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述的是一段被历史风云湮没的血泪史，一些被刻意遗忘的人和事。它让流落在历史之外的中国远征军和那段往事，再一次展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你泪流满面。

本书由李零、吴思、张鸣……多位学者力荐。随书附赠：98张美国陆军档案馆解密照片，60年后首度发表！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民间调查纪实作品。它让流落在历史之外的那支部队和那段往事，再一次展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你泪流满面。

关于中国远征军，国人长时间集体失忆。如果现在上街随机采访，一一询问路人有关这支军队的信息，大多数人都会茫然地摇头。对于这段学校不教、书店看不到、档案馆查不到的历史，人们一无所知。他们甚至不知道一个甲子之前，在滇西那片美丽的土地上，中国军队参加过一场关乎国家民族存亡的战争，最后用十数万年轻的生命换得了国家今日的安宁。而其中的细节和之后发生在许多幸存老兵身上的故事，至今仍鲜为人知。

在本书作者章东磐之前，已有多位民间学者以不同方式开展了对中国远征军的民间调查。这一次，章东磐和几位同行者决定重走当年远征军之路。他们先后踏上滇缅公路，渡过怒江，翻越高黎贡山，进行战场调研；他们还寻访到了多位幸存老军人，并用这些垂垂老人昏黄的记忆，记录和分辨出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碎片。

作者把几次滇西采访的经历整理成文，辑成了这本《父亲的战场》。二十多篇文章，十来个人物，五六处战场。没有恢宏的大场面叙述，也没有战略战术的专业分析，有的是动人心魄的小细节，和一个个人物命运的波澜诡谲。《石牌》荡气回肠、《高黎贡山》震慑人心、《功果桥》令人扼腕、《松山》惨烈揪心，那场大战和无数小战役的剪影，都被作者一笔一划勾勒出清晰的影像。

书中的人物更是让人不禁落泪。因为每个月得到200元资助而对资助人高喊“共产党万岁”，“我现在一个月可以吃两回肉了”的士兵叶进财；错遇26年牢狱磨难却依然优雅安详、出狱后选择教书育人的上尉张子文；在战友墓前不能自持地颤抖的士兵陆朝茂；为了将战友遗体迁入墓园而到处奔波的刘老伯……曾经英勇的卫国战士，如今命运坎坷的垂死老人，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落差，真实得让人如受剜心之痛。

作为一部涉及历史内容的纪实作品，书中还对围绕远征军的一些故事和一些所谓的“史实”进行了调查和实证，力图还原这些历史细节以真实；作者也对所采访老兵 “口述历史”的内容进行了辨识和指正，没有盲目采信，对于其中一些大话和诳语也未做修改装饰，展现出生动的人物原貌。

随书首度发表的近百张美军拍摄的远征军照片，展现了战争当时的地形地貌、武器装备，远征军士兵的音容笑貌，也仿佛就在我们眼前。这些年轻的士兵可能都没有子嗣，但作者选择《父亲的战场》这个书名，就是为了表达后来人对于我们民族的光荣父辈们最深切的敬意。

全书人物形象刻画细致，战争和战场的描绘画面感强，人、物、事、景的描写均着眼于细节。文字情感浓厚，一唱三叹，是一部难得的优秀纪实作品。

引 子

一本叫《山茶》的杂志

序 言

一

寻找少校梅姆瑞

二

中将叶佩高

上尉张子文

“少尉”叶进财

士兵陆朝茂

县长张问德

三等科员熊文定

少校吴昌铣

上尉刘志声

杨老五与蔡兰辉

三

石牌

滇缅路

功果桥

双虹桥

高黎贡山

松山

四

军刀

玉石

飞虎队

代后记

写在第一个六十年祭

我们的远征

寻找少校梅姆瑞

这个故事开始于60年前。

1944年的初秋，正是远征军收复腾冲城最后的日子。由于城中遍燃战火，距城三公里的和顺乡中的张家药铺附设的相馆，成了腾冲唯一的仍在操作的照相暗房。相馆的后人也已经记不住那个确切的日子，一位似是新闻官的远征军来到店里，冲印了一堆胶卷。在不远处的炮声陪伴下，身兼摄影师和暗房师傅的店主人亲自出马，连夜赶工。只不过他多印了一套，自己收藏了起来。天亮后，那军人取走了胶卷与照片，从此再无音讯，那些照片也从没有见诸当时与后来的任何报端。

