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哲学的角度来把握《红楼梦》一书，认为其异端性的诗化心学内涵，内与儒释道相关而自成一格局，外与西方诸哲学家相逢而自立一高峰，有一种举世无双的哲学大自在。此外，本书还抓住《红楼梦》悟性哲学的特点，以直觉的方式把握其哲学要害，从而表述得生动明快，谈玄而不空洞，悟虚而充满实情实境。

对于精神价值的创造，文学最能体现其广度，史学最能体现其深度，而哲学最能体现其高度。《红楼哲学笔记》正是从哲学的制高点把握《红楼梦》，把这部小说视为比王阳明更为丰富的形象性心学。其异端性的诗化心学内涵，内与儒、释、道相关而自成一格局，外与西方诸大哲学家相逢而自立一高峰，完全是一种举世无双的哲学大自在。《笔记》还抓住《红楼梦》的悟性哲学特点，相应地以直觉的方式把握其哲学的要害，从而表述得生动明快，谈玄而不空洞，悟虚而充满实情实境，通过此书，《红楼梦》的大智慧再一次像星辰一样在我们眼前闪烁。

不为点缀而为自救的讲述——“红楼四书”序

内篇：红楼哲学笔记

 引语

第1—21则

 上辑：落基山笔记(写于美国科罗拉多州)

第22—82则

 中辑：马里兰笔记(写于美国马里兰州)

第83—157则

 下辑：九龙塘笔记(写于香港城市大学校园)

第158—249则

 辑外辑：白云天笔记(写于漂流途中)

第250—300则

外篇：红楼哲学补述

 《<红楼梦>哲学内涵》续篇

一、雅典与耶路撒冷

二、《红楼梦》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

三、曹雪芹与尼采贵族主义

四、曹雪芹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

五、《红楼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

六、曹雪芹与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

七、《红楼梦》与荷尔德林的诗意栖居

 《红楼梦》的澄明五境

一、澄明幻境

二、澄明空境

三、澄明诗境

四、澄明乡境

五、澄明止境

六、结语

附录

 轻重位置与叙事艺术——和李欧梵谈《红楼梦》

 搜索《红楼梦》的精神天空——《亚洲周刊》江迅专访录

 悟《红楼梦》，悟人间事——答香港电台节目主持人江素惠问

后记

搜索《红楼梦》的精神天空——《亚洲周刊》江迅专访录

旅美学者刘再复的《红楼梦悟》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在二月下旬推出。大陆版也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是十多年来刘再复在大陆出版的破禁之书。刘再复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宝藏就在《红楼梦》里，他是用生命、用心灵阅读《红楼梦》的，有如甄宝玉与贾宝玉相逢，欣慰的是不会像甄宝玉那样见到贾宝玉时只会发一通“酸论”(相逢不相识)，而是充满与本真己我重逢的大喜悦。他说，英国人对莎士比亚的崇拜永远不会减退，莎士比亚是英国人的精神天空，曹雪芹终有一天会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天空。

2月25日，在《明报月刊》创刊四十周年专题讲座上，刘再复作了《再论(第三话语空间)》演讲；28日，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主办的讲座上，刘再复作了题为《(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的演讲。在刘再复眼中，《红楼梦》是人类世界精神高度的坐标，就像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哥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中国就只有《红楼梦》可标志人类的最高精神水准；《红楼梦》与中国人的关系，就像莎士比亚与英国人的关系，“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经刘再复考证，此话是《英雄与英雄崇拜》的作者卡莱尔所言。他说：“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最大的宝藏就在《红楼梦》中，这里不仅有最丰富的人性宝藏、艺术宝藏，还有最丰富的思想宝藏、哲学宝藏。我读《红楼梦》，不为考证和研究，完全是出于内心生命的一种需求而阅读它的。”

刘再复说，他阅读《红楼梦》，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大观园外阅读，知其大概；生命进入大观园，面对女儿国，知其精髓；大观园(包括女儿国与贾宝玉)反过来进入他自身生命，得其性灵；走出大观园审视，得其境界。他最早读《红楼梦》是在上大学时，当时只是“用头脑阅读”。二十年前，他撰写的《性格组合论》一书中，就有专门一章论述《红楼梦》，也是知性阅读；十年前在海外出版的《漂流手记》第四卷“独语天涯”，有专门一章诉说《红楼梦》。他说，这才是“用生命阅读”，“用心灵阅读”。

