药方子。开始相信村长司马蓝十八年前领着村人到八十里外的县城以南始修那条全长６０里的灵隐渠，如果几年前不突然停下工来，如今水渠已经通水五年有余，村人和叔伯哥哥们，饮用灵隐水，灌用灵隐水，也许他们不会哭着唤着问他：“能让我再活几天吗？”然后话音落地，人就凄然而去。也许灵隐水果然能让村人长寿到五十、六十、七老八十岁哩，谁知道呢。

杜柏把《黄帝内经》用布包着，赶着羊群，开始往司马家坟地走过来。

司马弟兄依然地愁肠百结，他们仍分站在自己的墓框里，看着阔大到一面山坡都是墓堆的司马姓的祖坟，看每一层坟墓都是疏疏朗朗，轮到了他们，坟墓却挤得人肩疼喉紧。司马虎用手量了自己的墓宽，又了量了五哥司马鹿的墓宽。他发现五哥的墓地比他宽出了三寸。他说五哥，你家占了我半尺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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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年时间写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对我实在是一种考验。我原不是那种要十年磨一剑的人，几天、几十天做不完一件事情，焦躁与不安就会涌动上来，人变得浮躁不堪，仿佛头被人摁进了水里，连呼吸都急促起来。写小说委实说不是一件上好的事情，下一人生如可选择，我怕不会再去选择这种职业。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方才明白，职业对生命而言，是真的没有什么高下。人不过是生命的一段延续过程，尊贵卑贱，在生命面前，其实都是无所谓的。皇帝与乞儿、权贵与百姓、将军与士兵，事实上同来之一方，同去之一方，无非是在来去之间的行程与行向上不同罢了。就在这不同行向的行程中，我渐次地也才多少明白，所谓的人生在世，草木一生，那话是何样的率真，何样的深朴，何样的晓白而又秘奥。其实，我们总是在秘奥面前不屑一顾，又在晓白面前似懂非懂。草木一生是什么?谁都知道那是一次枯荣。是荣枯的一个轮回。可荣枯落到了我们头上，我们就把这轮回的过程，弄得非常复杂、烦琐、意义无穷。就像我们写小说的人，总不肯在艺术面前简单下跪，而要在艺术面前复杂地设法闪光，仿佛我们的人生果真也是艺术之一种；仿佛在生命面前，我们的职业与人不同，躯体也与众不同了似的。我想，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至少在生命面前，不该是这个样子。倘若任何结果都等于零的话，那么等号前的过程，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应该说都是那么一回事儿，不能不去在意，也不可太过在意。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说我下一人生，不愿再选择写小说这种职业。我想到了土地的耕作，因为耕作接近于我的某一种寻找。我是在将近四十岁时，在脱离开土地以后，在都市有了家小以后，在身体不能种地以后，想起来这种我的父辈、祖先及今日血缘上的兄弟姐妹都仍在从事的这种职业，其实对今天的我，是最好不过的了。我不是要学习陶渊明，我活到五百岁，读到五百岁，也没有陶渊明那样的学识，最重要的，是没有陶渊明那样内心深处清荚博大的诗境。我想实在一点，具体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生命的过程就这么实在、具体，活着就是活着，死亡就是消失。我们来到人世匆忙一程，原本不是为了争夺，不是为了尔虞，不是为了金钱、权力和欲望。甚至，也不是为了爱情。真、善、荚与假、恶、丑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走来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我们不能不走来，我们走去的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不走去。而这来去之·间的人事物景，无论多么美好，其实也不是我们模糊的人生目的。我不是要说终极的什么话儿，而是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一座房子住得太久了，会忘了它的根基到底埋有多深，埋在哪儿。现代都市的生活，房主甚至连房子的根基是什么样儿都不用关心。还有一个人的行程，你总是在路上走啊走的，行程远了，连最初的起点是在哪一山水之间都已忘了，连走啊走的目的都给忘了。而这些，原本是应该知道的，应该记住的。我写《日光流年》，不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些，而是为了帮助我自己寻找这些。在人世之间，我们离社会很近，但离家太远，离土地太远。我们已经出行了这么多年，把不该忘的都给忘了；或者说，我自己一来到这个世上，从未来得及用心去思考这些，就已被匆匆地裹进了熙攘的人流，慌慌张张地上路走了。既然不知道原初人生的目的，也就无所谓人生终极要达到什么目的，浑浑噩噩，贪婪无比，到了想到这些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大几，已经直奔了四十岁的门槛。我想，我必须写这么一本书，必须帮助我自己找到一些人初的原生意义，只有这样，我才能平心静气地活在这个人世、社会和土地之间，才能心平气和地面对生命，面对自己、面对世界而不太过迷失。至于用三年时间写作，半年时间修改，这除了我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往年，再也不能对一部作品一气呵成的原因之外，是我发现了一个人对原初寻找的凄楚的愉快，我害怕这种凄凉的快感会很快从我身边走失，而使写作给我带来的安慰转眼间烟消云散。我不渴望写作，可我渴望我无力摆脱人世的缠绕和困惑时，写作给我带来的安慰。我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日光流年》不一定就是好作品，可我写完它之后，我将面对写作目瞪口呆而不知所措。这不是对写作的江郎才尽，不是对艺术的一种困惑，而是对生命原初寻找后的清晰的茫然和茫然的清晰。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把本可以快一些的写作速度放慢了下来，把先前一般不改稿子的习惯改了过来，把原来四十六万字的作品，一气压、删掉了近十万字。这不仅是说我想让《日光流年》更趋完美，我知道《日光流年》中的遗憾也许尽其我毕生精力都无法弥补，我这样修改了一遍，又修改了一遍，三易其稿，还是为了延续写作中那种寻找对心灵的安抚，对迷失的校正。