1999年，为了调查滇西抗战的历史，孙敏来到了腾冲。和顺图书馆的张孝仲老先生与她成了忘年之交的朋友。老人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他就是爱书，他不需要目录，就可以精准地从某个柜子里抽出你要找的那本纸张早已泛黄的书。这个乡村图书馆并不如许多人所想象的简陋粗癖，这是一座古典的宫殿般的建筑，1930年代就有藏书2万册，从《图书集成》《万有文库》《四部丛书》《集珍丛书》《古逸丛书》《二十一史》到三四十年代翻译的西方著作。那个时候，上海同济大学的图书据说也不过2万8千册。老人只是任职于这样一个乡下图书馆，但乡里人对这个职位的敬重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他由此有着外人无法体味到的尊严。

一次闲聊中，老人随口问了一句：“我家里有一些老照片，要不要看一下？”他拿出了92张黑白照片。那照片保存得真好，就像当天早上才从暗房里取出来，那是老人的父亲在55年前加印的那批照片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在“文革”初起的年代被烧毁了。老人拿出照片的时候有一点不好意思，他喃喃地说：“其实没有经人家允许就加印，有些不对……”然而，历史就多亏这次未经授权的加印，才不至于湮没得干干净净。老人不太能想象得到，他手中的这些照片，在日后会成为多少与此相关的家庭至为珍贵的收藏。

孙敏当时并没有太明白那些照片的意义，只是拣出几幅翻拍了，作为她文章的配图。于是，这些照片又一次被“收藏”起来了。

还记得当年看到那批照片的感觉，尤其是其中有一幅葬礼的片子，让我们明白，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以身殉职的外国人不只是白求恩。

2001年，云南研究二战的学者戈叔亚发起了一件事情，他和朋友们希望为腾冲国殇墓园中的一块阵亡将士碑补上名单。那是一块竖立在中国军队墓地国殇墓园里的美国军人的墓碑，以纪念参加了那场战役并牺牲于其中的14名美国军人。那碑是1986年恢复墓园的时候重建的，上面只有一个用中文标注的名字——夏伯尔中尉，据说其他人的名字原碑上有，但在1966年被毁掉了，没有人记录下来。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在滇西战场上，除了陈纳德将军的航空队以外，还有一支规模庞大的美国陆军部队在帮助我们。它的代号是“Y”，担负着从战术指导、兵器使用和维修到地空联络；从直接的对日地面作战到兽医及粮弹补给。这支由史迪威将军的副官多尔将军任司令官的英勇的部队，竟然在我们的抗日战争史上几乎被遗忘得干干净净。

知恩图报的腾冲人不能让异国的英灵在献身的土地上默默无闻。他们要重新立一块碑，把被遗忘的名字找回来，刻上去。腾冲人记得他们，那种记得，不是对解放者冷冷的感激与恩情，而是像朋友、像亲人那样怀念。

在史迪威将军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的帮助下，一份死于滇西反攻的美国军人的名单传了过来。很有意思的是，它比我们已知的那个数字多，变成了19个人，而且每一个都有姓名、军人编号、兵种、军衔、牺牲的时间和地点。说起来，问题解决了，照着刻一块碑，重新立起来就行了，但是美国人发来的名单是两部分：战斗牺牲和非战斗牺牲。问题来得很有意义，也很严肃。美国人问：你们要重新刻的这块碑上，到底要包括名单中的哪些人？

我们中国人就是厚道，操持这个事的我们的朋友李根志立刻回复道：只要是那个阶段在滇西死的，我们都刻上。

结果引发了一场讨论。在美国人看来，荣誉只能给那些应该被刻上去的。这些军人的死亡原因并不一样，有的死于战斗，有的死于工作，有的死于事故，还有的死于与战斗无关的疾病。在一块代表着荣誉的纪念碑上，难道我们不该有个清晰的标准吗？

好几位参与寻找阵亡名单的美国人都投入了这场讨论。那些往来的电子邮件充满了原则与激情。其中有曾亲身到中国参战的老兵，有战功显赫的将军的后代，也有和平时代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但他们对荣誉的看法惊人的一致。在他们看来，刻上去的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含糊。这一点真让我们心生惭愧，因为对我们，最含糊的恐怕就数历史了。

恰恰也是这些信件，让我想明白了，为什么六十多年前会有那么多舍生忘死的美国“白求恩”到中国参战。它能为勇敢的人赢得荣誉，荣誉越真实就越珍贵，它对男人的吸引力也会越大，大到可以超过生命。

在许多来自美国的邮件里，我知道了江汶这个名字。她是移居美国的云南人，她熟悉而且热爱飞虎队的历史，这使她成为了如今还健在的老飞虎队员的朋友。在与云南电视台讨论飞虎队纪录片的会议上，我认识了她。喧闹的会上，她几乎一言未发，安静地近于深刻，透出令人尊敬的优雅。孙敏告诉我：在寻找滇西阵亡者名单的行动中，都是她联络上的。这位看似轻柔的人，是一条联接历史的纽带。