刘再复说：“这是新的生命感受，是我第二人生的开始。我放下很多东西，不断回复到生命的本真状态，对我而言，主要是禅宗和《红楼梦》的启迪。这两样是一致的，没有禅宗就没有《红楼梦》。禅宗讲的是自性本体论，推动你开掘生命的赤子状态。《红楼梦》受佛学影响极深，由色入空，把一切都看破，然而，看破了还得活。那么，该怎么活，该如何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之上？这才是《红楼梦》的哲学问题。《红楼梦》整部小说告诉我们：要诗意地活，就得走出争名夺利的泥浊世界，保持生命的本真状态。”

他认为，两百多年来，《红楼梦》的阅读与探讨主要有两种形态：论与辨。现在他尝试第三种形态：悟。“辨”是指考证、探佚、版本辨析等；“论”是分析的、逻辑的。“悟”是直观的、联想的。“论”无法表达心灵上最高的感受。要用悟的方式阅读，也就是禅宗的方式，“这是明心见性、道破文眼，以生命穿透书本的方式。禅性是超世俗、超功利的一种审美性，也是一种阅读态度”。

他坦言：用禅性阅读，有两个原因，首先《红楼梦》本身就是一部悟书，一部切入心灵的大彻大悟的书，可以说它是中国乃至世界悟性最高的一部书，因此必须以悟读悟；悟主要在大家熟知的文本里，读出蕴藏其中的情感之核、心灵之核。就像中医点穴，要点到要害。他说他比较少读别人的研究著作，而是从文本里读出新的东西。因此，用头脑的阅读方法和用生命的阅读方法不同，后者是完全出于心灵的需求、内心的需求，阅读中总是与书中人物发出“灵魂共振”。但是他不否认“论”和“辨”所取得的成就。

当下的中国大陆，新一波红学热掀起大潮，是三十多年来所未见。据悉，中国大陆在过去的一年，“红楼书”一下子出版了五十七种，张爱玲、王蒙、李国文、周汝昌等人的“红楼书”热销不断。网上更是热闹。这新一波红学狂欢，被认为主要是由北京作家刘心武所引发的。

自认为“红学票友”的北京作家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座后，红学界对他的非议就不曾断过。刘心武研究《红楼梦》的主要观点是，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并将自己的研究称为“秦学”。刘心武认为，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初的女儿。主流红学家群起而攻之，汇成一股反诘之潮。他们认为刘心武的观点“想当然”和“生造”，为了轰动效应而不顾学术规范。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吴祚来批评刘心武走胡适的老路，在小说中寻找历史，把红学研究异化成探佚学、释梦学或猎奇猎艳学。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认为，“秦学”立论的重要支柱尚且没有根据，其他那些证据和理由，更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蔡强调，《红楼梦》不是谜，它无秘可揭，无谜可猜。

面对批评，刘心武说自己欢迎批评，但既然大家是讨论，就应该完全平等地对话。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胡文彬说：“你在家怎么猜谜都可以，写出著作也可以，问题是你不能把猜的结果拿到中央电视台上宣传。”刘心武则说：“中央电视台邀请我，我作为公民，怎么就不能应邀去录节目呢？我可以接受邀请，去讲我个人研究《红楼梦》的观点，这是我绝不能放弃的公民权利。”刘心武认为，红学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要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允许“外行人”说话。他觉得自己的研究为平民红学研究群体出了一口闷气。

在一片质疑和不屑声中，《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书风头甚劲。根据他的讲稿整理出版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第一、第二部，更是越卖越火。读者、观众和网友也自然而然分作两派，不过，民众特别是网民却是支持刘心武的居多。北京作家、学者王蒙认为，“红学研究”向来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某一家、某一学派的研究只要自圆其说即可。“红学研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历来有史学研究、图书版本研究、民俗学研究、文化学研究、意识形态研究等多种分类。