把《日光流年》交出手时，无人可以体会我那种完全被掏空了的感觉，那种心灵被悬浮的感觉，如果不认为是一种矫情，那时候能回到山脉的土地上去种种地，和我少年、青年时期一样的劳作一些日子，真的比读书会更觉充实一些。无论如何，《日光流年》的成败都已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我在四十岁前写了《日光流年》，我在《日光流年》中开始了我许多寻找的跋涉，又一次得到了类似土地给农民带来的那种写作对心灵的安抚。还有，就是悬浮的心已经开始慢慢下沉，我又可以继续写我别的小说了，开始又一次和种地一样劳作了。

十一年前，《日光流年》如从荒野悄然走来的一个被社会久违的村夫。因着乡野，反给人带来许多生命原有的真本，让人喜悦，让人诧异，让人面对土地与生命长说短论时，怀着醒透的感伤。在我的写作中，《日光流年》是争议最小的一部书，是好言偏多的一曲长调。然在我看来，歌颂并不一定真的就是因着对象的品佳，批判也并不一定真的就是被批判者形丑心拙。之所以《日光流年》有着异口的称许，我想，那是因为我终于可以以我的生命去面对生命，以我的灵魂去面对灵魂。只要是爱，只要真诚，哪怕是雷雨对土地的撞击，稼禾对干旱的恶言，细草对沙漠愚呆的顾念，其实着，也都是眷亲的爱恋。都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奉赠，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的情仇疼痛。

今年春节的正月十五之后，我回老家为我的三叔奔丧，为我的大伯过三周年纪念。前后十天，又亲历了我家左邻右舍他人和他人的亡故，十天时间，不断地披麻戴孝，不断地目睹出殡丧葬，这让我再次想到，其实我们活着，至高的境界，不是争斗，不是享乐，不是钱财和爱情，也不是我们挂在嘴上的事业与平和。而是，如何理解我们的呼吸，明洞呼吸的意趣和呼吸本源的实在。

现在，我已经写不出《日光流年》这样的小说了。甚至，连再读一遍的勇气都没有。因为，那时写它时我是三十几岁，人值壮年，又病缠患绕，生命中有许多的夹缠和韧性。而现在，我已年过半百，生命中那可颂的韧性日渐地少去，多了的是对呼吸明洞透彻的感悟。

然而，生命中最可贵的是对生命的不明；最可悲的，是对生命的明透。因为明透，终会是一种生命的伤悲。所以，今天《日光流年》的再版，我期冀人们去翻它看它，期冀人们像争论我别的小说一样去对它论争。对于我别的小说，那论争是一种人事和见地不同的纷嚷和争说；而对于《日光流年》，争论则是彼此对呼吸的理解和来自灵魂与肉体对生命最为原本真爱的辩说。还有，你不可以把《日光流年》一气儿读完，读上一丁一点儿后，你受到了生命对生命的折减和熬煎，就完全可以丢下它或者扔掉它。有读者曾经对我说：《日光流年》是测验读者生命韧性与硬度的一本书。我不知道这话对不对。但以我今天的心情说，我想看《日光流年》这样的书，确实是需要读者拿出一点儿敢于面对生命与死亡的勇气来。

感谢再版《日光流年》的朋友和出版者。

敬重每一个敢于面对《日光流年》的读者和敬畏呼吸的人。

2009年3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