从江汶转来的信里，有一封她写给一位美军阵亡者女儿的信。这个家庭的成员是她和一位叫JA的美国老兵几经周折找到的。

2003年7月6日

亲爱的芭芭拉·梅姆瑞·海德：我名叫江汶，来自中国云南昆明。我和JA一直在寻找那些在腾冲战役中英勇献身的美国军人的亲属。我们从去年11月开始，先找到了Y路军的牺牲者名单，腾冲人民非常高兴，正在考虑在纪念腾冲光复60周年时举行一个仪式，将勇士们的名字重新镌刻。我非常高兴JA找到了你，我很感谢他，他不仅60年前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即使今天，他还继续参与我们为后人保存中美在二战中合作历史的努力。我想对你的父亲了解更多，他的背景、服役前的生活等等。

我被江汶的短信所感动，也更清楚了她为什么反复地纠正国内人总期望用这件事来促进地方旅游的观念。在她的眼里，历史是有感情的，而感情不是为观光的游客准备的。

三天后，芭芭拉给江汶回了信，并寄来了一张年轻英俊的军官标准像，那是她战死在中国的父亲。还有一封父亲阵亡以后，他的上司斯多德上校给家里的来信。

少校梅姆瑞曾被告知，他已被提升为中校，他请求得到来自美国本土的徽章。但是在他牺牲前，正式的提升没有完成。芭芭拉写道：“我母亲谋求通过她的当律师的叔叔争取到这个提升，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她没有能够获得这个提升，也没有得到额外的报酬。非常感谢你们做这件事，在最近一个星期内，我所了解的我父亲，比任何时候都多。我的姐姐蓓雯丽·梅姆瑞也感谢你们。我们的母亲菲，在1996年去世，她从没有改嫁。”

……

P3-8

首先，我要诚实地告诉翻开这本书的每一个人，这本书不是历史，尤其不是“历史学”著作，因为我既没有历史研究的专门训练与功力，也不喜欢所谓“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我受过一次专业人士针扎一样的刺激。那时我已经在滇西的抗战遗迹中行走了几次，用我自己的方法辨识出了若干感天动地的故事其实是神话。真实的事情远不像风靡一时的那些“纪实文学”那样，甚至还让人悲哀。那时我有隐隐约约的念头想要把所见、所闻、所思的滇西抗战写出来，还原一部分历史的真实。但我自知是一个懒人，对自己看见和想到的事情没有传播的热情。最终促使我下决心写这本书的，是一次突如其来的祭拜。

那一天，是2003年的国庆节。

当整个云南都拥满游客的时候，这个山坡显得尤其凄凉。

我们站在破败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抗日阵亡将士墓碑前，遥看着不远处的松山，那片不算大的群山，战后重生的松树覆满了山峦，雨极细微地飘洒着，雾蒙蒙的，残碑前泥泞不堪，空气中飘散着日积月累的牛粪味道，那是很淡很淡的不让人恶心的清秀的臭味。文人们常把这种独特的嗅觉体验说成泥土的芳香。

那一刻，我极深刻地体验到了心酸。这样阔大的一片昨日战场，在这个本应被祭奠者挤满的日子里，除了我们，竟然再没有另一个来访者。访客们并不远，他们扶老携幼，花花绿绿地游走于丽江、香格里拉、大理、瑞丽和腾冲，在地热的温泉中欢快地沐浴，满足地哼哼着，享受着无忧的岁月。紧绷的出行计划让上百万旅游者谁也没有时间来这里探一下头，来抚慰一下这残碑压着的六千多位都在青春岁月变成了鬼的异界灵魂。他们为我们的今天而死，今天的我们却不记得他们了。

我们打开包袱，那是昨夜敲开一家冥品店买来的，店主是两位老人家，在县城的一条陋巷中据此为生。我们说明来意后，老人惊异地睁大了昏浑的眼睛，放出一丝本应恋爱中的年青人才有的光芒。他们执意地在我们面前堆满了各种祭奠用的东西，香烛、成捆的纸钱和大量据说必不可少的杂什，他们是专业人员，我们顺从地照单全收，思量着这次采购变成了扶危济困的慈善行动。当二位老者终于在小山般的货品前停手时，我们怯怯地问：多少钱？

老太太期待地看着白胡子老头，老头伸出枯树枝样斑驳的食指，我们赶紧奉上一张百元钞票，松了口气。老人接过去，摸索着打开旧饼干盒，把崭新大钞压在盒底，然后背过身，就着昏黄如烛火的电灯沾着口水忙活。好一阵子，他转过身，双手递回一迭看上去皱纹比他还多的零钞，“补你钱，九十块。”那一刻，老太太站在他旁边，坚定地点了点头，嘴里很轻地溜出当地话：去松山吆。去松山吆。松山，在他们心里是不一样的。