就目前的“红学热”，《亚洲周刊》走访了刚刚从台湾访问归来抵达香港的刘再复。以下是访谈摘要：

问：你认为时下的这一波红学热是泡沫吗？

答：绝对不是泡沫。英国人对莎士比亚的崇拜永远不会减退的。莎士比亚是英国人精神的天空，曹雪芹终有一天会成为中国人精神的天空。刘心武说得好，《红楼梦》是人们共享的精神空间。我现在谈的《红楼梦》哲学，且不说与易、老、庄、禅的关系，就说与儒家的关系，决不是“反儒”、“反封建”可以概说的，其态度有多重层面，要不断开掘，我们现在的开掘才刚刚开始。

问：如何评价刘心武的研究？

答：刘心武像是周汝昌先生的弟子，走的是考证的路。周汝昌的考证很有成就，但他近来认为《红楼梦》的主人公最好是由甄宝玉与史湘云来当，实在难以让人认同。刘心武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对小说文本的细读，像迎春独自在花荫下拿绣花针穿茉莉花，历来不被人注意，但刘心武发现这是一个弱小的生命于时空的瞬间中显现出来的全部尊严，对我很有启发。有人说刘心武是新索隐派，我不赞成。刘心武侧重于文学和历史的连接，重心与落脚点在文学。他研究的是文学原型，也就是曹雪芹如何把历史上存在过的生活原型转化为艺术形象。《红楼梦》是一部自叙性小说，其艺术形象与作者亲自见过交往过的生活原型关系极深。《红楼梦》作为伟大的艺术工程，有一个从实到虚的创造过程。因此，研究这个转化过程很有意义。以前我曾纳闷，秦可卿这么个人物只出现那么点场景，怎么那么重要，死时那么隆重，经心武的考证，才明白原来是个公主、废太子的女儿。你可以不信，但他自圆其说。

问：你如何看待那么多学者和专家对刘心武的批判？

答：可以讨论批评，但不要批判。《红楼梦》是非常丰富的世界，研究也应该是多元的丰富的。可以不赞成某人的研究结论，但不能不让人作各种尝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有过严重的教训，就是用政治干预学术，围剿、打击俞平伯先生，把他的考证界定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结果还得为他平反。我们不要重复历史的错误。英国出现莎士比亚狂欢是好事，中国“红楼梦狂欢”也是好事，如果出现“三国狂欢”、“水浒狂欢”，那中华民族就麻烦了。从价值观来看，《三国演义》是权谋、心机、权术、阴谋的大全，大家以此狂欢，那可怎么办？《红楼梦》则集中了中国人的优秀人性。《红楼梦》热不要怕，是好事情。

问：你还会去台湾吗？

答：去年10月起，我在台湾中央大学三个半月，任客座教授和驻校学者，今年2月至6、7月，任台湾东海大学讲座教授。我要读中国社会三部大书，读大陆几十年了，读香港已经有三年了，读台湾还刚开始。我要比较三地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上的差异，自己直接感受才可靠。民主、自由、法治，这些大范畴，不是光读图书馆里的藏书就会明白的，要读社会大书。

问：在两岸三地走，你最喜欢在哪里生活和工作？

答：我目前比较喜欢香港，香港是多元社会，这么有活力，这么有秩序，又有这么高的自由度，十分难得。我说香港好，不是简单地说什么都好，香港的人文深度就比大陆差得远。但应当承认，香港拥有最广阔的第三话语空间，拥有最完善的世俗生活秩序。

……

P254-259

不为点缀而为自救的讲述——“红楼四书”序

刘再复

去国十九年，海内外对拙著《漂流手记》(散文九卷)有不少评论，其中我的年轻好友王强所作的《漂泊的哲学与叩问的眼睛》一文道破了我的写作“奥秘”：讲述只是拯救生命的前提和延续生命的必要条件。他以讲述《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动因为喻，说明我的作品不是身外的点缀品，而是生命生存的必需品。相传萨珊国国王山鲁亚尔因王后与一奴隶私通，盛怒之下将王后及奴隶处死。这之后又命令宰相每天给他献上一少女，同寝一夜，第二天早晨杀掉，以此报复女人的不忠行为。宰相的女儿谢赫拉查德为拯救少女，自愿被献给国王。她每夜给国王讲一个故事，国王因为还想听下一个故事就不杀她，结果她讲了一千零一个故事。她的讲述是生命需求，是活下去的需求。我的《漂流手记》第五卷《独语天涯》，副题叫做《一千零一夜不连贯的思索》，全书写了一千零一则随想录。王强的评论切中要害，说明我的讲述理由完全是谢赫拉查德式的生存理由。王强讲的是我的散文，其实，我的《红楼梦》写作，也是同样的理由，同样的原因。动力也是生命活下去、燃烧下去、思索下去的渴求。不讲述《红楼梦》，生命就没劲，生活就没趣，呼吸就不顺畅，心思就不安宁，讲述完全是为了确认自己、救援自己。正因为这样，在写作《红楼梦悟》之前，我就离不开《红楼梦》，喜欢和朋友讲述《红楼梦》，与那个波斯宰相之女一样，不讲述就会死。至于讲完后要不要形成文字，倒不是那么要紧。倘若不是学校、朋友、出版社逼迫，我大约不会如此投入地写作，几年内竟然写了“红楼四书”(包括《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这一点，剑梅也可作证，如果不是她的逼迫，我大约不会对她讲述，而且讲完还认真地整理出《共悟红楼》对话录。

除了个体生命需求之外，还有没有学术上的需求呢？当然也有。不过，这不是缔造学术业绩的需求，而是追寻学术意境的需求。说得明白一点，是想把《红楼梦》的讲述，从意识形态学的意境拉回到心灵学的意境，尤其是从历史学、考古学的意境拉回到文学的意境，做一点“红楼归位”的正事。《红楼梦》本来就是生命大书、心灵大书，本就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有此大梦，中华文化才更见力度)。梦可悟证，但难以实证，更难考证。在人文科学中，我们会发现真理有仰仗逻辑分析的实在性真理与非逻辑非分析的启示性真理，后者就难以实证。熊十力先生把智慧区分为量智与性智，前者可实证，后者则只能悟证。世上几个大宗教和中外文化中的一些大哲学家都发现第一义的存在(上帝、道、无等)难以言说，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相通。文学蕴含的多半是感性的启示性真理，是难以考证、实证甚至是难以论证的无穷意味。《红楼梦》中的所谓“意淫”，是一种想象活动。这种想象本身就是神秘的、反规范的、无边无际的心理过程。这恰恰是典型的文学过程。贾宝玉和自己的许多“梦中人”的关系，蓟包含着这种“在想象中实现爱”的关系，这是《红楼梦》很重要的一部分精神内涵，但很难实证与论证，只能悟证。再如小说文本中多次出现的“幽香”、“香气”，也无法实证。第五回宝玉梦中到太虚幻境，“但闻一缕幽香，竟不知其所焚何物。宝玉遂不禁相问。警幻冷笑道：一此香尘世中既无，尔何能知！’”第十九回中，宝玉在黛玉处，又“只闻得一股幽香”，于是“一把便将黛玉的衣袖拉住，要瞧笼着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宝玉笑道：‘既然如此，这香是那里来的？’黛玉道：‘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宝玉摇头道：‘未必，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饼子、香毡子、香袋儿的香。’”到底警幻仙子和黛玉身上飘散出的是什么香味，有的学人说，这是美人身上的体香，也有人说是衣服中的物香，而我却通过悟证，说明这是警幻、黛玉“灵魂的芳香”，对于黛玉，也许正是其前世“绛珠仙草”的仙草味。这种不可实证却可让人通过感悟进行想象和审美再创造，便是文学，便是历史学、考古学和其他学科难以企及的文学。我在“红楼四书”中使用的“悟证”法，既不同于知识考证与家世考证，也不同于逻辑论证，虽近乎禅的通过直觉把握本体的方式，但我却在“悟”中加上证，即不是凭虚而悟，而是阅读而悟，参悟时有对小说文本阅读的基础，悟证过程虽与“学”不同，却又有“学”的底蕴与根据。这算不算独立的自性法门，只能留待读者去评论。