我们逐一点燃一大排蜡烛和一捆一捆的枝香，劣质打火机不防风，大拇指都磨红了。一叠叠冥钞在火光中翻卷，我用树枝搅动着那堆火，望着被映亮的墓碑。透过一个甲子的岁月，多少双眼睛在与我对视，他们在想什么呢？六十年，终于有了外面人在他们坟前点起第一缕香火。墓碑前这几个中年人是谁家的娃娃？他们一定在奔走相告，早已等到心如死灰的鬼们一定相搀扶着来认人，又一定失望地叹息，阳间的我们不是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后代。

他们的子孙不会来的，即便他们中哪位真有子孙的话。那时我们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本就贫苦的农民，在战争岁月从自家田头或赶集路上被一条绳索捆进兵营，根本没有机会告别苦等的父母和年轻的妻子，其中绝大多数还没有长到有女人的年纪。在松山之役，他们或则拼死相搏参加敢死队，腰中缠着长官为此奖励的一把钞票；或则被督战队的枪口顶着加入密集的攀山仰攻，随后被山上坚固工事中喷出的钢铁狂风顷刻间刮走了单薄躯体中叫做生命的那点儿东西，就像一片肉脯。他们的家庭只知道他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人告诉过其中任何一位父母和妻子，他们亲人的生命终结在了何处。父母老死了，妻子改嫁了，他们无一例外成为了再也没人牵挂的孤魂野鬼，永远守在了这片美不胜收的生命绞肉机般的群山上。

山上的松树长得真好，在细雨中苍翠欲滴。那是中日两军将近一万战死者的躯体滋养的。当地没有人在这山上砍树，我在滇西不止一次地听说，在昨天的战场上，被斧头砍倒的树会从截断处流出红色的汁液来。

泥水中，孙敏、杨延康和我依次跪下，每个人对着墓碑深深地叩了三个头。跪下的那一刻，我觉得双膝很沉很沉，不是男儿膝下有黄金的古训，而是自己的肩膀上压着这几千先死者所有逝去和在生亲人的无尽哀思。那一刻，我对着墓碑喃喃低语：他们没有来，他们不知道，他们并不是不想你们。我的父母都曾是抗日军人，虽然与你们不属于同一个党派，不在同一片战场，但是你们的战友。作为抗日军人的儿子，我心甘情愿代替你们所有人的子孙给你们磕头。

也在那一刻，我想起了几年来我们寻访中有幸相识的每一位抗日军人。一直到今天，这些大多没有文化，仍在贫困的山乡中惨淡而黯然地苦度残生的老人们自己都不知道，六十年前，当我们整个民族的躯体行将颓倒之际，是他们共同挺起的那时还年轻的胸膛，让这个在别人眼里不知多窝囊的病夫国家竟然站了起来，最终成为与战后世界最强大先进的胜利者平起平坐的巨头之一，为我们国家赢得了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尊严和机会。

那一天，泪流满面的我从五十年生命中第一次跪祭的泥淖中起身的时候，我知道要动笔写这本书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从这本书中知道这片战场的真实故事；有更多的人能从这本书中看到我们民族的父辈们如何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留给别的男人后代的尊严，才有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新生；有更多的人能从这本书中的那些幸存至今的无一例外瘦削、苍老和油尽灯枯的老人身上，看见我们这个古老而衰弱的民族最坚硬的脊梁。

也在那一天，面对寂寥无人的父辈战场，悲哀的我也下决心讲出这故事中不少先人们懦弱和不光彩的段落，我不会刻意隐瞒它们，哪怕身背骂名。儿不嫌母丑，我们要是祖国的亲儿子，就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把含铅的脂粉抹在娘亲脸上，那疮疤是长在母亲肉上的。耻辱是最好的镜子，今天的我们最好在这个镜子前仔细地凝视片刻，辨认一下，那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吗。

滇西战场，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最光荣的不屈之地。就是这片不算辽阔的战场，我们几个人几年来也只是断续地走访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所讲述的故事只是我们历史之镜中一粒掉落的碎屑，我期望更多的人一起来重新拼完整这整面镜子，让它能真实不走样地映出父亲们的背影，让我们对得起献身的前辈们，在我们的记录中帮助他们完成涅与重生，把在那场民族浩劫中迸发出的伟大的民族人格留给后代子孙，引导今天的我们以父辈们的生命之光照亮永续的远途。

此书问世之日，民族先烈的残墓前若多几缕香烟，我心堪慰。