《红楼梦》的情思浩如渊海，有待一代一代读者去感悟，而悟证又有益于《红楼梦》研究回归文学。期待“红楼归位”，自然是有感而发。20世纪红学兴旺，但也发生一个文学在红学中往往缺席的问题。以意识形态判断取代文学研究且不说，上世纪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红学家，固然有王国维、鲁迅、聂绀弩、舒芜等拥抱文学的学人，但无论索隐派、考证派、新证派都忽略了文学本身，所以才有俞平伯先生晚年“多从文学、哲学着眼”的呼唤。蔡元培是我最为敬爱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但以他的名字为符号的“索隐”研究，却把《红楼梦》的无限自由时空狭隘化为一个朝代的有限时空，尽管其经世致用、以评红服务于反满的目的可以理解，但其结果毕竟远离了文学。在考证上开山劈岭的胡适，其功不可没，没有他的努力，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我国最伟大的小说，其作者叫做曹雪芹，也不知道《红楼梦》大体上是作者的自叙传，作品的故事框架与曹雪芹的人生家世框架大致相合。可是，胡适作为一个“历史癖”，却不会欣赏《红楼梦》的辉煌星空，他竟然认为“《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他甚至认同苏雪林的论断：“原本《红楼梦》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艺作品”(1960年11月20日致苏雪林的信，引自《胡适论红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7页)。胡适这种看法十分古怪，他断定《红楼梦》“未成熟”，恰恰暴露了自己文学见解的幼稚。鲁迅说：“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专门家胡适倒应了鲁迅“多悖”的评价。把胡适的考证推向更深广也更见功夫的周汝昌先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曹氏家族沧桑的背景材料，使我们在阅读文本时更明白曹雪芹在处理“真事隐”与“假语村”两者关系时费了怎样惊人的功夫(这可能是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个案)。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成了20世纪红学的一个里程碑，可是，周先生竟然把对《红楼梦》的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排除在“红学”之外，把红学限定在曹氏家世的考证和遗稿的探佚之中，这又一次使红学远离了文学。俞平伯先生早期也错误地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高的”、“应列第二等’，(《红楼梦辨·红楼梦底风格》)。后来他做了修正，认为可列“第一等”。可是，在1980年5月26日的国际研讨会上他却说：“我早年的《红楼梦辨》对此书评价并不太高，甚至偏低了，原是错误的，却亦很少引人注意。不久我也放弃前说，走到拥曹迷红的队伍里了，应当说是有些可惜的。”(见王浞华编《红楼心解》，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6—277页)连俞先生也未能理直气壮地肯定《红楼梦》为世界一流一等作品，勉强肯定之后又发生摇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不过，前贤的努力毕竟为我们提供了再思索的前提，即使偏颇也提供给我们再创造的可能，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上说，我们都应当铭记前人的功劳与足迹。说要把《红楼梦》研究从历史学、考古学拉回文学，这只是我个人的意愿，并没有“扭转乾坤”、“改造研究世界”的妄念。

德国天才诗人海涅曾把《圣经》比喻成犹太人的“袖珍祖国”，我喜欢这一准确的诗情意象，也把《红楼梦》视为自己的袖珍祖国与袖珍故乡。有这部小说在，我的灵魂将永远不会缺少温馨。  是为序。

2008年7月10日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校园

2006年我到台湾中央大学文学院“客座”时，哲学系主任李瑞全教授邀请我作一次讲座。这是我第一次对哲人讲述了《红楼梦》哲学。之后，我到台中的东海大学中文系担任讲座教授，又作了一次更完整的表述，这就是收入《红楼梦悟》(“红楼四书”第一部)中的《<红楼梦>哲学内涵》。本书《红楼哲学笔记》是对“哲学内涵”更深的开掘。有心的朋友倘若想了解笔者对红楼哲学的全面把握，就必须把我前后的表述联系起来阅读。

本书的责任编辑徐国强先生，是国内的第一读者，却又是非常认真、热情的编者，在此，我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2009年2月1日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